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共潍坊市委宣传部、潍坊市文化局领导
中共潍城区委宣传部、潍城区文化局领导：
发函人：原河南医科大学退休教授 陈建章
有幸蒙族人之邀，癸巳蛇年，风筝节返故里一游，目睹家乡巨变，感慨万千。返郑不久，骤闻震惊全国的“毒姜”事件，正值为桑梓声誉担忧之际，却又接到族人所寄陈树亮所写“关于陈树亮与陈斐章等人家事纠葛来由”的所谓“郑重声明”。为捍卫文化名城之誉，迫于无奈，只好提笔。
一、“声明”者称，陈斐章1945年夏天“担任潍县日本驻军汉奸队头子”、“现已八十多岁”。陈斐章乃吾二哥，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初五（公元1927年11月28日）生，中共党员，正局级离休干部。1945年夏，年仅17岁，初中毕业后在潍县增福堂陈氏故居南房子“静专书塾”读书，无任何职业。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随军记者。他虽初中毕业，但酷爱读书，文笔简洁流畅，所写《红旗营》一文，于1949年8月3日刊登在《大众日报》，后被选登在1949年11月15日《新华月刊》创刊上。1950年，随军南下抵重庆，参加接收国民党“国际广播电台”，改名为“西南（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1953年他与徐慧容女士（中共党员、离休干部）结婚，并于1954年底夫妻二人奉命调北京。徐慧容调地质部，陈斐章调国家计委办公厅，担任国家计委党组会议记录，并起草负责人的讲话及有关文件。在此期间，许多国家大政方针的推出都与其紧密相连，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有他付出的心血。1981年，陈斐章调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经济组组长。1989年，研究室撤销后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任所务委员，参加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1世纪初，方离休在家。
凡日寇入侵，每达一地，为了其殖民统治必然要寻找当地有钱有势的代表人物充其帮凶，这便是“汉奸队头子”，绝不会找一个青少年来充当。另外，“1945年夏天”，至今已逾68载，那时的“汉奸队头子”其年龄至少要在98岁以上，岂止“现已八十多岁”乎？如此妇孺皆知的常识“声明”者都不晓，这样的“历史盲”实在太可怜了。而陈氏不肖子孙确有充当“汉奸队头子”的，那就是陈渠亭，因告密陈秉忱通共而成了三朝（军阀、日伪、国民党）区长。1948年4月，为逃人民的惩处，从城墙上下坠摔成高位截瘫。先父陈秉忱1948年返回故里时，第一个看望的族人便是此人。
二、“声明”者云：“日本鬼子投降后”陈斐章“他参加了国民党”。在此，我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这位“声明”者，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陈阜后裔，且不说“文”字辈，就“章”字辈和“继”字辈中，莫说没有国民党员，就连一个三青团员也是不存在的。倒是1945年后，在北京读书的却都出现了四个中共地下党员，即织章（女）、继揆、继昭（女）、继同。年仅17岁的陈斐章，遵照“一不当官、二不经商、三与僧道无缘”的祖训，除在“静专书塾”读书外，便是在家宅中养马、养犬耍玩。1948年4月，潍县解放，陈斐章于6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初“火线”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看来，“声明”者对陈斐章的履历，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任意捏造，实在缺乏道德，处于“道德盲”之可恶。
三、“声明”者竟称“与陈斐章等人家事纠葛”并且“只为争夺老辈留下的家产”。这一提法实在让我莫名其妙，素不相识的不速之客岂有“家事纠葛”乎？198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为纪念陈秉忱逝世一周年，收集其书画篆刻作品在北京、济南举办展览，后移至潍坊十笏园展出，开幕时召请在潍坊族属参加，当时并未听说还有一位陈树亮者，见陈祖光、邓华编著《潍城陈氏世家简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97页），“《陈秉忱书画篆刻遗作》开幕式上潍坊市委领导与陈氏家属合影”。只有当读到《齐鲁周刊》2003年第35期《惊世“万印楼”》一文，才惊晓潍坊还有陈秉忱之孙，吾辈之儿男，真是“天赐”哉！至于“只为争夺老辈留下的家产”之说，更是无稽之谈。陈介祺卒后，其家产一分为五，除四个儿子各得一份外，尚有一份留作“祭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陈氏只维持了三世就完全败落了。增福堂故宅西园，在日伪时期已将最后的家产老宅变卖，东院虽晚了些，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也荡然无存了，根本就无“老辈留下的家产”可争。“声明”者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硬将以事实遏制潍坊文化界“毒姜”事件的正义行动，说成什么“家事纠葛”、“家产之争”，这完全是一种违法的悖论。“声明”者还声称“敢负法律责任”，试问这位“法盲”负的是哪门子“法律责任”，难道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冥界王法乎？
四、“声明”者谎称，陈斐章在“解放后摇身一变又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大学教授和校长”。这一谎言让人啼笑皆非，可见这位“声明”者丝毫不懂教学衔的晋升过程。陈斐章一直从事国家机关工作，虽属正局级国家干部，但其学历只是初中，并无晋升教授的环境和条件，更谈不上充任“校长”的。四兄弟中只有本人，以律从助教、讲师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83年，依据领导班子“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上级党委在医院主持主治医师以上的人员无记名投票，我被选为中共河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1987年，国务院批准河南医科大学成立研究生处，1988年元月，本人被调入学校担任了研究生处处长，可能传到家乡，说我当了“校长”。“声明”者是无胆量诋毁本人的，因为1945年夏天，我还是一个不满九岁的孩童，如若成了“日本驻军汉奸队头子”，岂非天方夜谭乎？
五、“声明”者称“这些年来，陈斐章伙同其胞弟陈炳章、陈建章多次诽谤于我”。让我们先认认“诽谤”二字，依据《现代汉语词典》：诽谤即“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声明”者谎称自己为“陈秉忱孙子”（见《惊世“万印楼”》），并将1949年开国大典站在毛主席身边，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同志说成陈秉忱，而此时的陈秉忱仅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办公室主任，是根本无资格登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的。我与“声明”者素不相识，毫无积怨，所以揭露其谎言，只是维护家乡的声誉而已。因为我不想学秦二世，不会允许赵高式的人物胡作非为的。由此看来，“声明”者并不认识“诽谤”二字，实为“文盲”也。再说“陈斐章伙同其胞弟”问题，由此看来，这位“声明”者对我们四兄弟的情况一无所知。自2001年以来，陈斐章因年轻时多在夜间书写文件，形成严重的失眠症，每睡必服高效安眠药物，致使较早出现老年性痴呆症状，凡烦心事从未让其知晓，他根本就无“伙同其胞弟”的能力。对揭露陈树亮炮制的谎言，在此前只有两文，一文《关于潍坊市陈树亮冒充陈秉忱之孙的声明》，出于2003年11月10日，此时炳章已故，我在郑州只署名了“端章、斐章、建章”。第二文《关于陈树亮所书“万印楼”印册的声明》，出于2013年元月，只署了我本人的名字，因为端章已故两年，斐章根本不知晓。就此，我只对陈树亮的谎言揭露过两次，并无“多次”。看来这位“声明”者实在可笑，莫非是小幼儿过家家乎？
六、“声明”者云：“一九四九年，陈秉忱与前妻离了婚”，“陈秉章和他的儿子们……不认娘亲，不来送终，不尽孝心。她老人家都是我给养老送终的”。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位素昧平生不相识的人，对我的家庭如此感兴趣。既然“声明”者觊觎我的家庭，只好将实际情况告知这位不速之客一二。在陈树亮眼里，我母亲应是大字不识、缠足的纯家庭妇女。非也！家母姚金文，后改名为姚文金，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公元1900年11月27日），长于家父两岁多，1982年12月26日晨卒于北京缸瓦市胡同我二哥陈斐章故居，享年82岁。她出生于天津名门望族（天津“老八家”之一，鼓楼东姚家），该家族在清末较为开放，家母自幼未缠足，且就读于“天津女子学堂”，属于一位知识女性。我的外祖父，清末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唐山开滦煤矿经理。1920年，家母经族人介绍下嫁潍县增福堂陈家。婚后，与家父感情甚笃，成为增福堂陈氏有名的一对恩爱夫妻。1932年，家父因营救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家母为营救家父，将属于本支的文物、土地全部变卖。1937年“七七事变”后，家父离家参加鲁东抗日游击队，后又长途跋涉抵达延安。自家父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后，我的家庭便在日伪沦陷时期和国民党白色统治时期成了“特别户”，三天两头“查户口”被监视起来，亲朋族人极少上门。家母依靠华丰纺织厂微薄的股份红利，对外逢迎、对内打点，使上有老下有小的近10口人之家生活得井井有条。家母对外警惕性很高，从不随便接触陌生之人，而且经常身上携带一支微型马牌手枪（此枪系家父被捕的当夜所赠，解放后上交）以防万一。1948年，潍县解放，当年6月潍坊特别市委市长姚仲明及其夫人，到家看望家母，其夫人曾与家母长谈，劝其离家参加工作，但因考虑出身于丫鬟、与其患难与共的婆母无人照顾而予以谢绝。1950年冬，家母特意赴京看望家父，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招待所居住了半年余，临别时向家父提出解除婚姻，希望家父能组建一新家庭，而家父并未应允。1953年，全国开展人口调查和普选工作，鉴于家母仍有解放前的女佣，而被划为地主分子，剥夺了政治权利，成了被管制的对象。1954年，家父已在中央主席办公厅任职，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者，其家属仍为“地主分子”实在说不过去，只得与家母离了婚，而非“一九四九年”。1955年初春，我与二哥斐章前往潍坊将祖母接到北京。自此至1968年，家母便独立留在潍坊，为了减少对儿子的株连，极少离开，其生活主要依靠每月工厂发给的“定息”和家父寄去的生活费，经济尚宽裕，毋须素不相识的人“尽孝”。我在北京一〇一中学读书期间，每年暑假都是在家乡度过，1962年春节我旅行结婚，第一站仍为潍坊，却从来没有听说过陈树亮其人。家母在被管制期间，当地区政府、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与其相处较为尴尬，1953年当被划成“地主分子”，几乎同时，在空军任地勤主任的三哥炳章，荣立了三等功，其喜报是由当地区政府、街道派出所、居委会的领导敲锣打鼓送到家的，并为家母披红戴花。但每逢春节来临，除夕家母必定要向派出所、居委会递交“守法保证书”，而春节当日，则由区政府、派出所、居委会派专人向其拜年，年年如此。1958年，国家木材短缺，家母将两付七寸八头楸木寿材捐献，,1962年落实政策，政府奖励600元现金，由居委会主任转交。在当时，600元虽说不算很多，却相当于一个大学本科毕业三年医师的全年工资。家母认为木材是捐献而非出售，因而再三谢绝了这批奖金。博古街几位居委会主任，趁机将其私分。不久，东窗事发，均被免职，自此“陈五奶奶”远近驰名。1963年，家母迁居东关，当地居委会对其十分宽厚。文化革命开始，即使最紧张的1966—1967年间，家母也从未受到任何冲击。虽然“定息”停止，家父被错打成“杨家死党”关进了“牛棚”，工资停发，但家母的生活并未受到很大影响，除少量积蓄外，每月由我的爱人姚运纬（原河南医科大学退休教授、共产党员）寄去生活费。1968年，当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城市重新划成分之机，家母却得到了平反昭雪，市革委有关人员还将伊请去，正式宣布摘除地主分子帽子，对其多年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予以安抚。“地主分子”帽子摘除后，即着于离潍外迁，1968年末先迁往济南，后转北京，1976年唐山特大地震期间又迁往郑州，在郑暂住了两年再入京。1982年12月26日晨因急性心肌梗死而卒终，其身边已放有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的寿衣和清理遗体所用器皿，一应俱全。火化后其骨灰由大哥端章请回济南安葬。家父闻家母丧，十分悲痛，立即书写庄子语“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条幅，以此对前妻的缅怀。家母独居潍坊期间，多亏同一祖母的堂姐璇章、堂兄奉章的照料，却从来没听说过还有陈树亮其人。1968年想必这位“声明”者不过还是一个18-19岁的中学生而已。“声明”者如此觊觎我的家庭，不知其得陇望蜀还会出现何种鄙陋无知。
七、“声明”者自称陈厚达之后，乃大谎言。陈厚达，字德三，清太学生，候选县主簿；乃陈介祺的幼子，我称其十五太爷者；由西院宗老姨太所生，系庶出。文懿公卒时，其年少，成年后娶妻鞠氏（安邱召忽庄人），婚后感情不和，一直未圆房，故无子女。纳妾刘氏，此人中年病故，亦无子女生育。斯后，陈厚达在青岛有一外室，名唤张桂青者，虽同居多年 ，仍无后。厚达至抗战前夕50余岁，卒于家中。鞠氏后取厚宗之小儿子陈镛（我称其七爷爷）为继嗣，镛乃未婚少亡，故厚达一支为断后。（又证：见邓华主编《清代大收藏家陈介祺》，文物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00页~113页《山东省潍坊市潍城陈大观家族世系简表》）。鞠氏晚年，穷困潦倒，吃了上顿愁下顿，临近抗日胜利病死在寄居笃庆堂陈蓉泉（名文格，陈炳熙之父）家之东屋，族人合伙将其埋葬。不知何故，这位“声明”者，一回表的是陈秉忱之孙，应系陈大观后裔22世；另一回则又表的是陈厚达的支脉，又属陈大观后裔21世；却把自己本来的祖宗丢弃脑后，这种忘祖弃宗的怪异，实在是一种“人伦盲”而毫无羞恶之感，孟子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家父亦系陈阜庶出，同命相连，我对厚宗、厚达两位太爷的家事自幼感兴趣。
八、作为文懿公的不肖子孙，不反对任何人建立陈介祺纪念馆和开展其诞辰的纪念活动，但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陈介祺于咸丰四年（1854年），借母丧返回故里，是在被逼无奈的捐军饷肆万两白银后，为躲避“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的官场，而回家隐居的。在家乡的30年，经过潜心研究，成为杰出的金石大师，融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为我国金石学界做出了“开创之功”的贡献。特别是对古陶文的研究，提出“开辟混沌只是文字”，将古文字的产生，作为人类蒙昧与文明的分水岭，成为古陶文研究之父。陈介祺对古文字的认证，与同时代的恩格斯见解和学说竟不谋而合。因此，当今纪念陈介祺，就是要发扬考释一丝不苟的精神，发扬他“无求方觉人情厚，克己始知世路宽”的做人。而不是宣扬其如何“富有”，更不能将一座储藏陈官俊“紫禁城骑马”皇帝所赐一整套礼器的小砖楼说成是陈介祺为逃避道光皇帝的暗查而“急中生智”“仅用10天”的“应急之作”（见《齐鲁周刊》2003年第35期《惊世“万印楼”》）。这种谎言纯系对吾辈先祖文懿公的人身攻击和侮辱。在此，再三提出抗议。
以上八点意见，属历史实事的扼要，虽文字较多，但非赘述，敬请各位领导忖摸。
发函时间：2013年7月
潍县郭氏按：蒙陈官俊、陈介祺嫡系裔孙、陈秉忱之子陈建章教授授权发表于本人博客，在此向陈教授谨致谢
忱！
附：关于陈树亮与陈斐章等人家事纠葛来由
郑重声明
潍坊市、潍城区人大、政协、宣传部和文化局领导：
关于在北京的陈斐章等人（弟兄）诬告潍坊陈介祺纪念馆馆长陈树亮是假的陈介祺第五代孙、没有资格举行纪念陈介祺诞辰二百周年活动一事，他们是纯属诽谤捏造，今天必须予以澄清。
为还原当年的历史真相，我郑重声明如下：
我是正宗的陈介祺五代孙！有陈氏历史记载，有祖宗家谱可查。这都是铁证！
我们陈家的分歧还要从一九四五年夏天说起。
当年，我的父亲陈智培和潍坊的刘子阜，为抗日的需要，从南方搞到一批锋钢丝（机枪的撞针）。在向潍县城北夏庄的八路军兵工厂运送途中，被日本鬼子抓去，关押在日本宪兵队里。我的母亲及陈家的长辈，就去求告当年担任潍县日本驻军汉奸队头子陈斐章，求他相助放人；但是他就是不肯帮忙。当时，我们陈氏全家老少，都给陈斐章下跪哀求，可是陈斐章执意拒绝。我父亲被关押了三个月，直到日本鬼子投降，我父亲等人才被释放出来。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全家去找陈斐章算账，陈斐章吓的跑了。后来听说他参加了国民党。
解放后，估计是在中央工作的他父亲陈秉忱（我的大爷）关系，他摇身一变又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大学的教授和校长。现已八十多岁。
一九四九年，陈秉忱与前妻离了婚。在当时的特殊年代，陈秉忱和他的儿子们，为了与潍坊老辈家庭划清界限，不认亲娘（陈秉忱的前妻，我的大娘），不来送终，不尽孝心。她老人家，都是我给养老送终的。后来，也是为了划清界限，他们不敢来要祖辈留下的遗产。如今，党中央领导英明，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形势改变了，他们又想起这好事了。这些年来，陈斐章伙同其胞弟陈炳章、陈建章多次诽谤于我，只为争夺老辈留下的家产。由此，发生了今天的诬告事件。
为了纪念陈介祺这位潍坊的、中国的伟大文化名人，我有责任、有义务、有资格，来组织这次活动。
以上所述，我声明句句是实，敢负法律责任。
附件：陈介祺的五代简易家谱
潍坊陈介祺纪念馆馆长陈树亮
2013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