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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岳父的文章，可一直无从下笔。
岳父姓“万”名“鲁君”。除了他的亲人、朋友、同事和学生，这个名字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可是，我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我身边巴金、钱钟书、季羡林。唯一和这些名人不同的是，岳父不是名人。他曾对我说：“年轻时我有一个梦想，要么做大作家，要么当名教授。”凭我现在对他智商、学问的了解，如果不是遇上那个可诅咒的时代，他完全可以实现这个梦的。至少，如果政治清明，他完全可以成为于漪、钱梦龙那样享誉全国的特教教师。
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凡是知道他的人无不对他的人品钦佩不已，儒家关于修身养性的思想，已经化作他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他的国学功底相当深厚，二十四史是读通了的，文史哲信手拈来，好书法，擅长写古典诗词。更让我感慨的是，他思维相当敏锐活跃，虽到晚年仍然勤于阅读和反思，关心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关心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关注着国际风云变幻。
1993年开始，他陆陆续续写出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计一百万多字。要特别说明的是，岳父一生真正是淡泊名利，心里装着整个国家。他写这些文字，从来不是为了发表，他说他只是为后人留下一份历史的证言。前几年他曾将这些文字自费油印几百册，分赠亲友。尽管阅读的人不多，但这些文字仍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纷纷向他索要，不少读者自发写成读后感。
我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仅仅是由“巨人”们写成，也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细节构成的。人类历史的主人也绝不仅仅是帝王将相，而更多的是平民百姓。岳父以客观平和的心态、朴实流畅的语言，通过自己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从20世纪到21世纪一位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经历同时也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四清、社教、文革……直到改革开放。这些回忆不是概括地叙述，而是形象而简洁的描写，情节扣人心弦，特别是细致入微的细节，极富可读性。
也许我的介绍多少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主观色彩－－毕竟我对我岳父是相当敬重的的，但我相信，只要是对共和国60年的历史有反思精神的人，联系自己的经历，读后都不会无动于衷的。
作为一名教育者，我平时的阅读更多的却不是教育的书，而是读顾准，读钱理群，读李锐，读邵燕祥，读李慎之……但我读得最多的，是我的岳父。我推崇岳父的回忆录，不仅仅是出于翁婿感情，更多的还有一份责任感，我想让更多的中国人读读一位老人为我们的国家留下的这一份共和国历史的细节文本。出版这样由普通人记录的历史同样具有人文价值。
二
岳父是一位特别善良慈祥的人。我从来没看见过他声色俱厉的时候。他对家人对周围的人总是那么慈祥，他的学生说万老师从来没有发过火。
他的处世原则是，决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总是随时想着别人。当别人有困难时，他从来都是伸出援助的手。平时周围哪个老教师有了困难，比如病了之类，总是先想到“万老师”，总要来求他。一位退休教师身体不好，身边也无儿女，岳父每周都去几次他家，陪他聊天，直到他去世。我还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半夜时分，一个老太太急切地敲岳父的家门，因为她的老伴突然发病，身边无儿无女，六神无主的她想到了万老师。岳父披衣起床开门，赶忙和她来到老友床前……
文革时，他的大儿子师范学院毕业后因父亲的原因而被发配四川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粉碎“四人帮”后，他大儿子想调回老家，我岳父去信以历史上的白居易、苏东坡发配流放却造福一方为例子，告诫他：那里的孩子也需要老师呀！就在当地为老百姓做事吧！我看了那封信，感慨不已。我爱人当时看了信说：“爸爸，你连党员都不是，却比好多党员还党员！”
在他住家所在的宿舍楼，他现在是最年长的。但多年来，楼道的卫生都是他打扫。每天早晨他就拿着扫把去扫楼道，好像每天必须刷牙洗脸一样自然。
三
岳父博学，且天资聪颖。
他年轻时考大学，四十年代同时考武汉大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等几所大学，居然都名列前茅！他学的是法律，精于文史哲，诸子百家烂熟于心，但数理化、生物、英语、医学等都有所涉猎。在大学里，他还自读了《资本论》（这是在“解放前”的大学里，图书馆里可以公开借阅的）。
而且，到现在他还在不停地阅读，不断吸收新的信息。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1982年春天，我大学毕业分到乐山一中时，他还没有退休，和我是同事。听过他的课，他的课上得非常好，厚重的学问功底，使他对教材的驾驭游刃有余，课堂上妙趣横生。后来他成了我的岳父，我也拥有了一本“教参”，随时在教学中遇到难题，就向他请教，总能得到准确满意的答案。就是现在，遇到难题，我也不时打电话到乐山向他请教。2003年5月，“非典”肆虐，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只好在家通过电话完成。那边导师们给我提了几个问题，给我半个小时查资料的准备时间。放下电话，我想，还查什么资料啊？问岳父不就行了吗，于是我一个电话打到老家，我把问题给岳父一说，毫无思想准备的他当即给我做解答。我不由得再次感慨：岳父不仅仅是一本百科全书，而且这本书随时都翻到我要请教的那一页。
他的藏书很少，远远不及我的多。但他的学问全部装在他的肚子里！而且他的学问我一辈子都赶不上――我肚子里没什么学问，只好把学问都堆在书橱里。
他爱好广泛：年轻时打篮球（他个子挺高），后来打太极拳；他桥牌打得好极了，象棋围棋也是一流的；麻将也打得好。有时我和他一起打扑克，但无论怎样都算不过他的牌，别看他已进入耄耋之年，可思路清晰，算牌特别精，我经常觉得我手中的牌是透明的，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四
别看岳父现在脾气极好，他年轻时也怒目金刚过的。
他一生与乐山一中结下不解之缘， 1937年他考入乐山一中初中，后来又考上该校高中。最后以乐山一中退休教师的身份定居校园。
当年在乐山一中读书时，该校校长在管理上专横跋扈，激起了学生的不满，于是一场学潮爆发了。具体详情我不说了，反正这场学潮的领袖就是我岳父。最后，他被开除学籍。
多年后我对他戏言：“你是乐山一中历史上继开除郭沫若后又被开除的学生，你也算是与郭沫若齐名了！”
晚年，有人来暗示他，叫他把早年参与的这场学潮“回忆”成“受地下党进步思想影响而掀起的反抗学校反动当局的革命斗争”，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正好“往上靠”，但我岳父说：“没有那回事儿！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地下党来找我。”他还说：“现在想起来，我们学生当时也有些过火，不懂事！对校长有意见也不能那样嘛！”我和他开玩笑说：“啊呀，你应该说就是受地下党派遣搞学潮嘛！那样的话，你就属于193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了，可以享受离休待遇呢！”他淡然一笑。
岳父做事认真得要命。他现在是乐山一中20世纪历史的见证人。那年乐山一中百年校庆，学校便请他主持写校史，本来他可以以“主编”的身份指挥别人写，但他不，他亲自执笔，用颤动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了几十万字。他说他等于是在写自己的历史。我爱人说他这么加班加点地操劳，应该得到报酬。他却说：“要什么报酬！学校出钱印校史，等于是公家出钱在为我出书呢！”
有趣的是，他居然想客观公正地写历史，在一些细节用语上也颇“另类”。比如写到1949年乐山一中的变革时，他这样写：“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了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我笑了，对他说：“你写错了，应该这样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或者说消灭了蒋匪军！”
看了校史初稿，学校领导找到他，要他修改校史的序言，加进“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之类的话，和“三个代表”的内容。他也不拒绝，但我看了看修改稿，除了改正了几个错字，其他一律未变。
笑死我了。
五
有网友对我岳父不是党员感到奇怪，其实岳父对共产党没有任何成见。
他对我说，他年轻时就抱定决不参加任何党派，就做一个好人。他还说，四十年代末，他读大学时，正碰到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他说，那确实是一个腐朽的政权。“蒋介石失败的原因，除了政治腐败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搞民主，但又不想彻底民主；他搞专制，但又不敢彻底专制。结果垮台了！如果蒋介石彻底搞民主，或彻底搞专制，都不会垮台的。”听他这些话，我开始有些不理解，但后来细想，非常深刻，且耐人寻味。
他说他当时是和全国人民一道，把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提出了民主自由富强的治国方针的确非常好，深得人心。解放初，岳父被新政权的风气所感染，禁不住也产生了入党的愿望。在没有任何人动员的情况下，他写了平生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入党申请书。但没有任何反馈消息。他便放弃了追求。那是1951年。
他全身心地拥护改革开放，拥护“三个代表”，只是有些反感现在一些关于“三个代表”的“宣传”。他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社会问题，两极贫富悬殊大，腐败等等；但中国绝不能回到毛泽东时代，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逐步解决。关键是权力不能过分集中，要对绝对权力加以制衡，让人民真正能够监督政府，监督领导人。中国的改革必须继续，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启动！
他多次说过：“‘为民做主’这个说法应该改一个字，把‘为’改成‘由’――‘由民做主’。”
六
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家”多了起来。我去外地开会或讲学，往往有人称我或向别人介绍我为“教育家”，有时还在前面加上“著名”二字。我每次都说“我不是教育家”，别人却会认为我“谦虚”。
其实，想起岳父，我那里敢以“教育家”自居？
在我看来，真正的教育家至少应该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修养。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我经常想，面对真正的大师，“文革”期间接受教育的我们只能算“半文盲”。这些话并非我们谦虚，而是事实。我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上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的教育大大水准下降了。我所知道的真正的大师，都是民国教育的成果：科学方面的如杨振宁、钱学森等，人文方面的如钱钟书、季羡林等人。名人我就不说了，就说我岳父吧，那么有学问，并不是大学中文专业的他，却当上了一辈子中学语文教师，直至退休，也没有评上什么“特级”“学科带头人”“优秀教师”之类。面对身边的无名大师，我敢说我是“学者”吗？连学者都谈不上，还敢说什么“教育家”？
我们这个时代却是很容易“成名成家”的，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这样“家”那样“家”，或者被收入这个“典”那个“典”。前几年某机构举行“中国教育家大会”，只要交了一篇哪怕狗屁不通的“论文”外加足够数量的银子，都可以接到出席“教育家大会”的邀请通知。我不胜惊讶：那些人的心理素质还真够好！
“出名要趁早！”张爱玲这句名言其实已经过时，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年龄的人想出名都不迟，也不难。小时候，我听广播里老有豪迈的声音宣告：“我们这个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现在我总算赶上啦！“教育家”居然多得来可以每年开一次“全国大会”了――当成百上千的“教育家”在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的时候，整个民族在丢脸！
我羞于成为这样的“教育家”。而且在岳父面前，我从来不提我被人称做“教育家”。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七
在我们家，岳父的“铁杆粉丝”是他的外孙女，也就是我的女儿晴雁。
女儿十八岁时曾写一篇关于外公的文字，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我出生时，外公为我写下“搏扶摇而上九万里，瞰周秦以来三千年”的对联，请画家为我画下一幅大雁展翅向晴天的国画，并在画上题写公公为我写的歌曲：“小晴雁，小晴雁，一飞上蓝天……”于是，有了那张照片：我一脸满足地指着墙上挂的对联和画，眼神是骄傲的。那时不懂得这副对联的意义，现在却似乎明白了，原来是外公对我的希望，让我能有“搏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志向和勇气，有“瞰周秦以来三千年”的自信和学识。
上了中学，读到了外公写的回忆录，我才了解了外公的经历，外公在我眼中的形象也越来越高大。对我而言，外公是一个博学多识而心地善良的人。他的见闻、学识和善良，是我所向往的。于是我很自然地将外公当作我的偶像，只要有不明白的事，我便会向外公请教，仿佛外公就是一本百科全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外公总是想着别人，他常常帮助别人，而且总是那么自然，仿佛帮助别人就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于是我也学着给周围的人带去快乐。
到了有一天，我问外公“照璧”的用途，外公回答“不知道”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也可以问出连外公都不知道的问题了，于是高兴了很久。爸爸说：“你多看些书，总会有在学识上超过外公的那一天。”真的吗？于是我又高兴了很久，仿佛在我眼里，超越外公就代表着我的成长。
外公写的《祖孙乐》我看过，是在我四岁的时候写下的。十四年前的外公也许没有想到他可以看到我成长到十八岁，并且这一路走来他都对我影响极大，我向外公学英语，跟外公学书法，听外公讲做人……
我常会向人炫耀我有一个年过八旬，身体依然健康，精神依然矍铄，心态依然年轻，灵魂依然纯真的外公。现在，我懂的英文比外公多，我能走更远的路，我也会讲远比武松打虎更精彩的故事……但是，外公依然是我最崇拜的人。
现在，女儿已经远在法国留学，可依然思念着外公。
八
2008年7月，几乎从不生病的岳父，一病便不轻：被查出患有直肠癌。一家人的心里都蒙上了阴影，可他依然笑眯眯地过着每一天。
后来是住院，动手术。我们大家都心情沉重，可在他面前却要表现出轻松。他的神态也很轻松。大家都很“轻松”，只是我们的“轻松”是装出来的，而他的轻松决不是装出来的，是他坦然乐观心境的自然呈现。开始我们还想瞒着他，可是，正如万里之外的晴雁电话里对我说的那样：“公公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被瞒住？他肯定清醒得很！”
女儿得知外公患上癌症的当天晚上，在她的QQ空间里写道――
我最爱我的外公了，特别是他笑嘻嘻的看着我，眼睛眯成一条缝。
住在老家的时候，只要我说想吃糖醋排骨，他就微笑地放下书，开始找红糖。
外公说，红糖做出来的糖醋排【】骨才最正宗。
以前上小学，我总是盼望放学走出校门的瞬间，看到外公在街对面笑眯眯地望着我。
然后他拉着我，顺着玉林、芳草、衣冠庙，一路走回肖家河。
他永远会讲我听不腻的武松打虎和完璧归赵。
我会一边很认真地听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一边细心研究外公走路时外八字的角度。
我没有跟外公说过，我出生时他为我写的歌，虽然我懂事后他再没唱过，但我一直清楚地记在心里。
还有他为我题写的对联：“搏扶摇而上九万里，瞰周秦以来三千年。”虽然后来不知道挂去了哪里，但我依然能背诵。
我想着和外公一起散步的日子，想着想着鼻子就酸酸的。
于是我真的想求求老天爷：
不是我的，我从来不向你要，那我有的，你可不可以不要拿走？
令医生感到奇怪同时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手术后岳父恢复得相当好。他这个年龄本来是不宜化疗的，但他居然承受了化疗，而且根本没有一般化疗者的反应：呕吐呀，脱发呀，等等。他的身体现在依然硬朗，情绪依然开朗。该做啥还做啥：读书、写字、打麻将、坐茶馆、陪朋友聊天……一样不拉下。
好像他患的不是癌症，而是感冒。
其实，岳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1988年，岳父就为自己写了一副挽联：
功过以实为凭，万事坦然活已够；
荣辱让人说去，一生清白死何求？
他还对这副挽联写了一个说明——“未居高官显位，应是无功；曾被打倒批臭，或云有过。但燃薪传火，问心无愧，两手无血，怎不坦然？活着时惯听流言蜚语，死了后不少挽联颂歌；何如自知自乐，先给自己定案，死后一烧便了。”
过了几年，在他75岁的时候，他写下一组《七五抒怀》――
行年七五又书怀，
万事坦然气宇开。
回首来时风雨路，
言何幸福言何灾。
人生能有几知己，
白发碰杯庆古稀。
乐共儿孙话往昔，
笑看天际谱余辉。
兴来铺纸便挥毫，
泼洒夹宣三二刀。
不是文人偏浓墨，
倾消块垒学离骚。
茶馆有闲买一坐，
随翻报纸意飞翔。
漫评欧美亚非拉，
乱扯工农兵学商。
何必羡人多有钱，
何人似我能多闲？
撇开生死便成佛，
人到无求即是仙。
又过了几年，他的身体依然健康，在其自传里，他又为自己写了一个讣告——
讣告
万鲁君死了。他是一个平凡普通的教师，立功立德立言都谈不上，按他的遗嘱送去一烧便了，不举行任何仪式。特此敬告亲朋故旧，他和你们永别了。
死者万鲁君生前自拟
1999年1月26日
岳父在其自传的最后写到《遗愿》。他说他有五个遗愿——
第一，我非常希望我能够猝死，自己不痛苦，家属也不痛苦。
第二，我死后，不设灵堂，不收任何奠仪，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会。
第三，希望我的子女后代，首先是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无愧于“人”这个称号的大写的“人”！
第四，我希望我们的国家稳定、发展、繁荣、富裕。希望为政者真的面向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不要汲汲于政权，浸没在僵化的意识形态里，则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第五，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园丁，我希望同学们青年们在阳光灿烂的春天里成长，在多姿多彩的世界里自由地飞翔！
他的《八二书怀》，有一种陶渊明的境界――
消长盈虚三万天，
浮生难得此多闲。
任他红杏枝头闹，
卧看云行听马喧。
他的《八五生日打油诗》，我经常给人推荐――
减去古稀方十五，
再加十五便百年。
笑看庭前花开落，
一日无愁一日仙。
九
2009年4月26日，岳父迎来九十岁生日。
但他一点都没有声张，也没有答应儿女们给他做什么寿。只是很平静很闲适地和一群老朋友聚会。老朋友们也不知道今天是他的生日。
我想到二月份的一天，我和他聊天，他偶然说几天前是和他和我岳母结婚五十周年的日子。我大叫：“金婚呀！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好给你们庆贺庆贺呢？”他淡然地说：“有什么庆贺的？我和你妈妈一起坐了一会茶馆，很好。”
我说：“啊呀，现在一个孩子满周岁，都要摆几十桌呢！”
他说：“幸福是自己的感觉，关别人什么事呢？”
如此淡泊，如此幸福。
今天的聚会地点，在他一个老同事的家。因为这种聚会是经常的，所以也非常随便，大家谈天说地，气氛十分热闹。我坐在其中，也被感染了。岳父这些老朋友老同事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但他们依然关心着这个世界，忧虑着我们的国家，议论着各种社会现象。
闲谈中，岳父拿出一张纸，说：“今天是我的九十岁生日，这是我写的《九十书怀》。”
他朗声读道――
九十书怀
――步《桃花扇?哀江南》韵
夜幕依稀天欲晓，
邯郸惊梦鸡鸣早。
坎坷路，
醒犹未消：
三十年浪漫曲,
三十年臭老九,
三十年春到了。
这茫茫人生世，
几曾睡安稳觉？
叹九十载阴晴饥饱。
听大中华争锋激；
全世界波涛涌；
人要做自由鸟。
蚕丝坚而韧，
残茧难丢掉。
且留些随笔遗稿。
纵情唱舒啸歌，
潇洒活，
糊涂老。
众人一阵喝彩。岳父解释说：“‘听大中华争锋激’，这里的‘争锋’指的是《争锋》那本书，写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思想大争锋。”
我拿过那张纸，上面还有一段说明――
老来已疏于提笔，去年七月直肠癌手术后现尚化疗中，已判死缓，朝不虑夕，更与写作绝缘。但在我这个年龄，早已淡化于生死，还是乐呵呵地活着，读书刊，看电视，听新闻，只争朝夕，竟又迎来九十之年。我满足，我高兴。我更庆幸于耳聪目明，思维尚健，回忆着“如此人生”，迎接可拥有的未来，这就是我的快乐，疾病何有于我哉？生死何有于我哉？《哀江南》是我少年时就已熟读的喜爱的诗，不久前好友方见肘录写原文来共相析赏，不免引发许多沉思与反思。正值我行将迎来九十之年，不无所感，乃抖着手提起笔来，写下了上面的也算《九十书怀》，但愿这不是绝笔之作。
即以此祝福亲友们健康，幸福，快乐！
万鲁君2009年4月
老人们继续热烈地聊天。他们都是一群退休教师。我基本上没有插话，因为在他们面前我如同一个小学生。但是我从心里敬重他们。他们经历了八九十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依然乐观、淡泊、善良，这是一种境界。他们的言谈举止都透着风度与气质，文化与教养。这是民国教育留下的一种人的风范。但遗憾的是，这种风范现在越来越稀有了。我再次有些担心：若干年后，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一种做人的境界会不会成为绝唱呢？我突然想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不就是要“改造”掉“旧社会的教育”给他们的这种气质、修养与风范吗？
黎叔叔看见我一个人坐在一边，估计是怕我感到冷落，赶忙过来给我聊天。我很感动。我想起了岳父曾给我讲过他的一个故事。上世纪中国“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年代，身为高中教师的他，周末回家看妻儿，想到一家人都在饿肚子，可实在没有什么吃的可以带回家，便将身上的毛衣脱下来换了一个大南瓜。终于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但一家人看见大南瓜都欢喜得很，想到终于可以吃一顿了。没想到，切开南瓜一看，里面竟然全是腐烂的！一家人围着不能吃的烂南瓜痛哭起来。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
今天，已经八十多岁的黎叔叔和我聊历史、聊政治、聊教育、聊科学发展观……他对未来充满乐观，我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看不到五十年前那个夜晚的忧伤。
岳父和老朋友们说笑着。看着他透明的笑容，我想到我曾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不乏智慧的人，可有些智慧的却失去了纯真，智慧使他心灵生锈，使他过于自恋自负自私而精于算计，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世界上不乏纯真的人，可有人纯真但缺乏智慧，于是这个“纯真”往往最后成为“愚昧”的代名词。如果一个人既智慧又纯真，那他就了不起。
岳父便是这种人――智慧而纯真。
古人说：“仁者寿。”我坚信，岳父一定能够继续健康长寿的。
午后我开车送岳父岳母回家，特意为二老照了些相。我对岳父说：“爸爸，你笑笑，晚上我要把这照片发给晴雁呢！”
于是，岳父对着镜头笑了，满脸纯真。
2002年3月－2009年5月断断续续写成
2011年1月29日补充——
这次寒假回老家，看到老人精神依然矍铄，神态依然恬淡。我知道他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在缓慢地扩散，只是他现在还感觉不到任何痛苦而已。其实，对自己体内的情况，他非常清楚，但他心态平静，言谈自若。一位老朋友来看他，他说：“‘文革’时我被‘清退’回老家，我就想，争取活到六十岁。现在，我都活了九十多岁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他再次谈到他八十五岁时写的那首诗：“减去古稀方十五，再加十五便百年。笑看庭前花开落，一日无愁一日仙。”他说：“这首诗我是在洛带古镇茶馆里写的。当时，一位老友情绪低落，我便在一个烟盒上写成这几句诗。后来寄给那位朋友。现在我用这首诗来勉励自己。”他说：“现在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便背诵以前背诵过的古诗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陋室铭》《归去来兮辞》……”
说到许多老朋友病中受的折磨和痛苦，他说：“我最近在考虑，国家应该为‘安乐死’立法。当然，随便同意安乐死的确会有许多问题，但可以确立几个原则，在这几个原则下考虑实施‘安乐死’——第一，束手无策。也就是说，一定要是医生对这种病束手无策，毫无办法的情况，才可以考虑安乐死。但还不能仅仅是一个两个医生，而应该是一个医疗集体，比如五位以上的医生共同提出‘安乐死’建议。第二，生不如死，或者说，求死不得。就是说，病人实在是难以忍受病痛。这个病人一定要是神智清醒的，有自主意识的，‘安乐死’的确是他自己的愿望，由他自己提出来。如果病人已经没有清醒意识，则不具备提出要求的资格。病人的亲属也不能代病人提出，因为有利益关系。第三，法律介入。医生和病人提出‘安乐死’之后，必须由法院通过一定程序考虑综合因素，做出最后的裁决，同意或否定病人和医生提出的‘安乐死’。其实，对于一个受刑一般的病人来说，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实施‘安乐死’，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更多的时候，他和我聊的话题，依然是社会、历史、国家、世界……昨天晚上，就和我聊了很久的陈独秀、胡适、翁同龢、李鸿章。这几天，还关心突尼斯政局变化之后的埃及局势。总之，他的视野依然开阔，心中依然装着天下。
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可逆转，只是现在还比较平静，远远还没有到痛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地说：“痛也不要紧，我就忍着嘛！”我在为他达观而欣慰的同时，默默祝福他未来的每一天依然充盈着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