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进入信史时代以来，出现的变法思想和提出的变法主张不下百余次，但是就效果来说，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也有，而是否使民富国强则是衡量变法是否成功的标准，这其中有代表性、影响深远、经验与教训最深刻，则要数秦孝公（公元前359年-前338年）时商鞅变法、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9年-1076年）的王安石变法及明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1582年）的张居正变法。
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濮阳）人，华夏族。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入秦后封于商（现陕西商州），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后117年，秦王嬴政灭六国统一华夏，开创了中国的郡县制时代，而郡县制肇端与商鞅变法密不可分。著有《商君书》传世。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晚年封荆国公，汉族。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 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著有《临川先生文集》。
张居正(公元1525年-1582年)，字叔大,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万历初年,为首辅。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商鞅的变法确立了国家以农业和军事为社稷基本，在政治上将权利收归与君，比较彻底废除了贵族的封建统治权。经济上以农为本，以耕战为本。国家的动员能力非常强大。秦时一亩地一年收成不过一石左右，人口不过一两千万却能组织起一百万的大规模战争。这是不可想象的。汉时基本继承了秦的制度。却废除了很多苛政。这也是汉武帝在对蛮族发动大规模战争时国家有源源不断的兵员与补给的根本原因。
王安石的改革希望以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变革国家。以青苗法，在农民歉收时给以国家贷款，以避免田地兼并。在军事上有点像义务兵制，在农民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随时投入战斗。市易法有国家对市场价格进行指导价调节保证物价稳定。在国家税收方面主要目标时减少徭役改为以现金的方式上交国库。从此国家不在专以农为本趋于农商并举，不加赋税而天下自足。
张居正的改革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最高目标。不多设一机构，令朝至而夕行。以考成法对各级官僚的施政与中央的指令执行进行监督。在年初备三册，执行官员处一册，内阁一册，监督机构出一册，对官员考核时，对三册上的事情做一件消一件，完不成任务的降级绝不姑息。重用潘季训治理黄河。经济上改实物收赋为现金收赋，是以一分便是一分，不多收也不少收。以一条鞭法规范税收税减轻民族负担杜绝官员贪墨，彻底革新了中国赋税制度。
中国的历史上又很多天才级的政治家以绝无仅有的智慧与手段为实现太平盛世的目标努力着。对我们有着很多的启示。
商鞅变法发生在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的转轨时期,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发生在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即这几次重大改革分别发生在封建社会初期、中期和末期, 对封建社会的建立、巩固、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商鞅变法对日臻成熟的封建统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对封建统治中出现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边疆危机等进行挽救,稳定和巩固了封建统治。
从商鞅变法来看, 当时正是战国纷争, 各国都在进行变法, 秦周边的国家都国势强大, 而秦当时却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都很缓慢的西部落后王国。因此秦孝公即位后, 决定进行改革, 下令求贤, 选拔人才进行改革。王安石变法时, 国内土地兼并严重, 大地主通过买卖土地, 占有了绝大部分土地, 北宋统治者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农民无以维生, 出现了北宋中期农民起义。加之北宋边防形势严峻, 北方有辽, 西北方有夏等, 辽夏经常进攻北宋, 边境战争从未间断, 造成军费开支大, 民族矛盾尖锐。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 为此也进行过改革, 但没有得到广泛实施。张居正改革时, 明朝中叶, 吏治腐败, 贪污成了官场积习。吏治的腐败, 造成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 明中叶以后, 土地兼并并非一般化, 以皇帝为首带头兼并土地, 设置皇庄。此时, 外患不断, 有九边危机和倭寇入侵。
整个封建时期, 物质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低于人口增长速度。由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快, 使社会需求物质资料的速度高于物质生产的增长速度, 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很严重的。一方面, 由于封建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因此出现人多地少, 必然引起土地兼并,国家赋税征收的困难。另一方面, 赋税征收的困难, 必然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因此历次改革的最直接原因就是为了改变国家的财政困难而进行的。
在封建社会, 要革旧图新, 必须得到皇权的支持,帝王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 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 也决定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
商鞅从公元前359年开始推行新法起, 秦孝公始终对他信任专一,使其“极身无二虑, 尽公不顾私”。正是由于秦孝公的坚决支特,方使商鞅在新旧势力的殊死斗争中击溃旧贵族的猖狂进攻而取得胜利。孝公死, 惠文王立, 商鞅虽然被车裂而死, 但“秦法未败”。商鞅的新法事实上一直被坚持下去。
王安石变法之初, 得到宋神宗一定的支持, 但随着变法的逐步展开, 当反对派的声势高涨之时, 神宗对王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 不仅对变法动摇起来, 还想禁止已经实施的青苗法, 并将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监视王安石。失去了皇权的大力支持, 王安石的变法必然难以长久地坚持下去。
张居正变法取得了皇权的大力支持。明神宗即位时, 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 还没有独立的思想, 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任首辅后, 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监冯保的信任, 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张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 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 这样, 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张居正正是有效地利用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变革者的性格、能力、知识与技能特点对变革结果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1）性格特点：三者对变革都有着坚定的信念，但是相比而言，王安石不如商鞅和张居正。都独断专行。
（2）能力：都具备卓越的政治才华，敏锐的洞察力、优秀的变革实施能力、较强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等。
（3）知识与技能：都习百家之言，并能结合实际。
历次改革的具体内容, 都与其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即当时社会存在什么问题, 其改革的内容就涉及什么问题, 就事论事。因此历次改革的重点又不完全一致。商鞅变法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 他注重政治方面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处于封建统治成熟时期, 他注重经济方面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处于封建社会逐渐衰弱的时期, 因此既重视政治改革, 又注重经济改革。
从历次改革的目的来看, 都是为了富国强兵。从几次重大改革的内容看, 各有侧重点, 具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四个方面的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商鞅变法、张居正改革都涉及政治改革内容, 但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 其改革的内容不一致。商鞅变法确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隶属关系, 对于中央集权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张居正改革, 对已经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进行改进。从其内容看,张居正改革主要在于封建中央政权的加强,是典型的重人治, 而轻法治。
中国自秦统一中国到清朝的灭亡, 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历代王朝周边都有少数民族居住。这些少数民族也经常侵袭历代封建国家, 因此历代王朝的边疆时有战争发生, 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 就要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进行军事改革。商鞅变法建立了军队的鼓励机制, 王安石侧重军事训练和武器的制造,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在人的考核和使用方面。三大变法从各个不同方面加强、巩固国家军事力量, 保证国家强盛。
三次变法的重点都是经济改革, 经济是基础, 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政治改革则难行推行。由于生产力低下, 从人们的需求来看, 主要还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改革的重点在农业, 注重土地问题和赋税制度改革, 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够重视，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贯穿于整个封建时期。
商鞅变法处于封建统治的形成时期, 主要注重封建经济体制的建立，其经济改革内容主要涉及土地及赋税问题, 这些改革措施不是很成熟, 但他的经济思想却影响了整个封建时期。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注重封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重视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源问题, 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赋税制度的改革。其中王安石变法, 吸取了前人的改革经验, 其改革中涉及的经济问题, 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都是最全面、最系统的。
2011年6月4日
于京华城南启山林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