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草才能没马蹄 浅草才能没马蹄猜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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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乡回到故原创】浅草才能没马蹄



春到西湖,繁花似锦,目不暇接。而我独爱这春草初生,浅浅如茵,仅仅掩过马蹄的惬意。一年前,去过西湖的心情虽早已被断桥上纷沓而至的脚步掩埋,要真真体会白居易《钱塘湖春行》里的诗意,恐怕是一件美好的难事。白居易好不兴奋,陶陶然眼花缭乱,马似行于毡毹之上,何等绅士风度。

直到几天前的语文课上上了一篇讲读课文,是宗白华先生的《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我对于白居易诗中“浅草才能没马蹄”一句才有所感悟。我对宗先生的观点是全然赞同的:“全和粹、虚和实辨证的统一,才能完成艺术的表现,形成艺术的美。”课上,陆老师挑了一些幻灯片给我们看,有八大山人的鱼,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都是名家的大作。随后,她要我们依据屏幕上的诗句拟作一幅图。诗是意境很美的一句诗,“踏花归去马蹄香”,系宋诗中的名句。

在我站起来前,已有同学说了一些想法。有说,那马儿是低着头的,就藏在花丛中。或言,那马儿马蹄得得,花香四溢。我实在不能苟同,另找了三种处理手法回应:

其一是借景。用缤纷的落英衬托踏花时节的绚丽,清风吹面,飘来片片落花,点缀了马上的归程。

其二是托物。用一杆扬鞭勾勒马儿奔跑时的快意,途径一处花丛,马儿闻着花香顿觉行不足,有意放慢了马蹄。

其三是寄人。用人物的神情突显回乡的悠然,那马上的若是男子便一路萧声;若赶巧是女子不妨下马吟歌徐行,所经之地定是足下生香,蝴蝶飞飞。

所谓有花可成妙境,无花亦可成妙境。不信请看丰子恺先生作于杭州的两幅漫画《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和《夹路桃花新雨后,马蹄无计避残红》,真正没有几笔,看不到花,但意思一点不少。然我的回答却招致了满堂的笑声,并不被多数同学看好。

陆老师说,最妙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在马蹄下添上几个花瓣,另一是在马蹄起落处画上几只翻飞的蝴蝶。出题者真是动足了心思的,但我听后却未觉得它妙在哪里。仔细一想,反觉得弄巧成拙,失了诗原有的味道。若马蹄上沾了几片落花,不细心的你是绝看不出的,你让画家如何动笔!是叫马儿抬起腿呢,还是钻到在马下平添几朵落花,或者砍了马蹄只画落花?殊不知,“浅草才能没马蹄”,才是古人骑马游春的生动写照。那沾在马蹄下的应是湖边的青荇才对。龚自珍有诗云:“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飞满天,零落成泥,那才是花的真正归宿,在泥里积聚力量,孕育新的生命。若单拿花香熏人,引来成群的蝴蝶,那马上之人还能坐住吗?简直太香了,香气一浓不免增了俗气,落了窠臼,倒显得俗不可耐了。

凡作画讲究捕捉生活的气息,体现人的敏锐观察力,几笔下去能自然成景,浑然成趣,而非有意寻求技巧,投某人所好。尺幅大的作品需显示一个人的胸襟,不然不可称其为大;而斗方的小品则需讲一个人的志趣,否则就不能见画者的笔力。总之,作画绝不是在比谁的技法高明,而重在比试画者一时一地的心性。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曾说:“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都要根据想象与情感。”此话诚然是真知灼见,诗与画的意境应是和谐的、丰富的、充满个人体悟的。我们对于艺术,最重要的是具备一种投入的精神,只有当你在这上面倾注了自己的情感,你才能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方能进入艺术的真核。(原载《一中学生报》总第25期)




二百余年来,真正读通《红楼梦》者不多,德清戚蓼生算是其一。戚蓼生,字念功,号晓堂,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典型的名士派头,为人洒脱,好谐谑,平时起居,不修边幅,但有理政才能,处事精明,案无留牍,故仕途较顺,官至福建按察使。这一点颇似苏轼。若说曹雪芹是《红楼梦》之父,创造了《红楼梦》的生命,那么戚蓼生可说是曹雪芹时代第一流的相士,一眼就相中了《红楼梦》有命机,是传世经典。也缘于此,遂令《红楼梦》与德清最早挂上关系。
因为是同时代人,戚蓼生了解当时时代背景、宦情风物和其中蕴涵。据清宫官员履历档案,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至翌年四月间,戚蓼生曾逗留京城小一年。想必他就是在这期间购得曹雪芹八十回本《石头记》某个抄本。我们不得不佩服戚蓼生的眼光,他买到的是保存比较完整的《红楼梦》脂评系统的一个重要底本。此本原为某大官僚准备“进呈”之用,但后来发现“删而未净”,其间“碍语”、触讳之处尚多,未敢即用,乃辗转为戚蓼生所得。于是在赞叹之余,他拿出看家本事,作了一个序:

“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郡;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
翻译成白话,即我尝试着一一解读写闺中人和事,本已觉得极尽雍容庄重,却令人又生艳冶满目之感;描写世家大族功高显赫,繁荣昌盛日久,其实种种衰势已现。写宝玉淫邪痴顽,但多情善悟丝毫也不比历下和琅琊差;写黛玉善妒又尖锐,令人深深爱怜,不啻月中嫦娥、补天女娲。另一层意思,这也是在说曹雪芹的奇妙笔法,既点出繁华故事背后是大族衰亡的悲剧,又明示宝、黛都是杰出不凡的人物。很快,他的一番赏读,在旧时文人生活中掀起了一小股品研《红楼梦》的热潮。
这序当然重要。1920年,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引文就全用戚序本文字。按已故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说法:“读他(戚)的《石头记》序,笔调非凡,见地超卓,已足名世不朽。他……性情与曹雪芹多少有相近处,怪不得他在当时就能那样欣赏这部新出世的小说了。”俞平伯先生更评价戚序的价值:“戚蓼生序……向来不大受人称引,却在过去谈论《红楼梦》文章中,实写得很好。”并说“这些看法,虽不免有唯心的色彩,还是比较通达的”,“符合本书的真实情况”,“尤为道地”。经俞平伯的介绍,越来越多的爱红者们发现戚序不仅短小简练,而且精彩绝伦。同时戚序本上的批语,勾勒了一部早期续书的风貌,如贾宝玉潦倒,“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终于“悬崖撒手”,“弃而为僧”;林黛玉早逝,即“泪尽夭亡”等。这些正是曹雪芹佚稿中的情节,戚序本上的批语实即脂砚斋评。
无需赘语,戚蓼生对《红楼梦》充满了宝爱,且对是书的写作艺术推崇备至。他可能已发现,自程伟元、高鹗以来,举凡续书《红楼梦》,都是大失曹雪芹之意的,因之社会上对《红楼梦》发生了许多错误的印象。因此,他毅然认为是书虽只八十回,但不主张再写续书,不全无妨,想要续写,定是很蠢的事。由于戚在序中对《红楼梦》的分析和理解十分深刻,乃使附有此序的全本更为珍贵,世称“戚本”。

(原载《德清新闻》2013年4月15日)

【原创】赵萝蕤的葳蕤人生




人世间,总有那一两滴葳蕤泪从有情人眼里溢出,缓缓流过那些那饱经岁月沧桑者的脸庞。这滴滴泪里有各种无奈,也有浪漫情怀。

1912年5月9日,翻译家兼诗人赵萝蕤出生于杭州,原籍德清县新市镇。她的神学家赵紫宸唯一的女儿。赵紫宸为她取名萝蕤,有出典的,李白有诗“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这位神学家父亲很担心她的女儿自小受的是美国式教育,失了古典中文的营养,课余便常教授她《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十六岁那年,赵萝蕤考入燕京大学,主修中文,开始以新体诗写诗。

赵萝蕤的诗颇具现代诗风,含蓄亲切,意味深长。譬如她的著名的《中秋月有华》(曾发表于戴望舒等人编的《新诗》),选最后一节:

“静静的我望着,

实在分不出真假,

我越往真里想,

越觉得是假。”

又如她的《咏月亮》,亦选最后一节:

“这是一颗月亮,

一颗非常寂寞的月亮。

她常常激起我的思想。”

在《万象》杂志上看到一张赵萝蕤和陈梦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合影。陈梦家英武潇洒,风流倜傥,人称考古所的美男子,后来成了赵萝蕤的丈夫。钱穆先生《师友杂忆》如是写道:“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逐赋归与。”作为名校花的赵萝蕤,聪慧有加,外号林黛玉,据说钱钟书也曾是其中一名追求者。而陈梦家亦可谓当时少有的才华横溢者,相识不久,他就把自己的一张照片赠之,以示爱慕之情。恋爱四年,这段婚姻终于有了结果,婚礼放在燕大校长办公室举行。陈只比她大一岁,且两人有共同爱好,又都缘于一个“诗”字,感情甚笃

婚后,陈梦家一直以知友兼伴侣的身份出现在赵萝蕤的生命里。1937年8月,陈梦家伴赵萝蕤偕母、弟南下避难,经苏州而返德清新市镇旧屋,一住三个月。在妻的故乡,生活是恬淡、静谧而充满诗意的。陈走下教席,远离事务,每天傍晚陪妻在市梢石板桥头纳凉,看黄橙的月亮从桑树头上出来,看远远一条矮矮的山缘渐渐地暗去,但月色留下了一片灵智的光明。这样的意境此前仿佛只出现于诗作中,江南生命的意识与中国传统生活的光影在此地显得特别浓厚:“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陈梦家《摇船夜歌》)但到当年10月底,隐隐的炮声爆炸声渐渐地逼近新市,他们只得关上窗门,离开故乡。

陈梦家授课,也不忘谈及这种甜蜜的感觉。陈梦家的学问和口才本就出众,有一次授课,讲《论语》,诵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学生问他:“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陈梦家信口作答:“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

不久,赵萝蕤和陈梦家辗转至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能同校就职,而那时物价腾贵,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萝蕤自认妻子理应为丈夫做出牺牲,因而在联大的八年里,她基本是操持家务。但本质上,她终究是一个读书人,在灶头烧火时,腿上总喜欢放一本狄更斯的小说,家务间隙,也经常写作投稿,许多文章后发表在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生活导报》上。譬如她离开故乡新市在云南寄居四年半后所写的著名的《浙江故里行》,“刻满了悲凉痛楚的想念”。

1966年9月3日晚,陈梦家自缢身亡,使得赵萝蕤几度精神分裂,并心灵终身留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她试图掩盖但遮藏不了,想遗忘但总是无意间想起,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那个被留下的人,应该有所作为。晚年的她遂以选择抱病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来疗伤,来致意。这是怎样的一朵葳蕤之花,恰经一场大风雨,而茎仍然挺立。

赵萝蕤第二次回故乡是在1992年,新市的侄女一家把房子拆旧建新后,邀请她回来看看。不知赵萝蕤当时心情怎样?故园一家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自己也遭遇了太多的人世变故,走在故乡的街巷,回首往事,是否会想起当年的那颗温暖又寂寞的月亮呢?

【原创】在上海武康路邂逅巴金





上海,十八点。我从南鹰宾馆出来,毫无目的地闲逛,只见岔路口有一块“武康路”路牌。初来异地便见家乡的名字,故决定到武康路走走,由南而北,徐徐而行。
这是一条有历史、有故事的路。路实不宽,亦不长,只是两边满满当当一幢紧挨一幢名人宅邸,在暮色中,在法国梧桐的映衬下,折射出多面的光影,忽而优雅忽而沉静,令人应接不暇。够潮,够味道,够情调,这大约就是老上海的气质、民国的洋范儿。
我是一个钟爱时间留下痕迹的人,我的审美是最好不生涩。若不是几抹绿意提醒,不时有异国女孩擦肩走过,我真以为自己正站在某页摊开的历史课本上,前方就是上海的租界,然后有一名警察正盯着我,并龇牙直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往后退几步,则是众多当年的政要、商界精英及文化名人的匆匆身影,他们未必会注意,只有这些不可移动的建筑,和背后富含的历史意蕴才是此路的主宰。
再现往事,印记岁月,西方人未必那么可怕,他们把武康路看得很纯粹、很文艺、很小资,他们全然视此地为理想的生活休息区。不消说西班牙式小尖顶、意大利式半圆形阳台、法式小颗粒砂墙,连寓所门旁的信箱、路灯,门窗上的拉花、墙头的竹篱笆都做得那样繁复、精致、有想象力。如今租用这些老建筑的年轻店家亦破费心思,使它成为展卖时尚旧货、异国古董、流行杂货的窗口、走廊。无怪乎早在1933年2月,英国文豪萧伯纳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充满西方情调的武康路后,一度深情地说:“走进这里,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不会画画的想画画,不会唱歌的想唱歌,感觉美妙极了。”这一刻,我仿佛感同身受,这一路上的观感和精彩的创意给了我太多的灵感和奇思:海派文化在斯,上海精神在斯。
确实,武康路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很盛的,尤属文学。当黄昏之色照过113号巴金故居时,我试图透过铁门缝隙看到些什么。在巴金迁入此居所的次月,法国作家萨特和他的恋人、女权主义的奠基人波伏瓦走进了新居的客厅,后来众多国际的知名人士陆续到过这里。他们都是巴金的客人,慕名来拜访巴金的

正当我欲推门进去,有一位上海老人走过我面前,劝我明日再来,他说得俏皮:“这会儿巴金休息了。”他所谓的休息,是指巴金故居在下午三点半后,就恕不接待参观客了。中国文学课上这样介绍巴金和他的这处宅子:从1955 年9月起,巴金和女儿李小林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里,巴金在此楼居住了四十多年,其间写出了《友谊集》《赞歌集》《倾诉不尽的感情》等散文集,更完成了晚年巨著《随想录》的前三卷。巴金在笔下回忆道:“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男孩讲故事,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姐姐练好琴上楼来了,亲热地叫了声‘妈妈’,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路过青年男女的快乐歌声……”而使巴金定居于此的一个原因,竟是他偏爱院子的两棵广玉兰。此后有段时间,他更爱上了通向长廊门边的一个高背木椅,坐着,与来看他的朋友谈论创作与人生。巴金的客厅外面的走廊是封起来的,他称这是他的“太阳间”。“文革”期间,沈从文来上海看病,悄悄地来武康路看望老友,两人在太阳间欢谈许久。
巴金的故居还弥漫着祖孙间的亲情。巴金的卧室里有一张大床,床头正中摆着一张夫人萧珊的黑白照片,边上一张小床是外孙女端端的。巴金在《再说端端》中这样描写:“每天清晨她六点起床后就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轻轻地说声‘再见’,然后一个人走下楼去。……她不会想到每天早晨那一声‘再见’让我的心感到多么暖和。”

呀!我已走了两小时,仍意犹未尽。回到宾馆,跟几位图书馆的同行网聊起武康路上的惊喜和遗憾。他们中有人建议我巴金故居中的巴金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的纪念物值得一看,一定要去,但“有一个规矩,故居里只能看,不允许照相”。我应道:“我打算明天中午去,可是去看巴金,何必要照相呢?”我的主张是,走读一座故居,一条路,一座城市,不应只看他的表面,也不该将留念做进一张平面,它应该是凹凸的,可以伸展的。

(原载《湖州晚报》2012年7月7日)

【原创】俞平伯倦说红楼






在学界名望太大,往往说点什么也就“一锤定音”。据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言,有很长一段时间,俞平伯先生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
平伯先生是一个顽固坚守自己文学趣味和文学感悟的人,博学宏通,著述丰富,但在学术问题上不固执己见。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红学家”,只表示:“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及‘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不能谈,不能谈,那是不能谈的,我全是错的。”但他从未真正放弃研究《红楼梦》,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红学著作。
我与平伯先生既无交谊,又不曾谋面,但从照片、书籍、史料中观望平伯先生,仿佛这位红学老人总是两眼凝视,眉头微蹙,嘴唇有力地向下抿着,神态庄严得如一尊佛,话不多,却十分受用。平伯先生对红学的缄默似乎不能仅视为大学者惯常的谦虚,而更出于对学术本身的负责,因为在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场合,平伯先生亦对《红楼梦》寡语片言。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写给叶圣陶的一封复信中,和盘托出了自己闭口不谈《红楼梦》的深层原因,“《红楼》已成显学,作伪者多,自以缄默为佳耳”,“一成显学,便多流弊”。显然,当年的“红学热”中俞平伯之所以保持缄默,实是对红学研究中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极不以为然。他对待与研究《红楼梦》的态度,一如他名字里的那个“平”字,讲求平实,不作高论。早在北大兼课时,他和学生提起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有人也有兴趣,可以去找他,共同进行。而今一般学生若想与大牌学者交流,动辄要求该生系本专业,在专业方面出版过著作,更有甚者还明令需参加过本专业方面的国际探讨会,否则对不起,没有时间——免谈。
平伯先生曾如是说:“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这番话的意思,即文学研究中可以应用考证方法,但文学作品既然不是历史著作或科学论文,对考证的方法的使用也就有限。如果夸大其词,走向极端,纯以“考据癖”来读《红楼梦》这部“不可磨灭的杰构”,那么很可能同“猜谜法”一样,使人“觉得可怜而可笑”。直到晚年他仍坚持认为:“《红楼梦》是小说,……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就贬低了《红楼》的声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红楼梦》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多元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看而会有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部小说,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观看角度不同而变化、动摇。”   
在与老友私下交谈里,平伯先生说过这样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我比曹雪芹还要落伍吗?”当然,他不是落伍者,不但学养、见识、胆力、智慧皆逮常人,且无论著述还是资历都俱老,历经几番际变,他已懂得一点策略。有一次,有人给他送来一盒点心,说是:“红楼糕点。”这时他对家里人说:“赶紧退回去。”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接受了糕点,那么别人就可以去做宣传。诚如他的儿媳陈煦所说:“我是搞医学情报研究的。《红楼梦》书中也有些关于医药的描写,但这只是小说,如‘冷香丸’那样的药丸,哪会真有!是曹雪芹小说中虚构的,当不得真!”后来有关方面创办《红楼梦学刊》,有人想借用他的大名,聘请他为顾问,他也一律不答应。终其一生,俞平伯从未担任过任何虚名。不担名而干实事,有之;担名义而不干事,万谓绝无。
潜心缄口,不尚空论,方是做真学问,中规中矩、不偏不倚未尝不是学者之内力与大修为?联想当下红学误入冒险之途,以虚为实,专业作假乃至思想作假,各种稀奇古怪想法竞相依附于红学,实是一种深切的警示。学术界应当多一些俞平伯式缄默,以“哀”那些拾人牙慧者,以“冷”那些标新立异者,以“嘲”那些哗众取宠者。

(原载《德清新闻》201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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