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发展史系列文章之一 中国汉字的发展史

很少在博客里放正规的论文。该文是正在书写的汉字字体设计书籍中的一节,发表于《ART ENGINEERINGRESEARCH》。

汉字字体设计的问题在介入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无知和知识的匮乏,慌乱之下也只能靠时间积累不断填补。

Two ways to simplify Chinese Charactersand the Controversy

中国汉字简化的两种方式及其引起的争议

李海平

Keyword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Structuralsimplification of characters, New character forms, Simple folkcharacters, The new characters movement of Latinization,Traditional characters

Abstract.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including Structural simplification of characters and Adoption ofnew character forms, has ma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nt and formof Chinese characters go through one after another huge challenge.So far both the Latin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ditional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re still the topics ofdebate.

关键词:汉字简化、字体笔画减省、字形变革、简俗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繁体字

中文摘要:中国汉字的简化包括字体笔画的减省和字形变革两种方式,它使中国汉字的字体字形及发展命运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巨大的挑战,至今其引起的汉字拉丁化之争、汉字繁简之争依然是各方专家论战的话题。

引言

中国文字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汉字的简化,它使汉字中国汉字的字体字形及发展命运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巨大的挑战。

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汉字简化有两种典型的方式:一种是字体笔画的减省;一种是字形变革。其中汉字拉丁化运动引起的拼音化之争及新中国汉字简化表引起的繁简之争如今依然是各方专家论战的话题。

一、 字体笔画的减省

字体笔画的减省是中国汉字简化最常用的方式,它包括书体变化中的进化性笔画减省、书法家展现个人风格的个性笔画减省、历代刻本的方便化笔画减省及《第一二套汉字简化表》的规范化笔画减省。

1、书法中的笔画减省

书法中的笔画减省有两种情况:一是汉字书体变化带来的笔画减省。二是书法家在书写过程中带有个人主观意识的笔画减省。

中国历代书体的变化直接带来汉字的笔画减省。中国文字发展“由商周古文字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正书,新文字总就是旧文字的简俗字。”[1]小篆是把原来的大篆加以删改简化,同时减少大篆的图画性,改变笔形而成的。小篆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结构改变很大,笔画匀称流利,从参差错落变成整齐划一的文字。隶书被公认是小篆的一种简写方式。隶书化圆为直,变长为方、“继则减省笔画而增加波磔,去篆愈远,遂判为二体。”[2]隶书实现了汉字的笔画化,同时古隶基本上摆脱了汉字的象形成法,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符号化,正如鲁迅《门外文谈》里形容的“不象形的象形字”。可以认为隶书就是小篆的一种简体字。草书是隶书快捷书写,庾肩吾《书品》里提到:“草书起于汉时,解散隶法,用以赴急。”张怀瓘《书断》认为章草:“解散隶体……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则,纵任奔逸,赴速急就。”章草在字体简化上走得更远,仅存汉字的梗概,完全破坏了隶书的结构规则,以致到后来几乎达到了不可以辨认的地步。可见,历代书体的形成与笔画减省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对于书法家而言,有些汉字的笔画减省,某种程度上变成他们个人风格的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简写方式也常被不同时代的书家借鉴应用。比如“万”字最初“简化得最厉害的是一种吉语玺,‘千万’‘万千’,其‘万’字的写法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究其初,大概是为便于玺印的布局。”后来这字形逐渐被各朝各代书法家所接受,“汉魏以及南北朝的碑文里已常用‘万’字。做了万岁爷的李世民撰写晋祠铭,也写‘万’不写‘萭’。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万’与‘萭’并见。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的手迹‘乍寒万万重’,‘万’写的也是简体字。”[3] “万”字的简写因此流行于全社会。

2、刻书中的笔画减省

刻书中出现笔画减省的简体字,从南宋就开始,现在通行的简化字‘虫’、‘蚕’、‘献’、‘辞’、‘趋’、‘齐’、‘宝’等字在宋即已见于坊本。“罗振玉先生在日本应用的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雕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过狮子林及树人国”一章里:“有一个‘驴’儿吊在‘厅’前,及到山西王长者儿‘处’。”这里的驴、厅、处三字都是如同当代的简体。”[4]但是这种简体字并没有广泛流行。

至元代,刻书用笔画减省的简体字就比较常见了。从传本中来看,以官、私、坊刻而论,官刻本及家刻本比较严肃,简体字较少,坊肆刻书上简体字较多。以内容类别来说,经、史、文集用简体字也较少,小说类书较多。小说书多数为坊肆刻本,为求速成以获得更高的利润,经常力求简易而多采用简体字,遂成一种风气。另外一个原因是“元朝早在定鼎之前就创造了蒙古新字,并明文规定以这种字为通用国字,所以对汉字和传刻的要求就不那么注意,也没那么严格。”“平时一些常用的简体字或俗体字也用上了。”“这种现象在元朝以前的宋版书,以及元朝以后的明、清版书中,都是比较少见的。”[5]

元朝中叶以后,坊间刻本笔画减省的简体字更为普遍。比如“無”作“无”、“雙”作“双”、“氣”作“气”。建本的《乐府新编阳春白雪》、虞氏务本堂刻《全相平话五种》,简体字更多,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很多简体字,元代刻本已经流行了。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出版刻本简俗字合集《宋元以来俗字谱》,收集了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化字6240个,可见简化字在历代刻本中的广泛应用。

3、新中国的两次简化

建国后实行了两次汉字简化,是一种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字体笔画减省运动:一次是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一次是1977年的二次简化字改革。

建国后的汉字简化运动是民国时期的一种延续。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但是字表推行不久,即遭到不少保守人士的反对,于是第二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即正式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第一次简化字运动夭折。

建国后第一次文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最终通过。1950年7月吴玉章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隔断历史”。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拟出《第一批简化字表》,收字555个。1952年2月中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3月设立汉字整理组,拟定《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收字700个。1953年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收字338个。1954年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收字1634个。1956年1月30日《汉字简化方案》最终在国务院第23次会议上通过,31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2月1日开始在全国推行,1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各级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汉字简化方案》含三部分:798个汉字简化表草案;拟废除的400个异体字表草案;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草案。在此后的1964年,《汉字简化方案》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调整,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集大成者《简化字总表》推出,成为今天大陆用字的标准。第一次简化字运动的效果是明显的:简化了2235个汉字;消除了不少异体字;在扫盲中表现良好。

建国后第二次文字简化方案始于1972年7月。1972年3月中国科学院设立文字改革办公室,文字改革工作开始恢复。7月,文字改革办公室开始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1975年,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77年拟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收字853个。同年12月《人民日报》开始试用草案修订稿中的简化字。1978年,教育部通知全国统编教材一律试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正式推行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但是第二次简化字改革方案公布以后是一片反对之声,这个方案走得更远,进一步贯彻了同音替代的原则,或者笔画极端减省,造成传统的规范失效,错字、别字的存在合法化,完全超出了汉语的承受程度,实施两年后便不得不停止,1978年8月,全国报刊都停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但这个方案仍坚持了近10年,直到1986年6月24日国务院明确指出“1977年12月20日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自本通知下达日起停止使用。”才正式废止。

笔画减省的简化方式虽然使汉字的字体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没有改变汉字的方块特征,汉字依然保留着表意的特性,是一种有限度的简化方式。

二、字形变革

汉字字形变革简化方式发生于民国初期,以二十世纪初汉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为代表。建国后的《汉语拼音方案》也经常被视为这场运动的延续。中国汉字字形变革走的是汉语拼音化道路,直接触及了汉字的生死存亡。

1、二十世纪初的汉字拉丁化运动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瞿秋白在苏联创制的。瞿秋白指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6]。1929年和1930年瞿秋白分别发表了《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和《中国拉丁化字母》。鲁迅也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7]。苏联对这种倾向给予的支持,1930年,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文拉丁化委员会以瞿秋白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修订了中文拉丁化方案,并据此确定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一些基本原则。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也随即召开,会上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其核心就是为了汉语拼音化。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传入国内后,1935年12月,蔡元培、郭沫若等688位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积极拥护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书《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成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宣言书。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纷纷成立新文字研究会,并以拉丁化新文字出版书籍、杂志、报纸。这种拉丁化新文字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历时30年。

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开始的《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于1958年公布。“拉丁化新文字与日后的汉语拼音方案有着更直接的联系”[8]。《汉语拼音方案》经常被认为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种延续。

五十年代中国提出了文字改革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汉语拼音方案。1956至1958年国务院修改通过了由林伯渠、吴玉章在海参崴(1931年)草创,瞿秋白在上海制定(1933年)的《汉语拼音方案》。当时的意见是先用它来注音、帮助识字、一旦时机成熟,废除汉字,取而代之,核心就是让汉字汉语拼音化。1957年反右斗争中,所有持异议者被打成右派,降职降薪,劳教劳改。1984年9月国家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语用所。并为自己提出了六项任务。其中第二条就是“研究解决《汉语拼音方案》在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研究实验汉语拼音文字”。实际上,从1958年到2000年这40多年里,各个方面都是按自己的理解来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个把它当作注音工具,一个把它当作新的文字。尽管早在1958年,公布拼音方案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强调:“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公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才尘埃落定。《国家语言文字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第十八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从立法上否定了汉语拼音作为一种文字的可能性。

字形变革的简化方式是一种彻底的、颠覆式的文字改革,完全抛弃汉字的一切特征,取消使用汉字的极端做法。

三、汉字简化之争

汉字简化之争起源于民国初,主要集中于汉字拉丁化运动引起的拼音化之争及新中国汉字简化表引起的繁简之争。

对于简化字,在过去的读书人眼里,它是略字、俗字,只是比正字低一等的字而已。早在唐就有整理异体字的“正字学”及录有民间俗字的著作《颜氏字样》、《干禄字书》及纯粹从经学立场规范字形的著作《五经文字》、《九经文字》诞生。简化字也在历代被广泛应用。文人常在个人笔记和来往书写中使用简化字,学者黄宗羲“声称自己为了省时,平生喜欢用简体字著书,写信时,那就更不用说了。”[9]简化字在古代并没有引起激烈讨论。

对于汉字注音可以追溯到东汉,至明代有西方传教士的参与。东汉,我们祖先先后发明了直音与反切等为汉字注音的方法。明末起,出现西方传教士开始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其中有1605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西字奇迹》中4篇汉字文字加了拉丁字母注音、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用拉丁字母注音的书集《西儒耳目资》、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用自己设计的“威妥玛式”拼写方法出版了《语言自迩集》。清末中国也开始自己的拼音方案尝试。1892年卢戆章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开始,延续了近20年,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议定了注音字母,并通过了《国音推行方法七条》。1926年印发《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开展国语罗马字运动。但是这些汉字注音仅是作为一种学习汉字的辅助手段,注音方式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

真正引起广泛争论的是汉字拉丁化运动的汉字拼音化及新中国汉字简化表的发布带来的汉字繁简争议。对于汉字拼音化,在特殊的国情下它曾是一个政治性问题,陈梦家等一批专家被打成右派,含冤去世,唐兰等著名文字学家则一直受到批判,郁郁而终。但是随着2000年公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立法上否定了汉语拼音作为一种文字的可能性后,汉字简化争论的焦点就更多集中在汉字繁简上。大部分赞成派认为使用简体字是中国文字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现在所谓的繁体字即楷书,实际上是一定历史时期推行的汉字形体,是它的前身甲、金、篆、隶字形不断简化的结果。繁体字相对于它的前身,也可以说事简体字.”、“由个人自发地使用简体字,进而提倡全社会都来使用简体字,这是一个飞跃”[10]而语言学家潘文国却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在一个题为《繁体简体,一国两制?》[11]的访谈中表示:“简化字被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临时性的过渡。由于文字改革完全割断历史,因此方案也就主要着重于现代,特别是一般民众的运用,很少考虑一些汉字在古代、在别的场合一些特殊用法。结果是造成了许多错误。”潘先生真正反对的是汉语拼音化。有些反对的声音却是非常激烈的。彭小明先生在其文章《汉字命运忧思录》中明确提出“汉字简化是历史性的大错”、“简化字无助于扫盲”、“汉字简化无助于电脑化”[12]

目前台湾地区依然使用繁体字,然而香港和澳门回归后逐步取消了使用繁体字,汉字的繁简之争将超越文字学或是艺术学层面,并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唐兰. 中国文字学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6 p158

[2] 丁文隽. 书法精论 [M]. 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3.6 P17

[3] 陈炜湛. 汉字古今谈 [M]. 语文出版社, 1988.8 P12

[4] 魏隐儒. 中国古籍印刷史 [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8.5p92

[5]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 历代刻书概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1991.9 p243

[6] 瞿秋白文集. 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8.8 p690

[7] 鲁迅全集. 六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P160

[8] 潘文国. 危机下的中文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1P56

[9] 阿辻哲次著.高文汉译. 图说汉字的历史 [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7 P143

[10] 邓远汉. 汉字改革的方针必须坚持——驳繁体字优越论 [J]. 长江学术., 2009.9P12-13

[11] 潘文国. 繁体简体,一国两制?[J]. 艺术世界. 2010,1、2月合刊(上),238 期

[12] 彭小明. 汉字命运忧思录 [C]. 汉语的危机.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8P20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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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ng WenJuan. Calligraphy [M].Beijing: Beijing Chinabookstore, 1983.6 P17

[3] Chen HuiZha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M].Chinese press, 1988.8 P12

[4]Wei YinRu.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Printing [M].Beijing: Printing industry press, 1988.5 p92

[5] Printing Compilation of Shanghai New Fourth Army HistoricalResearch: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Engraving Books. Beijing:Printing industry press, 1991.9 p243

[6] Qu QiuBai Corpus. The second volume. Beijing: People'spress, 1988.8 p690

[7] Lu Xun's Works. The six volum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press, 2005.11 P160

[8] Pan WenGuo. Chinese Under the Crisis [M]Shenyang: Liaoningpeople's press, 2008.1 P56

[9]Atsuji Tetsuji. Translated by GaoWenHan. The History ofChinese Characters [M].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ress, 2005.7P143

汉字发展史系列文章之一 中国汉字的发展史

[10]Deng YuanHan. Chinese Characters Reform Policies must adhereto--- against the superiority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s [J].The Yangtze Academic. 2009.9 P12-13

[11]Pan WenGuo. Traditional or simplified, one country, twosystems? [J]. Art World. 2010, Jan./Feb. Combined Issue, 238Issue

[12] Peng XiaoMing. The Fate of Chinese Characters [C].TheCrisi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ress,2005.8 P20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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