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１
武汉的四季中我最喜欢秋天。记忆里，武汉的春天太短，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唯有秋天脚步缓慢，经常到了十二月还不见冬意。漫长的秋天一点点从浓烈转向开阔，风雨明晦的日子，站在珞珈山顶远眺，湖岸弯曲，远山迷漫，亭台掩映在树梢，像极了南唐董叔达的淡墨山水。
哲学院的贺念给我打电话时，我还在网上浏览刘晓波的一篇文章。他在电话中问我几点去ＶＯＸ酒吧，唔，我居然忘记了，今天约了几个朋友去听民谣音乐专场。匆忙从家中出来，沿着东湖去关山，2008年秋天的武汉，暮色霭郁，云层低垂，秋风不停从江北吹来，正萧瑟。
上周也是这个时间，贺念约我去地质大学附近的ＶＯＸ，他说周云蓬晚上在那里有场演出。ＶＯＸ酒吧，很早以前去那里喝过一次酒，门脸不大，二楼，１００多平米的空间挤满了来听音乐的年轻人，贺念说，这里现在是武汉地下音乐的集散地。地下音乐，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时间过的真快，转眼二十年，我喜欢的音乐都带着旧报纸的气息，那些打口带、老吉他、翻抄的乐谱、吹不响的定音器，恍如隔世。咳咳，喝汽水的年代已经远去了。
不过周云蓬，我还是知道。不久前在网上听他演绎过一首《九月》，当然还有他的那首《中国孩子》。《九月》是诗人海子的一首诗，周云蓬唱起来凄婉动人又遥远高亢，简单的吉他配上暗哑的嗓音，一听就让人怀旧。有一个晚上我曾经坐在书房里反复播放它，音量开到小，音符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像用一根丝线勾连着什么，却又并不真切。仔细倾听换弦时手指滑过琴枕的声音，平静中的颤抖，轻薄如草原上的白云，又如微风吹动山岗。很有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味道。
为这首诗谱曲的人叫张慧生。和海子一样，张慧生也是自/杀身亡的，他去世后，这个曲子也就再没有人唱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居然周云蓬把这个作品保留并传唱下来。人生总有太多难以确定的事情，谁能说的清，就好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散场后，周云蓬带着宽厚的墨镜坐在我身边，ＶＯＸ酒吧下的烧烤摊上，散落着空空的啤酒瓶。“我觉得海子对我来说是一道炽烈的光，很刺目。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愿意让他经常出现。他的诗是好诗，但是我会不安。”周云蓬扶着琴箱对我说。
我沉默,不知道说什么好。
“生命之饼”的主唱吴维过来干杯。很多年前，在地球村音乐吧我们有过一次交往。当年他还是个带着金属手链，纯钢戒指，穿件背心在舞台上玩砸琴、玩旱地拔葱的武汉朋克。这次一见，沉稳，收敛，一如他现在的音乐，乐队配上了风笛、长笛和大提琴，重复的段落表达、大量的回声营造出寂寥神秘的效果，曲风竟有爱尔兰凯尔特风味。吴维告诉我，下周赵老大，吴吞和冬子要来武汉演出，“到时候你也来听一下吧”，喝了一杯酒他坐回去，似乎还想和我说些什么，但夜已深，他的黑色鸭舌帽在昏暗的灯下光影分明，像年轻时的CharlieLandsborough。
２
没有了舌头乐队的吴吞孤独地坐在聚光灯下。
我有时候很怀疑中国摇滚乐的这种聚散。在中国，说存在的就是合理，几乎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但谁也没有办法说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摇滚乐队，没有一支能够长时间的聚合在一起。是因为趣味的改变，还是因为外力的倾轧？又或者，是因为本来的不成熟还是别的什么？
１９９７年，舌头在新疆成立，甫一出现，就以其生猛热烈的重型节奏震动了中国摇滚乐坛。同一年，更加另类的盘古也在南昌的黑暗中发出愤怒的呐喊：“你不让我摇滚，我迟早让你知道我的狠！”，那是我学会的最后一首和地下摇滚有关的歌曲。９７年的武汉之春来的晚，我躲在学校旁的黄家大湾，在租来的房间里看闲书，琴已经弹的很少很少。
２月１９日上午，十二寸的黑白电视中传来哀乐，中央电视台说，邓小平去世了。我打开窗户，侧耳听，外面没什么动静。收拾好东西步行走回学校，校园里静悄悄的，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和车辆，安静异常，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那天多云转阴，气温很低，春寒料峭。
吴吞的《时候到了》，是中国摇滚乐历史上为数不多让我迷恋的歌曲之一。口琴悠扬，吉他伤感，唿哨清丽，加上吴吞懒散的呓语，不动声色，内敛洒脱，音乐的轻松和诗一般的歌词，有点动漫，有点皮影，有点木偶剧的意思。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趣味狭隘，对某些音乐类型的过分偏爱。但这有什么不好？坐在台下喝啤酒，我看见舞台上一束灯光静静照着吴吞的肩膀，走动的人群在黑暗中晃动，带着鬼魅般的身影，让人觉得既真实，又虚幻。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第二天午饭时把这首歌放给六岁的儿子听，问他，你喜欢吗？儿子说，谁唱的，我说，是一个叫吴吞的叔叔。儿子嘴巴里含着饭菜，哼哼的跟着音乐唱，我敲着饭碗为他伴奏，他的童声咿咿呀呀，恰似这首歌曲的另一个伴奏版本。
之后的几天，儿子的嘴里经常蹦出一句：“太阳落山的时候下雨了，燕子在屋檐下做了一个窝。”，只要一出门，他就望着楼道顶上的燕子窝这么唱，然后对我说：“爸爸，我也要一个宠物机器……”。
但我哪里去给他找吴吞歌曲中的宠物和机器？只有搪塞。很多天后，我正在电脑前工作，儿子在地板上玩他的宠物机器。我轻轻哼着《时候到了》，刚刚唱到“不管明天刮不刮风下不下雨……”儿子就大声接着唱：“小燕子们都要从窝里飞出去，时候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我扭头看着他微笑，儿子敲打着奥特曼的脑袋接着唱：“吴吞，吴吞，给我一个印第安人！”
我哈哈大笑。
３
冬子上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这个从湖北云梦走出去的小伙子，抱着一把箱琴，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他安静地说，赵老大病了，在睡觉。我为大家唱一首《十方》吧。
十方？听到这个名字，我在心中默念了一遍。十方，十方，他说的是佛经中的“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还是说的上天、下地、东、南、西、北、生门、死位、过去、未来？我低下头，准备迎接冬子带给我的第一串音符。
第一串声音是从黑暗深处传来的。低沉，复杂，轮指滚动，越来越响，沧桑，温暖，难以言说。然后是寂静，三秒的寂静，那是十万佛塔的寂静之声，是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寂静之声。然后呢？然后是一串流水般的泛音在琴弦上跳跃，犹如晨曦初上，照耀金顶。《无量寿经》下卷中有这样一段话：“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一如冬子的嗓音，浑厚，低沉，一出口，上师低眉，菩萨垂手，空气在微微颤抖，全场肃然。
这是一首需要闭气聆听的神秘之歌。灰暗的调性，酸楚的低音，迟疑忧伤的喃喃自语纠缠在旋律中，听起来欲罢不能，欲言又止。吴吞端着酒杯，敲了一下桌子，他悄悄对我说：“冬子是中国未来的民谣大师！”。
有一天，我在路上走，走到了西藏江孜的白居寺。那是一座十五世纪初由热布旦贡桑帕和班禅一世克珠杰·格勒巴桑始建的伟大寺庙，寺中萨迦派、噶当派、格鲁派3大教派共存。黄昏时，去寺中散步，望见巨大的圆形佛殿中部 还有一层小佛殿，四面的门楣上，各画了一双三米长的巨眼。寺中的喇嘛告诉我，这是印度湿婆神的慧眼，可以识善恶，辨是非。眼睛的画工极其精湛，波浪般的眼角，波浪般的眉毛，慈悲中略带威严，正是冬子十方专辑封面上的造型。我远远望着巨大的眼睛，那双眼在暮色中散发熠熠的光芒，不论哪个方向看都像是对我在注视，仿佛能看透人心，让天地间的一切无所遁形。
我坐在寺里一棵柳树下发呆，觉得人世中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我忽略了。夕阳辉煌，照耀西藏，突然想起冬子的《十方》，闭上眼，似乎真的有音乐在天际回响，一串轮指，然后寂静，然后泛音袅袅，然后山川沉默，河水倒流。
４
赵已然在北京搬过很多次家，他说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次。反正是越搬越远，已经搬到跟北京没什么关系的地方了。
他经常没有钱，有一次住在白庙，他都四天没有一分钱了，正好碰见万圣节。平常这种时候，赵已然很会享受这种孤独。练鼓，看书，要不就在午后，把衣服脱光了躺在院子里晒两个小时的太阳。但那天是个节日，他很想出去玩一下，很想去和其他人一道狂欢一晚，喝一点威士忌，或者，去飞两片叶子。
但是他从九月份开始，就没有挣到过一分钱。不是他不能去靠打鼓挣钱，而是他坚定地认为不能因为贫穷就去冒充朋克，或者去迎合可以换钱的媚俗的音乐。
那一年，他四十岁。
中国的音乐市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他像一匹年老的孤狼，爪牙已经不再锋利，他误入了一个自己根本应付不了的禁区，在熟悉又陌生、认识又不认识的山林里，左冲右突，孤军奋战，终于被伤着了，喘着气缩在了一个角落里。
许多时候，他靠一包方便面度过一天，或者，是一块玉米面发糕和一些瓜果。他靠着这些东西在房间里疯狂地打鼓，弹琴，却没有人去仔细倾听。他是中国最好的布鲁斯音乐的吉他手，精湛，纯熟的技巧在业内无人不知，但他却只能在黄昏狠心把朋友送他的一把刀，压给村口小商店的老板换取两瓶啤酒。
除了音乐，他一无所有。他连借钱的技法和技术都不会，他只会在深夜的月光下独自一人，在空空的院落中，为墙头的荒草弹奏中国最好的音乐。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１日，赵已然给他的父亲写过一封信。
尊敬的爸爸：
我此一生，悲也好，喜也好，成也好，败也好，我以为那是命中注定的事。并非有意或无意而为。正像20多年前我的第一个正式的名字一样，乃已然者也之事。
名利二字，并非我所不齿、不屑。相反，我很尊重。只不过我所求者，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和利。
两年多来，我有幸认识了几位像我一样生活着的朋友，一样的道德观念，一样的生命态度，而他们比我更彻底、更纯粹。他们的出现，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们的支撑和宠爱，给了我继续下去的信心。他们让我痛苦、迷茫、屈辱地悬了多年的心，终于坦然、踏实了。我知道，我有同志了……
２００９年秋天，赵已然路过武汉去香港。深夜，我在汉口的一个宵夜摊上接他吃饭。赵老大依旧是紧身的长裤，牛仔上衣，二十年前的装束和老做派，让人觉得温暖，和煦。他告诉我，最近终于重新开始唱歌了。有一家公司和他签约出版一张唱片，那将是他的第一张正式唱片。
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他不喝酒了，对我说：“我要去深圳和香港做两个专场。顺便，去买一把自己的琴。”，我喝了一杯酒，望着他，“我把唱片的版权费拿出来，我去不了欧洲，机票太贵了，香港应该可以买到一把琴！”。
那天的武汉街头，正是初秋，有附近住家的女人穿着睡衣从我们身边走过。我真希望那天是１９８８年，赵已然年轻了二十岁，他在黯淡的路灯下畅谈音乐，依旧壮怀激烈，傲视群雄。
５
很多年前写过一首诗《西北偏北》。从滕州去北京的刘东明把它谱了曲，传唱开去，他把演唱会的视频发给我看了，音乐做的很好，粗砺硬爽，我喜欢的不得了。东明和赵已然、吴吞、冬子都是朋友，和我非常喜欢的野孩子乐队也很熟悉。野孩子乐队的几个人我没有见过，他们的音乐，像是高山上的杜鹃，黄河中的流水，朴素、浪漫，让我神往已久。
野孩子的主唱名叫小索，他２００４年去世了。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是一个三度叠置的和弦，小引，小索，这是前世修来的缘分。
只是，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流浪的人不停地唱/唱着我的黄河谣……小索一直在孤独地歌唱。
我很怀念他。
拉萨的王啸给我寄来一张碟，名字叫“黑马河的儿子”。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收到他的信。打开一看，那是一张没有封面设计，甚至碟片上连名字都没有印刷的地下DEMO。王啸用签名笔在正面写着专辑的名字，黑马河，然后分行写，的儿子。
字体和他的音乐一样，龙飞凤舞，狂放不羁。
坐在学校的操场边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音乐已经收到。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拉萨？我刚从那曲的比如回来，那里有面骷髅墙。
晚上在家独自欣赏他的音乐，扎念琴的节奏依旧孤单，急促，手鼓声隐约从远处传来，低声部像一阵闷雷从空气中滚过，王啸的呼麦浩荡登场，“那大雁飞过的地方啊，是母亲生我的地方；那鲜花开满的地方啊，是父亲死去的地方……”
武汉的秋夜，只有我一个人，万籁俱静。
2009/9/17
周云蓬
赵已然
冬子
周云蓬
赵已然
周云蓬
赵已然
雪山音乐节
冬子《十方》
吴维
生命之饼
生命之饼
刘2
刘东明的宣传画
王啸
念餐吧
吴吞
野孩子赵已然在北京搬过很多次家，他说他自己都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次。反正是越搬越远，已经搬到跟北京没什么关系的地方了。他经常没有钱，有一次住在白庙，他都四天没有一分钱了，正好碰见万圣节。平常这种时候，赵已然很会享受这种孤独。练鼓，看书，要不就在午后，把衣服脱光了躺在院子里晒两个小时的太阳。但那天是个节日，他很想出去玩一下，很想去和其他人一道狂欢一晚，喝一点威士忌，或者，去飞两片叶子。
但是他从九月份开始，就没有挣到过一分钱。不是他不能去靠打鼓挣钱，而是他坚定地认为不能因为贫穷就去冒充朋克，或者去迎合可以换钱的媚俗的音乐。
那一年，他四十岁。
中国的音乐市场就是这样对待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他像一匹年老的孤狼，爪牙已经不再锋利，他误入了一个自己根本应付不了的禁区，在熟悉又陌生、认识又不认识的山林里，左冲右突，孤军奋战，终于被伤着了，喘着气缩在了一个角落里。
许多时候，他靠一包方便面度过一天，或者，是一块玉米面发糕和一些瓜果。他靠着这些东西在房间里疯狂地打鼓，弹琴，却没有人去仔细倾听。他是中国最好的布鲁斯音乐的吉他手，精湛，纯熟的技巧在业内无人不知，但他却只能在黄昏狠心把朋友送他的一把刀，压给村口小商店的老板换取两瓶啤酒。
除了音乐，他一无所有。他连借钱的技法和技术都不会，他只会在深夜的月光下独自一人，在空空的院落中，为墙头的荒草弹奏中国最好的音乐。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１日，赵已然给他的父亲写过一封信。
尊敬的爸爸：
我此一生，悲也好，喜也好，成也好，败也好，我以为那是命中注定的事。并非有意或无意而为。正像20多年前我的第一个正式的名字一样，乃已然者也之事。
名利二字，并非我所不齿、不屑。相反，我很尊重。只不过我所求者，是一位艺术家的名和利。
两年多来，我有幸认识了几位像我一样生活着的朋友，一样的道德观念，一样的生命态度，而他们比我更彻底、更纯粹。他们的出现，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们的支撑和宠爱，给了我继续下去的信心。他们让我痛苦、迷茫、屈辱地悬了多年的心，终于坦然、踏实了。我知道，我有同志了……
２００９年秋天，赵已然路过武汉去香港。深夜，我在汉口的一个宵夜摊上接他吃饭。赵老大依旧是紧身的长裤，牛仔上衣，二十年前的装束和老做派，让人觉得温暖，和煦。他告诉我，最近终于重新开始唱歌了。有一家公司和他签约出版一张唱片，那将是他的第一张正式唱片。
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他不喝酒了，对我说：“我要去深圳和香港做两个专场。顺便，去买一把自己的琴。”，我喝了一杯酒，望着他，“我把唱片的版权费拿出来，我去不了欧洲，机票太贵了，香港应该可以买到一把琴！”。
那天的武汉街头，正是初秋，有附近住家的女人穿着睡衣从我们身边走过。我真希望那天是１９８８年，赵已然年轻了二十岁，他在黯淡的路灯下畅谈音乐，依旧壮怀激烈，傲视群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