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人物—张炎夏教授的华丽转型

（人物简介）张炎夏原是上海大学教授，2004年开始弃文从农，自筹资金成立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江苏、安徽的个体农民签订稻谷种植承包合同，种植面积近8000亩，在粮食的种植、收割、收购、和仓储、加工、销售等6个环节中，张炎夏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摸索出一套独特的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资本化运营的“金廊模式”，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的规模种植，农民的收入也大幅增加。

张炎夏有个梦想，在稻田里挖一眼温泉，泡在温泉中看稻浪滚滚。他喜欢水稻的真实理由没这么浪漫，稻穗是他财富的源泉。

马承榕创业的同一年，这位大学教授也开始了土地上的游戏。但马“植物工厂”的模式和“只靠政策就死定了”的思想，于他可能是个巨大的笑话。他摸索如何不改变小农经济的同时实现规模农业，而利用好农业政策，正是全部试验的前提。

在财政实力雄厚，土地集中度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农业是个精致的点缀，并不遥远的财政扶持放大了新农业企业的机会。

“资本家”

“他们是‘地主’，我是‘资本家’。”张炎夏敲着地头的一株榆树，讲述自己与马承榕们的区别。

张炎夏也做过“地主”，险些血本无归。

廊下人均耕地只有1.28亩，2004年，廊下镇负责土地流转的一位干部忽然找到张炎夏，告诉他有2000多亩退林还耕的土地可以承包。

对廊下农民来说，去近在咫尺的上海市打工更为方便，只要价钱合算，对土地流转并不排斥。廊下镇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土地流转平台——金土地绿色农业有限公司。全镇土地都流转到这个公司，然后由该公司流转给张炎夏这样的农业企业家。

省去了直接从农民手中拿地的麻烦，廊下吸引了大批农企。张炎夏只包了500亩地，算不上大手笔，但他在这500亩地上种植的作物却着实醒目，就是当地常见的水稻。

他要支付每亩地250元的租金，而按照政策，规模在100亩以上的农业基地，可以享受补贴，由中央、市、县三级出资，金山区财政状况良好，张每亩地能拿到350元。

尽管没有为土地支付成本，2004年张炎夏还是攥了一把汗。每天瞅着稻苗担惊受怕不说，收获时，他的地离公路有两公里，已经收割的四十几万斤稻谷要一袋一袋运过去才能用车装走，偏逢连雨天，土地泥泞，拖拉机都开不进去，只能依靠人力往外扛。7万包稻谷，就算每人5分钟走一个来回，不吃不睡也要600天人工。稻子不赶紧晾晒就会霉烂，张炎夏急得眼前发花。

幸好他在当地驻军有朋友，调来了两个营的士兵，几百人用炮车把稻谷拉到公路上，不要钱，只管饭就行。张炎夏精于计算，那一年他大约收了51万斤稻谷，其中20万斤烂在地里，实际盈利近二十万元。张由此得出结论：地抓在自己手里，等于把农民的风险和土地成本全都揽过来。

2005年，他去了美国、日本考察农业，在美国体会到一个几十万亩的农场为什么只需几个人管理：规模农业的灵魂不是机械化而是专业化、社会化分工。他希望将类似的方法调整后引入国内。

2006年，他的“基地”一跃为8000亩，但此基地已非彼基地，没有一亩是流转得来。他把大米生产加工过程拆分成种植、收割、仓储、收购、加工、销售和配送六个环节，每个环节找专业的人承担。种植交给各乡的种粮大户，由他提供种植标准，合同一年一签。

几次倾向农民的政策变化，反而令他更加坚信土地流转是块烫手山芋。2006年农业税取消，“有农业税的时候，我们要主动找企业，希望企业承包我的地，否则我出去打工，每年还要交税。现在没人包就算了，荒在那里还等于上一年绿肥。”廊下农民赵吉民说。

张炎夏指着赵的背影，颇为无奈，“再去找他们，价格会抬得更高。”

谁是“尖头把戏”

“没有基地，我就不承担任何风险，收成不好，产量低了，这个损失不是我的，是农民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上海，农民损失了，国家不会见死不救，而我损失了，国家一定不会管，只要我避开损失，农民是不会有损失的。”张炎夏毫不隐讳自己与农民的微妙关系。

在廊下，张所能雇用到的农民年龄几乎都在60岁以上，他们的经验令张炎夏头痛。

承包500亩地时，张炎夏有两个播种方式选择，直播或插秧。直播即将种子直接撒到田里不育秧，插秧是先将稻种密集播在一小块田里，待长到几寸高以后再移栽到大田。直播节约人工，产量还高，而插秧能够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上海当地农民习惯插秧，张炎夏不顾所有农民反对，坚持直播。他请专家给自己雇的农民上课，传授如何在直播情况下仍能缩短生长期，专家刚讲了一半，老农就说：我们都懂。搞得对方不好意思多介绍。回到廊下后，老农们用药水浸一下稻种就要直播，险些大大延长生长期。

在当地农民眼中，张炎夏仍然不懂种地。“张老师是穿着皮鞋下田的人。”农民冯小娣说。

当地水稻亩产能够达到千斤，为了保证口感，张炎夏不需要亩产越高越好，而是控制在亩产500斤左右。亩产超过700斤以上的稻谷他拒绝收购，而且他都是在稻谷成熟前收割，因为此时麦芽糖还未完全转换成淀粉，口感好。他的金山博士米在上海超市可卖到11.5元／斤，而普通大米不足2元/斤。但对农民冯小娣来说，这不过是“尖头把戏”（上海方言，意指善于钻营）。

张炎夏觉得农民的“尖头把戏”也不少，农民给自己的地拔草，拔过一次就不再长了，给他的地拔，张炎夏按天算工钱，发现拔完之后草还长，需要再拔，原来草根都留在地里。如果按地块算钱，一天又拔不了多少，他一估摸拔草花的钱远远超过减产的损失，后来索性连草也不拔了。

为了便于和农民打交道，他请来农民技术员老陈做帮手。2004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把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稻子叶片发黄，看起来像缺肥，此时应该排水降温，但周围农民没几个明白这道理，反而拼命施肥，不但无济于事，反因肥料太多以致水稻疯长倒伏，而老陈早已让农机站把张炎夏田里的水抽干了。

看见张炎夏的稻子结结实实，农民纷纷找老陈求教。老陈说把水放干就行。农民舍不得，施了那么多肥都在水里，此刻放水等于扔钱。张炎夏责备老陈为什么不早说。老陈贼笑：“谁让他们过去不服我呢？”后来又悄悄地告诉张：“他们早就来找过我了，也要我施肥。我要是按他们的意思施了肥，他们就会在田埂上开个口，肥料就会流到他们那里，所以我装不懂。现在他们施了肥，不放水又不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他们放肥水到咱们的田里了。”张炎夏哭笑不得。

“中国农民种了几千年地，但真正会施肥的没几个。”张炎夏感叹。

高进高出的空手道

“你现在不就是搞‘订单农业’吗，有什么新鲜的。”有专家对张炎夏如今的8000亩基地不以为然。

“你完全错了。”他不客气地反击，“‘订单农业’是低进高出，赚的是‘批零差价’，企业要和农民争夺利润，我是高进高出，农民才有合作积极性。”他与农民签订的合约规定，水稻收购价会在国家挂牌价格基础再上浮20%。

8000亩稻田虽然不属张所有，但他对稻田的控制力远远超过“订单农业”。他要求农民“必须要听我的”，必须使用他的种子，必须按照他的方法，必须使用他的肥料。

他实现了“规避风险”的目标：整个过程不用投一分钱进去。播种时把稻种按30元／斤卖给农民，稻种他从日本水稻研究所购来后自己培育，成本不足10元/斤，但农民从外面买要70元／斤；肥料团购，85元／袋，卖给农民95元／袋，农民自己买需要105元／袋。他也不需要农民先付钱，收割的时候再付，而他对厂家也是赊账。收割的时候，农民请收割机90元／亩，他在网上8000亩地一起招标，差不多能吸引上百个收割队来竞标，成交价通常在40元／亩，与农民按60元／亩结算。到这时，七七八八，他已经赚了70元/亩。此时他委托国家粮库收购，与粮库签订协议，付2分/斤的保管费，自己需要时拉走。农民的钱不能拖，稻谷一收割要马上付清，他用350元/亩的政府补贴，再加上之前从农民身上赚的钱加进去，基本不需要自己再花钱。

这几近于“空手道”，但农民并无不满，因为把稻谷卖给张炎夏，自己利润可以从0.1元/斤变为0.3元/斤，翻了两番。这套“空手道”能甩得开，张能以规模争得政府支持是其中关键。

“说实话，我们也不完全相信张教授，万一按他的要求种了，到时候他跑了怎么办？但是乡政府是给他做了担保的，就可靠多了。”冯小娣说，签种植协议时，张炎夏直接找各村村委会，然后约定收获后按照5分/斤给村委会交纳管理费，“村委会也缺钱，给他们报酬，能把那些不想和你合作的人也打个包都捣鼓进来。”

上海曾是马承榕的畏途，由于气候原因，在福建一年能种十二茬的菜，在上海只能种两茬，他左算右算不愿进入。但最近与上海某区签订了合作意向，原因还是能获得政府支持。

张炎夏的模式并非毫无破绽。金廊现代农业公司最初大股东为区政府，但2008年张炎夏与之发生摩擦，目前双方已分家，张成立“海洋农业公司”，这令人担心是否还有一只巨手支撑他。不过，他自称仍有把握获得上海对农业支持的“普惠”，2009年计划签订1万亩土地种稻谷。

为塑造品牌-全球品牌网-，他买了两架农用飞机，建起机场，是华东地区惟一有机场的农资企业。尚未启用的办公楼设计时尚，全玻璃结构，金字塔状，顶层有日式榻榻米，住在里面可以数星星。

“你看，这足以唬住所有客户，对吧？”他兴奋地说。不过他从来没在榻榻米上数过星星，一直住在门口的保卫室里，那儿更舒服。

张炎夏：现代流通与农民增收

　　我是一个农民，从种几百亩到现在的几万亩。

　　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富裕问题。

　　中国农业80％是种粮食，但种粮食的农民只能是卖谷子，不能卖大米。所以首先要使流通环节的利润让农民分享。

　　怎样让农民富裕，农民为什么穷？

　　一、农民贫困的原因

　　1、农民太多了（导致人均耕地太少，平均只有一两亩地，每亩地产值1000元，除去成本，只能赚二三百元。）

　　2、居民太少（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太少，城市居民3亿多，消费有限）

　　3、产量太高了（导致农产品价格上不去，要减少播种面积，要让土地休耕）

　　4、生产方式落后（导致农业小规模经营，农民不能参与流通）

　　农民转变成居民，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大米的涨价跟石油的涨价、工资的涨价相比根本是小菜一碟。农民用怎样的方式来分享流通的利润是最重要的。

　　二、国际农业的典型模式

　　1、美国模式（规模农业，通过机械化降低耕种成本，有专门的施肥公司、收割公司等等，农民的产品直接进入期货市场）

　　2、日本模式（高端农业，通过改善品质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协会帮助农民直接把农产品进入超市）

　　3、以色列模式（科技农业，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土地产出）

　　4、中国模式（个体农业，强调自给自足，土地联产承包长期不变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农民的意识需要改变）

　　三、大农业和小农业的区别在生产方式

　　1、产业化不是公司化

　　2、大农业是“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如收割机自买，一年用一次，成本很高，而专业的收割公司全国各地收割，成本就分摊到各个月。

　　3、现代流通是大农业的前提

　　四、改变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当务之急

　　1、中国农业没有市场化（耕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不能自由交易，农民不能自由种植粮食以外的农产品）

　　2、农业不市场化，农业的规模化必将重蹈人民公社覆辙

　　3、上海廊下对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探索就是以流通为杠杆，改革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五、《廊下农业模式》是小农经济体制下的规模农业模式

　　与上万个农民签订合同，在国家收购价格基础上上浮20－30％，农药是由公司提供，实现绿色种植，公司统一收割。去年生产了1000吨大米。与订单农业相比，公司赚的是品种、品质、品牌差价。

　　1、个体农业使农民难以获得流通利润

　　2、土地规模不是规模农业

　　3、现代农业必须以流通为龙头

　　4、流通不仅是产品，还包括职业、服务、机械设备的流通
　　（联商网现场报道）

《廊下农业模式》——中国特色的农业工业化模式

空谈了那么多的“理论”，其实“实践”才是最重要的。上个月我去湖北的荆门讲课，居家岭的五三国营农场的场长请客，我也是侃侃而谈了那么多，一起在座的荆门市农业局的李局长听完后就发话了：“建议你去搞个乌托邦式的农场实践你的理想”。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是讽刺我在空谈，是克力空。其实里李局长说的没错，很多理论表面听着不错，执行起来确实就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几十年以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几乎都是先理论后实践的，甚至还是在理论的指导下实践。只有邓小平改变了这个习惯，他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强调实践的意思。我分析过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理论，结果发现可以分成二部分，一部分是马克思对过去历史实践总结后提出的理论，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另外一部分是他的“预见”，比如“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一国成功”等等，结果发现，对历史实践总结后提出的理论几乎都没有问题，而那些没有经过实践的“预见”就差不多都出了问题。

连马克思都如此，我如果不经过实践就在这里大谈农业，又怎么可能不出错呢！所以李局长笑话我是可以理解的，也说明我们今天的领导已经不再会盲目听从理论指导了，这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你们都是现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实践者、领导者，不要说我现在已经讲了2个多小时了你们还不让休息还要我继续讲，恐怕我侃20分钟你们就该坐不住了。你们还在那么耐心地听，说明你们是认可我的观点的，而这正说明我讲的一定是自己经历过或者叫实践过的事。

我其实在7年前就下农村了。我虽然是学IT的，文革后的第一批本科生，1982年毕业于当时的南京邮电学院电信系。但是2003年我开始推销新西兰进口的“海洋有机肥”，开始接触了农村。2004年，受当时上海金山区廊下镇镇长张亚军（现在是金山区农委主任）和土地公司老总蒋连奎之邀，我去廊下镇的中联村“流转”了500亩地种水稻（因为报纸、电视台都做过大量长篇报道，我这里就不多罗嗦了）。总之，结果是失败了。为此，我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种地心得《我种了500亩地》（后来被多家报纸整版连载）。有些意外的是，2005年，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把我找去，他起先只是想从我这个生产第一线的农民这里了解一些农村第一手的情况，后又让我给分管的市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们讲。于是我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土地流转”的失败有没有必然的原因。先后写了《三农对策：农业——市场化规模化；农村——城镇化资本化；农民——职业化专业化》和《农民眼里的三农问题》等不少论文。

2006年初，我又向当时的上海市金山区委书记李毓毅（现在的市体育局长）和郝铁川区长建议搞个公司探索“如何在不改变农村个体农业体制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农业”。

应该说我幸运地遇到了好领导，区长在大年三十的中午听我汇报，还请我大吃了一顿，区委书记则更是多次亲自召集书记办公会讨论具体实施的方案。最后李毓毅书记拍板，由区国资委出资200万元在廊下镇成立了一家专门探索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国有企业——《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任命我为总经理，张亚军兼董事长，并且在后来的廊下镇长丘运理（现在金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极力支持下，开始探索能不能在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农业，探索通过农业的工业化实现农民增收。

当时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农民经历了人民公社的洗劫，绝大多数不愿意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别人经营，害怕重蹈人民公社的覆辙。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已经被实践证明不适合粮食生产。而土地由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高进低出（就是零售价进农资，低价卖稻谷）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农民的增收。

于是我提出了一个设想：既然“家庭联产承包”已经成为“长久不变”的基本国策，那我们就干脆放弃“形式上的规模”，改成通过和农民群体签订“承包产量”的合同来实现“种植上的规模”。再通过“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具体的做法就是：

1、先通过群体“联产承包”实现 粮食种植的规模化。因为没有规模就不会有效益，不会有科技化、机械化、现代化。公司先后与几千户个体农民签订稻谷种植承包合同。于是形成了近万亩的规模。合同规定这些农户必须用公司的稻种，按照公司的种植方法，使用公司提供的肥料、农药、锄草剂，统一种植。这样就实现了种植上的规模。

实现了规模以后的好处很多，因为规模种植就能规模采购，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厂不仅能按照出厂价格供货，还同意赊帐。这样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还解决了农民的生产流动资金问题，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纳斯的“农村小额贷款模式”更容易操作，更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因为还是和农民个人“联产承包”，因此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丝毫没有下降，反而还提高了。因为合同抬高了稻谷的收购价格。之所以要抬高稻谷的收购价格是因为为了让农民能够听从公司的指挥。比如当时上海的稻谷收购价是9角/斤，公司的收购价根据不同的品种是1.3元/斤到2元/斤不等。而农民在国家收购价为9角时的收入不足2角，而收购价提高到1.3元的时候，农民的收入就能增加2倍。表面上看，公司提高了收购价意味着生产成本增加。实际上，如果是流转土地自己种，每亩500元的土地租金就相当于每斤稻谷的成本增加5角，比现在还高1角。而且“土地流转”还要雇人种地，效率低；需要大量流动资金，限制规模的扩大。现在，虽然收购价是提高了，由于：一不需要流动资金，规模可以无限制扩大，种植成本能够大幅度降低；二能通过种植口感好的品种提高大米的卖价；三能通过无公害的认证提高大米卖价；四能实现品牌销售，进一步提高大米卖价。因此这4项措施足以让公司能够通过提高大米的销售价来平衡种植成本的提高。

2、通过“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模式实现农业的无资本运作。

我们将大米的生产划分成6专业过程：种植、收割、收购和仓储、碾米、销售、配送。因为我们的流动资金有限，于是借了鉴波音飞机生产的经验。

1）、我们把种植承包给了农民，由于肥料、农药的生产企业因为我们的规模大而同意给我们赊帐，所以我们因为能够赊帐提供农资，就不必向农民预付款。又因为现在剩在农村种地的农民都很专业，这等于我们在种植上实现了专业分工，就是由专业的农民种地；

因为向我们承包的耕地面积大，所以收割之前，我们能够向社会上的收割机专业户招标收割。我们不仅能够招到最好和最便宜的收割专业户（比雇佣当地政府的收割机价格便宜几倍，还效率高浪费少），还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我们不仅不需要预付定金，收割专业户还必须先缴保证金给我们（这是行规）。我们在这个环节上再次实现了专业分工和无资本运作。

2）、在收购和仓储环节，如果你不付款农民是不会交稻谷给你的。我们联系了国家粮食仓储部门，他们手上有国家粮食收购专项贷款。我们委托他们代为收购，粮食只要进了他们的仓库，国家就会拨贷款给他们，我们只要按照每斤2分钱支付手续费就可以将稻谷储存在国家的专业仓库里。在稻谷被我们拉走以前我们也不必付款。因为我们的大米加工是逐步完成的，上批卖完才加工下一批，因此每次只拉很少一部分，所以每次支付费用花不了多少钱。而且下次再来拉稻谷的时候，上次加工的大米已经卖完，资金已经收回。在这个收购和仓储环节，我们再次实现了专业分工和无资本运作。这个环节的专业分工是很重要的，我们曾经自己去收购过稻谷，结果出现农民把砖头和树根都塞在麻袋里充数的情况。而且上海很热，稻谷不储存在专业仓库里很快就会生虫。国家粮库通过冬天拉冷风给稻谷降温到零下然后密封隔热保存的方法，非常专业。

3）、在大米加工的环节，我们没有自己建工厂，而是选择了一家已经获得国家认证的有很好设备专业米厂“上海定旺米厂”代为加工大米。我们不但省去了建厂的费用，也不需要支付加工费用给米厂，只要把米糠留给他们就可以了。而且他们为了多得米糠，往往把我们的大米加工得特别精白，质量更上乘。与我们同时，金山区农委在廊下镇成立了一大米生产合作社“农飞米业合作社”。他们走的就是我前面介绍的“放大的小农经济”道路：什么都是自己搞，自己租地8000亩，投资1500万建立了一最现代化的大米加工厂“农飞米厂”，结果每年的收入连设备的折旧成本都不够，很惨。

4）、销售环节，我们没有去投资建立专卖店，而是委托超市销售。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投资任何店面费用，连场地、营业员的工资都是超市的，我们只需要在大米卖出后提成15%给他们。因此我们在销售环节也实现了专业分工和社会化生产（别人为我们卖），节省了店面的投资不算，连营业员的工资也省掉了。

5）、由于我们的产品价格高，利润空间大，因此可以直接配送到客户家。同样地，我们还是不组建自己的配送部门，委托邮政物流去做。由于邮政物流的国营性质，客户非常迁就他们的服务态度，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客户投诉的问题。当然，能做成这样的事，还应该感谢我的大学同学，现在的国家邮政总局领导马军胜。作为“支农”项目，每次配送大米只收我们10元。

探索在当年就获得成功，模式开始被大家叫做《金廊模式》，后来被当时的廊下镇长邱运理出于宣传廊下的需要改成《廊下模式》，公司产品《金山博士米》也在当年就成为上海大米的第一品牌，公司当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廊下农业模式》的意义

1、这是一种在没有改变小农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实现规模的模式。其实当年邓小平同志宣布取消人民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的时候是知道这是从“规模农业”倒退到了“个体农业”。因此他给了一个30年的期限。而温总理几年前宣布“家庭联产承包”要“长久不变”，决定了中国“个体农业”的体制起码在几十年内不可改变。所以想要搞规模农业只能另辟途径。于是现在的“土地流转”，“农民合作社”就都是在探索不改变“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农业。可惜的是都没有可复制的成功案例。而《廊下农业模式》成功了，她不仅没有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还利用了“家庭联产承包”能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优势，实现了规模种植和规模经营。

2、这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她充分应用了大规模工业生产上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理念。因此是高效的。

3、这是一种无资本运作模式。农业有二个瓶颈：规模和资金。模式同时解决了这二个瓶颈。尤其是资金这个瓶颈，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颁给了解决斯里兰卡农业贷款的穷人银行家尤纳斯。而《廊下农业模式》充分利用中国农业体制的特点，通过商业运作解决了农业生产的资金问题，其可操作性远高于尤纳斯获得诺贝尔奖的“农村小额贷款模式”。

4、这是一种可复制的模式。2008年，由于金山区领导更迭，新任区委书记吴耀鑫同志不认可这种模式。他先是担心如果“无资本运作”的成功会妨碍市里给区里的支农拨款，后又怀疑我在利用国企的资源给自己“树碑立传”。所以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播出了我的专访节目《一个教授的土地流转实验》后，他亲自召集书记办公会，整理出我的“六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辞职。几个月后，他又指示镇政府花了很多钱在上海各大报纸登广告宣布公司“关门”，《金山博士米》“停产”。我一开始还不理解：别人都是开业才花钱做广告，关门和停产还有必要做广告？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了阻止别人复制这个模式。正是为了证明模式的可复制性，我辞职后收购了民营企业《新吉禄农产品销售有限公司》，改和外地农民承包，继续这个模式。2009年，由“新吉禄”生产的《金山博士米》上市，尽管区委吴书记四处打招呼不准政府部门采购；甚至不准政府的干部和我们接触；不准农民与我们订立稻谷种植承包合同，已经订立的也不准执行；甚至一叫孙忠民的农业大户根据承包合同交售到我们场地上的稻谷，被政府人员发现后也只能被迫拉走（因为他是不敢得罪政府的，否则就可能拿不到农业补贴），平价卖掉，损失几万元。镇政府还禁止批准我们与农民合资成立《合作社》。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干部偷偷地买我们的大米送亲朋好友，我们的大米很快又成为上海大米的第一品牌，在“久光百货”、“友谊商店”、“正大广场”、“城市超市”、“乐购超市”等等上海最高端的商场和最大的大卖场热销。不难想象，在农业还是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在政府如此打压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生存，足以说明这个模式是可以复制的。

5、《廊下农业模式》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有人说这个模式其实是“订单农业”，这是不对的。《廊下模式》的生产方式是“工业化+商业化”。她在种植上借鉴了美国模式，销售上借鉴了日本模式。通过无资本运营，实现规模农业。她的赢利依靠以下三点，即：

1、品种差价（口感好和口感差的大米之间的差价）；

2、品质差价（无公害种植和普通种植之间的差价）；

3、品牌差价（有品牌的大米和无牌大米之间的差价）。

而要实现这3点，必须提高稻谷的种植水准和收购价格，因此这个模式必然伴随着农民的增收。这与“订单农业”是有本质不同的。“订单农业”不仅生产方式上仍然是小农的，更重要地是它的生存靠的是赚取“批零差价”，就是靠压低收购价压低农民的收入生存。因此它无法推广，农民看见收购价低了就把产品卖给别人，收购价高了，发订单的企业就赔钱。我就有个朋友看见新疆的番茄品质好价格低，就在那投资几千万建了个加工厂，还与农民订了收购合同，价格是8角。可是厂建成后，农民一个番茄都不卖给他，说是遭灾减产了。其实是想拿他一把，因为农民知道他的厂建了，不能闲置。结果他把价格提到1.5元农民才卖。其实周边地区的价格才1元，结果他赔了本。这就是典型的“订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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