爱华网高唐一中 作者：刘华路
高唐一中的前身是高唐县中学。1925 年春高唐县济南同乡会动议，1925 年6月推举金石兰筹建，1925 年8月在高唐县书院招收一二两级；1926年8月经教育部备案，这是高唐县的第一所中学。当时将高唐县书院的考棚拆除改建为教室四座、办公室和教员室九间，并购置了理化仪器，1926年8月招收第三级一个班；1927年将一二两级合并，又招收初中四级一个班。
1928年金石兰被反动派枪杀，由山东省教育厅委派李济亭为校长；是年一二两级毕业，又招收初中五级一个班。1930年在高唐县中增设初师一个班。
1931年发生了高唐县中学学生南京请愿事件，高唐中学自建校以来，在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校长金石兰（高唐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金谷兰的胞兄）的领导和共产党员的教师的影响与启迪下，多数学生成为争民主要自由的勇士。因此，高唐县中成为封建势力、土豪劣绅的眼中钉，于是，他们便以暗杀、绑架等土匪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校长和师生。中学的师生没有因校长金石兰被反动派枪杀所吓倒，也没有因继任校长李济亭的父亲被绑架所动摇，而是在斗争中擦亮眼睛，认清了敌我，坚定了立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师生共同谱写出高唐中学反帝反封建的篇章，使高唐县中学在高唐县的革命历史上一路辉煌。
“九·一八”事变再次引发了高唐中学的学潮。日军入侵东北三省的消息传至高唐后，1931年9月25日，由高唐中学发起，联合城内及各区乡的学校，实行全县大罢课，一连四天在城内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同学们手擎红绿旗，肩扛标语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三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对不抵抗主义!”等口号。在游行中，还要求南京政府迅速出兵，收复东北三省。1931年11月中旬，得到消息：济南的省立高中和一师领头组织山东省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欲当面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出兵抗日。高唐县中的学生经过充分酝酿，推选出六级学生郝炳扬、刘岐岭两位同学为代表，赴济参加山东省学生请愿团。经过多方准备，12月初，郝炳扬、刘岐岭身着全省统一的学生服装，肩负高唐县众学子的意志，到济南火车站集中。各地学生代表陆续到达济南火车站之后，各县的学生代表按地区分组，每组选出代表，组成代表团。由代表团选出总负责人。高唐县中毕业后就读于省立高中的张玉泉，被推选为请愿团纠察队负责人。请愿团到达南京之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迟迟没有回音，这便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愤怒，将请愿转化为游行示威；国民政府仍无动于衷，矛盾便再次升级；学生认为外交部办事不利，教育部没有站在学生一边，先后将外交部和教育部捣毁；仍不见政府有出兵抗日之行动，学生又认为不抵抗主义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决定，便对其进行冲击；此时，《中央日报》在对学生行动的评论中有不善之词，故在12月20日拂晓，上万名学生冲进位于秦淮河畔的《中央日报》社。此时，大批军警同时出动，对要求抗日救国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殴打致伤众多，逮捕关押一批。致使一名学生代表溺死于秦淮河，造成惨案。学生抬尸示众，游行示威达到高潮。12月21日凌晨，大批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将所有学生代表的住处封锁包围起来。便衣特务进入学生住室，将全部请愿代表控制起来。天刚破晓，张玉泉、郝炳扬、刘岐岭等山东代表便从梦中被喊醒，在特务的喝令下收拾行囊，并懵懵懂懂地在特务和大批军警的武装夹携押送下，经下关，过长江，在浦口被押上火车。军警特务与学生代表同车北上，当天傍晚把山东请愿团押回了济南。山东的省政府早有准备，将请愿团分别封闭在省立高中和省立一师的校园内，然后分批遣散回原籍。郝炳扬、刘岐岭也于第二天被押送回高唐。
此时（1931年），李济亭辞去校长职务，齊震川继任，1931年冬齊震川离职。1932年春于镇西继任高唐县中校长，1933年1月于镇西离职，由唐同杲接任校长，至1937年高唐县中停办。
1945年9月7日高唐县城解放后，县政府派李思远（1914年9月—1985年2月）在城内文庙创办高唐县完小。聘请朱学温、王成泉、房士亭、杨少亭、李玉如（女）和田曰湖同志到该校任教。
1950年春，在高唐山楂市街西头的北湖南岸的文庙旧址，将县完小改建为高唐县中，当时高唐县中的校园包括东西城门以北至北城墙（含北湖）的区域，面积约七八十亩，共有房舍二百多间，旧文庙大成殿尚在。1958年开始招收高中。
1959年暑假之后学校迁至老县城外的西北，即今高唐一中校址。1962年正式命名为高唐县第一中学。当时由山东省教育厅直接管辖，后由聊城专署代管；1962年由聊城专署直接领导文革开始以后，归高唐县革委、县政府领导，高唐一中是聊城地区的重点中学。
高唐一中1950至1988年部分领导人名单
陈广汉县长兼校长 1950年至1953年
赵宗泉副校长 1950年至1954年
金维城党支部书记 1950年至1952年
杜文英副校长 1952年至1954年
杜文英支部书记兼副校长 1954年至1967年
魏子芳副校长 1954年至1956年
魏子芳校长 1961年至1964年
齐建勋副校长 1964年至1967年
张勇翔革委会主任 1963年至1969年
王守仁革委会主任 1970年至1971年
高开三支部副书记 1991年至1975年
王振安支部副书记 1971年至1972年
李洪敏校长兼支部书记 1976年至1978年
李金商副校长 1978年至1984年
张荣庆校长兼支部书记 1979年至1984年
李金商校长兼支部书记 1985年
王华新副校长 1985年（特级教授、县拔尖人才）
侯守训支部副书记 1985年
以下是高唐二中刘华路老师的有关回忆
高唐一中从解放后开始，1950年春季招生是初中一级，冬季招的是初二级，排到1955 年就是七级……。
我是 1955 年夏天考入高唐一中初中的，那年我十六岁，正好那年高唐一中扩招，过去每年只招一个班，大约五十人左右，那年一下子招了四个班二百六十人，当时我看榜也没有注意名次，能考上就算万幸了，如果不是扩招，我可能考不上，这是个侥幸，能考上初中，对当时的年轻人是决定人生的重要一环。当时的心情，不亚于后来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样高兴。
高唐一中位于高唐县城的中心位置，就是原来的文庙，本来文庙门外有一座鼓楼，解放初期拆了，盖了一个戏园子。
我入学时虽然原来的文庙没有了孔子的塑像，但大殿还在，院内还有许多石碑和残留的围墙等旧物。
当时高唐一中的副校长是魏子方（芳），那时年龄大约六十多岁，文质彬彬的老头，时间不长魏校长就调走了，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很难预料。副校长叫杜文英，那时年龄也就是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满脸通红，一对小眼睛整天睁不开。他是个政治校长，是“老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但权力很大，那时候政治吃香，他一直在高唐一中当权，我大学毕业后他仍然当副校长。后来的校长是谷官屯的金维城，听说是烈士金谷兰的侄子，因为我们这些最底层的学生和校长基本没有接触，所以和校长从来没有说过话。第一任的教导主任好像叫李思远，这个人整天绷着面孔，学生见他都有点害怕。后来来了一个年轻的教导主任，来的时候最多有三十岁，高个，白净面孔，叫薛长业，对学生就不那么冷酷了，主动和学生交谈，一块劳动，一点架子也没有，经常看到一群学生围着他说说笑笑，直到我初中毕业，他仍然留在高唐一中当教导主任。
魏子方(1914—1971)东阿县人。1936年任临清乡农学校校长。1937年参与组织成立东阿县抗日动委会。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至1939年3月代理中共东阿县委书记。1940年2月任中共东阿县委书记。同年3月调中共鲁西区委工作。一度失掉党组织关系。1942年春，经审查恢复组织关系，先后任县抗日高小校长、师范校长，县政府教育科长、办公室副主任、民政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阿县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高唐县中学副校长等职。
后来调来一个叫徐志高的教导员，高个，脸有点黑，此人高昂，热情，敢于讲话，也比较激进，听说后来当了某县的县委书记。
学校管后勤的领导姓郑，我们称他郑主任，是个胖大魁梧的男子，讲话爱带语病。有一次在大会上动员学生自己种菜，他说：这样可以大量的不买菜了”。同宿舍爱挑毛病的任国喜说：“既然不买了，还有什么大量之说？”同室同学大笑。管伙食的老师唐同岑，这人勤勤恳恳，把学生的伙食搞的挺好，那时我们每月伙食费是七元三角，每天吃白面馍馍，虽然不是每顿有菜，大部分中午是有菜吃，个别时候吃咸菜，有时候还能吃上肉。1956 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就坏了，粮食勉强吃饱，肉蛋就见不着了。记得 1957 年国庆节，学校下了很大的决心，让同学们能吃到肉，准备了好长时间总算满足每人半斤红烧肉的要求，同学们几天前就眼巴巴的等着那顿肉解馋，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次肉是最香的了。
学校的工友不多，伙房的炊事员不太熟悉，还有几个印象挺深。吴振佩，一个很帅的青年人，开始负责拉水，我们学校附近没有甜水井，每天要到东门外的甜水井去拉水，吴振佩就负责给食堂拉水，他驾一辆简易马车，上面固定一个汽油桶，一头骡子驾车，每天几趟，风雨无阻。后来学校在后城墙上打出一眼甜水井，安上了水车，用管子直接通到学校的伙房，从此他就改行不拉水，而干些学校的杂务。王子桢，比吴振佩稍大，负责学校的收发报纸和信函，也很精明，挺老于世故，2005年回家，听说他还健在，估计有八十多岁了。
还有一个叫张子鱼的老头，那时他就有六十岁了，大概是老八路，孤寡老人，负责看大门，打钟和传达找人，老头记性很好，那么多学生他基本上都能叫出名字来，就是有点絮叨，有一次去找同学传话：“XX，你姐姐来找你，是个女的！”引起哄堂大笑，语文老师把这句话作为例子讲语赘的毛病。
我们的班主任叫林凡五，地主出身，在北京上过学，不知什么学历，那时能到北京上学的肯定不是穷人，他的腿有点拐，学生背后称他林瘸子，是谷官屯小学教师林霭云的父亲。他教历史和语文，语文水平一般，但历史是他的长项，从来不带备课本，像讲故事一样把历史讲的很生动。这个人人缘关系不错，尽管他出身地主，但他历次运动都顺利过关，我毕业后就不知道他的后果了，估计也很难善终，因为每次运动都要抓百分之五的“坏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有几个能幸免？何况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能脱？教代数的老师是一个姓姜的胶东人，不是文登就是荣成，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引得同学发笑，最典型的是把“结果”念成“结阁”，在纯粹高唐口音的氛围中显得特别新奇。
教自然地理的老师叫李相甫，干瘦的老头，他特别谨慎小心，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讲课完全按书本上的讲，一字不差，他是那时知识分子典型的举止和心 态，好像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教音乐和美术的老师是王惠敏，那时他大概年近七十了，头发和胡子全白，他好像没有什么顾虑，整天笑呵呵，估计运动对他这种年纪的人也无可奈何了。
体育老师唐书熙，高个挺拔，但整天愁容满面，似有心事，估计运动与他有关，因为开学很长时间他才回到学校。
还有一个教我们汉语的老师叫金先桢，黄埔军校毕业，是否国民党不知道，就这一条就要命了，后来肯定要遭许多罪。
教物理的老师是何荣香，年纪不大，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刚刚分来不久就担任我们的物理课，后来他调回老家茌平中学去了。六十年代他去青岛一次，为了在青岛买一个国防牌自行车的大轮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见那时物质贫乏到什么程度了。
有一个叫郭宗润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的课，但他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此人精明能干，一表人才，待人和气，但听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被抓起来了，真假就弄不清了，那时被冤枉的人太多了。
还有李金商老师（后任校长），比较年轻，在我们快毕业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兼教化学，此人热情高涨，有责任心，对同学很好。他后来当过高唐一中的校长。说来也怪，高唐一中的校长多数出于谷官屯，我知道的就有金维城、李金商和王尚仁三位，这说明谷官屯的文化底蕴的确很厚。还有几个教语文的老师，名字分别是王景瑞、司书秀、林萼清和马文瑞，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形象，估计这几个老师早就作古了，因为那时他们都四十多岁，已经又过去五十多年了，不知还有没有长寿者存在。
最后，感谢高唐二中刘华路老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