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甘肃罗马村到底是真是假
徐兆寿
神秘现象引我去看罗马村
骊靬城遗址
骊靬村民装扮成罗马士兵
应该是1995年春，我还是毛头小子，怀有利刃，意欲替天行道，但文人无用，所以利刃常常露于诗锋。被新华社甘肃分社借调，心中便有了广阔的天下。那时的社长是宋政厚，一位深似学究的君子。人人都称他为老宋，不叫他宋社长。老宋已快退休，还到处跑新闻，很不解，多年之后才佩服。那时，我晕车很厉害，但新华社在城东，师大在城西。我不得不坐车，每天都怀着恐惧。如此，中午便不回。在办公室沙发上一卧，盖两张报纸，醒来时还微微有汗。报纸抵毛毯。但不久，因意见与某位社长不同，产生不快，便收回利刃，放马回师大。就在那段日子里，忽见老宋的新闻，也不知何时所写，只记得是一篇关于罗马村的报道。（记忆中，他后来退休后写了不少罗马村的报道，还数次进入死亡之海，所以生敬意。）我才知道离我家不远的永昌县有一个罗马村。我故乡镇子叫永昌镇，元代时叫永昌府。据说那时水草丰茂，西宁王走到那里时心中甚喜，勒住兵马，就地建府。永昌府那时很大，管辖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武威、永昌等地。800年之后，永昌府附近还有一个地方叫齐家湖，据说是西宁王饮马的地方。老人说，五十年代之前还有水，现在早已变成良田。老人们还常常谈到附近的永昌县，以前很富裕，60年饿肚子时都曾到那里讨过饭吃。记忆中的永昌有神奇。每次回老家，都有想一睹罗马村人的愿望。
去年去金昌看一位朋友，是大学时的挚友。多年虽不见，但心意未分离。酒酣处，说起罗马村。第二天早上，我们驱车以往。中途在一农家乐吃饭，尽兴处，有人说罗马村现已无人，不如去看圣容寺。兴之所至，忽见天色已晚，尽兴而归。罗马村未至。留有念想。罗马村又称骊靬村。那天，导游告诉我，专家学者对骊靬村是否是罗马军团的安置地存在质疑，有专家对现在的村民进行过DNA测试，也否认有罗马人的血统，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一个村妇。有一天突然出神了。近些年，据故乡的老人讲，出神在我们老家是常有的事。一个女人忽然得病，好几天沉睡不醒，醒来后突然能通神灵，能讲出别人根本无法知道的事。比如，她能说出你们家前几辈子的事和人，也能说出你做过的事。你目瞪口呆，心无着处。她们名唤神婆子。我们上过大学深信科学之人一般不信，即使眼见，仍然心存疑惑。但说的人多了，便有心考察。我确也见过一两个这样的人，但还是将信将疑，不久，在城市里活得久了，便不信了。但凡有一日再回故乡，又听到这样的事，又疑惑。中国北方一直有萨满教的传统，也许这仍然是萨满教的一种吧。因为这种谨慎，我也不能轻易否定之，于是，在近年来，我还考查过很多地方的神秘现象，有些亲自看过，有些也只是传闻。比如，在甘肃有些地方的寺庙里，流传着一种叫扶孪的神秘现象，上香能请来神仙，看不见任何肉身存在，但能细知过去、预知未来，很玄。我亲眼见过。还比如，在甘南的玛曲和青海一带，有放羊的老汉忽然得病睡去，或者无缘无故假死，数天以后醒来，就能唱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那样浩瀚的数万行诗篇，即使你专门去背，也不见得能背下来。我到玛曲去考察，可惜未成功。
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解释。它动摇着我的知识结构和信仰。若非亲眼所见，我必然像以前一样断然否定，但现在我犹豫了。
意大利游客与“罗马士兵”合影，都说他们是兄弟俩。
话说罗马村有一个妇人也突然出神了，能讲罗马语。她女儿能将其翻译成汉语。讲的是罗马军团的士兵如何到永昌的事。这事儿就玄了，一时间传为神奇。这种事民间很信。也许史书上不能证明的事在民间便成了真的。民间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大概也在于此。这也大概就是民间的魅力所在。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民间方术也悄悄兴起，使我们这些科学主义者常常目瞪口呆。好像地底下的一些东西慢慢复活了，到大地上来了。也许，知识分子向民间考察的时候到了。古人常说，《易经》乃群经之首。古代知识分子既要学会诗书礼等，还要通《易经》。此《易经》也并非一些江湖术士所说的数术，还有义理。《易经》思想诞生了诸子百家。道家从中悟出道，儒家悟出理，阴阳家悟出宇宙之真理，等等，这基本上都属于义理部分，即可以用逻辑来思维，来推理，来解释。但数术的一面慢慢地散落在民间。据说，鬼谷子精通此道。四库全书中，有历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解说《易经》的作品，今天看起来也只是一些大道理，数术部分却难以灵知。这大概是刘再复所说的中国的文化既有“史”的传统，也有“巫”的传统，而“巫”的传统一直在民间。到了《三国演义》时，这种“巫”的传统被集中地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诸葛亮身上，所以，民间也流传很多诸葛亮的巫术。到底是否是诸葛氏所为就不得而知了。有一点是明确的，古代的大儒是既要通古今历史之变的文豪，还是能究天人之际的数术大家，义理与数术集于一身。诸葛亮便是。不仅如此，古代的大儒还精通中医，尝百草，治百病，真正称得上知识分子。今天的知识分子就不用多说了，不仅不通中医，更不用说懂中国最古老的经典《易经》了。
每每想到这儿，便觉得羞愧。我们还能称得上知识分子？关于人，关于真理，关于宇宙和灵魂，我们到底知道些什么？每一次，在我考察民间艺人和奇人时，总有一种愿望，静下心来好好地学一下数术，但总是匆匆返回城市，返回欲望和名利。我们发明了太多的东西，飞机、汽车、手机、电话、网络，这些东西本来是应该解放我们的，但现在更多地束缚了我们。现在，我们想放弃都无法放弃了。可是，我有时候也发呆，我在电话这边，他在遥远的那边，我们尽然能说话？这事儿有点玄。
最玄的当然还是人不能解释之事。比如，罗马村这个妇人，太玄了。春节的时候我回家想去看看，未成。8月下旬，我们在金昌开一个骊靬文化的会议，我也有心想去，也给有些学者说过，大家都想目睹神奇，但又未成。
也许我们无缘。当我们集体奔向民间之时，它也许怕了。它向我们关闭了大门。我们看到的是另外的一面。
到底有没有罗马村
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孔子一样敬天爱人，但大都不去谈论这些神秘的现象。大概是不能证明吧。即使看到了它，是否就可以证明它是真理呢？也未必。史学家有史学家的治学方法，更何况史学家是不信民间的。这也是史学家的立场。但有时我想，果真如此吗？司马迁著《史记》，先是读破万卷书，然后是奔走万里路。到处搜集资料，但有些只是蛛丝马迹，无可考稽。怎么办？他心中有一本中国的历史。这就是对三皇五帝的书写。每每读《五帝本纪》时，就有一种读《旧约圣经》的感觉。它们都是神话，但我们相信。在那里，有我们祖先最初的理想，最初的道德，最初的正义。所以，在历史学家看来，有一种真实的历史，但在文学家和哲学家看来，它也可能是一部虚假的历史。文学家讲的是内心的真实，很可能会虚构出一种历史，如《三国演义》。文学家讲道，讲义，虚构了很多成份在里面，主要突出自己的人道理想。易中天讲，“三顾茅庐”是不存在的，但它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心中。这大概就是道与势的区别。
当然，区区骊靬村的历史绝然不能与这些史观相提并论，但它同样也折射出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历史学家认为，一切都应该有迹可考，方可相信。无稽可考时便保持沉默。文学家不愿意，总是要展开想象。后现代时期的历史观大概是后现代哲学观和文学观影响的结果，他们说，历史不在于是不是真实，而在于怎么言说。似乎有些偏题，但它更合乎人心。往往是，现实并非真实，内心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历史学家注重的是现实，而文学家和后现代历史学家们注意的是内在的真实。
这大概是骊靬村的纠纷所在。
话说中华帝国自秦始皇建立起来后，就遭遇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于是，他心生一计，在广袤的北方大漠、草原、戈壁与高原之上修起了一座万里长城。一方面，大概他觉得锦绣河山已经被自己圈在囊中，除此之外都是荒漠；另一方面，以此来挡住北方呼啸而来的铁骑。万里长城，就好像中国埋在边疆的一根绳索，东边山海关站着一个大力士，西边嘉峪关站着另一个大力士，只要北方的铁骑过来，它们就抖动长长的铁索，将马背上的勇士摔倒。很显然，秦始皇拥有不凡的想象。但是，有一个人比他更强，不仅拥有更大的想象，把茫茫西域一锤一锤凿开，还要越过长城，把沙漠一样的北方匈奴打到更为寒冷更为阴沉的北方去。他就是汉武帝。中华帝国因为年轻的皇帝注入激情而步入强盛。此时，在西方，另一个帝国也刚刚建立，那就是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也有一个伟大的帝王亚历山大出现。罗马帝国起源于游牧文化，此时，由于整个希腊的加入使其铁骑拥有了更大的力量。两个帝国像站在杠杆的两端，使地球平衡。但正如杠杆两端的人总是不安于现状一样，两个帝国总在不断地发生位移。中国开通了丝绸之路，并派卫青、霍去病驱逐匈奴，一路向西挺进，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也举兵向东。
一日，有大臣引来两个黄头发、深眼窝、高鼻梁、白皮肤的人，说有奇技。武帝让其当场表演。两个“怪人”一个口能喷火，一个口能吞剑。武帝与众大臣叹为观止。一问，才知是罗马来的魔术师。是居于两个帝国中间的第三个帝国波斯帝国（那时中国称其为安息）献来的。汉武帝从此知道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很大的帝国，那个帝国也一样目中无人。汉武帝称其为大秦。而在西方的罗马，也听说东方有一个华丽而庞大的帝国，叫赛里斯，那个地方盛产美伦美奂的丝绸。据说，凯撒奖赏一位将军，当他把一缕丝绸挂在那位将军的双肩时，罗马人惊叹了。那缕柔弱的、朦胧的、神秘的丝绸使野蛮的帝国萌生出取道安息，直达中国的梦想。这个梦想从那时产生，一直持续到了1900年。它催生了十字军东征、航海大发现、美洲大殖民、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是历史中诞生的感性，也是历史真正的力量。没有它，也许历史就会驻足不前。从今天来看，两个帝国的憧憬、野蛮便是世界发展的原始力量。这种感性的力量也许在罗马时期和汉武帝时期达到高潮。从魔术师与丝绸这两个细节来看，在汉武帝之时，漫漫丝绸古道就已经是一条财富之路、战争之路和冒险之路。罗马人就已经在中国出现。
骊靬，又是何许人也？何许地也？
也是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轰开了东方帝国的大门。一个帝国即将灭亡。古人突然被惊醒。那一年，甲骨文睁开眼睛，出世了。背负着中国最初智慧与文明的神龟终于破士而出，它向世界吐露真相。那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也神秘地洞开，向世人宣示故国威武与辉煌。
也是1900年，一群传教士奉命东来，在中国开始传播上帝的福音。德慕登便是传教士中的一位。他带着妻子来到中国湖南，后来生下一子德效骞。也许是这个汉译名字最后一个字“骞”的神秘呼唤，德效骞在继承父业研究汉学与中罗关系时，他长久地注视着张骞走过的道路，即丝绸古道。从1900年开始，中国的学者都莫名地疯狂地将目光投向淹埋于黄沙之中的古丝绸之路。事实上，中国学者已经晚了。整个世界的冒险家早已悄然踏遍那里。世界文明的目光像舞台上的追光灯一样都投向了那条黑暗中的道路。
德效骞从《汉书·陈汤传》中忽然发现惊喜。公元前53年，古罗马大将克拉苏东进安息，与当时的帕提亚军队大战于卡莱之地。自大的克拉苏七个军团四万多人遭到帕提亚铁骑围歼，六千突围，一万被俘。这一万俘虏被送到安息东界守边，从此浪迹中国与安息附近。这些罗马士兵再也没有返回其故乡。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大败匈奴郅支单于，并浮获145名异常军队。他们会摆鱼鳞阵，会筑重木栅栏防护城，而这些都是罗马军队的特长。凭直觉，他觉得这些军队就是史册中消失的罗马兵士。于是，他直奔中国古史。终于，他异常惊喜地发现了若干证据，并得出“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一次军事接触”和“早期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
德效骞发表这个观点时为1940年。那时，中国正值日本枪炮之下呻吟。从1900年到1949年50年中，不仅仅是整个西方和东方的列强瓜分和践踏古老的帝国，而且东西方的学者（包括大量的传教士）都在“发现”中国。除甲骨文外，其它几乎大部分发现都是由老外们所为。第一个10年，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保罗几，日本的桔瑞超，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他们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海盗发现宝藏一样，共同“发现”并劫获了敦煌。很多学者都以为站在人类的高度想否定这次盗宝，但他们也许忘了刚刚发生的事，那就是圆明园和颐和园不但被抢劫一空，还将剩下的不能带走的付之一炬。虽然他们仍然像保护珍宝一样保护了敦煌，并把敦煌推向世界，但不能因此忘记他们盗空了敦煌。在这个10年，斯坦因等还发现了汉简与整个的丝绸之路。第二个10年，敦煌莫高窟继续被盗。同时，新的“发现”陆续发生。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龙骨山发现了具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石片，他断言人类的祖先“很可能就沉睡在这下面！”不久其助手在周口店发现的两枚北京人牙齿验证了他的推断。北京人遗址的发现，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不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发现彩陶片和石器，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仰韶文化被发现。同样震惊的发现接接踵而至。1923年他从河南出发，沿着黄河走到兰州之后，从一个卖烟丝的货摊上发现了一件彩陶罐,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一一被发现。中华文明的年代不断地被提前，人类史前的灿烂文明不断地探出头来。似乎也是应了这样的响应，消失在中国大地上的古罗马人也感应到了时世的召唤，从甘肃永昌县祁连山下的一个草滩上探出头来，以便有人带他们回到故土，结果，他们被德效骞发现了。
德效骞认为，公元前36年，流落在中安边境上的罗马兵士参与了中国与北匈奴郅支单于的战斗，结果大败。中国统帅陈汤把他们俘获后带入关内，在张掖郡设立骊靬县作了安置。这样一个观点并不孤立。早在东汉末年，经学家应劭和服虔就有注解：“骊靬，大秦也。张掖骊靬县为西域蛮族而置。”500年之后，唐代大学问家颜师古说：“骊靬，即大秦国也。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他们说的都是骊靬的来历。到了清代，学者惠栋、钱坫、徐松、张澍、王筠、张穆、王先谦等皆认为：汉代骊靬县，为骊靬降人而置。“五四”时期，学贯中西的学者向达、冯承钧进了一步，使骊靬、大秦直接与罗马对待。向达在《中外交通小史》说：“中国史所记述罗马帝国名称，历代不同……但无论如何，中国史上的骊靬、大秦、拂森，都是指罗马帝国，却是确实的。”“汉书地理志，张掖郡有骊靬县，此外有陇西郡的大夏县和上郡的龟兹县，都是为处置归义降胡而设。”冯承钧在《西力东渐记》中说：“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攻匈奴，擒杀郅支单于。罗马士兵参加了此次战役，支持郅支单于，这是罗马人首次和汉兵发生接触。”
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德效骞的这个结论是有历史依据的，从学理上也是成立的。1957年，当德效骞的著作《早期中国有座罗马人的城市》在国外出版后，国外汉学界纷纷发表评论，对他的观点提出种种质疑，比如1958年荷兰莱登大学教授何四维不无讽刺地说：“非常佩服他富有想象力地用巧妙的方式把这些单个的信息联系起来”，认为他的观点过于武断。又如1962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肯曼发表评论,认为德效骞的观点“充满谬误和过于草率的臆断”。著名华人学者余英时在1967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的研究》英文著作中说，他同意肯曼的看法，认为“如果骊靬真有德效骞教授所说的145人的罗马军团的话，也仍然需要能够确认他们就是罗马人的证据”。台湾学者杨希枚在1969年3月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评德效骞著<古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兼论所谓罗马人的几种文化成分》一文，不赞同骊靬县因罗马军团兵而设立的说法，认为《汉书》旧注中关于骊靬县因西域黎轩降人而设置的说法需要重新考证。
真正反对的声音起自1989年。那一年，《参考消息》等很多报刊登载了澳大利亚学者哈里斯引述德效骞的“陈汤俘获说”之后，立刻引起很多学者的否定。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和兰州大学的刘光华是其代表。因为《后汉中》清楚地说了：陈汤之战，“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也就是说，陈汤将军把所有的俘虏分赋给了参与汉军作战的十五个在西域的诸侯国，未带一人进关。“陈汤俘获说”遭遇致命的打击。
罗马村是真是假一时成了问题。
骊靬到底与罗马是什么关系
正在修建中的罗马城
学术界的争论有时也像过家家一样。有些人把学术看得很神圣，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有板有眼，比如，骊靬是不是罗马。古人说是，可今人认为不是。这就耗费了很多学者一生的精力。我常常想，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大概是指写文章应该有道德，不应该信口开河，随便去写，尤其史家。但是，史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把什么都清楚明白地说清楚。有些事在当时就是小事，所以随手一笔，可后世就成了大事。如《三国志》说刘备与诸葛亮在隆中对之前见过三次，只写了一句“凡三次”，并没写谁见谁，而《三国演义》中就有了“三顾茅芦”，易中天用历史的方式把中国人的一种古典情节无情地解构了。“三顾茅芦”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崇尚的帝王要有“仁义”之心，知识分子愿为“帝王师”的理想。易中天说不存在，当然掷地有声。我们似乎听到，在虚空有大厦倾倒的轰隆声。我们并不惊喜，而是惊恐。史学家的冷漠见此一斑。
我们不禁要问：史学家就是想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从于其崇尚的神圣的学术吗？当然，我们立刻也会听到史学家愤怒的诘问：难道可以允许文学家或学者臆测吗？我们需要严谨的史学态度，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但是，什么是道？道在哪里，这也许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这是我们头顶更高的声音。
最初我在想，骊靬村是不是罗马村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后来我才发现，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一个似是而非的学术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当我被邀请去参加“丝绸之路·骊靬文化国际旅游研讨会”时，我已发现，作为一个旅游学者和作家，我关心的问题突然变成了一个民生问题。因为先前的争论和仍然持续下去的争论，骊靬文化已经存在了。它是不是罗马村将继续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可是，它的的确确是骊靬村。那里有骊靬古城的遗址。学术界也不会否认历史上骊靬县这个地方。同时，当我们站在更为广阔的时空去看，浩瀚而漫长的丝绸古道上，古中国人与古罗马人来来往往，欧罗巴人和亚洲人此兴彼暗，明灭交替。更有甚者，我们会忽然想起，被汉帝国赶到北方黑暗中的匈奴人辗转去了罗马，星夜之间竟然把一个伟大的罗马帝国打散了。在这样一个世界背景下，我们敢于肯定，在丝绸古道上，有一些欧洲人，有一些与汉人不同的人种在两旁定居生活，就像一条河流的两岸生活着不同的人群一样。战争、高原、大漠使他们无法回到故土，只好在此生活。
如此来看，它是否是罗马人还重要吗？
但学术的可爱就在于此。一方面，不断地有人以科学的方式来确认一个结论；另一方面，地方上的学者总是会有一种乡愿情结，希望它是，因为它如果是，它就会为当地的旅游经济带来一线生机，它就会造福于一方，所以，无论如何，即使以文学的方式也要证明它的存在。
既然历史上不能有任何证据，于是有人便想更为科学的形式来认证。兰州大学硕士马国荣以87个骊靬人的DNA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骊靬人与罗马军团无关。但另一些学者和永昌人不干，于是，38岁的骊靬村民蔡俊年到上海进行了单个人的DNA测试，结果56%为欧洲血统。它又否定了前说。
既使“陈汤俘获说”被否定，但那条骊靬为安置西域降人和骊靬乃大秦的历史脉络还在，于是，学者们寻找另外的历史河流。这就有了“月氏归义说”、“骊靬内迁说”。正当这些路径能够证明骊靬与古罗马军队的关系时，另一个致命的打击又来临了。它仍然来自20世纪前10年外国人发现的古中国文明的灿烂文本——汉简。在暗夜里，当学者们抹去古老的尘土，在灯光下一一点校那些竹片上的汉字时，一片竹简吐露真相：公元前60年，就已经有了骊靬苑。到底是讽刺还是进一步的引导？反正古人对今人的发现还不满意。
到了这个时候，骊靬与罗马之间的关系又一次变得扑朔迷离。骊靬苑是一个养马的地方，正好也在霍去病建的山丹军马场附近，但为什么叫骊靬苑？永昌县的文化名宿、作家王萌鲜先生对此做了壮丽的想象。他觉得这个地方是汉武帝的一个罗马情结。这个想象显然是进入了历史的内心，也似乎符合这样一个伟大帝王的梦想。想当年，汉武帝从大宛国调用“汗血宝马”费了多大的心血？建立一个同样以罗马人命名的马场又何不可？但是，看到这里，也许还需要一些历史学家的求真心态。骊靬苑显然不是骊靬县，为什么变苑为县？在陈汤大败匈奴之时，是否已经有罗马商人在此定居，或者有罗马人在此养马？骊靬真的是古罗马的称谓吗？这仍然是历史的疑案。
我们怎样去理解这样一个疑案
文艺评论家雷达先生和永昌文化名宿王萌鲜先生
8月21日，当我随着国内外骊靬文化的研究者和国内旅游界的专家们一起去考察传说中的罗马村时，乱哄哄的场面使人无法认真而仔细地探究骊靬村的真相。古希腊一位哲学家说，真相在地底下。我们找不到那口井。我们看到的情景是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而进行的一系列策划与行为。在这里，已经没有是不是的争议。一群男人穿着古罗马兵士的战袍，一手拿盾甲，一手持剑，头顶金冠，列队迎接远方的客人。乍一看，真的像是罗马兵士重显江湖。有一个罗马王子给大家敬酒。在这热闹的情景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喝了酒，并与那些“罗马士兵”合影。有一个从意大利来的男人与一个村民合影，大家都说他们就像兄弟俩。不错，在这里有很多高鼻梁、深眼窝、白皮肤、黄头发的人。如果没有学术之争，没有人不相信这就是一个罗马人后裔的村落。
一场虚拟的活动使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当人们进一步看到骊靬古城遗址，再登上十多年前修建的一座罗马式的亭子时，做导游的丁局长手指西方，让大家看旁边的折来河与远方的胭脂山。烟云弥漫的胭脂山也叫焉支山，因匈奴有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而名噪 史册。前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曾徘徊于暖阳中的焉支山，为那空谷幽兰而迷醉。现在，它隐隐约约横亘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多少有点点突兀。折来河已干涸，折来河的西边一片荒芜，绿草轻轻覆盖其上，向着西边寻梦而去。丁局长告诉我们，在那些荒芜之下，其实是大片的古墓。墓主人的葬式与中国的风水学不同。他们都一律头朝西方，大概表达了他们仍然要魂归故里的愿望。
在骊靬村的西南方，一座中西风格兼有的罗马城正在修建，主体结构已经一目了然。我们站在西边的山坡上，了望这座崛起的罗马城，多少觉得突兀。你想，在整个中国甚至东方，突然有一座罗马城在此矗立，它会向人们宣示什么？在回去的时候，同来的一群意大利游客仍然与村民们交谈着。他们本不相信这里有一个罗马村，因为他们从不相信古罗马会败给中国。我们中国人自然是哈哈大笑。因为克拉苏都能败给安息，焉能不败给伟大的汉帝国，尤其是汉武帝时的帝国。当我们要离开骊靬村时，那些意大利人突然决定不走了。他们觉得那些村民的确长得有些像他们，他们说要攀亲戚，要住在亲戚家。我们大笑而别。
永昌的天空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笑着说，它是不是罗马军团的安置地还重要吗？重要的是一次体验与想象。这也许是身临其境的旅游者的真实感受。
但我仍然不能满足。第二天，我又陪同迟到的雷达先生再探骊靬村。这一天，不仅有永昌县的马县长和当地文化名宿王萌鲜老先生的陪同，还到永昌县博物馆去仔细地看了展出的文物。王萌鲜先生自兰州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在北京上班几年后，竟然因为思念家乡回到了永昌，连兰州都不停留，从此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地方文化。他写过好几本关于骊靬文化的书，看得出来，骊靬文化与王萌鲜血肉相连。他详细地为我们讲述了他的研究，我们几乎相信他所有的证据与想象。马县长有一双棕色瞳孔的眼睛，眼窝深陷，乍一看，与昨天那几个“罗马士兵”一样。我笑问他老家是哪里人，他说是张掖人。我便笑道，你现在回到真正的老家了。他也笑了。
这一天，我得以与两个“罗马士兵”交谈。我问他们，你们真觉得自己是罗马人的后代吗？他们笑道，我也不知道。我又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关于自己祖先的传说，比如传说从哪里来，传说中做了些什么。他们摇摇头。我又问王萌鲜先生，他说有一些。王先生给我说了一件事，说骊靬人有一个与罗马人斗牛一样的游戏活动。
这一天天气极好，永昌上空时不时飘来几朵白云，熬是好看。我们都争着拍云。有人说，云庄寺的云才好看呢。云庄寺又叫云转寺。我们不禁对那里又产生神往。
回到兰州后，我的床头始终放着从永昌拿来的那些书和论文。一旦我一头扎进文中之中时，我就觉得骊靬文化还有一些谜需要解开，比如骊靬是否就一定指罗马，骊靬苑为什么存在？骊靬县为何而设？西域降人一定指罗马军队吗？等等。而当我从文本中挣扎出来，又回想永昌县的旅游与骊靬村的村民时，再将目光越过永昌，投向浩瀚丝绸之路时，我便不禁问自己，一切的探讨到底为了什么？
很显然，德效骞的那个时代是整个的西方人震惊于中华文明，并以崇拜的心境看待中国历史的时代，他一同参与并发现了古丝绸之路。如果说斯坦因等发现的是艺术，他发现的则是东西文明的交汇。他是一位基督徒，是一位传教士，更是一位汉学家。无论多少人否定他的观点，但他那种尊重中华文明的心境使人感动。刘光华等历史学家从文本出发，寻找历史的真实，则是一种纯学术的求真态度，同样值得尊重。王萌鲜老先生也许怀有一种乡愿之情，但其想象与耗费的真情、真力并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他以一位文学家的情怀进入历史，似乎触到了真正的真实。虽然他对骊骞苑的想象需要更多的史料证实，但那想象多么贴近历史与汉武帝的心境。
想到这里，我便又一次想到一种力量，道。它到底为谁所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