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化背景下翻译的异化
摘要：本文着重就翻译中的异化进行理论探讨，首先梳理了中西翻译史上有关异化的概念与分歧，论证了全球化和跨文化背景下异化翻译在处理文化差异时能忠实于原作、保留异域情趣、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等优势，指出异化必将成为当代翻译的必然选择，最后就具体翻译中译者对“异化尺度”的把握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翻译；文化；异化；异化尺度
Alienation in Transla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globalization
Abstract: The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lienation intranslation. It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the definition andcontroversy about alienation, argues that alienation in translationhas a number of advantages over the domesticized one in that it ismor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work, retains more of its exoticcolor and provides more satisfaction to the readers’ expectation,especial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globalization. Finally thepaper discusses about the principles a translator should observe inhandling alienation in transl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culture, alienation, degree ofalienation
0 引言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日趋受到重视，“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1] 归化和异化作为处理文化差异的两个重要原则和方法，再次成为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归化是指在翻译方法上恪守本族语表达方式，译文以译语、译语文化或者译语读者为归宿，它在处理文化差异时运用具有译语文化色彩的词语和表达方法来翻译源语语词和表达方法，比较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容易被读者接受，便于沟通；与归化相反，异化则指在翻译方法上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译文以源语、源语文化或者原文作者为归宿，由于异化采用源语的表达方式，有时会造成译文的晦涩难懂，从而影响读者的接受，因此尽管异化和归化的争论在中外译界由来已久，然而“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似乎占了上风”。[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兴起，翻译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翻译的异化。随着各文化之间渗透融合趋势的日趋强烈，异化的需求空前扩大，归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但不能起到跨文化交际的功能，反而会导致对文化的阻隔。因此重新理解异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如同归化需要“度”一样，异化也同样需要“度”，需要一些必要的制约条件，因此重新梳理翻译史上有关异化的概念与分歧，论证异化翻译的必要性，同时着重探讨异化翻译中“度”的把握，不但有助于我们对异化的重新认识，而且也对翻译理论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异化：概念与歧义
尽管归化的翻译一直占据着翻译理论的主流，然而在西方翻译史上，对异化的讨论和关注也由来已久。古埃及翻译理论家犹达欧斯最早提出异化的翻译原则，他认为译者的责任是在词序和语词方面做到字字对译，不需要考虑因为译文语言中的特殊形式和表达习惯而做改变。[3] 17世纪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于埃则突破了犹达欧斯的“逐字死译”，对异化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认为，翻译只有在语言上准确地模仿了原作，才有可能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思，译者无权任意选用或者更改词序，优秀译者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读者看到原作者本来的面目，而不是译者认为他应当具有的面目。[3] 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陌生化”的翻译原则，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抛弃译入语的一般表达方式，培养读者对于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这里的“陌生化”实际上就是翻译的异化。[3] 有关异化的这些论述不但确定了异化的基本范畴、原则和方法，同时它也在翻译实践中创造了不少杰出的翻译经典。
80年代以来，纽马克、伯曼等人有关异化的探讨开始突破语言层面，进入文化层面，从而形成了当代翻译史上的一场异化运动。纽马克(Peter Newmark)在语义交际翻译理论中强调异化翻译的积极性，他甚至认为为了忠实于原文作者要逐字翻译。伯曼(Antoine Berman )提倡译文要尽量保持原作的外来特性和异域风格，翻译追求的目标就是“保持他性”。利文斯(Philip Lewis)认为归化翻译掩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一种霸权行为，是一种愚弄译文读者的种族中心主义策略，为了让读者接受异国文化以达到交流的目的，他甚至主张一种抗拒式的异化翻译。
在这场异化翻译运动中其代表人物维尼蒂(Lawrence Venuti) 提出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即“反翻译”理论。维尼蒂认为“（异化）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和实践，以抵御译语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从而突出文本在语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差异。”[4] 首先他认为译文通顺的归化策略强化了译语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趋势，因此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特点，突出译文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性；其次他提出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异国文化，译者应该相信读者的智力和想象力能够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第三他认为翻译肩负着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媒介作用，在译语中移植进源语文化将会丰富译语文化和译语的语言表达形式，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文化就不能算作是“忠实于原作”。维尼蒂从归化的弊端、翻译的文化融合使命以及丰富发展译文语言等角度，阐释了异化作为一种翻译方法所具有的积极影响。[4]
在中国翻译史上对异化的讨论也由来已久，从佛经翻译开始就一直存在着“质”和“文”两种翻译方法，“质”就是异化，“文”就是归化。译经大师们一般都遵从“直译”（异化）的翻译方法，比如道安在翻译佛经时坚决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的翻译方法，初唐玄奘也提倡“新译”，反对鸠摩罗什倡导的“意译”。在20世纪初，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需要，在鲁迅、郭沫若、瞿秋白等人的提倡下，异化翻译盛极一时，郭沫若认为中国语言固然优美，但是认真使用起来就感到语法的不够用了，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学习别国语言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他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5] 瞿秋白在谈论翻译原则时也认为，翻译还应该输入新的表现法，帮助我们创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5] 郭瞿二人从语言角度说明了异化翻译对创建新的白话文的影响。鲁迅则从文化渗透的角度认为，从来没有一种外来文化能同时被所有人接受，因此批评了梁实秋等人提出的归化方法，主张“宁信而不顺”的异化翻译方法。
80年代以来异化问题受到了翻译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围绕着异化和归化展开了长久的争论。1987年刘英凯在《归化——翻译的歧途》一文中首先对归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6] 与此同时，异化所具有的优势也受到了重视，“要善于存异求同，在文化翻译中采取入乡随俗的原则无助于达到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目的，在不少情况下客观上起了相反的阻碍作用。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借助于存异的原则对外来文化所获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实、更加深刻的理解。”[7] 这里所说的“存异”实际上就是对文化翻译进行异化处理。在肯定了异化的优势之后，一些学者对异化的具体操作提出一些看法，“在具体操作中不可只顾文字文章，一味追求文字的归化，而忽视文字中所蕴涵的异国情调和所承载的异域文化，译者在翻译文字文章时一定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小心翼翼地做好文化的传真工作。”[8] 为了从翻译实践中证明异化的优势，一些学者还就《红与黑》不同译本做了读者调查，采用异化译法的郝运译本比其他译本更受欢迎，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读者比较喜欢忠实于原作、与原作风格一致的异化的译文，汉语读者在阅读异化的译作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期待视野。[9] 异化在处理文化差异时所具有的优势逐渐被翻译界所认同。
从西方翻译史上看，翻译中的异化经历了中古时期被排斥，近现代被逐渐认可接受，一直到当代被提倡重视的历程，异化在翻译理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中国翻译史看，几次翻译高峰的出现几乎都伴随着异化的进一步扩大。“可以想象翻译势必会朝着越来越异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总的趋势，尽管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7]
二、 异化：翻译的必然选择
中外翻译史显示，在从传统翻译意识向现代翻译意识的转变过程中，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异化正逐渐成为翻译的主流。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的跨文化本质、文化渗透的时代背景以及过度归化所带来的弊端则进一步使异化成为翻译的必然选择。
异化作为翻译的必然选择首先是由翻译本身的特点决定的，“翻译是一种转移信息内容和更换语言形式的活动”，[10] 译者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必然要把两种语言中的差异真实地反映出来。语言的差异体现在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从语言层面上看，面对语言的差异，异化的翻译方法能把一种语言中的表达方法以其本来面目展现在另一种语言中，给译语文化带来全新的成分，译语读者可以多接受一种表达方式。例如汉语中常用“雨后春笋”来形容新人新事，而英语则说“Like mushrooms”， 规劝别人谨慎从事时汉语用“三思而后行”，而英语用“Look before you leap ”，汉语描述事出有因时说“无风不起浪”，英语则说“Where there is smoke there is fire”，在这些具有浓郁文化色彩的俗语中，中英两国所使用的是不同的意象，因此用异化的方法把这些意象翻译出来，给两国语言文化增添了新的意象。其次语言差异还表现为文化的差异，异化能真实再现原文风貌，真实地传递原文的人文氛围和精神风貌，特别是原文中不同于译语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情怀。假如以上这些我们都采用归化的方法来翻译的话，就会把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完全抹杀掉，也就无法保证信息的真实性，由此可见异化正好是保证翻译信息求真的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
其次，文化渗透与融合也决定了异化必将成为翻译的必然选择。从历史上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由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开放性和渗透性决定的，因为文化交流的目的是借鉴和吸收异质文化的精华，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文化系统，同时把自己的文化介绍出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的渠道日益多样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提高，文化融合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实践活动，也必将顺应这种文化融合的潮流之中。异化翻译“把一种文化特有的东西翻译介绍给另一种文化，为另一种文化所认识接受，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方便，顺应了文化融合的时代潮流”，[11] 因此只有异化译法才能更好地使翻译履行传播信息、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在不同文化间架设桥梁的作用，才能使翻译既尊重源语文化又尊重译语文化，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跨文化交流的通畅。
最后，过度归化的弊端也从反面证明异化必将成为翻译的必然选择。文化之间的相通性是归化翻译存在的依据，而且归化翻译比较符合本民族的审美和文化习惯，归化的译作大多语言精湛，语句流畅，具有可读性，因此归化一直占据着翻译的主导地位。然而过度的归化往往使原作丧失其本来面目，形成了对文化的阻隔。过度归化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形式的过于归化歪曲了原文的特色，误导读者；二是文化色彩的过分归化抹杀了原文的异国情调，欺骗了读者。”[12] 比如在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中，原作中的人命和地名被做了很明显的归化处理，Felix被 译成“裴莉”，Cubid被译成“寇璧” Shaston被译成“沙氏屯镇”等，听起来就像中国的普通地名人名，原文的异国情调被完全抹杀，读者欣赏异国风情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语言反映文化，然而归化却抹杀了这些特征，使译文失去了源语文化特征，因此有些西化表达方法更能反映源语文化的特征，更能表达原文的真实意义。”[13] 在由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所译的《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中，在处理文化差异时杨译大多采用异化方法，而霍克斯大多采用归化方法，他们采用的译法不同，收到的效果自然也不同。比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杨本采用异化法，译为“Truly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其目的是保留源语的文化因素；霍克斯舍弃了汉语谚语的形象，对源语文化进行了归化处理，译为“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unpredictable.”，[14] 对译语读者来说，霍克斯归化的译文似乎更通俗易懂，似乎拉近了两种文化的距离，实际上却把两种文化阻隔了，因为译语读者只是借助变通了的方式部分地理解了原文，对原文真实的文化内涵却全然不知。而英语读者通过杨译可以了解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因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杨译无疑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处理翻译的文化差异时，过度的归化翻译非常不利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异化的翻译无疑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它能介绍新思想新观念，丰富译语文化，促进不同文化的弥补相长。由于异化所具有的在文化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的优势，它正逐渐成为翻译的必然选择。
三 异化：“度”的把握
尽管异化的翻译具有归化所无法替代的优势，但是异化的译文最初或多或少都会对译语文化产生冲击，它也可能导致源语文化信息在译语文化中的变形扭曲，破坏译语文化氛围，造成不利的影响。如同归化应该有个度一样，异化也需要有个“度”，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进行，否则就会发生文化冲突。因此把握异化翻译中的“度”，探讨影响异化翻译的制约条件，把“度”这个哲学概念引入翻译以此来约束衡量翻译活动的得失，对重新理解翻译的异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译文读者的接受度是异化的首要制约条件。读者作为译作的对象并非被动地接受译文，而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译文读者也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清朝末年当时的知识分子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排斥西方文化，严复、林纾等清末翻译家不得不考虑读者对象的特殊性，用古代典故来代替西方事例，用文言文来翻译《天演论》，运用的是归化的翻译方法。而在现代社会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他们不再满足于知道原作的基本信息，而是对外国文化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文化间交流的日益频繁，读者接触到的外来文化也日益增多，阅读经验更加丰富，他们理解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在这种读者期待视野中，异化能最大程度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文化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一份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不同的民族感情，体会不同的民族文化，无疑会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
其次，译者的把握度也是异化的制约条件之一。异化翻译中必然包含着大量为译语文化所不熟悉的信息与内容，而这些信息与内容是否变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联系作者和读者的纽带作用，因此在异化翻译中译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译者的把握度首先是由译者本人的语言水平和文化意识所决定的，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也是作为源语文本的读者而存在的，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意识形态，审美趋向，价值观念和个人经历，依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先在知识和期待视野中对原文进行阅读理解和阐释，然而用译语来表达自己的理解，因此不同的译者所表达的意义是不同的，译者所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原来的那个源语文本，而是经过作为读者的译者理解文本之后所产生的一个近似于源语文本的虚拟文本，这就要求译者透过表层直观的语言信息，对源语文化的深层内涵进行探究。其次，译者对译语文化的主观态度以及翻译目的对译者的把握度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译语文化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也成为译者是否采用异化翻译的制约条件。当源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一般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源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归化的策略是译者的首选。（见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Eva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当然 “赋予读者以诠释的优先权并不必然意味着诠释的无限性”，[15] 因此译者所面对的不单是源语文本，而是对源语文本和读者两方面的忠实。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需求，他将西方的历史典故，人为地用中国的历史典故来代替，他不仅替换典故，甚至对“原作或增添，或删减，或替换，或改写，甚至为了发挥，为达到自己的旨意而不惜改变原文，”[16] 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把英国的一些社会科学观点按照自己的意思介绍到中国来，希望能达到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观念的目的”。[16] 最后译者还要注意“不能过分拘泥于原语的原语的字面意义，照葫芦画瓢，作出生硬拗口，貌合神离的翻译。”[17] 因此在异化翻译中译者的把握度既要客观地再现原作的思想、风格和感情，同时又要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以读者的期待视野为杠杆进行调整，这就要求对译者这个跨越了两个文化系统的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从翻译的文化背景来看，译语的宽容度也成为异化的制约条件。异化的翻译作品会从各个方面对译语文化产生影响，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丰富了译语语言，然而异化也不可避免地给译语语言带来变异，面对这种变异，译语文化对这些语言变异的接受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这个限度之内译语文化可以接受，而异化的翻译也的确可以起到丰富译语文化的作用，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语言的变异就演变成了“翻译腔”，译作语言就成了对译语语言的一种污染。从翻译实践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译语文化所不能接受的翻译腔，主要是因为译语和源语两种语言在语言文化层面具有很大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未能意识到这种差别并进行相应的调整，只是照搬原文形式，简单地套用字典上的意思来翻译，因此翻译的异化取向并不意味着翻译中的死译硬译，比如在英汉语言中有相当一批词语虽然指称意义相同，但是语用含义相差悬殊甚至截然相反，特别是那些与译语与原语貌合神离的一些词语，如Pull one’s leg 并不等于汉语中的拉后腿，eat one’s word也不是“食言”，Have a bone in one’s throat 也不能翻译为“骨哽在喉”，因为汉语里骨鲠在喉是指有话要说，要先吐为快，而在英语中却是说像骨头卡在喉咙里，表示不愿意说话的借口，因此若是不考虑译语的宽容度一味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不仅不能准确表达原文意义，同时也远离了翻译的宗旨。
在异化翻译中译语宽容度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异化的翻译既然可以给译语文化带来新鲜生动的冲击，同时也可能对译语文化产生污染，但是从历时性来看，这两种影响之间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异化的翻译最开始出现在译语中时可能会被人认为是“污染了译语语言”，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会逐渐适应异化的翻译方法，因而这种译法也最终被译语所接受，从而起到了丰富译语的作用，比如“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吃草”等最早在汉语中出现时，会对译语文化产生冲击并产生抵触情绪，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接受它们并运用它们。
四. 小结
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翻译是目前理论界的一大热潮，而从翻译的异化策略方面来进行研究必然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全新的启示。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进而对围绕着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等基本问题的讨论有更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翻译的异化，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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