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按语：2013年12月29日，我参加“第一届问津学术年会”，会议由问津书院董事长、今晚报副刊主任王振良主持，在会上高成鸢、高惠军、葛培林、关淑珍、郭文杰、何德骞、侯福志、黄殿祺、侯福志、金彭育、李瑞林、井振武、李学智、梁广中、刘国有、刘恒岳、刘云峰、齐珏、曲振明、任吉东、任云兰、宋文彬、孙爱霞、孙肇净、谭汝为、万鲁建、王海冰、王洪海、王小明、王宴殊、王勇则、吴裕成、阎伯群、叶修成、尹树鹏、由国庆、张建、张翔、张利民、章用秀、甄光俊、周利成、周醉天、方博等相继发言。我在会上做了《“商战”思想的实践家——天津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研究》摘要的简短发言。该文是我今年1月3日至5日，在南开大学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广东省中山市文联召开的“买办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所发论文，这次会是为深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买办的研究，丰富跨文化交流的内涵。会后，我的论文正式发表在2013年第四期《中山社会科学》杂志上。现将杂志发表的全文附下，欢迎批评指正。
“商战”思想的实践家
——天津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研究
张绍祖
[摘要]天津太古洋行买办——“太古郑’郑翼之是天津四大买办之一，是天津广东帮的中心人物。他参与了广东会馆的创建及其他文化教育事业，推进了中西文化交流。郑翼之一生实践了郑观应《盛世危言》中提出的“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的主张。在客观上对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对近代天津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近代天津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对近代天津中西文化交流、对天津城市的近代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今天我们对近代天津的创业人、买办“太古郑”郑翼之及郑宗荫、郑慈荫父子应该重新认识，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郑观应商战思想 实践家 郑翼之
天津太古洋行买办“太古郑”——郑翼之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五弟，是郑观应“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思想的实践家。
郑翼之是天津太古洋行买办。所谓买办，乃是外国洋行、银行的中国商务代理人；而所谓洋行，乃是中国人对外国在本地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公司之总称。中国之买办由来已久，远在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占用澳门为卸货地点，广东十三行商人，登船看货交易，实为洋行买办的前身。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人占据香港，广州十三行商人移居香港，成立九八行，买办开始形成。香港皇仁书院开办后，造就了许多精通英语、谙详洋务的人才，洋行买办由此诞生。由此可见，中国的买办制度，起源于最早和西方建立了贸易关系的广东。
1840年鸦片战争后，买办制度渐行上海。当时上海洋行林立，善于做买卖的浙江商人中，不少人当上了买办。天津自咸丰十年(1860)开埠，同治二年(1863)，洋轮直达天津，洋商日益增多，一些广东籍和宁波籍的买办随之而来。这些买办因籍贯的不同，分为广东帮和宁波帮。后来，在天津的买办行列中又出 现了以当地人为主的“北帮”
天津的买办阶层，约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天津早期买办有怡和洋行正副买办梁炎卿、陈祝龄，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仁记洋行买办陈子珍，德商礼和洋行买办冯商盘等；外国银行方面有：华俄道胜银行罗道生，德商德华银行阎兆桢等。最初梁炎卿、陈祝龄、罗道生三人财力最大，随后有郑翼之后来居上，超过了陈祝龄和罗道生，与梁炎卿成为广东帮的两大买办；宁波帮的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王铭槐兴起后，连同汇丰银行买办、安徽人吴调卿，形成号称天津的“太古郑”、“怡和梁”、“道胜王”、“汇丰吴”四大买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天津买办的鼎盛时期。本文想主要就天津四大买办之一——天津太古洋行买办“太古郑”——郑翼之实践其兄郑观应“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思想，一步步发家之经过做一探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张绍祖，天津市河西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研究方向：天津地方史
一、“太古郑”——郑翼之发家的背景
郑翼之（1861-1921），原名官辅，其名还有一些来头，他的父亲名文瑞，字秀峰，是个富农，还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塾授徒，生有九儿八女，他排行老五，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阴历腊月二十三。那天，正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亲朋好友纷纷来道喜，都说这个孩子将来准会做大官发大财的，其父听之高兴，为他取名官辅。直到他上家塾时才改名为应麟，字正阳，别名翼之。翼之的老家在距广东省香山县南80公里的雍陌墟村，这个村位于澳门之北，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澳门被葡萄牙人强占，该村有2/3的土地被划入澳门地界。翼之从小勤学好问，汉文的水平挺高。17岁时随其长兄郑观应到上海，进入英商太古洋行。
说起太古洋行，这是它的中国名称，英文是 Bu-tterfield &Swire Co ，Ltd。它创立于1812年，设于英国兰开夏郡的利物浦港，创办人是约翰·亨利·斯可特(JohnHenryScott)，生于英国的苏格兰。斯可特原是一个绸缎商人，曾走私过鸦片，但没有经营过船舶事业，他看到当时远洋航运贸易日益兴隆，就想要从事远洋贸易。但从事远洋贸易就必须有船只，而要有船，就必须开办造船厂。他认为这是一个极有希望的行业，于是，便和一个名叫司韦尔(J·S·SWire)的商人，在苏格兰的克米德合资设立了造船厂，这就是最早的太古洋行。
随着造船业的发展，由造船进而发展为经营航运，依靠克米德造船厂所生产的船舶，开辟了伦敦至远东的贸易，后将行址移到了伦敦。太古洋行在伦敦的名字是约翰·斯维尔公司(John Swire & Co)。J·S斯维尔是被约翰·斯维尔公司派到远东来的负责人。他于1866年到上海后，便设立了约翰·斯维尔公司的分公司，这就是上海英商太古洋行。1867年该行与英商巴特费尔德合作组成太古洋行远东总分行。该行的买办由广东籍莫姓把持，1877年郑翼之进入该行后经莫姓的推荐，进入帐房作练习生。郑翼之的汉文底子深，但对英文却是一窍不通。英方总经理斯维尔看他工作勤恳，又好学，认为是个人才，在工作之余，加意培养他学习英语。郑翼之本来就聪明好学，他抓住了这个时机，刻苦自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英语口语对答如流，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在英文文字的运用上造诣颇高，为同事们所不及，深得英方总经理斯维尔的赏识。
二、“太古郑”——郑翼之发家的机遇
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才干有心计的人。1881年，上海太古洋行决定在天津设立分行，英总经理斯维尔指派郑翼之随同洋员北上，进行筹备。太古洋行天津分行办事处初设在英租界河坝道（今台儿庄路）聚立洋行旧址，仅有平房9间。航运方面也只有几艘破旧船只。最初，由于天津太古洋行用了生活放荡、不理业务的买办黄国祥，生意全靠郑翼之奔走操劳。在上海总行的支持下，郑翼之大显身手，发展津沪、津港等航运。开始行驶于津沪线的仅有“奉天”、“顺天”、 “通州”三条船，行驶在津港线的仅有“夔州”、“惠州”两条船，沿途在烟台、威海卫、汕头、广州等地装卸货物。数年之后，便增加到了“武昌”、“盛京’等20多条船。与此同时，香港太古糖坊出产的洋糖也大量运到天津销售。轮运与食糖成为天津太古洋行的两大业务，而所有对华人的联系与业务的开展，全落在一个吃工资的职员郑翼之的身上。后来，黄国祥去职，又用了一个姓杨的买办。杨是经汇丰银行买办、安徽人吴调卿推荐的。杨到行不久，正值有一大批砂糖运卸到海河太古码头，杨某见此大垛的糖包害怕让雨淋着，自己无法赔偿，急忙把买办一职辞去。吴调卿见到郑翼之年轻有为，就又举荐他继任买办。那年是1886年，郑翼之才26岁，就当上了太古洋行的买办。
不过，当买办也有风险，要交纳保证金（寄库金，也叫“押柜”），作为中国买主或卖主可能发生毁约或亏欠情形时的抵偿。而且保证金的数额是随着太古营业的扩大而与日俱增。到1916年郑翼之在天津太古洋行的保证金增加到30万两，其押品有：
天津福安里房地产一处估价 37800两
天津合和盛栈房地一处估价 5000两
天津俄租界牛骨厂地皮一处 估价 1800两
上海余荫里房地一处估价202500两
扬子保险公司股票一百股估价12433两
以上五项共估价269533两，作价9万两。此外，天津新华路住宅也为押品，但未估价，实际共估价约30万两。这种巨额的保证金，不仅换取了太古洋行对郑翼之的绝对信任，还给天津太古洋行提供了一部分流动资金。由此可见，郑翼之与太古洋行是相互为用，双方得利，郑翼之以太古洋行为靠山，把产业放在“太古”代替现金寄库，对他的产业的收益并无影响，但却换取了洋行的高度信任，身价扶摇直上，成为“高等华人”；洋行流动资金的增加，业务的扩展，也使郑翼之增加了应得的佣金。看来，各自都得到了好处。
郑翼之当买办时，太古洋行已经积累了大量资财，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117号（今165号）建立了天津太古洋行大楼。营业方面随着上海总行的扩展，逐步发展。当时代理经理地音(Dean A·V·T Aigno Perpo)、维克费尔德( Wakefied)、比林哈司特(Bieeinghasat)、伯雷克(Blake R H)、马歇尔(Manchll T S)，货栈主任斯特林(Stinling L)，塘沽主任可鲁姆白( Cloming)大沽坝领航员比尔(Beer Caft T G)等（译自《华北行名簿》）。
三、“太古郑”——郑翼之经营之业务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提出了“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可见，经商之重要。轮运是郑翼之经营的主要业务。天津太古洋行代理中国航海公司、海洋轮船公司、中国联合航行公司、加拿大政府商船公司、天津驳船公司、香港太古船坞工程公司等的业务。它和怡和洋行相比，在航线轮运的管理上比较严密，航线包括东三省在内，比较长。郑翼之对天津口岸的掌握苦费心机，在大沽口外自设一处船坞。天津海河狭窄弯曲，船身较长的轮船进到海河便不能转头。郑翼之为了独占进出海河的生意，特在英国订制了“湖北号”、“湖南号”两轮，以适应海河的特殊情况。
除轮运外，糖业成为郑翼之的第二项大生意。食糖，在我国的经销业中，太古洋行居于各国洋行中的首位。早在1 882年太古洋行即集资20万磅在香港设立太古糖坊(Taikoc Sugat Refinning Co．Ltd)，将爪哇所产粗糖精制成砂糖、方糖行销中国。太古洋行既在爪哇掌握了甘蔗的种植，造出初级产品，又在香港设厂加工精炼，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糖，又自己承担推销，在中国的市场销售上自然要占上风。天津商埠最早运进洋糖的以英商怡和洋行和荷兰商恒丰洋行为大户。但太古洋行一经郑翼之在天津销糖，代理太古精糖厂业务，便将其他洋行的食糖生意减了下去，造成独占市场的局面。当时在天津洋糖进口的洋行中，仅有怡和洋行能和太古洋行抗衡。但他们竞销的结果，是利润的大幅度降低。郑翼之通过与怡和会商，两行达成协议，除利润较低的红糖、黑糖之外，砂糖、方糖仅准怡和经销，白糖的运销则全部归太古。另外，太古糖坊出品的车糖，仍归太古独家经营。过了一段时期，怡和洋行又将方糖的经销权放弃，于是北方洋糖的进口，全部落在郑翼之的手中。
郑翼之还兼营油漆。因为太古洋行船只日益增多，每年需要大量的油漆作修缮。于是太古洋行在香港开设了一个油漆厂，除供给自己的轮船使用外，并将产品由太古作为总代理向中国销售，天津是他们重要的销售渠道。天津太古洋行兼营的油漆成为郑翼之的重要业务之一。
郑翼之又兼营面粉。太古洋行从澳洲进口大批面粉来津。在这项生意上，太古和怡和、新泰兴、兴隆等洋行并称面粉进口四大商。
此外，郑翼之另一项与轮运齐头并进的业务是代理保险。天津太古洋行代理皇家保险公司火险、广东联合保险公司水险、标准保险公司行李险。（译自《华北行名簿》）因为海上保险和仓库保险都与轮运密不可分。郑翼之在搞轮运的同时就给托运人办理有关的保险，托运人感到很方便，而他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太古洋行在天津的轮运范围又最广。因此，郑翼之经办的保险业务额也最大，收益也最高。
四、“太古郑”——郑翼之财富的来源
随着天津太古洋行业务的日益发展，郑翼之很快地发了家。他财富的主要来源有五：
第一，以太古洋行的轮运佣金为主。太古洋行的轮运业务范围广阔，该行来津虽然比怡和洋行稍晚，但在郑翼之的努力经营下，不数年就跃居怡和洋行之上，在所有的外国轮船公司中营业额为最大，而郑翼之在其中坐享3%的正规佣金。此外，太古洋行所经营的食糖、油漆、面粉、保险、驳船等业务，郑翼之的佣金也在2%，每年也有巨额收入。所有这些佣金的收入是郑翼之财富的主要来源。
第二，从搬运费中获取相当大的一部分收入。太古洋行的洋帐房付给郑翼之的搬运费是按件计算，普通运件每件白银一分，折合铜元约一点八二枚。郑翼之通过“外柜”（指华帐房在指挥管理搬运方面专用的把头）付给大把头的是每件铜元一枚。郑翼之从每件货物中获取利润为铜元零点八二枚，但太古洋行在天津的轮运量是相当大的，几十年的财富所得是相当可观的。
第三，从托运客商那里获取。在天津的出口货物中，鲜蛋和鸭梨经常占很大的部分，进口货中也经常有大量南方所产的水果。这些货物最怕摔碰，又怕积压霉烂，都想争取时间提前发运，等不到郑翼之为首的“华帐房”按部就班的安排，于是托运客商自己另外出钱雇人搬运，这样洋帐房按件拨给华帐房的搬运费就全都成了郑翼之的利润了。
第四，从洋行规定的空隙里获取。太古洋行从南方运来的大米，卸船后即运入太古洋行的仓库。南方运来的大米一般为防损耗，总是有多无少。太古洋行规定每两斛一包的大米，在运输中可以有二斤损耗。郑翼之利用这个空隙，每逢大米运到码头过秤时，将足量和超量的米包另存到一个仓库。在洋帐房派人锁门之前，先让他们的下属人员用探子从每袋里取米二斤，装入空麻袋，天长日久获取的米为数极大。
第五，从所管辖的“船买办”身上获取的收入。大家知道，各外国轮船公司每条船都有一个“船买办”，按照规定，船上装载的货物如有残损或亏短，照章应由“船买办”负责赔偿。太古洋行货运遇到这种情况时必须经过郑翼之调查核定。于是“船买办”遇到残损或亏短，就千方百计地讨好郑翼之，因在估数上全凭郑翼之的一句话。他们认为在郑翼之身上多化一些钱，得到他的满意估数就可省很多的钱。这无形中就成为了郑翼之的一笔不小的收入。
第六，通过推销食糖带来巨大财富。太古洋行食糖独占华北市场达数十年之久，郑翼之除应得2%的佣金外，他推销食糖，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在天津有八个代理店。这八个代理店为恒泰昌、厚记、德记、恒记、协茂、德和永、鑫记、景升号，其中有半数是郑翼之让旁人顶名他自己干的。这样，他自己经营，可获取了更大的利润。郑翼之在内地另有销售站64处。所有代销货的特约店，每月结算一次，一般的按货价的2%提取佣金，如果超额，在佣金之外还另给好处。因此，各特约店争先恐后地宣传和竞销；同时，郑翼之还组织各代销店和分销处积极地向农村渗透，久而久之，华北的城市、农村和内地的食糖市场逐步地变成了洋糖世界。他在推销中同时获取了很大的利润。
第七，通过房地产获取大宗的财富。1860年12月，英国提出划城东南海河右岸自紫竹林至下园一带为英租界。其范围相当于：东至海河，西至大沽路，北至今营口道，南至今彰德道。占地面积约为460亩。英租界开辟后，英国蓄意扩张租界。从1861年之后，英国人即从中国业主手中陆续收买到英租界接近大沽路和沿墙子河一带之地，其余之地则由郑翼之、梁炎卿、陈祝龄等几个大买办收购。到1897年，中国正式承认英租界自大沽路向西扩展到墙子河内侧的围墙（今南京路北侧），计地1630亩。此时，地皮价格立时飞涨起来。郑翼之在新华路营口道转交处住宅所占的5亩多地基和营口道、建设路出租房屋之地都是1897年以前以廉价买进的。
郑翼之靠房地产获取财富还有一例：1897年以前以每亩80元买进湖北路的坑地30余亩，到1919年该地垫高并修筑铁筋洋灰马路，地价暴涨，等郑翼之将该地卖给王书年营造厂时，每亩价格为1000元，增殖十二倍半。郑翼之早年以贱价在天津英租界内外和上海等地买进的地皮多处，依自然增殖就给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郑翼之对房地产的经营有道，计算得极为精细。据经租人陈凤藻说，郑家收租均按阴历计算，因为阴历五年二闰，每值闰年是13个月，而阳历永远是12个月，按照阴历每隔5年就可以多收2个月的房租。
说起郑翼之在新华路的住宅还有一段故事：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以后，都统衙门为了消除天津对外的防御力量，于1901年强令拆除天津的城墙（位置就是现在的东、南、西、北马路）。都统衙门的秘书丁家立（英国人）将拆城墙的工程包给了曹剑秋。谈妥的条件是：除了把拆下来的旧砖归拆者所有外，还付给银元1万元及大米1万袋。曹剑秋接手这项工程后，再分段包出去，从中坐享其成。正在这时，郑翼之正打算盖新华路的花园住宅。他与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通过丁家立、曹剑秋取得了拆城的大砖，各建花园大楼一所，比邻而居，前些年临街的围墙犹存遗迹。
郑翼之成为太古洋行买办后，在太古总行的大力支持下，他全力以赴开展业务，天津太古洋行的轮运业务不几年就跃居天津外轮第一位。食糖、油漆、面粉、保险、驳船、房地产等其他业务也发展迅速。他积聚了大量财富，很快成为了大富翁。当时，社会上称他家为“太古郑”。郑翼之当了大买办后，按当时的惯例捐得一个候补道的职衔，开始结交上层社会人士，成为租界的大绅士。一位曾任太古洋行买办后辞职的杨某从上海来津，吴调卿和杨某坐车路过今新华路体育场，吴指着北面的巨宅和相连的一片不动产说：“此即继任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的新居。”可见此时郑翼之握有大量财富，成为了天津广东帮的中心人物。
五、“太古郑”——郑翼之发家后之义举
“太古郑”郑翼之发家之后，与梁炎卿、陈子珍、罗道生等买办一起积极投入地方公益事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天津海关道唐绍仪首倡，郑翼之、梁炎卿、凌润苔、陈子珍、周寿臣等44人以及粤人在津商号积极响应，筹集巨款，据《创建广东会馆记》记载：郑翼之捐款3000两、梁炎卿捐款6000两、唐绍仪、陈子珍捐款4000两、梁菘生捐款3500两、蔡述堂、黄云溪、徐雨之捐款3000两……不到一个月输入捐者达40人，连同广帮商号及唐山各厂同乡，共捐10万7仟两，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集得如此巨额捐款，可见当时广帮实力的雄厚。经费筹足后，随即购置城内鼓楼南运署旧址土地23.351亩，公推梁炎卿为主办人、徐玉麟主事，自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破土动工，历时4年，共用白银9万多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十四日落成，并召开落成典礼。郑翼之出席了落成典礼，参观了这座宏伟的建筑。
该建筑融合我国北方和南方两种建筑风格，独具特色，是当时天津最大的建筑物。此建筑皆采用磨砖对缝的砖木结构，按我国传统四合院落式平面布局，具有广东潮州地区建筑风格。在轴线前方辟一广场，筑有青砖砌成的大照壁一面，照壁之南，号称“南园”，为同乡在此疗养医治之所；“东院”则作为“广业公司”招待客人的地方。直对照壁是一座高大的门厅，檐下正中高悬“岭海珠辉”的匾额。山门上端加高，砌成潮州房屋常见的五阶梯状，又称“五岳朝天”。门厅两门为朱红色，门旁雄踞石狮一对，正门上方巨石横额镌刻着“广东会馆”四个笔力浑厚的颜体大字。厅内是宽敞的一组四合院，民宅风格，正堂和东西厢房有前廊和后厦，原木色，少彩绘，色调和谐明快，结构严谨。通过正堂东西两侧的穿廊过道及小天井，就到了广东会馆的主体建筑——歌舞台。
歌舞台，人们通常称其为“戏楼”，占广东会馆建筑面积的2/3。它座南朝北，台面为伸出式的舞台，台下可客观众4 500人，在其正北面和两廊楼上设有15个包厢座，能容2300人左右。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戏台没有一根柱子，东、西、北三个方向的观众都可以从各自的方向观看。台深8米，宽9米，符合中国传统舞台的样式。整个戏楼和戏台为清一色的木结构、木装修。戏台前正中悬一横匾上书“熏风南来”4个绿色潇洒雄劲的大字。戏台正中的吊悬伞顶，用数以千计的变形斗拱堆砌。接榫凹凸不平，似螺旋花纹，向上堆迭组合，形状好象扣着的一个9米直径的大盆，构成“鸡笼式”藻井，上面涂着金漆绿，光彩夺目。 “鸡笼藻井”不仅工艺精美，还设计得十分科学，穹形顶起到了拢音的作用，不用扩音器却能把声音传到戏楼的各个角落。台前的横眉都雕成狮子滚绣球及云纹飘带的浮雕式图案，它的两端为圆锥性立体木雕。在舞台的天幕正中，镶嵌着大幅“天官赐福”的彩绘圆形木雕。与彩绘木雕左右相接的，小“出将”、“入相”两扇木门。顶上长达36米的两棵主柁，在整个舞台上起着栋梁的作用，承受着整个屋顶柁梁的巨大重量。据说，这两棵巨大的木材是从海南岛上采伐的参天松树而不远万里运来的。此建筑物象征着广东帮买办的全盛时期。
郑翼之等捐资建成的广东会馆不仅有独特的建筑风格，还留下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足迹与戏剧名家梅兰芳、谭富英、尚小云、孙菊仙等的身影，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1 962年广东会馆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翼之不但积极响应建筑广东会馆并带头捐款，而且积极参加广东会馆的各项活动。1912年1月，他参加在该会馆召开的庆祝民国成立大会。同年8月24日，孙中山先生在赴北京途中乘坐轮船抵达天津，同盟会会员廖醒魂约集广东同乡郑翼之等，在广东会馆召开欢迎大会，到会者800余人，孙中山作了演讲。同年9月23日上午11点，孙中山先生乘坐马车赴广东会馆出席由广东同乡会召开的欢迎会，郑翼之出席了这次欢迎会。
“太古郑”郑翼之的义举还应包括其子郑宗荫、郑慈荫积极出资支持天津耀华学校的建设。
六、“太古郑”——郑翼之的财产举例
郑翼之从1877年17岁进入太古洋行做练习生，1886年26岁当上了太古洋行的买办到1921年61岁病故，35年间积累了巨额财富。据给郑家收房租的陈凤藻估计，到郑翼之的儿子继任买办时，郑家的财产约有1000万元。郑翼之的一生实践了郑观应思想中“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的理想。郑翼之的一生告诉人们：一个人通过“振工商”可以“致富”。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成千上万个“郑翼之”就可以通过个人“致富”逐步达到国家“自强”，从而“不挨打”，还可以“攘外”。这当然是仅仅的一个方面，因为还有郑观应所说的更为重要的“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等事项。但郑翼之的发家史从一个侧面也给人们一些启示。
据郑翼之之孙郑志璋所知，并参考郑翼之部分财产目录，将其财产分类列举如下：
（一）地皮：(1)俄租界牛骨厂地皮；(2)四美堂地130亩；(3)西南城角地45.5亩；(4)湖北路空地30余亩；(5)八里台地30亩；(6)李家华垦地3000亩； (7)福兴公司垦地。
（二）房地产：(1)新华路住宅5亩余；(2)建设路唐山道转角房100余间；(3)大沽路北头五福里楼房、门面、平房、仓库共130间； (4)合和盛栈房地； (5)旭街沿街门面13.5间；(6)估衣街青云阁楼房占地4.5亩；(7)大沽路小营市场地4.6亩，房130间； (8)马场道老武官胡同地12亩、洋式大平房20余间；(9)湖北路余荫里地8亩、大楼8座。
（三）房地产公司股票：(1)河北宝兴公司；(2)让德里房产公司；(3)南市大兴里房产公司； (4)金钟桥元昌公司；(5)盛业公司；(6)广业公司；(7)大胡同房地股份。
（四）公司股票：(1)扬子保险公司；(2)仁济和保险公司；(3)吉黑两省东益垦务公司；(4)张家口华兴垦务公司； (5)上海大德榨油公司；(6)上海大有榨油公司；(7)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五）自营商业：(1)上海益顺盛报关行；(2)开平煤栈；(3)山海关锦州煤栈。
（六）天津以外各地不动产：(1)上海成澄学堂余荫里大片房地产；(2)上海夏浦地产；(3)塘沽于家堡地28亩；(4)烟台楼房地基； (5)澳门五支松房地； (6)澳门闰兰房地。
（七）郑翼之的现款分存汇丰、麦加利、正金三银行，其中以“汇丰”最多；郑翼之对房地产的收入极为可观。仅英租界房租一项随着地价的自然增殖，每年可达50000-60000元，他随时存入英租界恩庆永银号生息，很少动用。其他则为珠银首饰、古玩细软等动产。
1921年，郑翼之病故后，买办一职由其长子郑宗荫继任。1925年郑宗荫辞职后，又由郑翼之三子郑慈荫（1927年后，曾任英租界董事会的董事、耀华学校董事等）接任。到1 931年太古洋行英国人看“太古郑”发财太大了，决意要把这项巨大的买办所得转化为英国人自己的收益，于是太古洋行利用伦敦总行查帐的机会，宣布取消买办制，改定营业制，太古洋行的各部门的营业自成一部，均由英国人自己经营，用一个中国高级职员作副手。此后，轮船部即将原来的大写罗耀廷提升为副理，给予固定的工资，另按营业额的1%给佣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古洋行一度停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天津太古洋行重新营业，罗耀廷之子罗振东继其父充任太古洋行轮船部副理，一直到1 954年天津太古洋行结束。而“太古郑”的两代买办生涯则到1931年就宣告结束了。
“太古郑”郑翼之是郑观应思想的实践家。在发家过程中客观上对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对近代天津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对近代天津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对近代天津中西文化交流、对天津城市的近代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今天我们看着保存下来的天津太古洋行建筑，看着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广东会馆，看着天津重点学校耀华中学，看着从近代天津发展起来的今日天津，对近代天津的创业人、买办“太古郑”郑翼之及郑宗荫、郑慈荫父子是应该重新认识，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天津“广帮”略记》，《天津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3]孙德常、周祖常主编：《天津近代经济史》。
[4]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
[5]《天津广东会馆》、《创建广东会馆记》、《南开春秋》。
[6]《华北行名簿》。
[7] 黄殿祺著：《艺谈博拾》。
【栏目责任编辑：周 武】
——《中山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总62期）第95～102页
登记证号：粤内登字T第1027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