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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乡回到故乡原创】浅草才能没马蹄
春到西湖，繁花似锦，目不暇接。而我独爱这春草初生，浅浅如茵，仅仅掩过马蹄的惬意。一年前，去过西湖的心情虽早已被断桥上纷沓而至的脚步掩埋，要真真体会白居易《钱塘湖春行》里的诗意，恐怕是一件美好的难事。白居易好不兴奋，陶陶然眼花缭乱，马似行于毡毹之上，何等绅士风度。
直到几天前的语文课上上了一篇讲读课文，是宗白华先生的《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与实》，我对于白居易诗中“浅草才能没马蹄”一句才有所感悟。我对宗先生的观点是全然赞同的：“全和粹、虚和实辨证的统一，才能完成艺术的表现，形成艺术的美。”课上，陆老师挑了一些幻灯片给我们看，有八大山人的鱼，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都是名家的大作。随后，她要我们依据屏幕上的诗句拟作一幅图。诗是意境很美的一句诗，“踏花归去马蹄香”，系宋诗中的名句。
在我站起来前，已有同学说了一些想法。有说，那马儿是低着头的，就藏在花丛中。或言，那马儿马蹄得得，花香四溢。我实在不能苟同，另找了三种处理手法回应：
其一是借景。用缤纷的落英衬托踏花时节的绚丽，清风吹面，飘来片片落花，点缀了马上的归程。
其二是托物。用一杆扬鞭勾勒马儿奔跑时的快意，途径一处花丛，马儿闻着花香顿觉行不足，有意放慢了马蹄。
其三是寄人。用人物的神情突显回乡的悠然，那马上的若是男子便一路萧声；若赶巧是女子不妨下马吟歌徐行，所经之地定是足下生香，蝴蝶飞飞。
所谓有花可成妙境，无花亦可成妙境。不信请看丰子恺先生作于杭州的两幅漫画《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和《夹路桃花新雨后，马蹄无计避残红》，真正没有几笔，看不到花，但意思一点不少。然我的回答却招致了满堂的笑声，并不被多数同学看好。
陆老师说，最妙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在马蹄下添上几个花瓣，另一是在马蹄起落处画上几只翻飞的蝴蝶。出题者真是动足了心思的，但我听后却未觉得它妙在哪里。仔细一想，反觉得弄巧成拙，失了诗原有的味道。若马蹄上沾了几片落花，不细心的你是绝看不出的，你让画家如何动笔！是叫马儿抬起腿呢，还是钻到在马下平添几朵落花，或者砍了马蹄只画落花？殊不知，“浅草才能没马蹄”，才是古人骑马游春的生动写照。那沾在马蹄下的应是湖边的青荇才对。龚自珍有诗云：“落红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飞满天，零落成泥，那才是花的真正归宿，在泥里积聚力量，孕育新的生命。若单拿花香熏人，引来成群的蝴蝶，那马上之人还能坐住吗？简直太香了，香气一浓不免增了俗气，落了窠臼，倒显得俗不可耐了。
凡作画讲究捕捉生活的气息，体现人的敏锐观察力，几笔下去能自然成景，浑然成趣，而非有意寻求技巧，投某人所好。尺幅大的作品需显示一个人的胸襟，不然不可称其为大；而斗方的小品则需讲一个人的志趣，否则就不能见画者的笔力。总之，作画绝不是在比谁的技法高明，而重在比试画者一时一地的心性。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曾说：“创造和欣赏都是要见出一种意境，造出一种形象，都要根据想象与情感。”此话诚然是真知灼见，诗与画的意境应是和谐的、丰富的、充满个人体悟的。我们对于艺术，最重要的是具备一种投入的精神，只有当你在这上面倾注了自己的情感，你才能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方能进入艺术的真核。（原载《一中学生报》总第25期）
二百余年来，真正读通《红楼梦》者不多，德清戚蓼生算是其一。戚蓼生，字念功，号晓堂，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典型的名士派头，为人洒脱，好谐谑，平时起居，不修边幅，但有理政才能，处事精明，案无留牍，故仕途较顺，官至福建按察使。这一点颇似苏轼。若说曹雪芹是《红楼梦》之父，创造了《红楼梦》的生命，那么戚蓼生可说是曹雪芹时代第一流的相士，一眼就相中了《红楼梦》有命机，是传世经典。也缘于此，遂令《红楼梦》与德清最早挂上关系。
因为是同时代人，戚蓼生了解当时时代背景、宦情风物和其中蕴涵。据清宫官员履历档案，乾隆五十五年（1790）九月至翌年四月间，戚蓼生曾逗留京城小一年。想必他就是在这期间购得曹雪芹八十回本《石头记》某个抄本。我们不得不佩服戚蓼生的眼光，他买到的是保存比较完整的《红楼梦》脂评系统的一个重要底本。此本原为某大官僚准备“进呈”之用，但后来发现“删而未净”，其间“碍语”、触讳之处尚多，未敢即用，乃辗转为戚蓼生所得。于是在赞叹之余，他拿出看家本事，作了一个序：
“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郡；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
翻译成白话，即我尝试着一一解读写闺中人和事，本已觉得极尽雍容庄重，却令人又生艳冶满目之感；描写世家大族功高显赫，繁荣昌盛日久，其实种种衰势已现。写宝玉淫邪痴顽，但多情善悟丝毫也不比历下和琅琊差；写黛玉善妒又尖锐，令人深深爱怜，不啻月中嫦娥、补天女娲。另一层意思，这也是在说曹雪芹的奇妙笔法，既点出繁华故事背后是大族衰亡的悲剧，又明示宝、黛都是杰出不凡的人物。很快，他的一番赏读，在旧时文人生活中掀起了一小股品研《红楼梦》的热潮。
这序当然重要。1920年，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引文就全用戚序本文字。按已故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说法：“读他（戚）的《石头记》序，笔调非凡，见地超卓，已足名世不朽。他……性情与曹雪芹多少有相近处，怪不得他在当时就能那样欣赏这部新出世的小说了。”俞平伯先生更评价戚序的价值：“戚蓼生序……向来不大受人称引，却在过去谈论《红楼梦》文章中，实写得很好。”并说“这些看法，虽不免有唯心的色彩，还是比较通达的”，“符合本书的真实情况”，“尤为道地”。经俞平伯的介绍，越来越多的爱红者们发现戚序不仅短小简练，而且精彩绝伦。同时戚序本上的批语，勾勒了一部早期续书的风貌，如贾宝玉潦倒，“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终于“悬崖撒手”，“弃而为僧”；林黛玉早逝，即“泪尽夭亡”等。这些正是曹雪芹佚稿中的情节，戚序本上的批语实即脂砚斋评。
无需赘语，戚蓼生对《红楼梦》充满了宝爱，且对是书的写作艺术推崇备至。他可能已发现，自程伟元、高鹗以来，举凡续书《红楼梦》，都是大失曹雪芹之意的，因之社会上对《红楼梦》发生了许多错误的印象。因此，他毅然认为是书虽只八十回，但不主张再写续书，不全无妨，想要续写，定是很蠢的事。由于戚在序中对《红楼梦》的分析和理解十分深刻，乃使附有此序的全本更为珍贵，世称“戚本”。
（原载《德清新闻》2013年4月15日）
【原创】赵萝蕤的葳蕤人生人世间，总有那一两滴葳蕤泪从有情人眼里溢出，缓缓流过那些那饱经岁月沧桑者的脸庞。这滴滴泪里有各种无奈，也有浪漫情怀。
1912年5月9日，翻译家兼诗人赵萝蕤出生于杭州，原籍德清县新市镇。她的神学家赵紫宸唯一的女儿。赵紫宸为她取名萝蕤，有出典的，李白有诗“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这位神学家父亲很担心她的女儿自小受的是美国式教育，失了古典中文的营养，课余便常教授她《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十六岁那年，赵萝蕤考入燕京大学，主修中文，开始以新体诗写诗。
赵萝蕤的诗颇具现代诗风，含蓄亲切，意味深长。譬如她的著名的《中秋月有华》（曾发表于戴望舒等人编的《新诗》），选最后一节：
“静静的我望着，
实在分不出真假，
我越往真里想，
越觉得是假。”
又如她的《咏月亮》，亦选最后一节：
“这是一颗月亮，
一颗非常寂寞的月亮。
她常常激起我的思想。”
在《万象》杂志上看到一张赵萝蕤和陈梦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合影。陈梦家英武潇洒，风流倜傥，人称考古所的美男子，后来成了赵萝蕤的丈夫。钱穆先生《师友杂忆》如是写道:“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逐赋归与。”作为名校花的赵萝蕤，聪慧有加，外号林黛玉，据说钱钟书也曾是其中一名追求者。而陈梦家亦可谓当时少有的才华横溢者，相识不久，他就把自己的一张照片赠之，以示爱慕之情。恋爱四年，这段婚姻终于有了结果，婚礼放在燕大校长办公室举行。陈只比她大一岁，且两人有共同爱好，又都缘于一个“诗”字，感情甚笃。
婚后，陈梦家一直以知友兼伴侣的身份出现在赵萝蕤的生命里。1937年8月，陈梦家伴赵萝蕤偕母、弟南下避难，经苏州而返德清新市镇旧屋，一住三个月。在妻的故乡，生活是恬淡、静谧而充满诗意的。陈走下教席，远离事务，每天傍晚陪妻在市梢石板桥头纳凉，看黄橙的月亮从桑树头上出来，看远远一条矮矮的山缘渐渐地暗去，但月色留下了一片灵智的光明。这样的意境此前仿佛只出现于诗作中，江南生命的意识与中国传统生活的光影在此地显得特别浓厚：“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陈梦家《摇船夜歌》）但到当年10月底，隐隐的炮声爆炸声渐渐地逼近新市，他们只得关上窗门，离开故乡。
陈梦家授课，也不忘谈及这种甜蜜的感觉。陈梦家的学问和口才本就出众，有一次授课，讲《论语》，诵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学生问他：“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陈梦家信口作答：“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
不久，赵萝蕤和陈梦家辗转至昆明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继续清华大学的老规矩，夫妇不能同校就职，而那时物价腾贵，教书还不及当个保姆收入多。萝蕤自认妻子理应为丈夫做出牺牲，因而在联大的八年里，她基本是操持家务。但本质上，她终究是一个读书人，在灶头烧火时，腿上总喜欢放一本狄更斯的小说，家务间隙，也经常写作投稿，许多文章后发表在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生活导报》上。譬如她离开故乡新市在云南寄居四年半后所写的著名的《浙江故里行》，“刻满了悲凉痛楚的想念”。
1966年9月3日晚，陈梦家自缢身亡，使得赵萝蕤几度精神分裂，并心灵终身留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她试图掩盖但遮藏不了，想遗忘但总是无意间想起，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那个被留下的人，应该有所作为。晚年的她遂以选择抱病翻译惠特曼的《草叶集》来疗伤，来致意。这是怎样的一朵葳蕤之花，恰经一场大风雨，而茎仍然挺立。
赵萝蕤第二次回故乡是在1992年，新市的侄女一家把房子拆旧建新后，邀请她回来看看。不知赵萝蕤当时心情怎样？故园一家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自己也遭遇了太多的人世变故，走在故乡的街巷，回首往事，是否会想起当年的那颗温暖又寂寞的月亮呢？
【原创】在上海武康路邂逅巴金
上海，十八点。我从南鹰宾馆出来，毫无目的地闲逛，只见岔路口有一块“武康路”路牌。初来异地便见家乡的名字，故决定到武康路走走，由南而北，徐徐而行。
这是一条有历史、有故事的路。路实不宽，亦不长，只是两边满满当当一幢紧挨一幢名人宅邸，在暮色中，在法国梧桐的映衬下，折射出多面的光影，忽而优雅忽而沉静，令人应接不暇。够潮，够味道，够情调，这大约就是老上海的气质、民国的洋范儿。
我是一个钟爱时间留下痕迹的人，我的审美是最好不生涩。若不是几抹绿意提醒，不时有异国女孩擦肩走过，我真以为自己正站在某页摊开的历史课本上，前方就是上海的租界，然后有一名警察正盯着我，并龇牙直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往后退几步，则是众多当年的政要、商界精英及文化名人的匆匆身影，他们未必会注意，只有这些不可移动的建筑，和背后富含的历史意蕴才是此路的主宰。
再现往事，印记岁月，西方人未必那么可怕，他们把武康路看得很纯粹、很文艺、很小资，他们全然视此地为理想的生活休息区。不消说西班牙式小尖顶、意大利式半圆形阳台、法式小颗粒砂墙，连寓所门旁的信箱、路灯，门窗上的拉花、墙头的竹篱笆都做得那样繁复、精致、有想象力。如今租用这些老建筑的年轻店家亦破费心思，使它成为展卖时尚旧货、异国古董、流行杂货的窗口、走廊。无怪乎早在1933年2月，英国文豪萧伯纳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充满西方情调的武康路后，一度深情地说：“走进这里，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不会画画的想画画，不会唱歌的想唱歌，感觉美妙极了。”这一刻，我仿佛感同身受，这一路上的观感和精彩的创意给了我太多的灵感和奇思：海派文化在斯，上海精神在斯。
确实，武康路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很盛的，尤属文学。当黄昏之色照过113号巴金故居时，我试图透过铁门缝隙看到些什么。在巴金迁入此居所的次月，法国作家萨特和他的恋人、女权主义的奠基人波伏瓦走进了新居的客厅，后来众多国际的知名人士陆续到过这里。他们都是巴金的客人，慕名来拜访巴金的。
正当我欲推门进去，有一位上海老人走过我面前，劝我明日再来，他说得俏皮：“这会儿巴金休息了。”他所谓的休息，是指巴金故居在下午三点半后，就恕不接待参观客了。中国文学课上这样介绍巴金和他的这处宅子：从1955 年9月起，巴金和女儿李小林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里，巴金在此楼居住了四十多年，其间写出了《友谊集》《赞歌集》《倾诉不尽的感情》等散文集，更完成了晚年巨著《随想录》的前三卷。巴金在笔下回忆道：“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男孩讲故事，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姐姐练好琴上楼来了，亲热地叫了声‘妈妈’，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路过青年男女的快乐歌声……”而使巴金定居于此的一个原因，竟是他偏爱院子的两棵广玉兰。此后有段时间，他更爱上了通向长廊门边的一个高背木椅，坐着，与来看他的朋友谈论创作与人生。巴金的客厅外面的走廊是封起来的，他称这是他的“太阳间”。“文革”期间，沈从文来上海看病，悄悄地来武康路看望老友，两人在太阳间欢谈许久。
巴金的故居还弥漫着祖孙间的亲情。巴金的卧室里有一张大床，床头正中摆着一张夫人萧珊的黑白照片，边上一张小床是外孙女端端的。巴金在《再说端端》中这样描写：“每天清晨她六点起床后就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轻轻地说声‘再见’，然后一个人走下楼去。……她不会想到每天早晨那一声‘再见’让我的心感到多么暖和。”
呀！我已走了两小时，仍意犹未尽。回到宾馆，跟几位图书馆的同行网聊起武康路上的惊喜和遗憾。他们中有人建议我巴金故居中的巴金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的纪念物值得一看，一定要去，但“有一个规矩，故居里只能看，不允许照相”。我应道：“我打算明天中午去，可是去看巴金，何必要照相呢？”我的主张是，走读一座故居，一条路，一座城市，不应只看他的表面，也不该将留念做进一张平面，它应该是凹凸的，可以伸展的。
（原载《湖州晚报》2012年7月7日）
【原创】俞平伯倦说红楼
在学界名望太大，往往说点什么也就“一锤定音”。据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言，有很长一段时间，俞平伯先生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
平伯先生是一个顽固坚守自己文学趣味和文学感悟的人，博学宏通，著述丰富，但在学术问题上不固执己见。他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红学家”，只表示：“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及‘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不能谈，不能谈，那是不能谈的，我全是错的。”但他从未真正放弃研究《红楼梦》，并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红学著作。
我与平伯先生既无交谊，又不曾谋面，但从照片、书籍、史料中观望平伯先生，仿佛这位红学老人总是两眼凝视，眉头微蹙，嘴唇有力地向下抿着，神态庄严得如一尊佛，话不多，却十分受用。平伯先生对红学的缄默似乎不能仅视为大学者惯常的谦虚，而更出于对学术本身的负责，因为在另外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场合，平伯先生亦对《红楼梦》寡语片言。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写给叶圣陶的一封复信中，和盘托出了自己闭口不谈《红楼梦》的深层原因，“《红楼》已成显学，作伪者多，自以缄默为佳耳”，“一成显学，便多流弊”。显然，当年的“红学热”中俞平伯之所以保持缄默，实是对红学研究中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极不以为然。他对待与研究《红楼梦》的态度，一如他名字里的那个“平”字，讲求平实，不作高论。早在北大兼课时，他和学生提起正在研究《红楼梦》，如果有人也有兴趣，可以去找他，共同进行。而今一般学生若想与大牌学者交流，动辄要求该生系本专业，在专业方面出版过著作，更有甚者还明令需参加过本专业方面的国际探讨会，否则对不起，没有时间——免谈。
平伯先生曾如是说：“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这番话的意思，即文学研究中可以应用考证方法，但文学作品既然不是历史著作或科学论文，对考证的方法的使用也就有限。如果夸大其词，走向极端，纯以“考据癖”来读《红楼梦》这部“不可磨灭的杰构”，那么很可能同“猜谜法”一样，使人“觉得可怜而可笑”。直到晚年他仍坚持认为：“《红楼梦》是小说，……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像考古学家那样，敲敲打打，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过瘾就贬低了《红楼》的声价，其实这种作法都出自一个误会，那就是钻牛角尖，反而把自己也给弄糊涂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红楼梦》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多元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看而会有差别，但是无论如何它毕竟是一部小说，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观看角度不同而变化、动摇。”
在与老友私下交谈里，平伯先生说过这样一句值得玩味的话。他说：“我比曹雪芹还要落伍吗？”当然，他不是落伍者，不但学养、见识、胆力、智慧皆逮常人，且无论著述还是资历都俱老，历经几番际变，他已懂得一点策略。有一次，有人给他送来一盒点心，说是：“红楼糕点。”这时他对家里人说：“赶紧退回去。”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接受了糕点，那么别人就可以去做宣传。诚如他的儿媳陈煦所说：“我是搞医学情报研究的。《红楼梦》书中也有些关于医药的描写，但这只是小说，如‘冷香丸’那样的药丸，哪会真有！是曹雪芹小说中虚构的，当不得真！”后来有关方面创办《红楼梦学刊》，有人想借用他的大名，聘请他为顾问，他也一律不答应。终其一生，俞平伯从未担任过任何虚名。不担名而干实事，有之；担名义而不干事，万谓绝无。
潜心缄口，不尚空论，方是做真学问，中规中矩、不偏不倚未尝不是学者之内力与大修为？联想当下红学误入冒险之途，以虚为实，专业作假乃至思想作假，各种稀奇古怪想法竞相依附于红学，实是一种深切的警示。学术界应当多一些俞平伯式缄默，以“哀”那些拾人牙慧者，以“冷”那些标新立异者，以“嘲”那些哗众取宠者。
（原载《德清新闻》2013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