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杭州茶文化发展史》后记
今日谷雨，杭城茶事正酣，而我的“茶事”却即将鸣金收兵了——《杭州茶文化发展史》的书稿基本修改完工，压在心头两三年的那块沉重的石头，缓缓放下，心绪为之释然。
承写此书，是我之幸，亦我之坎。所幸者何？杭乃中国茶都，茶史悠远，文化精博，底蕴深厚，为杭茶著史，为茶都立论，既是历史之使命，又有时代之意义，作为学人，百年一遇，能与其事，诚可谓幸！然何以为坎？只因兹事体大，乃杭州“十二五”期间“茶都”建设重点工程之一，不惟杭州茶人瞩目，全国茶界关注，而且事关茶史古今、茶都形象，故而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实非一己之力所能为。蒙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宋传水主任及杭州茶界诸公名家惠荐，市茶研会虞荣仁会长、来坚巨副会长兼秘书长等领导见爱，我于2011年7月慨然承担此任。虞会长以“人生能有几回搏”相激勉，复以“三好”（领导、专家、茶人都说好）为要求，并定下在本届理事会任内完成编写、出版、发行的目标。套用一句老话，真是“高标准、严要求”，“时间紧、任务重”。我深知杭州茶文化研究名家荟萃，高手云集，作为晚辈新人，得担此大任，唯有以30年来文史研究之积学以一搏，尽己之能，力求最好，以感谢各位领导之信任，感恩诸多前辈之厚爱。本着对杭州茶文化历史负责、对市茶研会和领导负责、对自己的学术生命负责的“三负责”态度，我调整状态，安排精力，诚惶诚恐地开始了这项事关茶史千秋、茶都声誉的重点学术工程。
近三年来，我背负着这个繁重的使命，秉持一贯的认真踏实、严谨理性的学术工作方法，在“压力山大”中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坚持不懈，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关”：
首先是资料征集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充分掌握全面、系统、详实、可信的史料，是保证书稿质量的前提和保障。在2011年7月14日市茶研会召开第一次编辑工作启动会议后，我利用暑期冒酷暑前往余杭、桐庐、建德、富阳、临安、西湖等地茶研会了解情况，开会座谈，解决什么是茶文化、资料从哪里着手收集的问题。在其后由上城区茶研会支持、借座湖畔居召开的城区茶史资料收集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了茶史资料征集范围，并书面发给各茶研会资料征集联络人参考。由于茶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宽泛，一些地方一时难以下手，我设计了七八种专题资料征集单或表，发函各地专题征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针对性。到2012年3月1日，鉴于各地资料收集工作进度参差不齐，质量有高有低，在我提议下，经市茶研会同意，在临安市茶研会的支持下，在临安召开了茶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介绍临安等地先进经验，推广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我邀请部分杭州文史界、茶文化界人士组成专家组，有重点、针对性组织专题史料收集；鉴于在杭国家茶科研教育机构、茶文化团体是杭为茶都必不可缺的重要内容，我提议市茶研会在2012年3月28日春茶开摘之际召开了国字号茶机构茶史资料征集座谈会。此外，我系统梳理了以往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各类公开出版物、中国知网等报刊杂志论文、专业网站论文以及档案、内刊、内部出版物等）以及自己在龙井、径山茶史料方面的积累。经过近一年半的努力，到2012年底初步完成第一阶段的资料收集工作。
在整个资料收集过程中，市茶研会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多次举办专题会议，布置任务，明确要求，督促进度；还多次在相关会长会议、理事会会议等场合，强调、布置茶史工作。各区县市茶研会和国字号茶机构指定人员，落实任务，广泛发动征集，大力支持、配合茶史资料工作，有的地方还自编出版了茶文化图书，足资参考。在此，我谨向市茶研会、各区县市茶研会的分管领导和秘书长，对各区县市茶研会的资料联络员和编写者、提供者，致以诚挚的感谢！
杭州茶界的许多前辈不仅给予鼓励、悉心指点，还主动收集、提供资料。如资深茶人阮浩耕先生有求必应，提供他主编的《浙江省茶叶志》、《茶人之家》合订本和早期的《茶博览》杂志。原中国茶叶博物馆党委书记江万绪先生主动复印有关茶艺师职业技能考评等资料，无私提供给我参考。赵大川先生把近年编印的有关杭州茶史图籍惠寄给我，提供珍贵的建国初期杭州茶区的统计资料和历史照片，还亲自陪同我走访余杭茶区和区茶研会。李茂荣先生因工作关系积累了大量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会议、活动、互访、书画等照片，任由我在电脑里按需挑选。中国茶叶博物馆郭丹英研究馆员毫无保留地征集提供了该馆大事记等史料、藏品图录等。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梁国彪先生系统汇录了该所茶科研成果、茶科学家等专题科研档案资料，全面而详实。许多国字号科研机构的老一辈茶学科研工作者，不顾年事已高，认真负责填报茶人表格……凡此种种，让我很感动，也备受鼓舞。在此，请允许我对所有参与茶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各位领导和专家及同行，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其后的资料整理和编撰过程中，史料的征集一直未曾间断。一方面，依靠便捷的网络检索，从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维普资讯资源等国家学术数据库收集、筛选数千篇杭州茶题材论文，另一方面，通过走访、茶聚、电话、短信、E-mail等方式，与有关单位和人员联系，催促、补充征集资料，不断查漏补缺。即便是到了审稿修改和排版阶段，仍有的放矢、顺藤摸瓜征集史料，先后50多次登门走访、群发短信有关茶馆、茶企，征集照片等资料，得到了程启坤、叶剑华、商建农、张书成、夏兵、徐懿等人提供的补充资料。在此，也特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其次是史料整理关。资料整理一开始就伴随着资料收集同时进行。由于收集的资料媒介形式多样，有的是书刊或复印件，有的是PDF格式的论文，有的是图文穿插的word文档，都需要转换成统一的可编辑word文档。为此，早在2011年秋冬，我就通过网上招聘，采取不定时兼职、计量付酬的方式，招录了浙江科技学院的学生两人，开始选编一些出版物资料让其进行文字电脑录入、图片扫描等工作；2012年暑假，又以同样方式招录浙江工业大学多位学生进行图文资料整理；2012年寒假、2013年暑期，分别有多位浙江大学等校学生，帮助图文资料主要是大量PDF格式的论文材料转换成word格式文档的工作。他们的工作都是基础性的文字录入、文档转换、图版扫描、照片翻拍，时间都是课余和寒暑假为主，说来简单，却也需要耐性细心责任心，掌握方法，还得有必要的设备。因此，并非每个同学都能胜任或适应，有时他们输录的文档，我得花几倍的时间进行校对核实，有的同学觉得枯躁乏味，做了一二次就打退堂鼓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做的质量比较好，时间也比较长。这样一来，前后将近有十来个学生相继参与了基础资料整理工作，个中的发帖、面试、招录、培训、指导、计酬，可谓不胜其烦，但是没办法，这么大的资料量要我自己全部来整理，怕是再给我三年也来不及，何况有的软件和仪器的使用，他们更熟练，效率更高。在这里，我对他们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
以往图书馆的报刊书籍是学术研究资料来源的主渠道。由于茶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广泛、横跨多学科的特殊性，除了纸质媒介的文献资料外，大量的实物史迹、民俗口碑、实验报告、检测数据、茶艺视频等资料，也都纳入到了资料征集的范围。为此，我特别注重地方乡土史料、民间民俗资料、文物古迹和科研档案等方面资料的收集，除了依靠各地茶研会调研整理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档案外，实地调研、采访了西湖龙井、径山、天目山等茶乡茶区，挖掘了大量乡土史料；拓展学术视野，从植物、考古、历史、农业、中医药、饮食、民俗、艺术等学科领域，从不同角度来聚焦茶文化，极大丰富了茶文化资料的内容。
以往网络信息常为学术研究者所忽视甚至不屑一顾，但在数字化时代网络信息无处不在的背景下，网络信息成为重要资料来源。随着学术成果的数字化，通过网络检索国家学术数据库的以往科研成果，是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进行的重要一环。值得欣喜的是中国当代茶学、茶文化的主要杂志大多都由在杭茶科研机构主办，不仅学术地位高、办刊时间长、论文质量好，而且都已纳入CNKI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维普资讯资源等国家学术数据库，通过关键词检索十分便捷，比之去图书馆查阅，其时效不知要节省多少倍。另外，通过政府上网工程，近10多年的茶文化资讯绝大多数可在网络上获取，只是需要从海量和重复的信息中筛选出相对比较全面详实的权威可信信息，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网络信息中不少是蜻蜓点水的新闻报道、以讹传讹的辗转粘贴，有的甚至没有作者、来源，对这样的资料，必须下一番比较甄别、分析透视、斩头去尾、抽筋扒皮的加工处理，去其水分，去其虚浮，辨其真伪，存其精华，留其真实，用其可信，在文字体例上来个彻底改头换面，甚至重新组织文字，形同撰写。这个过程，这道功夫，并不比直接撰写来得容易，有时甚至更难。
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原因，茶文化研究队伍的学术素养参差不齐，研究论著严格遵照学术体例和要求的其实并不太多，这一点比之茶学研究界，还存在较大距离。少数作者在资料的考辩、运用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多的不足和瑕疵，疏于真伪辨证、好发联想推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以己度古人等现象随处可见，有的甚至对古籍史料的标点句读、版本目录等缺乏应有的必要的修养，乃至对典章制度、文史常识都没有系统的了解，导致断句错读、指鹿为马、牵强附会，文意大相径庭、观点差之千里，闹出笑话的也不乏其例。在考证这类成果资料时，有的一眼就能明辨，有的似是而非的需要查证辨析，也有的往往被先入为主，为成见所惑，搞几天才能从迷局中突围。这个资料整理的过程，对于学人来说，是对自己学术责任和修养的一种考验和修炼，其中的苦与难，也只有自己冷暖自知了。
资料整理相随始终，关键在于资料考证，其结果是梳理出可资参用的信实史料。如果说收集资料是到菜场买菜，那么资料整理就是洗切、拼盘，展示的是厨艺的基本功。在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初的半年多期间，我先后按朝代、茶事门类整理了二十多个专题资料，有的一个专题资料就在二三十万字。由于篇幅原因，许多专题资料最后书稿根本没用，或只选用了一少部分。
第三是初稿编著关。2012年底，在基本资料梳理完成基础上，我对2011年6月草拟的书稿提纲进行了较大的结构性调整，初步有了一个书稿的章节框架，也基本奠定了最后成稿的结构。全书采用大篇布局、章节目三层结构，基本按章断史，按节分类，按目叙事，必要时增加子目。这样设计的好处，大则与中国历史、中华茶文化史断代相一致，小则可备述杭州茶文化史实之详尽；内容丰富、篇幅较长的篇章，则采取分设上下章的方法，避免篇幅失衡，又不失整体结构的统一。
同时，我试写了第一章书稿。在所有章节中，对我来说这一章是最难的，因为这一章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杭州茶树的起源、杭州原始茶的起源和杭州人工栽培茶叶的起源，也就是茶植物、茶文化、茶产业的起源。这三个问题必须与中国乃至世界茶树起源、原始茶起源和人工栽培起源联系起来考量，涉及到植物学、考古学、农学、中医药学、民俗学、古文字学、史前史等学科；其中有关“原生茶树起源中心”、“原始茶”、“茶药关系”、“茶叶小生产”等重大命题，学术界或存在争议、需要明辨是非，或语焉不详、需要溯源析流，或徒有概念、需要命题立论，进行学理论证。这对我而言，不仅要绞尽脑汁、恶补新知，还要追根溯源、搞清来龙去脉，既要了解以往成果和论点，又要掌握最新资料和动态，然后在比较分析中辨证、正误，提出新观点。三个问题折腾了三个月，险些折腾出“思辨强迫症”，才三易其稿完成第一章初稿。
2013年春节过完，我就正式开始书稿初稿的编著，到6月底，完成了1949年前7章75万字的初稿。起初我给自己划了一道底线：一周基本完成一节，后来发现有时一周能完成一二节，有时几周也完成不了一节。原因何在？资料、难易固然是主要原因，自己公私杂务、身心状态也是重要原因。尤其是越到后来，随着长时间、高强度脑力劳动带来的体能疲惫、思维能力下降，我越来越感到心力不济。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和科研任务，我几乎放弃了任何休息、聚餐、出游的机会，集中精力，争分夺秒、咬牙切齿地坚持在盛夏到来之际，把上册书稿拿了出来。
在其后两三个月的评审阶段，也正值杭州连续高温酷暑，我本想喘一口气，给自己休养生息一下，但是繁重的科研压力、社会事务，却让我疲于奔命。期间，我先后完成四篇论文撰写，主讲四次学术沙龙讲座，策划主持三次主题茶会，参加三次学术会议，还编导《天目茶道》茶艺情景剧……这个夏天，真可谓是忙得“热火朝天”，干得“干劲冲天”！当秋风乍起，我重回案前开始继续书稿编著时，心情为之轻松了不少。因为这段时间的忙碌，是脑体并用、人我互动，辛苦中有乐趣，大脑的疲劳减轻了；再则，送审的书稿专家审稿后返回的信息综合起来看，总体肯定的多，正面评价较高，意见和建议都只是微观、局部的，不涉及到结构性调整。这无疑都给我继续战斗以相当的鼓励和动力。
不过，这样的心情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由于当代部分涉及到茶科研、茶产业、茶文化三大块，除了茶科研的资料各大茶科研单位有较为完整的科研档案并大多已经上网公布之外，茶产业和茶文化资料不是残缺不全就是多如牛毛。60多年的茶叶生产发展历史，改革开放前后在产业政策、组织形式、生产方式、流通体制上有质的区别，在资料上也判若两重天，此前有统计、志书，往往有数据、少叙述，简略得很，不足体现历史之轨迹；此后则散见于调研报告、年度总结、网络报道，从无系统整理和研究，更遑论从历史高度来加以认识。而当代意义上的茶文化，不过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近二十来年的新生事物，其形式和内容，比较确切地说，属于社会文化层面；虽然茶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热闹非凡，海量资讯充斥网络，说其汗牛充栋也不为过，但要从学理或史论角度来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还缺乏应有的时空深度和高度；作为一个当代学者，我不能超越当下，去审视当下历史，就好像赴一场琳琅满目、花色繁多的盛宴，让人阅尽秀色，却难以下箸。如何来定性和书写当下的历史，如何从纷繁的信息中提取有效的史实，如何在史书体例下续上当代乃至当下这一笔，处理好史志关系，成为困惑我的一大难题。鉴于诸如此类的客观原因，加上由于沟通不足、交流不够一时导致的误会，我曾一度产生为难情绪，想就此作结，留待来者。
对此，市茶研会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长会议讨论研究，决定既定计划不变，坚持按照原来方案继续编写工作。我无路可退，也责无旁贷，只好负课题之繁重，涉学术之风险，继续做一项心里没底的学术工作。2013年9月下旬，我开始下半部分书稿的编著，因为立下了年底前拿出书稿的“军令状”，我是夜以继日，忍冻忘饿，昏天黑地地赶时间，抢进度，急着要在年底前完成书稿。
常言道，欲速则不达。由于上半部分的专家评审会上，刘祖生先生等提出建国后部分就是三大块，茶科研、茶产业、茶文化，科研和文化是产业发展的两翼，我很认同他的看法，在谋篇布局和资料整理时下意识地按照三大块来，结果到年底整出茶科研和茶产业两章初稿，篇幅分别为48万字和53万字。这样不仅篇幅失衡，而且时间拖延。情急之下，我如实汇报情况，请求宽延交稿时间到春节后，一方面做工作诚邀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李文杰老师帮助茶文化一章的部分资料整理，一方面自己快马加鞭抓紧茶科研、茶产业两章压缩篇幅，三次删繁就简，最后许多原本详实的内容只剩下例举名字、保留项目名称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书稿几乎到了难以再删的程度，这两块的内容仍然有20多万字。我知道，相对而言，茶科研、茶产业内容比较“实”，而茶文化却往往比较“虚”。为达到实者精、虚者实的虚实平衡，我调整部分章节结构，花大力气把茶文化旅游和茶艺馆两部分作为当代杭州茶文化的亮点重点来做。而其他几方面内容，都进行了几乎是“地毯式”搜索，“大海捞针式”过滤，“脱水消肿式”提炼，尽量做到言之有物，内容客观，真实不虚。马年春节很快过去，转眼到了3月下旬，终于完成下半部分三章62万字的书稿初稿。
当我凝望堆满书案的小山一样的书籍、资料，捧着打印装订好的两册书稿时，眼光定格在“发展史”三个字上，猛然间，我脑际灵光一闪，困惑了半年多的、百思难得其解的那个“结”突然打开了：史者事也，过去曰史，当下曰事，今日之事即明日之史，史事皆相对而言者；发展者，既是历史演进，也指当下变化，既有过往纵向动态之变化，亦有当下横向静态之现状；史者可论可述，论以理，述以事，以事论理、寓论于事，志者虽云述而不作，然编者发凡起例、谋篇布局之际，已然寓论于其中矣。这样，下半部分书稿所谓“史志不分”的体例问题，就被一念贯通、迎刃而解了。作为编著者，这是自我认识的提高，而作为这本书而言，这是体例上的一大突破。在此，我不得不要感谢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主任宋传水先生的真知卓见，他力主采用这个书名，自有其道理在。
第四是评审修改关。书稿的评审是保证质量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像这部书，既没有充分的研究基础、资料积累，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人手精雕细琢，还是前无古人、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送专家评审，从严把关，纠错查漏，十分必要。由于书稿分两个阶段完成，送审也分上下两册进行。上册初稿由市茶研会打印装订后邀请在杭茶文化界著名专家学者评审，从2013年7-9月，前后近三个月时间，通过书面返回的原则意见和随文批改的具体意见不少，在简短务实的评审会上交流、汇总。下册完成后在2014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采取单位审稿与专家审稿相结合的方式，分别送审市农办、市农业局、市旅委、市茶楼协会、西湖区茶研会、西湖龙井茶产业协会等有关单位，以及在杭国家茶科研机构的部分专家学者，并通过审稿单反馈审稿意见。令我倍感欣慰的是，无论是专家还是单位，总体上对书稿持肯定态度，至于局部的结构调整、某些环节上的内容增补、少数史实论点上的核实纠正，乃至表述语法欠妥之处，我大都遵照大家的意见，逐一进行了修改润色。有的因为事先不太了解情况，提了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都及时联系，主动沟通，做了充分详细的解释工作，以解疑释惑。对某些评审意见没有提及，但我自己觉得值得调整的地方，我也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正，如原来大多数篇章的第一节，都概述这一时期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等情况，以求体现城市兴衰和发展与茶文化的关系，但是考虑到篇幅压缩的需要，我快刀斩乱麻，三下五除二，统统删除。
在审稿过程中，许多老一辈专家学者对学术的严谨务实、认真负责、无私奉献精神和品格，让我备受感动。曾担任中共杭州市委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领导的杨招棣先生，冒着酷暑带病审阅书稿，还在书稿上随文批注了很多修改意见或资料线索；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江用文所长拨冗审读了上册，提出了原则性意见，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还把一些硬伤、错别字打印成“勘误表”；中华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张士康院长也在百忙中审阅了上册书稿。著名茶学家刘祖生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审读了上册书稿，并对下半部分的编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著名茶学家程启坤先生审阅了上下两册书稿，纠正了多处存疑史实，提供增补千光荣西等资料；著名茶文化专家姚国坤先生百忙中通览全稿，并做了全面评价，在审稿单上签字盖章；资深茶人阮浩耕先生给予大力支持，不仅提供资料，还先后审阅了上下两册书稿，字里行间留下密密麻麻的记号、划线和修改意见，一丝不苟的态度让人为之感佩；著名茶文化活动家童启庆教授、茶文学作家王旭烽院长，都对有关材料认真审阅，修改定稿后发回给我；杭州文史界著名学者王其煌先生、徐吉军先生等也从历史体例和地方文史等角度，审视了书稿的结构体例、论点史料等问题；此外，杭州市农办叶剑华处长、杭州市农业局胡新光书记、杭州市旅委姜君处长、西湖龙井茶产业协会商建农会长、中国茶叶博物馆郭丹英老师、杭州市茶楼协会徐亦菲秘书长等，都审阅了下册中的部分章节，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还提供参考资料。另外，陈珲、倪闻、朱家骥等茶界人士，或提供资料，或提出修改建议。在此，特向各位前辈同行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提出的中肯意见，表示由衷的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书稿的编写得到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三任会长王家扬、刘枫、周国富等领导的关心，他们不仅浏览了上册书稿，还对下册书稿中茶文化人物的各自传略进行审改定稿。耄耋之年的王老亲自逐字逐句审读了稿件，并一再表示茶文化如今这么热，是大家的功劳，自己只是开了个头，其高风亮节、虚怀若谷，让人感佩不已。在此过程中，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鸿道、办公室主任易敏勤等给予了积极帮助。在此，特向他们致以谢意！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老师毛昭晰先生，在收到上册送审稿后来电表示夸赞之余，指出关于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茶树根”鉴定结论基本可信，不容置疑，除了茶氨酸的含量检测外，出土于“文化层”也是一个值得佐证的证据。我知道，“文化层”是一个考古学术语，出土于“文化层”的树根人工种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三个字————让我眼睛一亮，打消了原先的一些保留意见，对相关内容作了修改。他还一再提醒我要注意身体，关爱之情溢于言表。这里，我谨向毛老师的指点和关心致谢！
以往一部书完稿，都要举办大型的评审会。这次市茶研会转变作风，求真务实，评审工作分期分批进行，有重点请专家学者评审，且在审稿单上都签字盖章以示负责，不搞形式，讲求实效，作用显而易见，纠正了舛误，减少了纰漏，提升了书稿质量。文章千古事，本着对历史怀着敬畏和负责的态度，我在后期的修改定稿和排版校对之余，再次提请有关领导和市茶研会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对书稿进行终审定稿，就结构体例、史料观点、行文版式等基本问题进行最终的鉴定。
第五是自我身心关。承担这个课题任务，是我学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既是对我学养学识、研究方法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我身心健康的一次挑战。
自从接受这个任务后，我在较好完成日常工作和科研任务的同时，几乎把所有的工余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完成这个课题。每天6点起来上班，争取在9点上班之前赢得二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课题；每天晚上都要继续在电脑前工作三个多小时，一般到11点半才休息；几年来的大长假、小长假、双休日，除了不能不去、不能不办的事，都窝居在家里搞课题；常在电脑前一坐就忘了吃喝拉撒，有时手里做着家务，思维却“神游”在某个茶史的辩证上；水电出了状况，拖着至今未修，还多次因忘记缴费而接到停电停气停机通知单；放弃了采茶、爬山、散步、茶聚等山居生活乐趣，电视、报纸基本不看，变成一个整日操纵电脑的机器人。2013年的严冬寒夜，我通常是在电脑前这样度过的：头戴貂皮帽，身披大棉袍，腰部顶着按摩器，手上戴着砭石套，脚上套着暖手电暖袋，旁边开着取暖器，一坐就是三小时！
长时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使健康敲响了警钟。高频度使用鼠标，导致“鼠标手”降临到我身上，右手腕关节腱鞘炎继发囊肿，久治不愈，严重时方向盘都握不稳；长时间伏案电脑前，髋关节旧伤复发，几经治疗迁延难愈，变成痼疾，常常只能侧身斜坐工作，贴膏药处皮肤大面积溃烂坏死，出门不得已雇人开车；长期心理压力过大导致心火上炎，引起2013年秋冬以来断断续续咳血不止，在各大医院问诊检查，疲于奔波，造成极大心理困扰；承担课题期间，恰逢家母病重到离世，问医求药、侍奉陪护、处理后事之外，饱受丧慈失亲之痛……凡此种种，都对人到中年的我带来身心健康的挑战，重压在身的我遭受了多事之秋的困窘。完成课题时间上的紧迫感和质量上的责任感交织在一起，身体健康的忧虑和心理情感的困扰叠压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内外压力，有时几乎到了无以复加、意志崩溃的边缘！记得五年前的大雪严冬，我在做省社科重点项目《南宋临安宗教》一书劳顿不堪时，曾安慰自己权当是为佛门做一件“功德”。而这次，老病之躯之所以能支撑着挺过来，真的是有了一种“以身殉道”的心理准备，靠的是“文章千古，人生几何”的觉悟和勇气！
这五道关可谓是关关难过，集合起来成为一道大大的坎横亘在我面前！如今，我总算完成了这部书稿，于事则可以复命交差了，于己则可谓越过了今生的一道大坎！我难保书中所述所论无误，诸如史志体例、篇幅较大、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之类的问题也难免自圆其说、繁芜庞杂之讥，离“三好”的要求肯定还有差距，但我尽心竭力、于心无愧了，我会以“亦无风雨亦无晴”的心态静候方读者、方家的指正批评。如有机会重版，我想可以再作修订，写得更精炼、更精彩。
这个后记写得有点儿冗长而罗嗦。何以故？无他，只为读者一点理解，识者三分尊重。
甲午四月初九编著者鲍志成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