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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大明故谢迁将军墓志铭》赏析
谢燕颉
（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五松山有一座“将军坟”，高十余米，方圆占地约半亩。墓地两边各有半米见方的石板各一块，一块铭刻有“大明故谢迁将军墓志铭”铭文，另一块则铭刻有“义起高苑，啸聚东山，增福庙里点神兵；般水喋血，淄川城破，嬷嬷幢下埋忠骨。明永历十三年蒋山佣”挽联。
蒋山佣，为顾炎武化名，意在表明自己永远是明朝的臣子。因为蒋山就是南京紫金山，为明太祖朱元璋陵墓所在地。
顾炎武（1613—1682），本名绛，字忠清，南明败亡后，仰慕文天祥学生的王炎午为人而改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学者尊称亭林先生，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人。为诸生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为伤时感事之作，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王炎午（1252—1324），初名应梅，字鼎翁，别号梅边，江西安福舟湖（今洲湖）人。咸淳甲戌（1274），为太学上舍生。临安陷，谒文天祥，竭家产助勤王军饷，文天祥留置幕府，以母病归。文天祥被执，特作《生祭文丞相文》，从赣州至南昌沿途张贴，以励其死。文天祥死后，又撰文以祭，曰：“呜呼！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相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钧。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秉气捐躯，壮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仗深，唯回者天，不负者心……今夕今夕，斗转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入元，杜门却扫，肆力诗文，更其名曰“炎午”，著有《吾汶稿》、《梅边稿》。泰定元年卒，年七十三，葬于洲湖乡汶源村西南处。《南宋书》、《新元史》有传。
谢迁（1598—1649），山东省高苑（今高青）田镇镇谢家仓人，于清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发动和领导反清起义，占领淄川城后，处决了著名大汉奸孙之獬。起义失败后被俘，多尔衮曾亲自劝降，但他就是不从，最后壮烈就义，由顾炎武收葬于淄川五松山嬷嬷崠，并亲自为之撰墓志铭。
这个没有个名目“将军”的头衔，应是顾炎武所送，而不是永历帝朱由榔所封。换取的大意是，举行英勇起义在山东高苑县，啸聚英雄于城南东山村，在文财神增福庙点神兵遣天将；于涌泉寺般水河边喋血战斗，淄川城前攻坚破阵，嬷嬷崠下埋葬壮士忠骨。
东山，为今淄博市淄川区城南镇东山村。般水，般河，今峪头河。增福庙，为祭祀文财神李诡祖的庙宇。李诡祖，民间称为文财神，增福相公，增福财神，福善平施公，淄川五松山人，魏孝文帝时任曲梁（今河北曲周）县令，清廉爱民，去世后立祠祭祀。此后，村民在“增福庙”同时祭祀李诡祖、谢迁。永历十三年，为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
（二）
谢迁所成长的田镇，是战国时为齐国贵族田横家族的封地，及田横死后的安葬地。秦朝末年，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原为齐国贵族的田横与其兄田儋、田荣也起来反秦自立，占据齐地称王，成为争霸群雄之一。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田横不肯称臣，率五百门客逃往海岛。刘邦派人招抚，田横被迫乘船赴洛，却在距洛阳三十里的地方自杀。海岛上的五百部属，闻知田横已死，亦全部自杀。
田横死后，刘邦以王者礼葬之，并派人守墓，守墓人赐予田姓，故有“田镇”之名。田横及其五百将士的英雄豪迈气概，深深地铭刻在谢迁幼小的心灵上，长大后是非分明，行侠倡义；文武兼备、智勇双全。
崇祯元年（1628），谢迁三十岁时就护卫本县新科进士韩源，前往河南郾城上任县令，后又随从到固始、北京。崇祯十一年（1638），主人因得罪皇上而罢官，就护送韩源回到家乡。
韩源，字逢之，号乾宇，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小田村人，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乡试第五名，万历三十七年已酉科（1609）礼记魁，崇祯元年（1628）戊辰进士，授河南郾城令，调固始，擢礼科给事中，崇祯十一年（1638），失上意被罢归。顺治元年（1644）甲申，投清起礼科给事中，升吏部都给事中、太仆寺卿，以管通政使司右通政事致仕。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灭。六月，清顺治在北京登基后，赋闲在家的明太子太保谢升，组织了一班明朝遗老遗少，上书表示愿意归顺，于是顺治下诏，对愿意归顺者以原官录用。
谢升（1672－1645），字伊晋，山东德州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历任北直隶三河县、遵化县、雄县、河南滑县知县，升礼部主事，为太子讲书，历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吏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官至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崇祯十五年（1642），因泄露议和之事，罢官归乡，后在香河知县师敔城与李自成部队对抗时，投清军官复原职，于顺治二年（1645）卒。
这样韩源于顺治元年（1644）就被起用为礼科给事中，接着升吏部都给事中，官至从三品太仆寺卿，以管通政使司右通政事致仕回淄川。韩源成了“贰臣”，正直的谢迁从此就“与主相左，有隙”。清军入关时，颁发“薙发令”，这让谢迁更是不满。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薙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薙发。”
清军强迫汉人和其他民族薙发（剃发）易服，当遭到强烈抵抗后，即采取屠城政策来强行推行薙发易服，以树淫威。所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大同之屠、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国人皆知。
大屠杀，是清军侵吞汉地时所采取民族压迫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五千万，甚至过亿。然而薙发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同种同源的汉族同胞臭名昭著的孙之獬。
（三）
据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载：“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薙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另据《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载：“清初入关，衣冠服饰，一仍明制，前朝降臣，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殿陛之间，分满汉两班，久已相安无事矣。有故山东进士孙之獬者，首剃发改装，以自标异而示亲媚。归入满班，则满以其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为满饰也，亦不容之。獬益羞愤，于是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奏上，九重叹赏，不意降臣中有能作此言者，乃下削发之令。而东南士庶，无不椎心饮泣，挺螳臂以当车。是皆孙之獬一念躁进，酿此奇祸。满汉相怼，永永无已；清廷之失策，亦巳甚矣！顺治丁亥，山东布衣谢迁，起义兵入淄川，之獬合家惨死，闻者快之。”
孙之獬（1591—1647），字龙拂，山东省淄川县（今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大庄村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授翰林院庶吉士，升翰林院检讨，天启七年（1627），充顺天乡试正考宫，崇祯初年，廷臣请毁《三朝要典》，只他独哭争，遂被列入阉党逆案，革职为民。清入关后，他被召入京，授礼部右侍郎，英亲王阿济格定九江后，由副都统佟岱留守，他便自请前往招抚，以兵部尚书衔招抚江西，后因以“久任无功，市恩沽誉”，实因贪腐而被革职为民。谢迁抗清农民武装攻破淄川，与全家七人被杀。
孙之獬中了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迁侍读学士，这正是魏忠贤当权时期。因阉党当时非常吃香，他便自愿成为阉党成员，着实过了一段好日子。崇祯元年（1628），魏忠贤倒台后，崇祯下令毁掉由阉党编写的以排斥、诛杀异己为目的的《三朝要典》。作为魏忠贤铁杆，孙之獬竟抱着《三朝要典》到太庙去痛哭。
《三朝要典》全盘推翻“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结论，得到魏忠贤的肯定：“这本条议一字不差。”孙之獬的行径为士林所不齿，这年八月“削孙之獬籍”，就让他回乡居住。
清军入关以后，孙之獬立即俯首乞降，率先带头与家人奴仆一起，剃了头，留了条辫子，并换上了满装，一心一意地在山东等待着满清主子的到来！
满清刚进北京时，还是允许明朝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服饰，只是满、汉大臣各站一班。然而孙之獬“标异而示亲”，为的是要独得满清主子的欢心。
一日上朝，他“焕然一新”，不但剃了发，留了辫子，还改穿了满族官吏服装，很亲切地走进了满族大臣的行列。满族大臣均自谓高人一等，哪能容忍异类与之同班？于是七嘴八舌，你推我搡，把他逐出班外。
孙之獬自讨没趣，悻悻然走回汉班。但是汉臣更恨他过于逢迎取宠，一个紧挨着一个，丝毫不肯松动，就是不让他重入汉班。
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万状，徘徊于两班之间，象一只失群孤雁。为此，孙之獬上疏顺治，提出应下令让汉人全部薙发留辫。
乡亲谢迁得知后，拍案而起：“如此雍缚的害民祸国之小人，不杀愧对大明祖先列祖列宗。”雍缚，指原有的生活习惯，作风及灵气被束缚，泛指附庸别人的生活习俗、精神灵魂，从而离背了自己固有的优点。雍，通庸，附庸。缚，捆绑。
（四）
多尔衮采纳了孙之獬的提议，于顺治二年（1645）六月间就颁布薙发令：“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出之水火而安全之。各处城堡着遣人持檄招抚，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其为首文武官员即将钱粮丹籍兵马数目、亲赍来京朝见。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宜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届期至京，酌量加恩。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规定：“凡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
顺治二年（1645）六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薙发归顺。”这样清军所到之处，皆以十日为限，“文武军民一律薙发如满族式样，不从者治以军法”。
令出行随，兵勇带着剃头匠挑着担子，巡行在城镇乡村。担子上挂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粉牌，看见一个捉一个，强行剃发，只留一条金钱鼠尾辫。
野蛮的“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叠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举义旗，人人思愤。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顿时血流成河。
剃发，本是流行于满族的习俗，而几千年来，汉人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约束，是不剃发的，“衣冠束发”便成为汉人的外在标志。
剃发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使他们失去了作为汉人的标志，和不做奴隶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于是人们纷起抗争，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
顺治三年（1646）秋，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反清起义。这时孙之獬正巧衣锦还乡，起义军攻入淄川，将其活捉，然后斩首市曹，暴尸通衢。
孙之獬受弹劾而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其实是因为受人钱财卖官。起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抓获，据《淄川县志》说，“皆备极淫惨以毙”。
孙之獬本人，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被押期间，五毒备下。谢迁深恨其无耻，当众宣布其种种罪状，恨声不绝地骂道：“我为汝种发！”带头让起义军和百姓在他头皮上戮满细洞，争相将一根根猪毛插入，说是给他重新“植发”。
最后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把老贼凌迟碎割处死。为了雪恨，起义军将他的四个孙子孙兰兹、孙兰藂、孙兰薮和孙兰蔼被一同绑来，让孙之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孙子们当面受死。但是他就是不求饶，只是不断高声叫骂。
当时孙之獬的直系亲属家有八人死难。其中有大儿子孙珀龄的三个儿子、二儿子孙琰龄的一个儿子，另外还有孙琰龄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被凌辱而死。
顾炎武在得知谢迁处死孙之獬这个消息后，极为开心，特作《淄川行》一首志庆：“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
张伯松，名竦，汉京兆尹张敞的孙子，官京兆史，封淑礼侯。“博学通达，廉俭自守”，当时被称为通儒，却品行却极差，做了王莽的奴才与爪牙。他替刘嘉起草过一篇歌颂王莽的奏章，狂热地吹捧王莽是古往今来的第一大圣人。王莽览奏大喜，褒封刘嘉为率礼侯，张伯松也衩封为淑礼侯，故长安民谣说：“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大纛，古代行军中或重要典礼上的大旗。高牙，牙旗，将军之旗。东国，指齐、鲁、徐、夷等国。元元，指平民老百姓。
《淄川行》的意思是说，象汉朝的张伯松，花言巧语上奏章，高举大纛牙旗前前呼后拥。罢官职丢官印，溜归乡里，东方各国有兵起战鼓蓬蓬。战鼓蓬蓬，军旗啦啦，淄川城下连围三匝。连围三匝，打开城门，取下你一颗头颅，以谢平民百姓。
蒲松龄也作《骂鸭》一文，以讥这个乡亲：“邑西白家庄居民某，盗邻鸭烹之。至夜，觉肤痒。天明视之，茸生鸭毛，触之则痛。大惧，无术可医。夜梦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罚。须得失者骂，毛乃可落。’而邻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尝征于声色。某诡告翁曰：‘鸭乃某甲所盗。彼甚畏骂焉，骂之亦可警将来。’翁笑曰：‘谁有闲气骂恶人。’卒不骂。某益窘，因实告邻翁。翁乃骂，其病良已。异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惧也：一攘而鸭毛生！甚矣，骂音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然为善有术，彼邻翁者，是以骂行其慈者也。’”（见《聊斋志异》）
说的是一个人偷吃了别人的鸭子，身上因而长满鸭毛，且痛痒难当，最后还亏得鸭的主人，出面大骂了一通，那小偷才褪去了鸭毛。
明末大批官员降清，都说是因为清军帮他们打败了李自成，为覆亡的明朝报了仇，所以才降清的。所以做了贰臣之后，心里总还是有些愧疚的，争取尽量少去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只有这个孙之獬，其卑劣行径让天字第一号大汉奸、大卖国贼吴三桂自觉不及，可谓空前绝后。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初五日，吴三桂来到永平西沙河驿，见到从北京逃出的家人，得知父吴襄已为李自成部下劫掠；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大军十万，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二十二日山海关之战，吴军大败。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经书信、使者“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只好亲自迎接多尔衮。为表示归顺清皇朝诚意，竟剃了发，让左右大吃一惊。
据《吴三桂演义》说：“九王（多尔衮）兵到，吴三桂即剃发。时左右皆不知，及见他迎接九王扮这个装束，无不惊骇。”
看来，吴三桂比孙之獬剃发更早，但是这个以卖祖求荣而闻名于史的吴三桂，却曾经当面劝阻过多尔衮薙发令的实施。
据《东华录》载，顺治二年（1645）六月谕礼部：“向来薙发之制所以不即划一，听令自便，盖欲天下大定，始行此制”。
孙之獬在明末党争中，依附阉党，早为士林不齿。至清廷入主，为朝中率先剃发者之一，又于严令薙发之当月，与陈名夏、金之俊等人同时得到“红纱蟒衣一袭”。
但据《清史稿·冯铨传》载，冯铨与孙之獬、李若琳等人“皆先剃发”，而且孙之獬合家“男妇并改满装”，以至引起“诸臣遂谋陷害”。这些消息传至民间，将薙发令的产生就自然归罪于孙之獬。
孙之獬的小人行径的确不假，但是他能毫不掩饰，如明知崇祯已下令销毁《三朝要典》，他竟敢当众痛哭，可算是个“真小人”。
孙之獬的立场，也是非常坚定。曾经有被清军俘获明臣，誓死效忠于崇祯，孙氏嘲笑说：“就崇祯这么个人也值得你去效死？”
他在清廷做官约三年时间，他曾就宦官问题、官员结党问题等事上疏，特别是曾就家乡淄川县减免赋税一事，专门上疏，可算是个敢于直言的。
在对待起义军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入清廷做官前，他就散尽家赀，为镇压起义军出力。
因“五毒备下，缝口支解”，孙之獬“合家惨死”，后有人建议清廷按职给他抚恤，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说他此前就已经被解职，不应给怃恤，最后多尔衮并未批准给他抚恤，他应死不瞑目。
象这样一个毫无顾忌，拚命讨好新主子无耻之徒，最终被冠以“首倡剃发”之名，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五）
明王朝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统治，在闯王李自成的攻击下灭亡了。随即满清的八旗子弟，在吴三桂的带领下大举入关，一举打败李自成，建立了大清王朝，建元顺治。
清军入关，是打着“代明剿贼”、“吊民伐罪”的旗号的。说是来帮助明朝的，只可惜“剿贼”以后，立即取而代之。所标榜的“代明剿贼”，“吊民伐罪”，列不能代表广大贫苦农民的意向。
清军入关后，公开宣布维护当地官绅的既得利益，同时恢复征粮征赋。让新旧官绅有恃无恐地大肆反攻倒算，至使各地武装反抗烽火连天。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超过了崇祯时期。
谢迁带领人民举行反清起义时，把斗争矛头对准与满清勾结的当地地主。首先没收的是崇祯朝首辅张至发等地主豪绅的财产、粮食，并分给当地贫苦农民，从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势力发展很快，因而被清统治者称之为山东“第一巨寇”。
“顺治丁亥，巨贼谢迁啸聚东山。”（见乾隆四十一年《淄川县志》）从丙戍（1646）年尾到丁亥（1647）上半年，谢迁以山寨为据点，不断地攻城略地，劫掠钱财，积蓄力量，大力发展起义军队伍。在几个月时间，谢迁就收编了“东山流冠”数千人。
据乾隆二十四年《高苑县志》武振华传载：“顺治三年冬，土贼谢迁率众围城，振华登禆据守，外援不至，城陷以死。”“高苑民谢迁造反，占据刘家镇”“杀知县武振华。”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起义军攻克高苑县城，处死知县武振华，并将该“县百姓照册点名”。起义军占据了战略要地刘家镇。因为刘家镇为南朝刘宋的临济县城，筑有围墙，是极好的战斗据点，这里又北依黄河、南靠小清河，有天然屏障，起义军亦准备长期固守。
据《清史稿》卷四本纪四载：“庚戌，山东贼谢迁攻陷高苑，总兵官海时行讨平之。”事态如此严重，地方万分惊慌，于是胶州总兵海行时急疏上报，震动清廷，朝廷令海行时率兵攻剿。
另据《顺治实录》载：“（顺治四年十二月）庚辰。山东胶州总兵官海时行疏报：贼首谢迁、结连南山诸贼，攻陷高苑。官兵进巢□刀，擒斩伪军师赵束乡等，诸寨悉平。报闻。”
胶州总兵海行时出兵攻剿，起义军失利，军师赵束乡也被俘遇害，海行时奏报：“官兵进剿，擒斩伪军师赵束乡等。”（见《清史编年》）。
于是谢迁组织突围，沿孝妇河南下，于当年十二月攻陷新城（今桓台）。新城一带，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起义军在劫掠一阵之后，只好继续向南，最后进入了淄川的东部山区，占据了桃花山，成为啸聚山林的流寇。
这里是淄川、益都、临朐三县交界的地方，山高林密，食粮充足，易于啸聚。谢迁与一般的起义军并无二致，皆以攻城略地、劫掠钱财为主旨。
据民国二十四年《青城县志》祥异志载：“顺治四年，高苑贼谢迁据刘家镇（邑之南境），官兵攻之，迁突围走，官兵歼其党。”有注说，谢迁突围而走之后，剩下的义军英勇牺牲，还有本地的居民二十七人被清兵杀害。
顺治四年（1647）四月二十六日，谢迁起义军攻破长山县，“活捉知县周懋臣，随将库载银两席卷而去。”（见《明清档案》）
（六）
谢迁的兵力越来越多，势力亦越聚越强大，不时出山打击官兵。
顺治四年（1647）六月十三日，谢迁率领起义军突抵淄川城下应，准备于次日凌晨破城。
淄川城防坚固。早在明崇祯九年（1636）就已加固为石城。四面有外濠作护城河，易守难攻。于是谢迁派丁可泽带人扮做百姓，混入城中，窥探城中防御情况，并充当内应，伺机行事。
据《淄川县志》兵事载：“顺治四年（1647）六月壬午，高苑贼谢迁，先伏贼城中，夜半垂绳引贼上，城遂溃。迁见城坚，据之，号召东山羽党数千入焉。大兵旋集，凿长濠围之。凡两月，从地道引火轰城；城崩，贼始歼。”
当时清廷惧怕地方上发生武装叛乱，酝酿要收缴地方武装和民间的武器。淄川等地先走一步，已将民间武器先行收缴。这让使谢迁起义军围攻淄川县城之时，淄川守城将士只能用木棍与起义军进行搏斗。
六月十四夜晚，丁可泽乘守城人不备，从城墙上垂下绳索，引导起义军士兵攀上城墙，进入城内，打开城门，起义军一哄而入，很快就攻占了坚固难破的淄川石城。
据清王培荀（淄川人，道光四川荣县知县）《乡园忆旧录》载：“国初，淄本无寇，衅起微渺。一旦城破，杀戮惨不可言。贵家世族男女，殉难者甚众。初，张相国家在西街，临通衢，小户葬事经过者，前期必启阍人为代禀，然后敢出。有丁姓将葬其父，已告于阍，业许之而忘焉。至期，主人偶闻有哀声过门者，问谁何，阍惧获罪，诿为不知。主人怒，立即喝止。丁姓委柩于路而去，暗钩桃花山贼谢迁围城作内应，故张氏一门受祸最酷。孙尚书龙拂亦遇害。家银台公与高念东先生家在围城，幸免。而高氏书册，贼乃藉以登厮。是时，发京师劲旅，大帅为库将军，东抚亦率师至。念东、银台两公，在将军幕佐筹兵事。东抚与两公极力保全，吾邑百姓尚未至歼灭净赖有此耳！以后，各族妇女邀旌表，张、孙两家至今有世职。然而，祸之来也，机微而动巨。古人云：‘勿作太快意事。’所见卓矣！”
张相国就是张至发。当时张至发住在淄城西街，大门靠近交通要道。小户人家出殡要从此经过的，事前必须通过其看门人代为报告，然后才敢出殡。有一户丁姓人家安葬其父，事先报告了张家的守门人，业已允许，门人却忘记上报。日期一到，主人（张至发侄子张泰瑞）偶而听到有悲哀哭声从门口经过，就问是谁，为何事，守门人害怕获罪，推诿不知道。于是主人大怒，立即大声喝止。吓得丁家人扔下棺材，逃跑而去。丁家人心中不服，于是暗中勾结桃花山谢迁，围城作内应，所以张家一家受害最大。
另据高珩（淄川人、清康熙年间刑部左侍郎）《一门三义传》说：“谢迁寇陷淄城，有丁可泽者，实启门应贼。”“旧衔公（张泰瑞），城既陷，或告公寇且甘心者，公不应。往拜家庙，语诸兄弟及家人曰：‘死生命耳！’语未毕，而贼至。执公去，胁之以刃曰：‘能从我乎？’公不少应，詈之，竟死。”
内阁首辅大学士张至发的曾孙张笃庆（蒲松龄好友）所撰《厚斋自著年谱》亦有所载，内容大同小异。
张至发（？—1642），字圣鹄，号宪松，淄川昆仑村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历知玉田、遵化。行取，授礼部主事，改御史”。万历三十九年（1611），任河北省玉田县令，适逢瘟疫流行，自制药饵，散给群众，此后归里，仍时时施药救人。当时，齐、楚、浙三党，争斗方炽。张至发，乃齐党也。曾上疏陈《内降之弊》，语刺首辅叶向高（东林党奉为魁首）。大力诋毁东林党人，自然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赏识。后任河南按察使，还朝后引病归里。天启元年，进大理寺丞。三年，请终养。魏忠贤极力荐之，矫旨令吏部擢用。张至发也许看到阉党日子不长了，托言养亲，并没有出山。正是这步棋，使他在崇祯朝清理阉党时幸免于祸。明崇祯五年，张至发“起顺天府丞，进光禄寺卿”。因其“精核积弊，多所厘正，遂受帝知。八年春，迁刑部右侍郎。”六月，崇祯帝将增置阁臣。因阁臣郑川伟误以章疏中“何况”二字为人名，乃拟旨提问。于是，词臣为帝所轻。崇祯帝以翰林不习世务，思用他官参之，召廷臣数十人，各授一疏，令拟旨。遂擢张至发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与文震孟同入直。
明时入相必翰林，或破格由主事、给谏，从未有自外僚入者。张至发起家县令，后至大拜首辅大臣，为二百年来罕见。越二年（即崇祯十年），“体仁辈尽去，至发遂为首辅。”
张至发在位期间，庸碌无能，毫无建树，且有党同伐异、营私舞弊之嫌，为朝士所不容，也同时被崇祯帝所冷落。崇祯十一年夏，张至发“未尝引疾”，忽得旨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
张至发回乡，皇上并“不遣行人护行，但令乘传，赐道里费六十金、彩币二表里，视首辅去国彝典，仅得半焉。”明崇祯十五年七月，张至发病死于淄川家中。“寿七十岁，卒赠少保，赐祭葬，荫子如制。”赐茔田八百亩。
张家弟四人。张至发，行四。老大张献发、老三张乘发，少亡。老二张中发，字智鹄，号仰松，别号伴鹤，为著名的书法家，“通志、郡志、邑志，载在隐逸。”
张中发三个儿子，次子张泰瑞“字汝符，号辑五，邑庠生。以叔贵，承荫官生。”正是这个张泰瑞，因阻止了丁克泽家正常发丧，导致家破人亡。
破城之后，张泰瑞被义军擒获，被处死，时年四十五岁。当时同处一城的张至发的长子举人张泰来一家，不仅没有受到起义军的伤害，而且还收留过张泰瑞的妻子谭氏和次子儿媳高氏，在其家避过难，可是她们“既至，旋还己舍。”谭氏认为，“彼皆峻宇高栋，急不可环以死；即死，非我家，何以见我夫地下乎？”
当时有人劝告张泰瑞，向丁可泽赔罪认错，换取丁氏的谅解，保全全家性命。可是张泰瑞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却决不前往拜访丁可泽，而是进了张氏宗庙拜见列祖列宗，以示绝死之心。他对自己的兄弟们说：“这是我结束生命的时候了！”话音未落，丁可泽与起义军士兵蜂拥而来，把他捆绑到起义军衙门，用刀刃顶着他的两肋厉声质问道：“顺从我们就能活，不然就杀死你！”而张泰瑞面不改色，一口回绝，大声回答：“死就死，难道还与你们一起为贼做乱吗？”高声痛骂丁可泽及起义军不止，终社杀害了，时年四十五岁。
据《淄川县志》载：“张泰瑞，字汝符，诸生，以叔相国至发荫。善翰墨，尚气节。”顺治元年他曾以侃侃数言，使张至发的长子张泰来脱离被人诬陷的困境，而被世人称颂。
听到丈夫被害的消息，他的妻子谭氏昏厥过去，连续三天水米未进。她编织了一条长带子，放置在自己衣袖中，对家人说：“我如果遇到不测之事，就用这条带子结束生命。”二儿媳高氏，此时刚刚结婚不过十八天，谭氏指着她说：“我生了四个儿子，他们虽然年幼，但我并不留恋他们。我现在强忍活在世上，不跟从你公公一起去死，只是因为你呀。你拖累了我，你拖累了我！”高氏理解婆母谭氏的心思，于是日夜跟随婆母，不离半步。婆母哭泣，她哭泣，婆母吃饭，她才吃饭，如此持续了二十多天。
张泰来既敬重又可怜谭氏，于是派人请谭氏来自己家中共同生活，谭氏接受张泰来的好意，来此居住。但是，不久就说：“这里都是高楼大厦，有急事时不能快速上吊。再说，这里也不是我的家，在这里自杀恐怕违背了我丈夫的意愿。”于是辞别张泰来，回到自己家中，谁也劝不了她。
谭氏家有一座小院子，人迹罕至，十分僻静。她派人打扫干净，家里人都不明白她的用意。七月十一日早晨，围城的清兵掘长壕进逼到淄川城墙，用火药炸开城墙，攻入淄城。
当时谭氏听到火药轰鸣，响如雷霆，几乎惊倒在地。有人向谭氏报告说，这是官兵用火药炸开城墙的声音。谭氏愁容一扫，露出笑容，对家人说：“天兵天将终于杀进城了！”
这时院外人声嘈杂、战马嘶鸣，乱作一团。有人被杀被抢，惨叫声不绝于耳。谭氏从容对高氏说：“是死的时候了。我假若被俘遭辱，哪有脸面到阴间去见你的公公！”于是，喝令高氏躲避，不要跟在自己身边。高氏根本不听婆母的话，跟随谭氏一起来到事先打扫干净的小院。谭氏关闭院门，插上门栓，拿出藏在衣袖中的带子，上吊自杀，高氏也在谭氏身旁上吊自杀。
不一会，有清兵从院墙外看到有人上吊，便飞刀砍断带子，但是谭高二人已经救不活了。清兵围站在二人身边，赞扬二人是烈女节妇，相互告诫，不要进屋骚扰这家人。
谭氏，是淄川人、安庆府通判谭诚言的女儿。公婆早逝，谭氏“以嫂氏而兼母道”，细心抚育幼小的小姑，实在难得。高氏，淄川人，明朝浙江巡抚高举的孙女，光禄寺署丞高所翔的女儿。
谢迁占领淄川之后，出任山东巡抚的张儒修，曾于顺治四年二月（1647）率兵来到了淄川外围观望了一番。当时，闲居在家的淄川名士高珩、王樛等人曾进巡抚辕门建言过，但张儒修看到淄川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没敢贸然出击，悄悄地撤兵西去了。
据《顺治实录》载：“（顺治四年丙辰）山东巡抚张儒秀奏报：土贼丁可泽，勾引叛贼谢迁等，陷淄川县。原任招抚江西兵部尚书革职孙之獬，被贼支解死，其孙兰滋等男妇九人，同时遇害。又生员韩茂椿妻贾氏、韩至临妻孙氏，俱不辱死，请敕部旌表章下所司。”
等到七月初，清廷派遣库将军（库礼尚，待考）率重兵包围了淄川城，其中包括有张儒修的部队。
（六）
谢迁进攻淄川，城溃之后，知县刘修已、典使曹林风等不作抵抗，趁乱逃跑；仅有的少数守城人员也被杀。
谢迁攻陷淄川之后，陷于城中的淄川名士高珩、王樛家族，均没有受到起义军的伤害，说明谢迁起义军是非分明，纪律严明。
“号召东山党羽数千入焉。”谢迁占据淄城后，“称号置官属”。《蒲松龄年谱》说，即组编隊伍，封官称号，但他并没有在城防上采取得力措施。
入城之后，即将官绅、富户等有钱的家人拘押禁闭，“驱区至县衙，见其渠魁”，令其親朋重金赎之。这样作法与李自成的“追脏助饷”没有什么两样。
谢迁旧主韩源家也不例外。据《淄川县志》及韩氏族谱载，确有韩源的家人被义兵打，死于非命，后还被清廷追旌“烈女”，立牌坊，载县志。
后起义军声势浩大，连清胶州总兵海行时也于顺治五年（1648）十月向谢迁投降，参加起义军。接着起义军由淄川南下，占领莱、沂，攻克宿迁，震动了江淮地区。
谢迁从此以攻城略地为主要手段，而且屡屡得手。盖因清初北方县城防御力量很薄弱，清兵的主要力量被用来对付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及南明的军事力量上，即便某地有民反陷城之事，一时亦难调集兵力剿灭。
直到清直隶、山东、河南总督马光辉率兵围剿后，起义军才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起义军据守淄川县城达仅两月之久，后来是被清军挖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而失守的。
据乾隆四十一年《淄川县志》载：“凡两月，从地道引火轰城，城崩，贼始歼”。即敌我双方相持过程中，清兵在城外挖地道，填炸药於城墙下，通过爆破才将城墙炸崩。当然这“凡两月”是指从六月中到七月间，据《淄川韩氏世谱》、《淄川张氏族谱》、《高氏族谱》、还有《淄川县志》等古志谱及（路大荒《蒲松龄年谱》皆记有谢迁“六月十四入淄川据之，称号置官属，至七月十一日兵败。”）实际看来清兵从围城到城崩不足月余而已。
谢迁率领起义军据守淄川县城达两月之久，后来被清军挖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才失守的。“大兵旋集，凿长濠围之”。
淄川城西有孝水，南有般河，东、北、西面早有城濠护城，清兵只要从般河的窑头村处决口放水，谢迁在城内即成翁中之鳖矣！幸有淄城之坚，清兵亦难于一时攻破，遂成相峙局面，但此时谢迁也只有困守而已。
据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一《清兵屠淄》载：“明季吾淄修城，张圣鹄相国独当一面。国初定鼎，山贼谢迁据之，官兵围城，列炮轰击。”“官兵围城，列炮轰击，西街王氏楼中，忽一人头自窗飞入，盖炮击城上人也。血流井中，至不可饮。”
谢迁被擒后，遭到严刑拷打，软硬兼施逼降，但是他宁死不肯屈之，让爱才的多尔衮闻听到此人智勇双全，也亲自劝降，但谢迁说：“子民只为自由生活，江山易主非我百姓阻扰，但绝不雍缚异族之习惯，如今逼我汉人子民弃祖万万不能，更勿想吾人替清朝卖命。”
多尔衮虽然无奈，但仍不愿杀之，只好交付地方关押，直到顺治六年（1649）秋，谢迁才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