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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精神》[美]乔治·阿克洛夫[美]罗伯特·希勒著黄志强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234页，34.00元
书评人：孙 涤
东方早报11月9日报道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后知后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已是不堪重负。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呼唤着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
最近英女王访问皇家科学院，问了一句让经济学家尴尬的常识问题，毁灭性的市场危机扑面而来，经济学家为何无法觉察并预警?
说经济学人都毫无所知，指责未免过甚。然而，一直以来的困扰是，主流经济理论假定，人既然是自利的经济行为人，因此有充分的能力形成完全理性的预期。整个理论体系都在设法证明，市场时刻处在均衡中，一切有用的信息已被充分涵盖在价格里面，足以指引自利人的理性决策，趋利避害。基于这些理想化的假定建构起来的模型，先就把市场大幅改正甚至崩塌的可能性给排除在外了，而完全罔顾近百年历史上接连发生的危机和萧条。就在G.卢卡斯——他占据着经济学界过去三十年的霸主地位——宣称，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即便不是一劳永逸，世界起码今后几十年将安然无事，不旋踵之间全球的人却都遭了罪。果然，按主流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计算模型，无论是投资界的、研究机构的、美联储的、各级政府的，都没能亮出预警信号;不但没有，连海啸已肆虐横扫各个角落后，这些模型仍然不见反应。错误出在哪里?
《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的出版正形成了一个突破口，呼唤着 整个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转型。在价值测评、资源配置、收益分配、激励平衡等各个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步履蹒跚，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更显不堪重负之疲态。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 Akerlof，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耶鲁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是经济学领域内部人中的顶尖人物，由他们发起质疑和冲击，要比外部的批评有力得多。
对于经济学界的颟顸自得，阿克洛夫和希勒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对一个向以“科学”标榜的学科，主流经济学将何以自处?《动物精神》试图回答这些挑战。在解释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为何不但不能预测，不能解释，甚至不能恰当地描述市场的波动之外，作者更进一步探讨，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个人经济行为，如不削足适履，是塞不进“完全理性”的套中的。
“理性市场假设”(或称“市场有效假定”)在过去四十余年里一直占着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经济)理性”的概念有三层假定：人的经济活动是自利的追求;这种自利追求是始终如一的;人有充足的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追求。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派的模型都是以上述假定为前提条件而构筑起来的。
亚当·斯密的历史地位数百年而不颓，是因为他对经济活动的自利性做了明确有力地“正名”。斯密认为，人类在物质生产和利益追求上的合作，乃是建立在自利的基础上的。斯密的系统论证之所以石破天惊，在于他突破了笼罩一切的传统意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价值观认定，凡是合作就必须有利他的善意在先。道统，尤其是教会，贬抑人们的物质追求，既扭曲了人性，更严重阻遏着经济的扩展。
但是，是否个人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是利己的?斯密并没有规定。何为利?是否所有的利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能在市场上交易?何为己?是否只是起于个人的头而止于他的脚?子女是不是母亲的一部分?一个人的信仰或兴趣能否在市场上买卖?用怎样的价码来结清才算合理?斯密似乎回避了深入的分析，谁又分析得了呢?
一百多年以后，尤其到了马歇尔的手里，“理性的假定”进一步被表述成“人的自利追求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个跳跃式的发展。如果说人终其一生，自利活动占了主导地位，这样的假定还大致靠谱的话，那么人是否无时无刻不在积累钱财，并且积得越多越善?“理性假定”的第二层意思是否合理，至今仍是质疑不断。
至于理性假定的第三层意思，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来充分贯彻其自利的追求?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抗辩集中于，个人处于自由的状况，即在传统的羁绊和政府的干预之前，天生就具有这种能力来无止境扩增自己的利益;而当摆脱了传统和政府的影响之后，他又会恢复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更是大大地跳离了斯密的朴素理性观，甚至马歇尔的理性观。(顺便提一句，斯密的《国富论》里从未用过“理性”一词。)强加在个人行为的这种假定，无论对己或对人，都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许多学科的研究肯定，人类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例如，哈耶克本人就讲得很清晰，当被人引用时，往往遭到曲解。又如，去年出版的《怪诞经济学》(PredictablyIrrational)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大量实验调查分析，揭示出人的“非理性”是有系统的、结构性的，是可以预测的。
新古典经济学为何坚持罔顾人的“动物精神”，硬把不具备的“理性”美德强加于人的根由，我们以后再讨论，这里只就本书所及，先谈谈“动物精神”对经济决定的影响。
受着十九世纪物理学辉煌成就的鼓舞，经济学急欲把自己提升为某种“科学”，拷贝了古典热力学的若干模型和算法，从而穿上了严整逻辑系统的外衣。在工具缺乏的当初，这原本未可厚非。起码，经济学从此有了一套能量化计算、能交流、能积累研究成果的话语系统。而当时借用物理学方法的经济学人，是知道这类简化乃不得不为之，对借用的限度也有清楚的了解。然而进入自己的运行轨道后，经济学便渐行渐远，淡忘了当时假定的限制，在简化的基础上不断“提纯”，臆造出一个“完全理性人”，把他当作先祖“亚当”似的，复制出整个社会的“理性人”，然后据以打造“市场规律”，尤其是税收政策等国家分配利益的机制。
殊不知，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这和物理学的对象全然不同。人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又受到文化进化的强烈塑造，他们积极与环境互动，并对生产和分配关系提出强有力的反制。人类的这种根性，在进化过程中铸就，异常强韧;经济理论以简化的名义舍象掉了人的本质元素，等于把要解决问题的可行解给先行剔除了。这就像医学理论在对付人的疑难病症时，先行假设了患者是个超人一样，开出的方子难保不走样。
有了这层铺垫，让我们来看看“动物精神”到底指的是什么。《动物精神》：经济学家为何未能预测金融危机?2009-11-09 12:20:47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 跟贴 1 条 手机读书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动物精神”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名为动物的精神，是为了区别于人的“理性计算”。在经济学的领域里，“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动物精神”属于潜意识的深层次，凯恩斯在笔记中的旁注为unconsciousmental action，把它译成“人类本能行动”，或许更为贴切。这类高级的行动模式理应为人类所独有，名为动物的精神，是为了区别于人的“理性计算”。
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十二章“长期期望的状态”里数次用了“动物精神”的概念及解说，来说明在信息缺失或无从齐备的状况下，人类面对不确定性是怎样做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凯恩斯指出，长期投资的回报——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决定，人们是无法确知和准确测算的。经营的成效究竟如何，要在几年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结果。因此投资者的展望，不可能来自冷静的计算，而只能靠直感指引。凭信心决断，积极进取、勇于行动是人类的特色。
人类为什么能保有“动物精神”，经常使用而有成效?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学科，诸如认知科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找到详尽的解释，但人们没可能也缺乏能力做“完全理性的计算”则是显而易见的。决策，尤其是关键的决策，多半是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下做成的。信息完备，或信息对称，常是人们的假想，甚至自欺欺人的假想。即令人们最为热衷，收集信息最不遗余力，而应用信息系统也最广泛的证券交易市场，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
“动物精神”一定是得益于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从而得到保存和强化。基于信念的直觉行动，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转折和开创的关头，有着不可胜数的成功案例。不用说决定人群命运的战争和决定人类福祉的创造开发大都属于此类。
缔造了人类的历史的“动物精神”，今天仍然起着关键作用。事实上许多创业和创新活动，若要靠“理性”来盘算的话，其回报期望值都是深度“负”的，根本没法展开。许多推动进步的原创性杰出人物，都是凭信念和直觉大胆行动，才建立起伟业的。真正的创新，按其本质言，是对习以为常的“理性行为”的颠覆。
那么，“动物精神”的破坏性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本书在解析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的成因时指出，“动物精神”一旦造成大“乘数效应”后，可能导致财富大规模的毁坏。说白了，“动物精神”既是应战环境的压力，也是在竞取机遇和资源的场合，抢先竞争者一步的行动。同类之间的竞争和攀比——竞争行为的驱动力，常常是“乘数效应”的触发因素。
人们常说，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是股市剧烈波动的根源。当人们自主决定，独立行动时，一个人的“贪婪”会被他人的“恐惧”对冲掉，平衡得以维持。一旦“贪婪”者屡屡得手，“恐惧”者再三受挫，“恐惧”就会逆转，汇入“贪婪”的洪流。这时，“贪婪”的乘数效应就会剧增，投机之风大炽。其中人们的攀比——“动物精神”的一种表现，会激励泡沫的可怕泛滥。看看自己的周围，又有谁在看到“愚蠢的同事、同学的愚蠢冒险，居然发了财”之后,还能按捺得住呢?
而在新古典理论框架里，人被假定成十足理性的，“动物精神”在模型中当然就无法立足;个人的效用函数又被假定成独立于他人的效用函数，从而阉割掉了“人际攀比”的强烈动机。标准的理论做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舍象后，就把乘数效应给裁掉了，自然就无法解释金融市场的巨幅波动了——人群的“动物精神”既被阉割，就无从兴风作浪。
书中论及的“动物精神”的其他形式，讲求“公平”、憎恶“腐败”、重“故事”而轻“逻辑”的倾向等等，也都被排除在现有的主流经济模型之外。“经济行为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罪莫大焉。例如，熊彼得对经济和管理学的伟大贡献，“创造性的企业精神”就始终不能立足于主流的经济学模型，尽管它是大家普遍观察到的经济发动机。
无怪乎，作者在本书的结论指出，当前的主流经济模型能够讨论的经济行为相当有限。通过这次代价惨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学理论的范型转变的时机已经来临，而检讨和审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实，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假定的缺失表达出严重不满的，早有人在。例如，大师中的肯尼斯·阿罗(《组织的极限》)和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的批评，几十年前就有非常精到的见解。
主流经济学的一些弊病虽久已被认识到，却一直顽固地盘踞在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引起不小的偏误和损失。要说当时数据和工具不足，构建理论和模型之初不得不做牵强的假设，那么眼下，数据和计算机能力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人脑的认知和行为动机的研究也有可喜的进展，为什么还得抱残守缺，固执人和市场的“完全理性”假定呢?
这个困惑在《动物精神》的出版也看得出来。两位作者是美国的权威学者，而且各自在一流学府开设“非规范理性”的相关课程，也都在四五年以上。但要不是金融海啸，他们很可能还不敢把本书付印，公开亮明立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假设的缺陷。事实上，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在编辑上的仓促和观点论述上的欲言又止，都相当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这也反映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成熟的地步，就会形成其固有的“规律”，包括惯性，根深蒂固的信念和盘根错节的利益。改变要牵涉到基础性假设，所谓“范式转换”者，从来都极难。对此，《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里的一段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对经济学的忧虑和期待：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经济学研究生，能使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再度活跃。学生对现状存在着很大的不满，甚至变得虚无起来。许多学生对它们失去信任，为不得不把研究时间花在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上面而懊恼不已……开辟新路径的愿望还在，超越计量经济研究来探索新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愿望还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应对国家和整个世界所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的情况是可悲的。我们在提高和改进那方面的理论上应该不懈努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如经济学上，哪怕稍稍取得一些进展，对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将带来巨大的价值-------------预测危机需要“动物精神”2014年01月03日15:35来源：财经国家新闻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个问题不断被人们提及：为何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未能察觉它的逼近？ 时隔5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在最新专著《地图与疆域：风险、人性和预测的未来》（暂译）中，他写道，答案是个很陈旧的思想：“动物精神”。
格林斯潘认为，几十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断定非理性因素与任何可靠的预测方法格格不入。但在密切研究“动物精神”在严重危机期间的表现后，他逐渐相信，个人行为方式的可预测性比经济学家认为的更高，不仅可以得到衡量，而且应当成为今后经济预测和决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失败的数学模型
格林斯潘在书中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2008年3月16日下午，他打完室内网球回家时，接到一个始料未及的电话：美联储一位高级官员与他讨论采用《联邦储备法》具有爆炸性的13条第（3）款的可能性，该款授权美联储把无限额的现金借给任何人。
这通电话导致一个重要决策随后出台，美联储向摩根大通借出近290亿美元，以便其收购濒于破产的贝尔斯登。
贝尔斯登的消亡是全球金融稳定遭受侵蚀的开始。随后，雷曼兄弟倒下，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令人疑惑的是，危机爆发前，美联储精密的预警系统没能预测到全球经济面临的重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型亦如此；大多数职业经济分析家也和《经济学家》杂志一样，认为世界经济运行良好。
这不仅是全球金融系统的一场危机，也是经济预测工作的一场危机。预测宏观经济发展的传统方法——经济计量学模型——在最紧要的关头失灵了。对此，格林斯潘在最近几年反思后得出结论，关键是经济学界未将充斥美国金融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动物精神”纳入到预测中。
在经济学中，“动物精神”一词因凯恩斯而驰名。这位经济学家在笔记中将其标注为“无意识精神行动”，近似人类本能，区别于“理性人”。格林斯潘认为，将“动物精神”纳入经济预测更贴合实际。
著名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曾提及“脑筋急转弯”：人们在作出许多金融市场的日常决策时，往往依据的是快速反应。这可能基于本能，而不一定是理性的。从预测者的角度看，行为是否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具有充分的重复性和系统性，因而可以进行数字上的衡量和预测。
强大的“动物精神”
格林斯潘说，通过多年来仔细研究严重经济危机下“动物精神”的表现，他逐渐相信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尤其是在极端经济压力下。“这种行为是可量化的，应该把它纳入到经济预测和决策制定中。‘动物精神’实际上具备连贯性，能帮助经济学家识别股票、商品、汇率中出现的价格泡沫，甚至能预测这些金融资产的最终衰竭和恢复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格林斯潘写到。他总结了对经济预测至关重要的三种“动物精神”。
格林斯潘说，对预测工作最为重要的动物精神应该是风险厌恶。选择承担哪些风险、规避哪些风险的过程决定了市场的相对定价结构。这又反过来指导着储蓄向投资的流动。这是金融的关键职能。人们对风险的厌恶具有稳定性，这可通过金融市场的收益率差证明。例如，主要公司债券和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差，与其在南北战争刚结束时和二战结束后的差距极其相似。这表明，美国人的风险厌恶程度具有长期稳定性。
另一个强大的动物精神是时间偏好，即倾向于更看重对今天一笔资产的索取权，而不是同一资产在未来某个固定时间的索取权。这是一种举足轻重且非常稳定的经济力量，对利率和储蓄率有极大影响。像风险厌恶一样，时间偏好已被证明非常稳定：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利率已处于与今天相近的水平。
第三种重要的动物精神是经济学家凡勃伦所称的“炫耀性消费”。储蓄和消费反映出人们使自己幸福最大化的努力，但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与同龄人相比的收入，而不是自己的绝对收入。这种从众行为对投机市场的行情涨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格林斯潘在书中引用“杰赛尔悖论”说明，当乐观兴奋情绪主导市场时，经典的市场泡沫便形成了，空头变成多头，推动价格进一步走高。在行情达到高峰时，人人都对市场笃信不疑，以至于无人接盘。
这实质上就是2008年所发生的事情。2007年春，债券市场上的利差已经显著缩小，几乎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意识到日益增加的风险，但他们也知道，泡沫可能会在许多年里持续扩大。花旗集团前CEO查尔斯·普林斯曾有一段名言：“只要音乐还在播放，你就得接着跳舞。”
格林斯潘指出，金融机构以为，即使一场危机形成，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需求仅会缓慢减少，人们能抛售自己全部的投资组合。但它们错了。它们未能认识到，市场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厌恶、时间偏好与炫耀性消费。一旦人们认识到风险存在，恐惧诱发的市场紧缩马上开始，流动性一夜之间消失，因为买主放弃了购买。事实上，许多市场在2008年危机达到高峰时，投标几乎消失。
“动物精神”与美联储
如果金融机构能够保持充分的资本，那么世界也许可以免于危机。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这样做。 如何解释各类缓冲措施的失灵？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一个精妙的、基于数理的金融风险管理系统能够遏制市场的崩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危机发生前，在兴奋情绪日益增强的状态下，私人风险管理者、美联储以及其他监管机构都未能充分认识到所谓的“尾部风险”的扩展规模。
“尾部风险”指的是发生概率很低、但真正发生时会造成巨额损失的风险。人类风险承担的结果反映出对理性假设长期趋势的随机偏离。这些偏离往往遵循正态分布：一条钟形曲线，“尾部”随着发生率降低而萎缩。
这些假设在最近几十年中得到了检验。最生动的例子是1987年10月19日的股市崩溃。事实证明，金融风险的负面尾部可能比人们曾假设的“肥大”得多，全球金融体系要比多种模型所显示的脆弱得多。雷曼兄弟倒闭后的情况再一次显示，这个尾部肥大得令人恐惧。
格林斯潘说，2008年金融危机提供了有关负面尾部风险的大量新数据。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些新数据，作出对金融风险的范围和概率更切实际的评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更好的模型，更准确地反映人性的可预测方面，包括风险厌恶、时间偏好与炫耀性消费。“预测工作总会有点像掷硬币。但如果经济学家更好地把动物精神融入模型中，人们就可以提高预报准确率”，格林斯潘总结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在《纽约时报》发文说，格林斯潘不太受理论的左右，而是靠数据和实际经验。曼昆认同格林斯潘关于不要过于相信监管机构“先见之明”的警告，因为他们很可能屈从于时兴的非理性思维。金融监管机构及其所监管的机构一样，是人而不是神。 与格林斯潘一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阿克洛夫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席勒也很重视这个主题，并共同写作了《动物精神》一书。阿克洛夫的妻子是可能即将出任美联储主席的耶伦。因此，外界有理由猜想，“动物精神”或许会影响未来美联储看待风险的方式。-----------1.“动物精神”的积极能量在经济学思想史中，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研究和关注人类的经济行为和心理预期，并展开一系列不同视角和方法的分析。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人类行为》（HumanAction）就是其中一部具有重要开拓意义的著作。米赛斯认为，人类行为是选择满足目标之最佳手段的理性应用。理性的心灵对不同的决策给予估价和评分，就是经济计算（economiccalculation）。米塞斯在书中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因为正是企业家进行了货币计算——这一事实把企业家置于所有进步（和失败）的中心。那些比对手更精确地估测了成本的企业家获得了高额利润，在产业中崛起成为佼佼者；而那些在计算中出现严重失误的企业家则经历经济损失并停止直接生产。米塞斯把对企业家才能的这一市场测试，作为发生作用的唯一试错程序。货币计算、经济投机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形成了米塞斯对社会主义批判的基础。
而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构建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统称《通论》）提出了“动物精神”的概念，他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情感可以由消费者信心来加以测度。除了由投机所引发的不稳定性之外，还有人类本性特征所引发的不稳定性。人类积极行动的相当大一部分动力依赖于一种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而不是依赖于数量化的冷静计算，无论是道德的、效用主义的还是经济的预期。当年，凯恩斯在“动物精神”（animalspirits）一词旁边的批注为unconsciousmentalaction，也即“人类本能行为”，是一种“油然自发的驱策，想动不想静的直觉”，他认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所进行的长期预期包含很大比重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在这本传世名作中向人们阐述了“动物精神”在企业管理及振兴经济方面未可小觑的积极作用——“故设血气衰退，油然自发的乐观情绪动摇，一切依据盘算行事，企业即将委顿而死。虽然畏惧损失与希图利润，而这同样缺乏合理基础，一般而论，设企业之起，乃由于发起人对于未来存希望，则该企业对于社会全体有利。”
关于“经济人”的异议
“动物精神”再次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已时隔数十年。在此期间的很多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占据人们的主流视野，一种以充分理性为特质的“经济人”成为主流经济理论做出判断的基本点，直觉、冲动、犹疑、恐惧、怨怒等带有非理性色彩的“动物精神”要素被挤压出主流经济学关注空间。
直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决策理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亚.西蒙提出的“人具有的只是有限理性”的观点、另一位诺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用人类行为研究对“经济人”内涵的延伸，以及威廉姆森对于“契约人”概念的提出，对在高速复杂化的世界中的“轮椅上的经济学”一次次发起冲击。以“有限理性”或称“动物精神”为特征的“社会人”不断挑战“思维如同爱因斯坦一般缜密，记忆力如同IBM蓝色巨人计算机那般强大，意志力如同甘地一般强韧”的“经济人”概念，得到越来越多来自学界及社会的肯定。
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到来，一再强调“萧条是可以用货币调控的方式永远被阻挡在世界之外”的经济学界，才开始将目光聚焦于已经崭露头角的行为经济学分析中，而加里.贝克尔、乔治.阿克洛夫、丹尼尔.卡尼曼三位学者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以及越来越多行为经济学者成为诺奖热门人选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议地传递出了当代经济学正在进行“行为经济学转向”的信号。
两位美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者——2001年因不对称信息市场领域的研究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乔治.阿克洛夫和少有的预测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学者罗伯特.席勒选择这一恰当的时点对当下的萧条进行反思，将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概念重新提起并进行行为经济学方向的延展。在肯定了“动物精神”在重振企业乃至全球经济低迷状态上的积极功用之外，他们在合著《动物精神》中突出强调了在决策中防范非理性情绪负面效应的重要性——在面临经济境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决策需同时避免因过于保守而产生的“瘫痪危险”和因过于冒进而产生的“冲动风险”。
宏观经济的“动物精神”视角
在书中，两位作者列举了五种主要的“动物精神”范例——信心、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故事；其中对于“信心”的阐述在继承凯恩斯衣钵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危机这一最生鲜的案例进行了补充。凯恩斯认为“动物精神”将从各个环节带动萧条下的企业和经济走上复兴之路——政府用赤字支出进行财政刺激，增加就业岗位，激发因危机而失业者的信心，从而带动企业界的信心勃发；投资家和企业家于是有底气在预期并不明朗时依靠他们的勇气或冒险精神，把钱再度投入市场之中；消费者对于经济状况的认知好转，基于资金安全考量的储蓄或惰性投资方式相应减少，消费在刺激之下得以攀升。显然，经历过1929年大萧条的凯恩斯将“动物精神”的效用主要集中在萧条之后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层面，虽然他也意识到“动物精神是经济发生波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非自愿失业的主要原因”；而在2000年即已写出《非理性繁荣》的罗伯特·席勒和曾经在2006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讲话中极力强调人类认知心理在当代经济学中重要性的乔治.阿克洛夫则将主要笔墨集中于“动物精神”在刺激人们信心飙涨之后的阶段。
两位作者认为，人们对于经济的积极判断会让他们更有信心进行决策，并且在决策时本能地觉得有极大的成功可能，甚至可能跨越理性判断，也将怀疑、恐惧搁置一旁。当每一个人都这样去做时，资产的价格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继续上涨。但是一旦经济出现不良信号，信心消失，浪潮消退，决策的冲动性就暴露无遗。
作者对“动物精神”的解读不仅在于“信心”这一他们认为的全书理论基石，还将公平、腐败和欺诈、货币幻觉以及故事纳入影响人类经济决策的“动物精神”的范畴（其中货币幻觉被认为是全书的第二大理论基石，作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会理性地根据货币的真实价格而非名义价格来进行决策，但是事实上，人们经济生活中的诸多决策仍旧是建立在名义货币而非真实货币的基础上，公众并不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通晓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含义，更不懂如何在复杂的经济状况下判断货币真实价格），试图借助《通论》之后社会科学领域70余年的研究，通过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加入社会观念及心理的作用，“完成早期凯恩斯主义者未竟的任务”，帮助人们更理性地透视宏观经济中不易看懂看通的重大问题，例如为什么经济会陷入萧条，为什么中央银行家们迄今为止有控制经济的权力，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为什么金融价格和公司投资如此易变，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具有周期，从而帮助人们做出更有利的决策。
握好“动物精神”的缰绳
从一定意义上说，“动物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构成要件，它体现了企业家决策时的直觉判断以及乐观、冲动和冒险的精神。实际上，投资与创业的成功概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个人的风险预期和风险偏好程度。
一旦乐观、冲动和冒险精神有所减弱，而一时冲动的乐观情绪又有所动摇，以致迫使我们只能以数学期望值作为从事经营的根据时，企业便有可能会陷入萎缩和衰亡。在经济形势复杂难辨的时期，对于未来宏观经济态势与政策前景缺乏稳定的预期，企业生存状态令人揪心——利润空间缩小、寻租成本上升、资金链紧张，企业家在重重压力之下、层层迷雾之中瞻前顾后，勇气和冒险精神随信心一起缩水，再难见到大批有胆之士涌入市场试水、在经济浪潮中搏击修炼自己的景观。因此，在这个时候，作为经济学研究者，笔者认为更有必要重提“动物精神”的概念。
正如席勒和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中所言：“对于那些已经有正确直觉的人，这样的理论（关于动物精神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是需要的。只有清楚地理解该理论，他们才会有信心与合适的理论武器积极行动。”只有将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和人类决策时的非理性因素纳入考量，才有可能把准宏观经济的脉搏，一方面在尚未明朗的经济态势面前保持活跃的创新动力与勇气，另一方面也避免初级市场经济时期的心态引发非理性的群体投资冲动，警惕泡沫和波动的发生。
除企业家之外，政策制定者更应当清楚“动物精神”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知道该如何运用调控政策助推“动物精神”良性效应发生作用，并遏制非理性情绪的负面效应积累甚至井喷。凯恩斯在《通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幸福家庭论”，用来表明他理想中的政府调控下的国家经济状况，他认为政府的作用正如育儿指南书中提到的父母的恰当角色一样——为子女搭建健康成长的平台，该平台既能充分驾驭市场经济的创造力，同时也能够制约由动物精神引发的极端行为。
可惜的是，尽管席勒曾经因为察觉经济泡沫、预料到全球危机的到来而备受称赞，尽管经济学界已经开始重视到社会心理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正酝酿一场朝向行为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转向，但《动物精神》一书在阐述“动物精神”重要性之后并未能对如何在萧条中激发勇气、在机遇中防范泡沫提供多少具体建议，实际上，他们的建议和几十年前的凯恩斯并无大差别——规劝政府放松信用，不用因为担心泡沫而勒紧信用缰绳。而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对提高人们经济决策（以及健康、幸福决策）水平的使命在一本名为《助推》的著作上得以实现，其两位行为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者用“自由主义的温和专制主义”这一看似矛盾的定义为政府和企业家等个体决策者提供了调控“动物精神”的具体建议，无怪乎欧美国家的新一轮领导班子被曝竞相传阅该书了。
将视野转回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的节点上，当人们回顾中国经济绩效与制度变迁的轨迹时，不难发现，在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强化的过程中，以往在通往市场经济目标的转轨进程中所达成的阶段性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权力腐败、垄断利润、发展机会的不均与收入分布的严重不公平现象，造成社会群体的加速分化与整体社会利益纽带呈现出滑向断裂的危险。由于公民与政府之间尚未形成明确和有效的社会契约关系，委托人—代理人的监督约束机制长期缺位，纳税人与财政支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利益指向与互动关系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如今，我们已到了社会利益冲突不断强化的深水区，在这个时候，企业家肩负着双重职责，一方面他们需要获得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并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低利润水平，从不久之前的危机中实现复苏与加速增长；另一方面他们还承担着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能，增加或维持一定规模的就业人数，在尽力洞悉经济动向的前提下增加有效投资，激发社会对于经济的信心，同时防范追风式非理性投资引发经济过热的态势，这是企业对社会稳定与经济福利的重要贡献。我们呼唤并倡导“动物精神”，实质上就是在呼唤市场经济机制的复归，它符合人类在自发竞争中提高绩效和竞争能力的天然理性，同时也呼吁掌控好“动物精神”的缰绳，降低亲手制造泡沫和危机的可能性。--------------------动物精神的现实版解读——《鲁莽濒危》2014年01月06日 02:10 第一财经日报 我有话说 银华基金/文
长期以来，“动物精神”是凯恩斯解释经济危机中导致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他认为，当经济处于高涨时期，“动物精神”会正向发挥作用，人们会相信这种状态将持续下去，甚至会变得过于盲目，进而演化成泡沫诞生的心理学动力。当经济处于衰退之时，“动物精神”又会走向反面，因此“人类本性的特点也会造成不稳定”。而由两位诺奖得主合著的《动物精神》一书对此进行了延伸分析：将其分解为五种主要的心理或行为，即信心、公平、欺诈、货币幻觉和听信故事，等等，更为深刻地阐述了“动物精神”如何驱使私人部门甚至是政府机构的行为和决策，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小布什曾精辟地将这次经济危机解释为“华尔街喝醉了”。但华尔街为什么会变得一塌糊涂？为什么美国政府过度放纵后却置之不理？
实际上，较之市场上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能给经济造成更大伤害。普利策奖得主格莱金·摩根森所著的《鲁莽濒危》一书，可谓是对次贷危机中，私人机构和政府部门“动物精神”的一个现实版解读：在“动物精神”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最终酿成大祸。
“这是一本以整个世界为背景的经济类侦探小说”，故事的过程和结局已被人熟知，但作为一个资深财经记者，作者在多年报道调查中对华尔街各种阴谋运行规则了如指掌，也因此，本书展现了那些在圈外人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关键事件之间的隐秘联系。
例如，曾任房利美CEO的约翰逊，他穿梭于华盛顿的各个权力场所发动“高层公关”，并积极响应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居者有其屋”公私合作计划。他建立了推动改革社区组织协会、拉丁裔全国委员会和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降低向少数族群借贷的门槛，不仅将低收入购买群体拉拢到房利美的身边促进了公司的扩张，同时保持了房利美能够继续享有政府财政补贴，并戴上了一个关注社会福利的友善面具。而正是这些为后来不良贷款的增多埋下了隐患。
无论是那些头顶名牌大学学位的经济学家，还是有百年历史的专业投行，甚至是拥有无数智囊的政府部门，在危机发生之前的行为和决策无不体现着“动物精神”：房利美等私人机构追逐利润而忽略风险；所谓的经济学家们盲目乐观随声附和；政府在决策制定时未能全然从理性客观出发，而在政策执行中又未尽监管职责，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