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孙绍振解读杨振宁的《邓稼先》
这是一篇写人物的文章，但一开头却并没有写这个人物，而是铺开了一幅祖国百年的历史年表。对于写人物来说，这样做是很冒险的。一来因为年表缺乏感性，二来照顾的面很广泛，容易变成罗列现象。但是作者匠心独运，精心设计了一个对比结构，前面是列强侵略，中国丧权辱国的系列时间，后面是中国成功制造原子弹、氢弹，达到国防自卫武器世界先进水平的记录。二者的对比如此强烈。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震撼力。这种震撼力，虽然不是感性的，但是智性的冲击力一样可以撼动读者的心灵。
其次，作者把人物放在祖国百年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就把人物提高到了历史的高度，这使文章有了一种宏大的气魄。
此外，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作者和邓稼先虽然是中学和大学的同学，但由于长期阻隔，作者不可能写他的一切。对于邓稼先最具历史意义的工作的许多具体情况和细节，直接的经验材料有限，能够写到文章中去的，只是两三个片断。这给作者带来很大的难度。为了克服这个矛盾，作者首先采取了一个办法，和前述历史背景相应，作者把人物和另一历史人物、科学大师相比。此人就是举世闻名的领导美国制造原子弹的奥本海默。但是，比较的重点，并不是两个人的相同之处。相同之处，不过是一个逻辑的过渡，作者的用心恰恰在相异之点：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文章的主旨是写人物，人物要感人，不能光凭理性，光靠历史人物的共性，要靠感性，靠人物的个性。作者用相当精炼的笔墨先写物理学大师锋芒毕露的个性。本来，写奥本海默的个性，在这篇文章中是一个陪衬，篇幅的限制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作者特别点出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不能用过多的篇幅来表现他的个性。作者只选择了，或者说提炼了一个具体的、可感的细节：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他打断人家的发言，拿着粉笔上台，讲述自己的观点。从社交礼仪角度来说，这是很无礼的，但正是在这种“无礼”中，世界级大科学家对科学的执著和个性化的凌厉锋芒跃然纸上。所有这一切是为了衬托邓稼先“忠厚平实"、“诚真坦白”、“从不骄人”、“没有小心眼”、“最具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用心良苦。邓稼先的工作是极端保密的，就是相见了，也不能询问打听，所以作者除了用他熟悉的奥本海默来对比以外，还要用具体的材料来证明。首先用他的工作成果来推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各阶层许许多多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其次作者选用了邓稼先成功说服两派的“奇迹"这一事例。最后作者进行评述：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
这个议论十分精彩，又十分警策。既没有为了强调邓稼先的优秀品质，而简单地贬低奥本海默，又恰如其分地突出了邓稼先的品格。在国际学术界，奥本海默的地位高于邓稼先，只要把邓稼先放在和奥本海默同等的地位上，就是对邓稼先的推崇了。
文章写到这里；差不多已经花去了一半的篇幅，还没有一点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缺乏直接经验的事件，是文章的一大弱点。作者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只是用得很慎重。下面这一节“民族感情?友情?”就是作者唯一有亲身体验的事件——谣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成功，有一个外国人(寒春)参与。作者向邓稼先征询，邓的回答是：
他觉得没有，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回答我。
这本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中国人在这个领域里登上了科学技术的高峰，西方就传言说，和西方人的参与分不开。如果是一个文学家，至少脸上是要有表情的，但是，邓稼先的回答，却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连一点感情都没有流露。这并不是邓稼先没有感情，他的感情不过是没有直接流露在脸面上，而是在他的行动中。虽然作者问过之后就和他分手了，但后来收到一封信：
(信)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小“ 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样重要的信息，口气这样平静，语言这样朴素，好像有点轻描淡写，仍然没有直接的感情流露。这样写的好处是：第一，充分表现了一个科学家的理性；第二，表现了科学家的严谨：并不是绝对没有外国人，苏联人是给过援助的；第三，但是，在时间上有限定——早期；第四在量上有限定——“极小”；第五，这种“援助”是加上了引号的。这就是说名义上是援助，实质上是很成问题的。这样的语言风格，和作者前面描述的邓稼先的一系列特点(忠厚平实、从不骄人、农民的朴实气质)遥相呼应。
邓稼先的语言，理性含量是很深的，情感含量也是有的，但情感的含量是潜在的。作者对邓稼先这种沉潜的性格，无疑非常赞赏。但作者的个性似乎和邓稼先有些不同。从哪里看出来呢？从文字上。得到这个简短的信息以后，禁不住“感情震荡”起来，他竟然：
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
同样是科学家，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和邓稼先的不同，他是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人，而且还比较喜欢抒情：
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从这里不难看出，作者不但是富于情感的人，而且是个会抒情的人。感情的深沉恰恰在于和理性的不同。理性，用语言说不清楚就谈不上理性，而感情越是说不清楚，就越是强烈。
作者在行文过程中，常常流露出一种抒情的冲动。他在写作本文时，显然面临着一种矛盾，就是他对邓的情感相当强烈，而他所掌握的直接经验却比较有限。同时他又显然在努力把读者带进邓的精神境界。这时，作者的想象力帮了大忙：
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值得注意的是“心情”两个字，他所关注的是邓的内在情怀。邓的功绩已经人所共知，而邓的精神，尤其是他的情感，却不免为世人忽略。对“心情”的强调，令我们想到张洁《拣麦穗》开头那一段，几次三番地提起当姑娘拣拾麦穗时的“幻想”，而出嫁以后，却失去了那些“幻想”，使得当时那些绣啊缝的，失去了情感的价值。而这里，强调邓的“心情”，恰恰是突出了情感的价值，从理论上来说，也就是审美价值。“下面的文字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了重要性：
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这里关键的语言无疑是“颤抖”。在这样的动作背后，有多么深沉的情感啊。
写到这里，本可以大笔浓墨地抒情一番，歌颂一番，但是，作者笔锋一转，提出有一首歌可以作为摄制影片的背景音乐。这是一首古老的歌，五四时代的歌。为什么是五四时代的歌呢?这就是本文的命意所在了。因为原子弹的成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要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如果说这一点在这里还是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到了文章的最后就由作者在邓稼先逝世以后给邓夫人的唁电中直接提出了：
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的永恒才是有价值的。
这一段文字很有作者的特点：一方面，历史的评价无疑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在把邓放在民族历史的背景上加以表现的时候，却又不由自主地以一种抒情的语言来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