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文解字序
*** 来源：海印深圳教学中心 http://blog.sina.com.cn/uaubc
*** 日期：2011/10/15
*** 出处：海印日记
*** 认字启蒙QQ群号89994292
说文解字序许慎曰：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於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徵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於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於史籀。鄙夫俗儒，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盖阙如也。
孫氏重刊說文解字序
唐虞三代，五經文字燬于暴秦而存于說文．說文不作，幾于不知六義，六義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本解，說文未作已前，西漢諸儒得壁中古文書不能讀，謂之逸十六篇禮記七十子之徒所作其釋孔悝鼎銘興舊耆欲及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或多不詞，此其證也．許叔重不妄作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即史籀大篆九千字，故云敘篆文合以古籀，既并倉頡爰歷博學，凡將急就以成書，又以壁經鼎彝古文為之左證，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其云古籀文者，明本字篆文其云篆文者，本字即籀古文．如古文為弌為弍，必先有一字二字，知本字即古文而世人以說文為大小篆非也．倉頡之始作，先有文而後有字，六書象形指事多為文會意諧聲多為字，轉注假借文字兼之．象形如人為大烏為於龜為 之屬，有側視形正視形，牛羊犬豕 兕之屬，有面視形後視旁視形，如龍之類从肉指事以童省諧聲，有形兼事又兼聲不一而足．諧聲有省聲社土聲杏從可省聲之屬，皆轉聲也．指事別于會意者，會合也．二字相合為會意，故反正為乏為指事，止戈為武皿蟲為蠱為會意也．轉注最廣建類一首如禎祥福祐同在示部也，同意相受如禎祥也，祥祉福也．同義轉注以明之推廣之如爾雅釋詁肇祖元胎始也，始為建類一首肇祖元胎為同意相受．後人泥考老二字有左回右注之說，是不求之注義而求其字形，謬矣．說文作後，同時鄭康成注經，晉灼注史，已多引據其文．三國時嚴畯六朝江式諸人，多為其學．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亦本此書．增廣文字，至唐李陽冰習篆書，手為寫定．然不能墨守，或改其筆蹟．今戴侗六書故引唐本是也．南唐徐鉉及弟鍇增修其文，各執一見，鍇有繫傳世無善本而諧聲讀若之字多于鉉本．鉉不知轉聲即加刪落，又增新附及新修十九文，用俗字作篆，然唐人引說文有在新附者，豈鉉有所本與鍇又有五音韻譜，依李舟切韻改亂次苐，不復分別新附，僅有明刻舊本．漢人之書多散佚，獨說文有完帙，蓋以歷代刻印得存．而傳寫脫誤，亦所不免．大氐一曰已下，義多假借，後人去之．（）或節省其文，（）或失其要義，（）或引字移易，（）或妄改其文，（）俱由增修者不通古義，賴有唐人北宋書傳引據，可以是正文字．宋本亦有訛舛，然長于今世所刊毛本者甚多．（）毛晉初印本亦依宋大字本翻刊，後以繫傳刓補，反多紕繆．朱學士筠視學安徵閔文人之不能識字，因刊舊本說文，廣布江左右，其學由是大行．按其本亦同毛氏．近有刻小字宋本者，改大其字，又依毛本校定，無復舊觀．吾友錢明經坫、姚修撰文田、嚴孝廉可均，鈕居士樹玉，及予手校本，皆檢錄書傳所引說文異字異義，參考本文，至嚴孝廉為說文校議引證最備．今刊宋本，依其舊式，即有訛字，不敢妄改．庶存闕疑之意．古人云，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思其致誤之由，有足正古本者．舊本既附以孫愐音切，雖不合漢人聲讀，傳之既久，姑仍之以傳注所引文字異同別為條記．附書而行，又屬顧文學廣圻手摹篆文辨白然否校勘付梓其有遺漏舛錯俟海內知音正定之，今世多深于說文之學者，蒙以為漢人完帙僅存此書次苐尚可循求倘加校訂不合亂其舊次，增加俗字．唐人引據，多誤以字林為說文，張參唐元度不通六書所引不為典要並不宣取以更改正文後有同志或鑒于斯．嘉慶十四年太歲己巳，陽湖孫星衍撰．
新刻說文跋
昌治重刊說文，以陽湖孫氏所刊北宋本為底本．然孫氏欲傳古本，故悉依舊式．今欲尋求簡便，改為一篆一行，不能復拘舊式每卷以徐氏銜名，與許氏竝列，不復題奉敕之字．徐氏新附字降一字寫之，以見區別．孫刻篆文及解說之字，小有訛誤，蓋北宋本如此，孫氏傳刻古本，固當仍而不改．今則參校各本，凡 誤之顯然者，皆已更正，別為校字記附於卷末，昭其慎也．其在疑似之閒者，則不敢輕改也．同治十二年閏六月番禺陳昌治謹識．
文章引用自：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史官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明）忌」也。
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
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事，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也。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
是時，秦滅書籍，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而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
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鄙夫俗儒，翫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怪舊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為秘妙，究洞聖人之微恉。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僊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邪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喻。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下略）
《說文解字敘>翻譯
徐富昌
往古的時侯，伏犧氏治理天下，（他）仰觀天象，俯察地理，觀察鳥獸的形象和大地的脈理，近的取法自身，遠的取於它物，在這個基礎上，才創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到了神農氏的時代，使用結繩記事的辦法治理社會，管理當時的事務，社會上的行業和雜事日益繁多，掩飾作偽的事兒也發生了。（到了黃帝的時代，）黃帝的史官倉頡看到鳥獸的足跡，悟出紋理有別而鳥獸可辨，因而開始創造文字。（文字用於社會之後，）百業有定，萬類具明。倉頡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於《夬卦》，《夬卦》說，臣子應當輔佐君王，使王政暢行。這就是說，倉頡創造文字是為了宣揚教令、倡導風範，有助於君王的施政。君王運用文字工具，更便於向臣民施予恩澤，而臣民應以立德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字之工去撈取爵祿。
倉頡初造文字，是按照物類畫出形體，所以叫做「文」，隨後又造出合體的會意字、形聲字，以擴充文字的數量，這些文字就叫做「字」。叫它為「字」，是說它來自「文」的孳生，使文字的數量增多。把文字寫在竹簡、絲帛上，叫做「書」。「書」意味著寫事像其事。（文字）經歷了「五帝」、「三王」的漫長歲月，有的改動了筆畫：有的造了異體，所以在泰山封禪祭天的七十二代君主留下的石刻，字體各不相同。
《周禮》規定八歲的士族子弟進入初等學館學習，學官教育他們，先教「六書」。《「六書」的名稱，）第一叫指事，指事的含義是：字形、結構看起來認得，但須經過考察才能知道它所體現的字義，上下二字即屬此例。第二叫象形，象形的含義是：用畫畫的辦法畫出那個物體，筆畫的波勢曲折同自然物的態勢相一致，日月二字即屬此例。第三叫形聲，形聲的含義是，按照事物的性質和叫法，挑選可相比譬的聲符和義符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屬此例。第四叫會意，會意的含義是：比聯起事理有關的字素，構成文字；摻合字素的意義，可以得知新字的字義或旨趨，武信二字即屬此例。第五叫轉注，轉注的含義是：立一字為頭、為根，創制類屬字，類屬字對根字的形音義有所承襲，與根字意義相通，考老二字即屬此例。第六叫假借，假借的含義是：沒有為某事某物造字，而按照某事某物的叫法，找一個同音字代表它，令長二字即屬此例。
到了周宣王的太史籀整理出大篆十五篇，籀文同古文有了差異。（不過古文尚在通行，）一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寫「六經」，左丘明著《左傳》都還在使用古文；古文的形體、意義仍為學者們所通曉。再往後（到了戰國），諸侯們依靠暴力施政，不服從周天子；他們憎惡禮樂妨害自己，都拋棄典籍（各行其是）。中國分為七雄並峙，田畝的丈量方法相異，車子的規格尺碼不同，法令制度各有一套，衣服帽子各有規定，說起話來方音分歧，寫起字來相互乖異。
秦始皇初滅六國，丞相李斯就奏請統一制度，廢除那些不與秦國文字相合的字。（李斯等人負賈規範文字，）李斯寫了《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寫了《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寫了《博學篇》，（它們）都取用史籀大篆的字體，有些字還很作了一些簡化和改動，這種字體就是人們所說的「小篆」。這個時候，秦始皇焚燒《經書》，除滅古籍，征發吏卒，大興戍衛、徭役，官府衙獄事務繁多，於是產生了隸書，以使書寫趨向簡易，古文字體便從此止絕了。
從這個時候起，秦代的書法有八種體勢，第一叫大篆，第二叫小篆，第三叫刻符，第四叫蟲書，第五叫摹即，第六叫署書，第七叫殳書，第八叫隸書。漢朝建國以後有草書。
漢朝的法令規定，學童十七歲以後開始應考，能夠背誦、讀寫九千個漢字的人，才能做書史小吏；進一步是用書法「八體」考試他們。通過郡試之後，上移給中央太史令再行考試，成績最優的人，被用為樞秘處的秘書。官吏的公文、奏章，文字寫得不正確，「尚書史」就檢舉、彈劾他們。如今條令雖在，卻停止了考核，文字之工不講習，士人不通漢字之學很久了。
漢宣帝時，徵召到一位能夠讀識古文字《倉頡篇》的人，宣帝派張敞跟著那人學習。（在這以後）涼州的地方官杜業，沛地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也能讀識古文字。漢平帝時，徵召爰禮等一百多人，要他們在未央官講說文字，尊奉爰禮做「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集大家的解說著了《訓纂篇》。《訓纂篇》總括了《倉頡篇》以來的十四部字書，計五千三百四十字，典籍所用的字，大都收入該書了。
到了王莽執政攝行王事的時候，他要大司空甄豐等人檢校書籍，以標榜自己盡力於制禮作樂之事。這期間對古文字很有一些改動。那時有六種字體，第一叫古文，這種文字出自孔子住宅牆壁中收藏的一批古籍；第二叫奇字，它也是古文，不過字體又同古文有別：第三叫篆書，也就是小篆：第四叫左書，即秦朝的隸書，是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創制的；第五叫繆篆，是用在璽符印鑑上的文字；第六叫鳥蟲書，是寫在旗幡等物上的。
魯恭王拆毀孔子住宅，（無意中）得到了《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等古文典籍。（古文典籍）還有北平侯張倉所獻的《左傳》。一些郡縣、諸侯國也往往從地下發掘出前代的寶鼎和器物。它們的銘文就是前代的古文。（這些古文字資料）彼此多相似，雖說不能再現遠古文字的全貌，但是先秦古文字的情況卻能知道大概了。世人無知，極力否定、詆毀古文，認為古文是好奇的人故意改變現行文字的寫法，假托出自孔子住宅牆壁，偽造出來的不能知曉的文字；（認為古文）是詭變正字，攪亂常規；（認為擁護古文的人）是想借它炫耀於世。
很有一些儒生（喜歡憑著臆斷）爭著搶著解說文字和《經》義。他們把秦朝才有的隸書當做倉頡時代的文字，說什麼「文字是父子相傳的，那裡會改變昵」？他們竟然瞎說：「馬字頭作一人字是長。」「人握十是斗。」「虫字是屈寫中字的一豎。」掌刑官解說法令，竟至於憑著拆析字形來臆斷刑律，比如「苛人受錢」（原義是禁止恐嚇人犯，索取賄賂，「苛」是「訶」的假借字，可是）有人說，「苛」字（上為「止」，下為「句」），意思是「止句」。類似上文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這些解說）都同孔壁中出土的古文字形不合，同史籀大篆的字體相違。粗俗淺薄的人，欣賞自己習見的東酉，對於少見的事物則格格不入，（他們）沒見過宏通的學問，不知道漢字的規律、法則，把古文典籍看成異端，把無稽之談當做真理，把自己知道的東西看得神妙至極。（他們）探究聖人著述的深意，又看到《倉頡篇》中有「幼子承詔」一句，便說《倉頡篇》是黃帝時代寫的，說那句話寓有黃帝仙去，讓幼子承嗣的深意。他們迷誤不通，能不違背事理嗎？
《尚書》記載，舜帝說；「我想看看古人繪製的圖像。」這話表明舜帝制訂制度，必按舊典行事，而不穿鑿附會。孔子說：「我還能看到史書存疑的地方。」又說：「（這種「存疑精神」）現在的人沒有了啊！」（「存疑」）不是作者自己不懂就不聞不間，（而是擔心）人若憑著自己的猜想去解釋古史古事，那就會弄得是非沒有定準；巧言詭辯將給世上的學習、研究者造成疑團、困擾。文字是經史百家之書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條件，前人用它記述自己的經驗傳示給後人，後人依靠它認識古代的歷史。孔子說「本立而道生」，這是因為（確立了根本）能使人懂得世上最深奧的道理，而不會再受困擾。現在我敘列篆文，參照古文、籀文，博採諸家之說，做到出言無論大小，都確鑿有證，在考稽的基礎上撰寫出自己的說解。我想用這部書總編萬物，剖辨謬誤，使學習的人了悟（文字的本原），通達文字的妙意。我採用分立部首、以部首系聯字頭的辦法編排文字，使它們不相錯雜。萬事萬物都能從本書裡見到，沒有哪一樣不涉及、不記載的。遇到讀者不易明瞭的事物，我就援用可資說明的東西比喻它。書中提到孟喜的《易經》，孔安國的《尚書》，毛亨的《詩經》以及《周禮》《左傳》《論語》《孝經》等，都指古文版本。遇到我不知道的事物，就告缺不論。
《说文解字序》的阐释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字学专著。它是由东汉许慎在总结前人字书和文字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中国传统文字观念逐渐以之为准绳，走上一条自觉服务于社会的规范化发展轨道，并在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方面继续延伸。许慎的文字观念在《说文解字序》中有集中的体现，值得认真辨析。在这篇序言里，许慎追溯了从文字起源到东汉末期的发展演变历程，阐述了造字、用字的基本法则，对当时诸多社会文字现象中的迷误与混乱提出批评，并对自己的文字观念及撰述《说文》的用意作了明确的阐发。
千年以来，学者们对《说文》的理解更多地秉承传统的研习方式，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因而《说文》常常被当作单纯的学术著作。今天，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重读《说文解字序》，并试着通过对其中政治文化意识的分析，更好地理解《说文》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文化产物，使隐藏在其中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学理脉络和学术立场得以彰显，也使相关的认识和研究更加深入。
文章一开始就从文字的起源说起：“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现象。……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①]其实这段话并不是许慎的个人见解，《易·系辞下》中就有相类似的表达，甚至连表达方式都比较接近。其一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取诸‘离’”；其二为：“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②]。
《周易》中的两段文字分别说了文字起源和产生两个阶段：庖（包）牺氏作八卦意味着书写符号及符号观念的诞生，这可以被看作是文字出现的萌芽，而书契取代结绳，则应该是文字的正式产生。符号和文字是怎么形成的呢？《易·系辞》和许慎作了大致相同的解释：远古庖牺氏治理天下，通过象天法地制作了八卦符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套神奇符号的产生受到天地万物的启发，当它产生以后，也就同时拥有沟通神明和统摄万物的功能；而仓颉造字，同样是象天法地，从鸟兽蹄迒之迹中得到启发，“知分理之可相别异”，而又用来使“百工（官）以义（治），万品（民）以察”。由此可见，庖牺八卦和仓颉文字的创造方式、法则和目的并无二致。
传说中的庖牺氏和仓颉都可以沟通天地神人，这种神异的智慧也都被他们寄寓在自己创制的符号或文字中，用以传达天地间某些神秘的信息，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传说即由此而起。这就有了“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圣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意义，并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核心，受到世世代代的尊奉和延续。这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恰好和“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兹乳而浸多也”的文字繁衍过程具有高度的交叉与同构关系。
在概述“五帝三王之世”以下“七十有二代”的文字发展历程以后，许慎谈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的情况。《周礼》被认为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的著述。其《地官》一章说：“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又把六书列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六艺之一[③]，由此可见六书在教化万民中的地位和作用。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释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④]郑玄注《周礼》：“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⑤]而许慎则将六书的名称和序列确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又对之作了具体解释，进一步体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的文字演进观，而“画成其物，随体诘屈”的象形文字则成为这种演进的本源、核心和基础。
这以后，许慎对“及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的历史作了较为肯定的叙述，称其“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认为他们较好地沿袭了庖牺氏、仓颉以来的古文传统。
而春秋以下，“诸候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国家分裂，诸候割据，礼崩乐坏，政治上变乱古法，导致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混乱，“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形也就在这时候出现。
到了秦始皇帝兼并天下，国家的一统带来了对文字的规范，“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事实上，许慎对李斯等人的文字政策颇有微词。天下一统，本是恢复古文传统的大好时机，但李斯等对六国文字的统一却只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国文字继续通行，并在此基础上参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形成了所谓小篆。这一点，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在班固、许慎等人看来，李斯等人并非没有恢复古文传统的时机和条件，只是“人用其私”，才导致了“其浸不正”的结果。[⑥]至于“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由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在班固看来，是“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而在许慎看来，则更是“古文由此绝矣”的祸首。
西汉时期，政治的统一和强大带来了文字和文字学的迅速发展，《汉书?艺文志》记载：“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元始中，扬雄作《训纂篇》。与文字发展并行的是对文字规范的强调和重视：“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汉书·艺文志》说得更明确：“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但由于当时通行的“皆《苍颉》中正字”，加上年久岁远，朝廷和社会“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后经过汉宣帝、汉平帝的努力恢复和讲习，古文字的传统才得以一线不绝。
到了王莽篡权，“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发动了一场意在政治的文字与学术之争。这场论争的延续甚至贯穿了整个东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一番改定下来，“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在许慎看来，“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传。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这些文字及其所保存的经典才是古文字及传统文化的正脉。
但是，令许慎等人痛心疾首的是，这些古文字经典的再现于世，并没有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效果，反而是————“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真假颠倒的结果，“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更有甚者，法律条文中有“苛人受钱”之罪，本意指强行勒索他人钱财。但在隶书抄写的法律文本中，“苛”字被讹写作上止下句的“，”字。廷尉以字断法，就错把表示呵责的“苛”字讲成“止句”，完全乖离了法律的本意。尽管这样的人和事“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并造成社会治理中的种种混乱，但“俗儒啬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他们甚至“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许慎慨叹“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于是，许慎引用《尚书》的话，肯定其中“必尊修旧文而不穿凿”的态度，并指出那些别有用心变乱文字的人“盖非其不知而不问”，只是为了一己之私，遂混淆是非，便辞巧说，“使天下学者疑”。
许慎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在这里，文字被当作了一切学问文章的根本和政治法则的开端，也被当作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依据和准绳。只有本立而后能道生，所以以古文字为代表的传统本原绝不可随意变乱。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许慎在引用《周易》的时候所作的调整。“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一句，语出《易·系辞上》，其一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郑众注：赜，谓幽深难见），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这种表达与前引包牺氏制八卦语适相吻合；其二曰“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⑦]这段话的本意是说，圣人所作的卦象爻辞都暗合着天地间幽深难明的道理，虽有吉凶福祸的差异，却不能因利害好恶而人为地趋避或改变它。许慎在引用的时候，将两句话合为一句，意在说明从文字创始起就蕴藏在其中的传统核心价值绝不容许被随意淆乱，否则，就将可能导致经艺无本，王政无端，传统无绪的危局乱世。
正因为这样，许慎才撰著《说文》，以篆文为正字，务求“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大小，信而有征”。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许慎要求自己的这部著作能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从总体上看，许慎在这篇序里完成了两个任务。一个是对从庖牺氏制八卦到王莽改定古文的文字发展史作了历时性清理，另一个是对东汉以来的社会文字现象作了共时性描述。二者的结合点，则是序言全文甚至是《说文解字》全书的根本立场。这个立场共有相互联系的三个构成要素：一，蕴藏着“天下之至赜”的古文传统；二，古文传统与社会政治兴衰与共的相应关系；三，通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努力，兴继绝学，弘扬古文传统，以达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终至“百工以义，万品以察”，天下大治的主观意图。可见，这一立场的核心是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围绕《说文解字》全书的语言文字活动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行为，而是一种目的鲜明的文化活动。
在整篇序言中，许慎作了三处较为集中的批判。第一，春秋以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导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使文化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第二，秦兼天下，李斯奏罢六国文字中“不与秦文合者”，又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秦始皇“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并兴起隶书“以趣约易”，致使“古文由此绝矣”；第三，东汉时期，古文尽出，“虽颇复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但世人或“玩其所习，蔽所希闻”，或人用己私，巧说邪辞，对古文极尽诋毁，导致是非颠倒，真伪错乱，“使天下学者疑”。显而易见，这样的批判也还是围绕着政治兴废的中心来进行的。
上述批判还隐藏着更深一层的意思，即古文传统谙昧不彰与社会政治纲纪失序之间那种相生相伴的关系：礼乐的崩坏与王纲的废弛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关联性因素，共同导致社会的衰变，而反过来，社会政治清明的时候，古文传统也往往受到很好的尊重和延续，并与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规范形成良性的互动。
许慎对文字产生源头的解释：上古圣人通过象天法地所创制的文字符号，本来就蕴藏着“天下之至赜”，具有使“分理之可相别异”，使“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的神奇功能。它不仅是把握世界，鉴察物理的手段，也是纲纪朝廷，规范社会的法则，“宣之王庭，则百工以叙；载之方册，则万品以明”（后魏江式《上古今文字表》），所以成为“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理应受到千秋万代的尊奉。
这种神圣的传统就在“六书”的造字、用字法则中得以继承和延伸，更在以象形为基本特征的篆籀文字中得到最好的体现，正如宋初徐铉所说：“非文字无以见圣人之心，非篆籀无以究文字之义”（北宋徐铉《进新修＜说文解字＞状》）。所以，当篆籀传统因诸侯割据而“文字异形”，不仅文字形体的传承体系遭受破坏，赖以“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的法度纲常也受到威胁；秦朝统一，小篆生成，并没有能回归传统，反而使苟趋省异的隶书趁虚而立；汉代紧承秦朝篆隶之风，不仅隶书公行，更有隶草八分等变体纷然杂出，文字演变的大趋势跟古文篆籀传统渐行渐远，加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文字发展“其浸不正”的局面也就越发难以挽回了。
在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两大阵营里，许慎是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两大弟子之一，号称“五经无双”。许慎对自己的古文经学立场直言不讳，除了文中一再强调的古文传统以外，他的许多观点都取自古文经学，文中称引的《周礼》、《左传》、《易·系辞》以及壁中诸书也都是古文经学的典籍，他还明确说《说文》里面“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立场如此鲜明的许慎当然不会对今文经学假以辞色，文中“诸生竞逐”以至“使天下学者疑”一段文字就是针对当代今文经学家所作的激烈抨击。
由于今文经学在学术和政治层面上相继失势，并最终退出论坛，以贾逵、许慎、马融、郑玄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大师掌握了主导权，许慎在《说文解字》及其序言中所建构起来的话语逻辑逐渐被人接受，关于古文传统的神话也慢慢溶入社会文化中的主导观念。这套观念深信，文字是一个蕴藏着“天下之至赜”的神奇符号系统，它可以贯通学术、文化和政治，以一种玄奥的方式去规范人伦、教化社会、整齐万物乃至勾通天地神明。清代的《说文》专家桂馥说“士不通经不足以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就是许慎等人的传统。
古文经学家的努力推动了社会对古文典籍的训诂与释读，徐铉说许慎《说文》“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隶书行之已久，习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纷然间出，反以篆籀为奇怪之迹，不复经心。至于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渐失本原。《尔雅》所载草木鱼鸟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观矣。诸儒传释亦非精究小学之徒莫能矫正。”（徐铉《上新修字义表》）面对现实的困窘，许慎等人只能顺其自然，实际上，许慎《说文解字》将史籀大篆、李斯小篆和汉隶字形分别列出，也正是对这一现实的无奈回应。
[②]皆出《易传·系辞下》，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八，第七十四、七十五页，总86、87页。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引《十三经》版本皆同。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十四，第九十三页，总731页。
[④]班固《汉书·艺文志》，卷三十，第一六五页，总5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引同文不另出注。
[⑤] 同①。
[⑥]也正因如此，《说文解字》中史籀大篆直接进入秦小篆的，成为了《说文》的正文；而经省改成为秦小篆的，原来的大篆字形被列为重文的“籀文”继续保留，以表明许慎对古文传统的尊重。
[⑦]皆出《易传·系辞上》，《周易正义》卷八，第六十七页，总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