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清华大学学习空气浓厚。我的课程大都排在上午,下午及晚间我就在图书馆阅读参考书。那时旧图书馆的外墙遮满了爬山虎的藤蔓;建筑虽不算大,但馆内藏书丰富,尤其是欧美文学书籍。我们系的学生,需要阅读大量的文学书。图书馆很安静,真是个极好的学习环境。我记得二年级上学期结束时,教西方哲学史的邓以蛰教授,要求学生写一篇英文论文代替考试。我用了整个寒假,在图书馆看了许多参考书,写了一篇关于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论文。论文写成,我的眼睛却因过度疲劳患了针眼。
但是,清华园的生活有时也活泼轻松。西洋语言文学系的女生中有四人——黎宪初,李家瀛,尹萃英和我——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现已改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毕业生,在中学已同学五年。课余我们常在一起散步或游玩。别的同学暗中给我们起了个外号“四喜丸子”。第四级(即一九三二级)毕业时的年鉴上,还刊登了我们四人的头像,放在一个盘子内。
当时我和黎宪初更是朝夕与共、无话不谈的好友。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冬季成为天然溜冰场,离女生宿舍古月堂很近。那年冬季,我和黎宪初时常一起去溜冰。黎宪初是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女儿;她家学渊源,中文基础很好,写的书信与散文清新流利,亲切而细腻地抒发感情。令人惋惜的是,她英年早逝,已于一九五零年在美国逝世。一九二九年的冬天,我们初学溜冰,但跃跃欲试。有一次,我的冰刀到该磨的时候啦,很滑,我的溜冰技术又不熟练,在冰场上,简直寸步难行,连站都站不稳,一连摔了六七十跤,但仍兴致勃勃。我们虽肌肠辘辘,也不愿离开冰场去吃晚饭。
二年级时,我们学《酉方浪漫主义的诗歌》,我和黎宪初都很钦佩英国诗人拜伦,潇洒豪放,向往自由民主。我们课余阅读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AndreMaurois)的《拜伦传》。书中说拜伦好骑马驰骋。我们想仿效他,但在清华园找不到马,只好退而求其次。那年春天,下午没有课的时候,我俩就常常骑驴到大钟寺、香山等西郊名胜处游玩。
那年夏季,我住在学校练习游泳。刚稍稍学会蛙泳,就又学跳水,感觉很难,总跳不好。我暗下决心,想好好练练。那时清华的游泳池有个规定,必须至少有五人在一起,才准进去。有一天,碰巧游泳池没关门,池内无人,我悄悄溜了进去。我从游泳池边中间的地方跳下去,竟直直地站在池子里,但水已没顶。我看不清哪边水深,哪边水浅,心里发慌,只好乱摸着游。幸亏一会儿功夫,游到了浅水处,爬上岸边。事后,我真有点后怕。
倏忽间,三年过去了,我们即将毕业。我们是清华大学第一班女生,毕业时学校男女生之比约为十与一。学校成立了毕业生就业咨询委员会。我们几位女生去登记,寻求就业的机会。咨询委员会的人员叹口气说;“女生就业难啦!”这使我们对前途感觉渺茫。离校前夕,我和黎宪初常在校园内徘徊漫步,对清华园深深眷恋,不愿离开校园。
对六十年前校园生活的回忆,使我增添了活力。我决心在晚年发挥余热,把我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尽量贡献出来,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古老而又光辉灿烂的文化,多翻译些书籍和文章。尽管体力已不如当年,而干劲依然如旧,我还学习中国山水画与花鸟画。勤能补拙,老当益壮,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