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猛志常在——王猛将军传
原委/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猛将实为儒将
一、书生投军
二、战斗中成长
三、走向胜利
四、舞池风波
第二章 “支左”漩涡
五、上学和办学
六、“万岁军”中当政委
一、紧急命令
二、下河趟浑水
三、混乱与分歧
四、幕后之手
五、坚守与腾挪
六、血与火的考验
七、毛泽东批发38军报告
八、回顾与反思
第三章 不爱体育的体委主任（上）
一、周恩来：王猛同志“是猛将”
二、初战告捷
三、屯留我不留
四、体坛暖冬
五、江青：“王猛对我有戒备”
六、庄则栋倒戈
七、撤退
八、蛰伏
第四章 不爱体育的体委主任（下）
一、二进宫
二、拨乱反正
三、宽恕庄则栋
四、重整河山
五、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
六、归队
第五章 最后的征程
一、立排众议推新秀
二、广州军区的经商大潮
三、为“林彪南逃广州案”做结论
四、面对明枪
五、与杨尚昆“结梁子”
六、急流勇退
七、回顾一生
八、老兵离去
后记
第一章 猛将实为儒将
一、书生投军
38军政委、国家体委主任，无论军界、政界，都是引人注目的岗位。王猛，既当过38军政委，又曾两次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当年出镜率很高的“内阁成员”，而“38军进北京”的民间传奇，又给他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一直到了1982年开“十二大”时，文革中曾被拘禁的杨尚昆还问王猛：王猛同志，听说你们当时无缘无故地就把38军带来北京军区了，是你带来的吗？
周恩来总理将王猛调入国家体委，当众介绍他的时候，将他称为“猛将”。这位取名为“猛”的军人，实际上还是一位儒将。
用简短文字为王猛勾画素描，让人尽快了解他的人品和个性，就可以讲三个“小段子”。
其一，人人都知道许世友嗜酒如命，却不知王猛对酒的喜好不下于许世友，而且他还能吃辣。一口很烈的烈酒，再一口很辣的辣椒，可以使王猛津津有味地饱一顿口福。他很欣赏那句名言：不辣不革命。
其二，王猛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时候，跨过南昌的江西名楼滕王阁，触景生情，随口背诵出唐人王勃的《滕王阁序》。当时的场的王鼎华没想到军人出身的主任有如此深厚了文学功底，令这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既惊讶又惭愧。
其三，王猛任广州军区政委的时候，响应中央培养年轻干部的号召，越级选拔了一批新秀，其中的一人于永波后来做了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一天，离休的王猛应邀到于永波家中做客，进来如果既不落座也不喝茶，而是到处转悠，逢门就推，逢屋就入。于永波跟的后面转了一圈，来到客厅，问老首长：你找什么？王猛背着手答：我看看你腐败不腐败，还好，没找到语气。说罢哈哈大笑。
这就是王猛。
2007年6月28日下午，广州，王猛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夫人，两人互嘱珍重。6月29日凌晨，王猛将军的睡梦中猝然离世，享年八十八岁。
王猛1920年5月29日出生于河北盐山县大赵家庄。他对自己的籍贯十分看重。1952年写自传，他得知自己家乡划归山东，就写为山东盐山人。自传交上去如果，王猛发现盐山其实又已划回河北，因此立即郑重向组织提出更正。但是他的更正没有被落实，由此当了很长时间的“山东人”。到了2004年审看当年的自传时，王猛仍然要声明“我是河北人”。
无论山东还是河北，齐鲁燕赵之地，自古有慷慨侠义之风。王猛是中农家庭，有房有地，自给自足，无需给别人打工。王猛的祖父和父亲分别是私塾先生、小学教师，他的祖父王毓春是前清的秀才，父亲王升泰毕业于师范学校，父子俩都很受人尊重。
王猛的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生活不富裕，但也不贫苦，造就了他独立、自尊的性格特征。王猛的原名叫王宝田，字效孟。饱读诗书的爷爷为长孙取东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孟康所言“忠厚传家之宝，诗书继世之田”的两个尾字为名，“效孟”则表示效仿孟康，寄托了长辈了孙辈的期望。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真实用王效孟的名字。但一来人们总把他的名字解释为“效仿孟子”，二来又有人常把“效孟”写成“笑孟”，王效孟觉得麻烦，干脆改名王猛。
父亲的王猛十岁那年早逝。1934年，十四岁的王猛考为高小插班生，免学费，伙食学生分摊，但这样的花销也使家庭感觉负担沉重。十五岁时，长辈分家，他和弟弟跟着祖父、母亲度日，家境更为艰难。高小毕业如果，祖父和母亲再无力供他读书，开始一边干农活，一边的农闲时帮祖父教私塾。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王猛臭幼攻读诗书，农活却不大精通，这使他对前途越发失望。
母亲给王猛设计的前程是“若干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在他十六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位比他岁数还大的“姐姐”——这是王猛婚后对妻子的称呼。不幸的是，王猛的妻子还得了轻微的精神疾病。王猛逐渐长大，再不安于这种无希望、无激情、无意义的生活。日本侵华，搅动中国不安，华北不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终于，王猛再也按捺不住，决心离家出走，另谋前途。
王猛在1954年写的自传中坦言当年参加革命的动因：种种家庭因素，都逼我离开这个穷困的环境，去寻求新的生路。我愿“投笔从戎”，幻想做“一世之雄”，不甘心被拴在田园之中，也希望将来衣锦还乡，以夸耀于亲友。总之，思想上充满失意和幻想。1937年初考29军无线电学员未录取，又考29军学兵，亦未成，托一位远门舅父的关系介绍到高树勋部去谋事，又遭拒绝，再没有路子走了，在家中过着痛不欲生的愁苦生活。
其实，前辈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大都与王猛的自述差不多。信念、信仰和深情都是的参加革命如果逐渐形成的。王猛2004年审看自己的自传材料，特意写了一段说明：由于当时大家的自传都写得“洋洋万言”，又没有时间誊清，组织上只好花大力气，一一重抄，因此有不少删节，但最后成文并未给本人看。王猛说：为保持原貌，我此次复印时，只的技术性的字句上做了一点更动，只把经过已半个世纪我仍能记忆的当年深思熟虑的几句话补上，就是虽然自动参军，但不懂得为革命，实际上是强迫与自愿的统一。这几句话是：“朴素的民族意识，家庭的困难，个人的前途无出路，婚姻的不幸，逼我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这真实地反映了我入伍的家庭社会背景。虽然半个世纪前给删去，现在我还是补上。
这个补充很真实，很坦然。
日军逼近，王猛曾被征召为“国军”挖战壕修工事，青年人都将此作为报国之举，干得很努力。但没想到，工事也修好了，“国军”也撤走了，不战而退，令王猛和伙伴非常惊讶，也非常愤慨。
1937年9月27日，日军的飞机第一次轰炸了盐山县城，四颗炸弹响了三颗，炸死三个人，炸塌一百多间房屋，王猛亲历了那令人恐怖震惊的场景。再也不能等待了，1937年9月30日，决心已定的王猛拜别家人，在母亲的担心与妻子的哭泣中毅然走出了故乡的小村庄。行前，王猛收拾好包裹，在母亲的带领下向卧病的爷爷告辞，他跪在地下给爷爷磕头：爷爷，我报国去了。爷爷早就看出了他的心思，知道王猛不是“池中之物”，况且，“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传统正是他教授给后辈的。他从床上坐起来，平静地给心爱的长孙送了一联古诗：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王猛知道，这是爷爷用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和定远侯班超的报国事迹的鼓励他，在民族大义之前，国家危亡之时，爷爷愿意舍出自己的长孙。王猛此去，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祖父和母亲，他的妻子后来也改嫁他人。这一年，他十七岁。
祖父直到死也没有埋怨过一去不复返的长孙，母亲在贫病中瞎了眼睛，王猛的弟弟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斗争。母亲临终前对老二说：要是有一天能见到你哥哥，告诉他，妈妈从来没有怨过他，你们俩就打日本吧！
王猛出走并不是漫无目标。在他念高小的时候，就听说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传奇故事。王猛的老乡刘格平就是盐山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6年他的盐山建立第一个基层支部时，王猛只有六岁。其实王猛以为“共产党”是一个专与官府作对，为穷人伸冤的杀不死或者可以死而复生的“神人”，后来他从学校教导主任周砚波的儿子周金生那里知道，共产党是一个组织，知道他的一些朋友就是共产党员，而周金生自己也是个共产党员。人格化的共产党对王猛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他愿意做周都是那样的好人，也愿意做周金生和学长们做的那些好事。
王猛离开家乡南下前往山东乐陵县，那是距他家最近的县城，那座县城正在红火之时。临行前，王猛打听到周砚波都是的乐陵的抗日救国会工作，他要去找周老师。
七七事变，抗日烽火处处点燃，各类政治军事团体纷纷出动，招兵买马，扩充势力，1937年秋天的乐陵县城街头，宛如一个“人才大市场”。这里立着二十九军的招牌，声称而军饷可发；那边是扎了袖口裤脚的练武师傅的招呼，练好拳脚，既能打鬼子，又能防身健体；还有抱拳吆喝杀富济贫打鬼子，而吃而喝而红头的帮派组织；更有淮南矿务局招收“会计兵”的摊位，五花八门，热门非凡。大街上背着铺盖卷的各地青年，这边瞅瞅那边看看，逐个被招收到不同的组织中，各奔前程。王猛没有被形形色色的宣传所动摇，他打定主意要找到周砚波老师所在的抗日救国会。
周砚波见到背着行囊的王猛，非常高举，他早知道这个学生一定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周砚波曾当过盐山县的区长，因与县长政见不合被免职，后来到高小当校长。他是一位倾向进步，赞成共产党主张的爱国开明人士，当时是冀鲁边华北民族抗日救国会的政治部长。他推荐王猛到救国会下属的救国军总指挥部稽查处当秘书。这一天是1937年10月1日，是王猛参加革命的日子。
周砚波不是共产党员，却是王猛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他后来当过盐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以开明人士的身份参加抗日，又先后任冀南第六专署秘书主任、渤海区副参议长等职，1959年受诬陷被“监外执行”，同年病逝于平原县，1982年得以平反。王猛1941年春天在鲁西军区最后一次见到恩师，以后再无联系。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进一步明朗，共产党用种种方式扩大力量，有的与国民党合作，有的履行利用地方民团甚至土匪“杆子”队伍，同时尽可能扩大党独立领导的部队。王猛加入的抗日救国会和救国军就是一支以共产党为主拉起的武装。王猛领到一杆没有子弹的长枪，已经非常激动。他没有军装，但要参加军事训练，教官都是西北军军官。
为了使救国军合法化，在混乱的局面中站住脚，1937年底改变番号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挂在国民党CC派系的康泽名下，但实际仍由共产党领导。在这非常部队中，王猛受到了初步的政治教育，有了初步的革命概念。1938年1月，经范景云介绍，王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党组织需要快速扩充，王猛工作积极，政治态度进步，又有觉悟，正是党需要的基本力量。而成为像周金波那样的共产党员，抗日救国，为老百姓打天下，也是王猛所愿。
1942年12月，乐陵县县大队政委范景云英勇牺牲。
为开辟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3月，三十一支队东征西讨，先后取得了收复盐山、攻克无棣、渔利乐陵的胜利，初步建立了西至董村，东至庆云，包括盐山南部和乐陵大部的根据地。三十一支队连战连捷，在边区声威大震。各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军，队伍很快扩大到近两人千人。
大潮涌起，水涨船高，1938年3月，参军五个月，入党两个月的王猛被任命为特务营政治教导员，那时许多“三八式”干部升迁迅速，几乎没有的基层连队当兵的阶段，就是因为形势发展太快，各方面急需用人，稍而文化而能力又而干劲的人都会被推上第一线领导岗位。王猛不过是其中之一，但也算其中比较快的一个。
特务营，说是一个营，起初也就几十个人。那时候讲究番号，先拉起摊子支起架子，不愁没有人马。特务营鱼龙混杂，甚至有很多土匪出身的，王猛这样的“新兵蛋子”都能当教导员，说明人才奇缺。王猛不懂什么是政治工作，对群众做做宣传，对部队做做表率，比别人干得多一些，好一些，打仗勇敢一些而已。此时王猛的上级是政治部主任周玉峰，即文革中大名鼎鼎的关锋。
1938年8月，萧华带领八路军东进纵队到达山东河北边界地带，驻军乐陵，以后王猛所在的部队被编为东进纵队兰州支队，王猛任一营二连指导员，归入了八路军系列。虽说当了“正规军”的指导员，王猛仍然摸不着头脑，于是10月主动要求到纵队军政学校受训。这是王猛为自己革命生涯打下底子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的王猛，被他自己称为“政治认识上很模糊”的“涂了一层红漆的共产党员”。
军政学校随东进纵队机关行动，三四天换一个地方，每天至少保证半天学习，既有中国革命史和《论持久战》这样的理论学习，又有非常实际的工作指导，形势由萧华司令员讲，政治工作由宣传部长讲，党的工作由组织部长讲，敌军工作由敌工部长和保卫部长讲，使王猛的军政素质有了长足的提高。
1939年春，王猛的从军政学校改为教导营的军事队任指导员。5月的一天，日军偷袭教导营，营长朱子伟带队阻击敌人。这是王猛每一次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对面厮杀，他奉命带领学员们的西南面堵住日军，但王猛根本弄不清自己应当的什么位置，哪里枪声紧他就往哪里冲，越战越勇之际，突然发现敌人从侧后迂回过来，要抄他们的后路，王猛一时没了主意。危机时刻，朱营长赶到，带领大家集中投手榴弹压制敌人，赢得了转移时间。战后，营长还是表扬了初上战场的王猛的勇敢精神，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是指挥员，要掌握战斗局面，不能只把自己当战斗员。
晚年的王猛回忆自己初上战场的情形：那时我是营的指导员，打仗根本不行，都是学习。他们批评我不会打仗，但不会批评我怕死。那时也确实不怕死。
王猛毕竟已不再是一介书生，他经历了初战洗礼，终将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一年，他十九岁。
二、战斗中成长
1940年教导营撤销，营教导员杨俊生到纵队老五团任政委，他看中了王猛这个好苗子，破格任用他到五团二营任教导员。此教导员可非那个所谓的“特务营”的教导员，老五团是“根正苗红”的劲旅：它的前身是北伐时期赫赫有名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又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一部分，1928年随朱德上了井冈山，编入红四军第二十八团，1933年6月编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曾获得“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红五团”的称号，“老五团”成名于此。抗战时期，该部番号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之后，685团兵分几路，其中的二营又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东进纵队五支队部和五团团部，五支队五团就是“老五团”的分支，王猛被任命为该团二营教导员。
这支从井冈山下来的部队大部分是红军，副营长以上清一色长征干部，杨俊生竟然为他们派了一个“三八式”的“白面书生”当教导员！他看中了王猛什么呢？杨俊生看中了王猛的斟酌素质，勇敢、扎实、肯干，又有文化，而文化恰恰是这些老红军们最缺乏的，一些干部写不出宿营报告，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全，该给这支部队掺点“沙子”了。
实践证明杨政委的眼光没错，虽然那些老红军起初有些对王猛看不上眼，但王猛的文化素质和为人处事风格渐渐地为他们接受。王猛讲话出口成章，即清楚又生动，还不乏幽默，常能使听众笑声不断。上级开会，王猛记得又快又全，战斗总结一蹴而就，可省了老同志的许多事情。的他们看来，动笔杆子是比打仗还要麻烦的事情，现在那些“麻烦事”由这个年轻的教导员去做，倒是很不错。更重要的是，这小伙子还真的很能干。二营长齐丁根参加红军时王猛唯有十岁，但他对王猛很尊重，很配合，从不摆老资格。有时他要训斥对教导员不太服气的部下，倒是王猛劝阻，要营长给他一点时间证明自己。齐营长看到了王猛的能力，高声地说：“王教导员来了，我可以当甩手掌柜了！”
王猛心里却很清楚，真正要学习的是他自己，军人的第一条是要会打仗，他在老红军面前，他永远是个学生。王猛一向把齐营长当上级对待，处处尊重，事事关照，而齐营长也把自己的战斗心得一一讲给王猛，还亲自带他看地形，部署火力，教他战斗指挥要点和战术知识。对比教导营这是一所更好的学校。
王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的搭档和下属不仅看到他的“墨水”，还领略了他的积极勇敢。团政委杨俊生经常到二营来看看，当面教王猛如何掌握部队，哪些工作要注意督促检查，哪些工作必须一竿子插到底。齐营长与王猛的合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那时齐丁根是师长，王猛是师政委。齐丁根在空降15军岗位上离休，王猛去看他，仍然称齐为“首长”。杨俊生曾任北京卫戍区政委，他应当是王猛的第一个“伯乐”，也是他的良师。
从此开始，王猛的军旅生涯就呈现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他从指导员、教导员、政治部（处）主任、副政委到政委，全都是政治工作岗位；二是与他合作的军事主官绝大多数是比他年纪大资历老的红军干部，他又都能与主官们保持良好的合作，既能敞开互相批评，又能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
红五团是的1940年10月改编为鲁西军区教导三旅第七团的，刚来兼任旅长的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打开花名册，注意到当兵只有三年、年龄只有二十的教导员王猛，问七团政委杨俊生此人如何，杨俊生向司令员打保票，杨勇记住了这个名字。杨司令在此战之后表扬了三营。多少年过去，杨勇在北京对王猛说：我的一家子（指杨俊生）没把你看错啊。
……
1944年，王猛先后任冀鲁豫二分区基干团政治处主任和代理政委，……1944年12月，基干团扩编后一部成为冀鲁豫八分区（即原二分区）第六团，王猛任六团政治处主任。……
王猛在抗日战争中三次负伤，两耳鼓膜震裂，对高频音失听。这位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书生，已经在八年民族解放战争中锻炼成英雄部队的优秀指挥员。
三、走向胜利
抗战结束，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率先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最终爆发全面内战。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地区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辖一、二、三、四纵队，王猛所在部队编入第一纵队，一纵司令员先是杨得志，后来是杨勇，政委是苏振华，王猛开始时任第六团政治处主任。
……
1949年2月，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如果，为民解放军全军再次整编，刘邓的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3月，一纵改编为二野五兵团第16军，第16军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参谋长杨俊生。五兵团司令员是一纵的老司令杨勇，政委是苏振华。除16军外，五兵团还辖由十一纵改编的第17军和由豫皖苏独立旅改编的第18军。王猛所在一旅改为第16军第46师，他被任命为46师136团政委，团长是赵阳。136团，还是老五团。46师师长是齐丁根，政委范阳春。此时，王猛二十九岁，参军十二年……
……
1949年9月，16军奉命向西南进军，王猛被任命为46师政治部主任，此时距他任团政委只有半年。
……
四、舞池风波（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1年2月，16军奉命北上准备开赴朝鲜，第一站在湖南晃县整顿待命，4月开赴第二站河北晋县。16军一路北上一路进行战备和政治动员。1951年5月，46师政委范阳春调任16军政治部主任，王猛接任46师政委。
1951年9月下旬，46师奉命进驻吉林省通化地区三源浦、五道沟、柳河一线，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入朝。1951年12月初，46师又调往辽东半岛，部署在安东四道沟至庄河一线，担负二百五十余公里的海防任务。
从1952年6月起，军委首先为16军换装，全面配置苏式装备，扩编、更换武器，真是鸟枪换炮。改编如果的16军每个师从三团配置增为五团配置，46师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还有师直工兵营、通信营、防化连、喷火连、警卫连、侦察连、汽车营、高炮营。16军是我军第一个现代化合成部队，也是当时我军历史上装备实力最强的部队。那时其他主力野战军在前线作战，还没有机会得到这些装备。
中央军委先给16军换装，当然是看中了它的战斗力，把它部署在中朝边界附近，一边换装，一边训练，初步磨合如果拿到朝鲜，如果发制人，出奇制胜。毛泽东很重视16军，1951年6月和9月，他两次在北京接见16军负责人，第一次是见政委陈云开，第二次又加上了军长尹先炳。毛泽东要求16军的军部要成为陆海空联合指挥所，军部领导————人要自学一些海空指控知识。这证明，毛泽东当时不仅已经在考虑为16军换装的问题，而且考虑到了现代化合成作战的问题。毛泽东还指示6军出国前要直接报告军委，他对16军寄予厚望。
16军军长尹先炳生于1915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入党。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129师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任团长、旅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第2旅旅长、第1纵队副司令员，1949年任二野五兵团16军军长。
陈开云1912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长征时期是红六军团的译电员，抗战时期当过359旅炮兵营政委，毛泽东以前就认识他。1949年16军组建前任一纵一旅政委。16军政委王辉球后来调往空军，陈云开接任政委。
可惜，尹先炳、陈云开辜负了毛泽东的信任和嘱托。
……
（王猛因抵制跳舞，被军领导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王猛回忆当年：我一去学习，就不叫我回去了。军里就说了，王猛最好别回来了。
王猛与军首长的冲突，后来有事实做结论。16军开上前线，军领导的跳舞之风依然如故，走到哪里都带着女秘书，无论是在坑道里还是的朝鲜百姓家里，点上油灯，遮上窗户，照跳不误，甚至到了“通宵达旦”的地步。对于来自下级的质疑：军首长的回答是：“苏德战争时期，苏联红军也是这样，并不影响打仗。”
1954年，16军大面积的作风腐化被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通报全军，尹先炳因“作风问题”被解职，1955年授衔，本应是中将的他只授了大校军衔。军政委陈云开也被撤职。1954年秋，军委先后任命潘炎为16军军长，吴保山任16军政委。16军归国前，戴润生接任政委；16军归国一年，杨俊生接任军长。
经过这一次“冲击波”，46师的老部下们都更加感念王政委。
五、上学和办学（略）
……
王猛以认真的演习态度和优异的演习成绩成为军事学院的优秀学员，1954年荣立二等功。是在上学期间立二等功，的我军历史上是很罕见的。但也许正是这个二等功，改变了王猛的军旅路径，使他走上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岗位。
1955年2月，王猛带着“德才优秀”的鉴定毕业成了“尖子”。学院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把王猛留下担任系的领导工作，这与王猛到战斗部队的志愿南辕北辙。不仅如此，事情还变得更加复杂，总干部部常务副部长赖传珠正在为总政下属的长春第二政治学校物色干部，看到军事学院报上来的王猛的材料，很感兴趣。赖传珠是井冈山时代的老资格，红军时期就当过老五团的政委，他看中了王猛这位后辈，点了他的“将”。赖传珠征得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同意，拿起电话找到刘伯承，刘伯承退避三舍，让出了王猛。从此以后，赖传珠成了王猛的顶头上司。
……
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是由原第五、第六政治学校刚刚合并而成，正军级单位，当时校长、政委还都没有任命，编制上也没有副政委和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工作就要王猛当“光杆司令”了。
……
1955年12月，上级任命李曼村为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这是王猛到任后的第十个月。李曼村颇具才华，有“小诸葛”之称，当年9月刚刚授衔少将，时任南京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校长兼政委。1938年入伍授少将军衔的，全军只有六人，李曼村是其中之一。
……
六、“万岁军”中当政委
1961年4月，李曼村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28年参加革命的原副校长赵炳伦任校长，并晋升少将军衔。王猛升任政治委员，成为正军职干部，这一年他四十一岁。一年前，他被任命为学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王猛返回作战部队的机会不久就来了。王猛当第二政校政委没几个月，军委决定该校与军事工程学院防化系等单位合并组建解放军防化兵工程学院，第二政治学校撤销。1961年10月，防化工程学院组建完毕，王猛送走了最后一名干部，自己却还没有着落。
此时总干部部准备将王猛调到长沙政治学校任政委，是个“换汤不换药”的差使，王猛可急了，我已经干了六、七年学校，怎么还离不开呢？
如果上次不情愿地到长春第二政治学校是王猛拗不过老政委赖传珠，那么这次他能如愿以偿到野战军工作，可是要好好感谢赖政委了。当时赖传珠是沈阳军区政委，虽然第二政校直属总政治部，但赖传珠原总干部部老副部长的身份还是管用的，既然第二政校是的沈阳军区的地盘，他只需给总政一个电话，告诉他们王猛沈阳军区留下了，你们总政别管了，就一锤定音。
留下是留下了，赖传珠也知道王猛的志向是野战军，但往哪里放呢？王猛的“老家”16军的两个副政委都比王猛资格老，让王猛当政委不好安排，当副政委又超编。赖传珠想到了38军。
38军与16军有着共同的血脉，是红一方面军主力的一分为二：红一方面军大部抗战开始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115师685团的抗日战争中一分为二，后来分别成为16军47师（王猛当过师政委）139团（王猛当过团政委）和38军112师的335团；八路军115师686团也一分为二，后来分别成为16军47师139团和38军的334团。当然，赖传珠要王猛到38军倒不是因为16军与38军有共同历史沿革，而是考虑到加强38军的工作。但是赖传珠并未对王猛说，只是由军区通知他到38军当副政委，高职低配，正军职干部副军职的活，愿意不愿意？王猛听说去38军，非常高兴：愿意！当然愿意！
38军前身是东北野战军一纵，是四野功勋卓著的王牌军，1950年朝鲜战场第二次战役，38军成功穿插敌后占领三所里，增兵龙源里，切断美八军后路，打了个漂亮仗，改写了朝鲜战场的局势。彭德怀司令员签发完嘉奖电报，余兴未平，又随笔加上了“第38军万岁”的口号，嘉奖电全文如下：
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
此次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过多顾虑，发挥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其是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三十日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第38军万岁！
彭邓朴洪韩谢杜
12月1日
电报抬头的“梁、刘”分别是28军军长梁兴初和政委刘西元，电文下面的一串署名是简化的姓氏排列，抗美援朝前线的干部都知道是论证。后来记者李庄写了战地通讯《被人们欢呼为“万岁”的部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此“万岁军”扬名天下。去这个军工作，王猛求之不得。
多年过去，离休后的王猛对做录音采访的有关同志说：我来之前，军区没和我作任何一句交代，既无当面谈话，也无电话交谈，就是让我到38军去。
这和七年前到长春赴任的情形一样，不同的是他行前已经知道自己是去做副政委，而且抵达38军驻地通化的时候，军长邓岳和参谋长刘海清还到火车站接他，这比七年前坐着三轮找单位要强。既然上级没有工作批示，王猛只好自己给自己做“指示”：新到一个单位当副职，要抱着观察了解的态度，多看多听少说话。但是，这个自己给自己的“指示”其实也很难做到。
王猛离开第二政校后，经过好几个月的等待安排，于1962年2月到38军任职，这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又是最困难的阶段过去之前，全国人民饿肚子，全军也饿肚子，王猛当正军级学校政委的时候，一样饿得浮肿，中共中央为此发布了《关于渡过春荒，克服当前粮食困难的紧急指示》。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使战士们能基本吃饱，38军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生产上。王猛上任，就到各个师、团看生产情况。这一看，王猛就忍不住要说话了。但见远离营区的生产部队吃住在老百姓家里，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日出而作，日暮而息，读不上报，洗不上澡，真是已经军民不分，与农民彻底“打成一片”了，这叫什么野战部队？王猛直截了当地对管生产的干部说了些不高兴的话。
王猛管不住自己的嘴，是在16军养成的习惯，一切工作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按王猛自己的话说：这个老部队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和别人一样叫他丢人，那就感到十分耻辱，不冒尖不甘心，冒尖还得特别冒尖才叫光荣，一般冒尖是应该的。
赖传珠把王猛派到38军，应该是看中了他这股劲，要他给在军区眼中处于“中间偏下”的这支往昔老牌劲旅加把火。王猛不再“少说”，他大胆地对邓军长指出了基层连队建设不适应部队战备要求的，认为必须一方面抓生产，一方面要抓好连队建设，不能因为抓生产而削弱部队作风培养和战斗力的养成。
问题在于，如此明显的不良倾向，为什么只有他这个已经离开作战部队多年的“新官”看出来、提出来了呢？其他军领导看不到吗？为什么不说呢？逐渐地，王猛看出了一些“道道”。
邓岳军长1930年参加红军，是东北野战军三纵7师的首任师长，7师被称为“东北的头等主力师”。抗美援朝，邓岳是40军118师师长，最先开过鸭绿江。1950年10月25日，118师在温井以北两水洞一带出奇制胜，歼灭南韩军队第6师的一个营及一个炮兵中队，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并获得首胜，后来这一天被定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此战之后，毛泽东赞誉邓岳是“勇敢而明知的英雄”。邓岳1955年授少将銜时只有37岁，他当38军军长，是名副其实的“一号”，王猛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是干劲很足，38军一定要搞好；再一个就是太主观莽撞，说的话不容商量，很绝对。
38军政委任荣1933年参军，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抗战时期在八路军留守抹黑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38军113师政治部主任，算是38军的“老人”，抗美援朝期间曾任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总长，少将军衔。他是38军的“二号”，王猛对他的印象是：很老练，遇到大的问题很镇定。
“一号”的权威很大，其他人都不好和他有任何争论，领导班子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生出了一些矛盾，比如生产和战备的关系，训练与政治教育的关系，其实都有不同意见。比如生产，邓军长认为生产任务最重要，出些事是执行问题，其他人就不再说什么了。王猛的办法是要么不说，要说就开门见山，不藏不掖。一次邓军长的常委会上发火，转着圈训人，王猛就站出来表示异议，和邓岳发生了争执，不欢而散。事后王猛到军长家“讨酒喝”，吵架归吵架，喝酒归喝酒，酒一喝上，话就好说了。王猛劝军长别生他的气，又说你那样叉着腰骂人家副军长，这样总不太好。邓岳气消了，还留王猛吃饭。虽然邓军长以后有火还是照样发，但他对王猛却有好印象，曾经对陈锡联习仲勋说，王猛跟他“跟得紧一点”。
王猛说：要说当时吵架的，就是有时我和邓岳吵，其他人都不吵。但不吵不等于没矛盾，相反，可能矛盾更深。
野战部队，长时间处于和平环境，固定驻扎的一地，一度因为经济困难还要开荒种田自己养活自己，再加上党内高层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就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年代所没有的矛盾和消极现象，而这正是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王猛面临的主要问题。
王猛接到一个任命通知，师政委邢泽提升为军副政委。王猛不满意了，不要说找他商量，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这算什么？他去问邓岳，意外地是，邓岳回答：“我还不知道呢，怎么告诉你？”王猛奇怪，又去问政委，任荣说：“军区征求意见，是个别征求我的意见，我总不能把征求意见给常委讲吧。我怎么知道他们直接下命令？”这么说好像明道理，又好像有问题，但军长和政委的矛盾就比较明朗化了。两个老红军，两个老资格，王猛很是难办。王猛说：不过任荣同志比较好，在邓岳发火的时候就忍让，过了以后，任荣才向邓岳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只能是双方的矛盾得到缓和，不加剧，但矛盾本身依然存在。
不仅是一号二号的矛盾，常委中其他人之间，常委与一号、二号之间，也而许多复杂的矛盾。王猛怎么办呢？他的办法就是尽量维护老同志之间的团结，就算是起不了正面作用，也不能起负面作用。但即使如此，他自己也往往会被“绕”进去。那年政治部主任缺位，由王猛兼任，任荣政委召集政治部开会宣布命令，却说：现在由我们王副政委兼主任，兼主任也不意味着他而什么错误，是因为现在没有主任。
多么奇怪的讲话！与会者莫明其妙，谁会认为副政委兼主任是因为犯错误？这样的说法反而会令人猜测王副政委是不是真有些“事情”？团结，谈何容易！
有一年，军区来军检查工作，随行的有军区政治部的萧健，王猛把萧健作为上级单位的领导接待。第二天，任政委却在会上突然宣布，军区任命萧健为38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王猛很奇怪：我兼着政治部主任，萧健昨天就到了，为什么不给我提前打招呼？而且，部队从未有“第一副”的任命，萧健怎么成了越过原来老资格政治部副主任的“第一副主任”？后来看到的军区任职通知上，也并没有写“第一副”的字眼。王猛去找政委提意见：任政委，有些事情你也应该考虑考虑。来了一个副主任，下了火车你也不告诉我这是副主任，你第二天叫我如今开会宣布了我才知道，而且明明没有第一副主任的命令，你就宣布第一副主任，是你和军长商量好的，还是和军区商量，军区同意了的？你什么都不说，就叫我在那里兼着主任干，你认为好吗？
确实有问题，至少也可以说，这位老红军工作方法太简单了。
任荣既没有生气，也没有正面回答王猛的问题，却对他说：你要注意呀，你老和邓岳顶啊，后果不会好。
王猛当然不能再追问下去，更不能回头找军长，只能到此为止。其实王猛对萧健并无成见，他后来发现已是军副政委的萧健在保定支左时的表现：在政治上，萧健是非常敏感的，组织能力也相当强……没有他的支持，有的事就办不成。
王猛经过这么多事情，察觉到军领导班子的问题所在：军党委当时领导，总体来讲，形不成合力，也形不成统一的正确目标，力量分散，各用各的劲。这是内部严重的不团结。
王猛还不能将他的看法向上报告，他很苦恼：我不敢向军区反映，因为我觉得自己的看法并不成熟，自己拿不准，不能瞎报告。但我已深深地感到，军区对38军的意见太大了，十分不满。司令员、政委根本不到38军来，老往39军跑。
王猛的感觉是对的，军区确实对38军很不满，赖传珠政委更为不满。问题是，有时上级的不满会让王猛十分为难。
赖传珠对38军的工作不温不火、内部矛盾重重的状态很着急，他又是一位军中老资格的上将，总政治部也要让他三分，所以他干起事情来就不那么按部就班。沈阳军区决定将任荣政委调出38军，然后把刚刚下令调出的副政委于敬山调回来当政委。赖传珠直接打电话找王猛，告诉他：这次于敬山回来，你在常委会上宣布，邓岳任第一书记，于敬山任第二书房，你任副书记。
王猛觉得太不妥当：军长、政委都在场，却让一个军党委副书记宣布军区党委对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的任命，成何体统？他对赖政委说：这叫我怎么讲啊？您让组织部下个通知不好吗？要不让邓军长宣布？赖政委才不替他想这些鸡毛蒜皮，告诉他：就这样，让你宣布你就宣布，哪儿这么多事！
王猛要是再别扭，电话该发脾气了。只好去找军长，王猛建议：赖政委的指示，我看还是你传达比较好。邓军长也有理：赖政委要你讲，你又叫我讲。是听你的，还是听赖政委的？
那当然是听赖政委的了，可王猛又得罪谁了，凭什么要干这么为难的事情呢？是不是老上级故意用这种方式表达对38军领导的不满？常委会上，王猛硬着头皮站起来说：我传达赖政委的指示，是赖政委要我宣布的……
这种让王猛很难堪的事还不止一次。赖传珠曾将王猛单独召到沈阳，听取军区党委对38军的批评，王猛头都不抬，拼命记录，四个小时下来，手都写疼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对军领导的批评不叫军长政委来，不明白为什么偏要他回去传达这样的内容。用王猛的话说：“反正把我脑袋都批傻了”。但是，不仅不能问，还必须执行，一位军区领导还得亲自跟着回去，坐镇会议听他讲。“我有什么办法，只有照着本上的念”。
王猛后来为自己在那一阶段的工作定调，说：通化这一段，我个人在38军的努力也就是调解关系，具体工作没有多少作为，难的事多了！
王猛在通化期间，从1962年2月任38军副政委到1966年12月任政委，约五年时间，当上政委只有两个月，就带着38军到保定去了。他以副政委身份把调解工作做好，也不简单。何况，他还不是“没有多少作为”。
为了加强总队基层建设，王猛多次下部队蹲点，调查研究，解闷问题。1965年，王猛好地方再次深入基层传帮带，落实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军党委接受了王猛的好地方。王猛亲自带队到114师342团考察，一个一个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连春节都是在团里过的。2006年，当年的342团政委王裕光说起那段经历：王猛同志在我们团考察了半个多月，没当着我的面表扬过一句话。后来军机关的同志告诉我，在军常委会上，王政委说：“如果这个标兵是假的我负全责。
果然，后来这个团一直是38军的先进团，移交武警后，又是武警的先进团。抓基层，抓连队，打基础，王猛做得很扎实。
但也是在1965年，沈阳军区领导对38军的评价是：部队问题不少，进步不快，长期居于“中间偏后”的状态。
说到军区领导对38军的工作不满意，王猛主张要分两方面看。38军确有毛病，比如班子团结问题等，但说“偏后”就不客观。生产拿过产量全军第五，战备是全军值班部队，差能差到哪里去？112师战斗思想、战斗准备都搞得不错，怎么就说成了“老末”呢？无非是缺少“典型”，缺少登报纸，上头版的“经验”和“事迹”。而王猛对这种人为创造典型的搞法是很不赞成的。有的部队，派人常驻军报，探风向，摸底，再按需要搞“典型”，然后报上去。这就叫先进？王猛说：笼统地说38军当时工作落后，我怀疑这个说法。头版头条多就行，典型多就是好，坐在屋子里天天“猫”着也行，我就不赞成这种做法。如果叫我干，我也不会干。
王猛尖锐批评当时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你要什么典型，我就给你写什么文章，把卡片取出来，断章取义，这个例子用在那里也可以，用在这里也是先进事迹，完全是实用主义嘛！……沈阳军区也支持，喜欢这个做法。他们完全靠写，这个写呀，他看着一根线，能给你织出花布来。
王猛说，38军不靠这一套过日子，他这样看38军的“落后”问题：当然，我们宣传得不够，应该宣传的没有宣传出来，应该总结的经验没有总结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我们有缺点，我们也没意见。但是，说38军全面地落后，上不去，明显地不如别的军，我有怀疑。事后看嘛，这个军到底经不经得起考验嘛！
战争年代，战争是最权威的尺子，和平时期，特别是长期和平年代，怎样考核部队管理水平和作战能力，怎样考核选拔军队领导干部，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964年，全军开展大比武，轰轰烈烈。沈阳军区决定1964年5月在通化召开全区练兵比武大会，38军是东道主。邓岳军长下决心一定要把大比武搞好，提出了夺冠的目标，要打个翻身仗。军党委责成王猛和副军长李忠信具体负责，他们俩就住到了参加比武的112师。王猛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中心是保证38军大比武得第一，大比武落后就是政治工作落后”的指导思想。把比武当成作战，打不了胜仗，说政治思想好是没用的，这是一个道理。
沈阳军区比武大会上，38军出动十五个步兵连和五个步兵班，参加了全部项目的比赛，获得刺杀、通信、射击等十一个单项第一名，112师334团八连一班被选定代表沈阳军区参加全军大比武，并获得班战术进攻第一名。
在总部举行的训练表演那天，总政治部副主任、38军的老政委梁必业握着38军参谋长刘海清的手说：总算听到你们的消息了！
刘海清听懂了了其中的含义，心中而说不出的感慨。
但是王猛对大比武取得的成绩并不满意，因为46军的成绩比他们好，按照“在冒尖里面冒尖”的标准，似乎还差一点，所以他说：那次大比武，总的说，38军还是个中等水平，没有真正夺冠，没有突出起来，我们自个不满意。
38军自个不满意没有关系，再努力就是了，但是林彪对大比武不满意，问题就严重了。1964年大比武方兴未艾之时，林彪于12月29日做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其中而如下内容：军事训练、生产等如果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思想工作让路……军事训练、生产等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这里的明显定义就是大比武冲击了政治。1964年夏天，人们只看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兴致勃勃观看大比武表演的场面，没有注意到现场少一个人，少一个关健人物，林彪。林彪抓住大比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展开全面反击，把大比武与政治思想工作对立起来，与个人野心联系起来，与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挂起钩来，矛头直指大比武的具体组织者，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毛泽东转而支持林彪，将罗瑞卿说成是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的“折中主义”，风向来了一个东南转西北。1965年12月，罗瑞卿被解职。
一个国家的军事集团因为勤于练兵而受责备，古往今来仅见于此。于是，1966年1月召开的38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大比武冲击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就成了主要议题。会上军党委被批评为“突出政治落后”；对坚持“四个第一”领会不深，姿态不高，对抓尖子，抓比武，抓生产施工却很感兴趣；是“单纯军事观点的样板”等等，大帽子很多，指名道姓，毫不留情。文革开始以前的政治气氛，就已经而很浓的火药味了。
继任荣政委1964年8月调离以后不久，军区又调整了38军军长的人选，调64军军长李光军接替邓岳。李光军1937年入伍，是38军第一位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军长，年轻有为，是征战培养的对象。但他对38军的大比武并没有多少实际的责任，王猛觉得而必要既为大比武承担责任，又要讲清问题，而他当时是大比武的具体组织者，应当出来说话，保护干部战士的积极性。王猛解释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很着急，我就怕整参加大比武的部队，特别是整112师，我很反对，不赞成。
于是，王猛在小组会上做了专题发言。他说：我长期住在参加比武的112师，很多语音是我出的，或是我同意的，师团领导纯属执行者，我要他们办，他们不能不办。不要责怪他们，更不能批评比武分队。
承揽责任之后，王猛坦言了当时的“活思想”：他认为比武是很重要很迫切的任务，要集中精力搞好这项突击性的工作，其他方面受些影响以后可以补回来，但要是完不成比武任务就不好向指战员交待。所以当时的比武训练可能影响了政治工作和基层日常工作，也而拼尖子争荣誉的现象。他接着谈了对政治和业务、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抓根本建设和突击完成任务、政治挂帅下的军事训练与大比武、培养典型的拼凑尖子的五对矛盾的认识。这是一个检讨发言，也是一个解释发言，而自我批评，也而理性思考，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党委扩大会议将王猛的发言印发所有代表，起到了统一思想消除误解的作用，保证了党委会的顺利进行。
但事情还没有完。1966年9月，38军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军党委。李光军军长作为到任不久的党委书记，还不太了解情况，不想做工作报告，而军政委于敬山又在1966年春夏之交被调到军委炮兵工作，当时暂无政委，王猛作为副政委也没有明确代理职责，不便作报告，所以就把工作报告直接发到代表手中，不再做大会发言。但是会议又一次提出了大比武的问题，要求军党委检讨“单纯军事观点”。李光军要王猛站出来讲话，他对王猛说：这次你讲好了，事情就平息了，否则党代会就开不下去了。
王猛深知干系重大，认真准备了发言稿，在大会上做了专题讲话。王猛多年后的回忆是：发言时，我主动承担了责任，目的是想减轻刘海清、李忠信同志的压力。还有，当时我的原则是，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不能牵涉调走的同志，不能伤害调走的同志，不能影射调走的同志。
显然，这是一份很难擬就的发言。所以王猛说：最难得的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但是王猛最终完成了这个困难任务。他在发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党代会对已经调走的老首长邓岳、任荣、于敬山等同志应当采取的“三不”态度，将现任落到党委集体领导的基础上，高屋建瓴，不纠缠，也不推脱。王猛再次以大比武具体组织者的身份讲了自己对大比武的认识，检讨失误和思想偏差，同时又结合38军曾常年埋头生产、疏于军事训练的状况与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矛盾，指出提高军事素质的紧迫性。洋洋两个小时的讲话，听得大家无话可说。38军参谋长范天恩大比武时是112师师长，压力很大，王猛讲话后，他高兴地说：王副政委的讲话虽然没有一句批评提意见的人，可实际上他把那些片面的批评都给顶回去了！
王猛对“突出政治”一直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坚持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应当三七开，用大部分时间搞训练，搞业务，他论证说：觉悟再高，不拿时间训练，射击也是打不到靶上。想打得准，打十环，还是得让他练啊，不练是不行的，觉悟再高也不行。你叫党校的教员来打枪，他也打不准，你敢说他觉悟不高吗？
他对部队的后辈们说：我懂这一套，我历来就这么说，政治工作不是光鼓舞士气，不是光搞宣传鼓动的，要保证战术思想在指挥员身上落实，不是光鼓舞士气。我把士气鼓舞起来了，你打了败仗是你的事，政治委员没有责任，简直是岂有此理，不能这样说。
因此，王猛理直气壮地“护犊子”。钢八连打山洞搞国防工程，累得站都站不住，走不出山洞，却被批为“单纯军事观点”，王猛当然要为干部战士说话。
王猛在38军任副政委的那段时间，绝不是“没有多少作为”，通过大比武和两次重要传言，王猛逐渐树立了威信。在开1966年党代会之前，政委于敬山被调走，1966年12月，王猛被例行公事为38军政委。李光军、王猛等新的领导班子在团结协作方面有了全新的面貌。王猛如此评价这一段历史：如果在通化那一段批大比武，逐级检讨，就不可能而到保定以后的“铁板一块”。
王猛的访谈录音的文字整理稿边页上写了如下几个字，归纳自己的政治工作经验：实干、不推、不斗、不激化。
所谓实干，是说部队政工干部首先要把政治工作搞好，搞扎实，促进部队建设全面发展，不能搞空头政治。
不推，就是勇于负责任，部队工作没做好，政治工作干部要勇于承担责任。不能因为做工作而困难而错误就埋怨别人“不突出政治”。
不斗、不激化，就是团结，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要团结，不要搞“政治工作保险，军事工作危险”那一套东西。
这是王猛对当时环境下部队政治工作的精辟总结。
1964年，王猛、李光军、于敬山同年晋升少将。这时，大多数干部才知道王副政委调到38军之前就已经是正军职。
1965年，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病逝。
同年5月取消军衔制，全军换装，王猛、李光军摘下扛了不到一年的金色将星，穿上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新式军服。一年以后，这种式样的服装风靡全国，成为少男少女追捧的时尚，而38军和王猛则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