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历史愈悠久,传统也愈多。传统有风俗习惯,有思想品行。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孔子思想的本源是一本书——《论语》。《论语》里面主要讲了些什么,可以用某些字出现的次数作表征。中国古人的思想和西方古人的思想在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论语》中很大部分是讲做人,讲品行,讲德行。将这些方面的字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统计一下,得到下表:
序号 | 有关德行的字 | 出现的次数 |
1 | 仁 | 111 |
2 | 礼 | 76 |
3 | 信 | 38 |
4 | 义 | 24 |
5 | 直 | 22 |
6 | 孝 | 19 |
7 | 忠 | 18 |
8 | 耻 | 17 |
9 | 勇 | 16 |
10 | 恭 | 13 |
11 | 让 | 7 |
12 | 慎 | 7 |
13 | 俭 | 6 |
14 | 温 | 4 |
15 | 恕 | 2 |
16 | 宽 | 2 |
我们看到,“直”在《论语》中出现22次,(如果把“直”的对立面——“枉”也加上去,是29次。)仅次于“仁、礼、信、义”,居于第五位,可是在“五常”中,并没有“直”的位置,在一般的排列“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中也没有“直”的位置。出现“直”的段落共19处,根据这些段落的叙述,我们来看一看孔子对直道的推崇。
鲁哀公问:“如何做可让百姓顺服?”孔子回答说:“让正直的人在不正直的人之上,则百姓顺服,让不正直的人在正直的人之上,则百姓不服。”(为政第二)
子张问:“读书的士人如何去做才可以称为达人?”孔子说:“你所谓的达人是指什么?”子张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名气。”孔子说:“那是名人,不是达人。本性正直而守道义,总能领会别人说话的含义,谦恭待人,这样不论走到哪儿都会被称为达人。表面上做出仁爱的样子而行动上却相违背,以达人自居,名人就是这样的。”(颜渊第十二)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仍不解,孔子说:“推举正直的人管理社会,会使不正直的人也转为正直。”樊迟后来遇见子夏,说:“我碰到孔子,问关于仁和智的问题,孔子说‘推举正直的人管理社会,会使不正直的人也转为正直。’孔子的意思是什么?”子夏说:“这话多么深刻呀!你看,舜之所以有天下,是因为推举了正直的皋陶,汤之所以有天下,是因为推举了正直的伊尹,这样社会就远离了那些不正直而投机取巧、不仁爱而凶狠残暴的现象。”(颜渊第十二)
叶公对孔子说:“我的乡亲中有正直的人,告发自己的父亲拿了本不属于自己家的羊。”孔子说:“我的乡亲正直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就体现在这里。”(子路第十三)
孔子说:“正直呀,史鱼!国家有道无道,都始终像箭一样刚直不阿。君子呀,蘧伯玉!国家有道则仕,国家无道则隐。”(卫灵公第十五)
孔子说:“我这个人呀,诋毁过谁吗?赞誉过谁吗?如果有谁被赞誉,那一定是有实实在在的事例。老百姓,这才是社会直道而行的原因所在。”(卫灵公第十五)
孔子说:“益友有三种:为人正直的朋友、会体谅人的朋友和博闻多见的朋友。”(季氏第十六)
孔子说:“……古时候的愚者本性率直,而当今的愚者却是欺诈。”(阳货第十七)
柳下惠做官,三次被罢黜。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离去呢?”柳下惠说:“以直道事奉君主,就是换一个地方也会被罢黜。若以枉道事奉君主,又何必离去?”(微子第十八)
孔子说:“人的一生在于正直,不正直的人也生活得不错,不过是幸免而已。”(雍也第六)
孔子也告诫人们正确理解“直”。孔子说:“直率而不懂礼,就会伤人。”(泰伯第八)“喜好直率而不好学,其弊端是说话尖刻。”(阳货第十七)“君子厌恶攻击别人的短处而以为直。”(阳货第十七)
由此我们看到,古代所谓的“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直”,其含义是相同的。在汉语言里面,凡可以称“道”的,必会有道理可讲,有文化可讲。比如“孝道”、“恕道”、“茶道”等等。 “直道”,也必有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道理。
什么是“直”呢?直,就是听从内心的呼唤,让本性来做出决定。直道,就是直心之道。直,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在动乱的年代,有人动手打了老师,他是真心想打吗?当然不是。他只是想表示自己的立场坚定。如果他的行为能符合自己的本性,就会走出另一个不同的人生。在物欲横流的年代,有的人下海了。下海没有错,却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当你放弃潜心研究,走上另一条不同的道路,你可能是在勉强自己,因为你不能忍受在相互攀比中落后于人。如果你能让自己的内心来做出选择,那又会是另一个天地。直,并不是心直口快。在人生的每一个重大转折的关口,在人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在生活中那些不大不小的事情面前,是否倾听得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否跟随自己的本性前行?“直”,是不要亏待自己的良心,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自己原本不想做的事情。对于一个能够自己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能够听得到自己内心深处声音的人,直道就像有红灯绿灯的大道,如何走,是十分清晰的。古人把几乎所有的美德,都与“直”联系起来,其道理就在于:直是发至内心的,而发至内心的都是美的。
什么是“直”呢?认为对的就去做,谓之“直”也。如果知道应当如何做,而又瞻前顾后不去做,就是不直。关心台湾时政的人,可能看到蓝绿阵营都有人说过“只说对的,只做对的”之类的话,就是说,不要为了选票而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这就是“直”。说得大一点,一种制度,如果认为是好的,就应当去做。说这个制度是好的,但又说实行的条件不成熟,不合时宜,就是不直。以前的一些制度、政策失败了,不是因为它超前了,而是因为它不对,它本身有问题。美国在二百多年以前精心设计了一个“对”的宪法,至今仍然闪耀着“对”的光芒。可以说,没有当初华盛顿的直道而行,就没有今日的美国。说得小一点,当政治运动冲击来到的时候,绝不做违心的表态,多少年过去,一生能够心安理得,应当感谢率直的本性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很多人以为,“直”会招来麻烦,甚至是牢狱之灾、杀身之祸。这也是在中国直道不能行的原因。老子说,挺直的大树会被大风吹折,而柔弱的小草能够保全自己。“人之生也柔”,这是老子的看法。“人之生也直”,这是孔子的看法。如果我们 看一看,昧着良心整人、发财、贪腐的人终没有好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就会相信孔子而不是老子,就会相信“直”是在处境险恶的社会环境下保全自己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孔子不仅推崇直道,更以自己的一生践行直道。孔子坚持自己认为“对”的理念,奔走于诸侯各国,其说教多不被采纳亦不悔。“丧家之犬”——正是孔子“直”的写照。
很多人认为,直道是一种极端,应当走中庸之道。这既是对直道的误解,也是对中庸的曲解。《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就是说,性是自然所赋予的,道就是率性而为。中庸之所以需要,是因为中庸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中庸的,不会走极端的。直就是顺着本性去做,所以直就是中庸,走直道就是走中庸之道。在孔子看来,中庸是极其难做到的事情,不是过了,就是不及。在现代人看来,中庸是最容易做的事情,和稀泥、人云亦云就是中庸了。就像传话那样,传来传去就走了样,传统也是这样,传着传着就变了味。
直还是不直,常常涉及到是批评呢还是赞颂呢或者什么也不做。孔子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说人坏话,人之所不愿也。但说人好话,在许多情况下也没有必要。美丽的人很少谈论人的美丽,因为在她看来美丽是寻常之事;道德高尚者很少夸奖别人道德高尚,因为在他看来道德高尚是理所应当的。直道是无毁无誉的。直者往往不会说好话,往往不讨人喜欢,其道理便在这里。
孔子称赞了两种直的做法。史鱼对自己的主张是始终如一,就是死了,也以尸谏君,孔子呼道:“直哉史鱼!”蘧伯玉遇到明君便做官,遇到昏君便退隐。孔子呼道:“君子哉蘧伯玉!”在孔子看来,“直”不一定是君子,而君子一定“直”,“直”是君子的必要条件。对于前一种,国家无道时,我也要指出你的问题,希望你变得好起来,就是你把我投进大牢也在所不惜。对于后一种,国家无道时,我就不帮你了,不值得,如同不值得和负心的小人打交道。如果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人,然后运用孔子关于人和人之间的那些教导,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士人有“隐”的传统。
直道中有两类特殊的问题。一是如何对待自己亲人的问题,二是如何对待别人对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对于前一个问题,孔子认为,亲人之间不相互揭发是“直”的表现。中国出现过亲人之间划清界限、儿子批判老子的一段历史,这种行为是违背本心和人性的,因而是“不直”的,西方法律禁止亲人在法庭上作证,这在《论语》中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对于后一个问题,孔子提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很多人原来以为“以德报怨”是一种美德,后来在《论语》的普及中,接受了“以直报怨”而放弃了“以德报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直,是该怎样就怎样,是听从本性的驱使。因此,对于千差万别的不同情况,“以直报怨”可以包括“以德报怨”直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之间的各种情况,只要抉择不是因为一时气愤,也不是为了顾及面子,而是直接来自本心的决定,就是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了。
以为自己是君子者,十有七、八;主张直道者,十仅有一、二矣。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从孔子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偏离直道却越来越远。要在社会上主张直道,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君子主张直道是“直己而不直人”,所以:君子直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