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序
在过去的20多天，我被一些急需处理的事情占据了时间，没有更新博客，在这里先向关注我博客的所有朋友说声道歉。
在中断了20多天后，本该立即恢复文革系列的写作，以答谢博友们的厚爱，但是，由于将要写作的内容涉及到文革历史中更为关键的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我不打算在思路中断一个时期之后匆匆写来，以免误导信任我的读者。我想，期待续文的博友，都能理解我这种对读者负责任的想法。
今年是毛泽东诞生120周年，凡是热爱毛泽东的人们，都该在这个年头做些什么，做多做少不要紧。我最近两三个月都是在梳理文革历史，恰好吻合了毛泽东诞生120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巧的是，我2005年5月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注册“右而左”网名发帖文，就是参与那场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大争论。自那以后，在约2、3年的时间里，我零散发出了多篇关于毛泽东的文字，其中绝大部分记载的都是我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看法，自认为其中一些文字是可以长久保留的，它们所表述的观点和立场，我至今依然完整持有。
我开博客是因为强国论坛后来的政治气氛发生显著变化，我正面肯定毛泽东的历史梳理文字，基本发不出去了。一个时期以来，不断有朋友索要我以往的帖文，我均告知文字没有整理过，错别字很多，存放也十分凌乱，就都没有传送。2011年1月开的博客运行到2012年8月初，因一篇梳理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文字而遭到关闭，几天后我开了这个新博客，运行到现在已经刚好半年。在这半年里索要我旧文的人增加了一些，我还是回复如旧，很是抱歉。
值此春节来临之际，抢在开始写作文革系列续文之前，我整理出15篇旧文，作为“右而左旧文第一集”，奉献给我的读者，算是新春的一份献礼。这些文字是：
1、认识毛泽东的起点、经纬、立场和态度
2、认识毛泽东的方法：历史的，而非“考古”的
3、1949年，时间开始了！
4、小议“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自觉意识”
5、小议“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自觉意识”（续）
6、作为护宪运动的“反右”运动：起因、后果和责任归属
7、作为护宪运动的“反右”运动：起因、后果和责任归属（续）
8、“反右”运动对于现实的若干启示
9、秦始皇的“儒”与毛泽东的“右派”
10、为毛泽东辩护，就是为今天的工农大众呐喊
11、略论毛泽东的“神性”和“人性”（上）
12、略论毛泽东的“神性”和“人性”（下）
13、致“反对”造神的网友
14、平等，离我们有多远？
15、毛泽东留给了我们什么？
这些文字集中关注这样几个问题：1，如何认识和看待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的时代；2，如何看待“反右”运动；3，毛泽东到底留给了我们怎样的精神和思想遗产？这三个问题的背后是社会平等问题，在关注社会平等的时候，我对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
在9年前写的《1949年，时间开始了》这篇文字里，我提到“18世纪伦敦上空的雾霾，200年后飘到了北京的上空”，借此批判我们自己的愚昧，急功近利去重复别人走过的原始资本主义道路。9年前北京上空的雾霾，还没有今年这样严重。上月29号，我本来是从北京飞往南方，结果因为雾霾，飞机飞不了。我30号改坐了高铁。从北京到武汉1200多公里，全程空气状态居然和北京相差无几，最严重的石家庄到郑州段，窗外的能见度恐怕只有百十来米。这是不是该激发我们对现行的我国官僚资本主义多一点反思？
我在文字中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被引入，毋宁说是作为一种全新的道德体系被接纳和被实践。积累物质财富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才是百年大计。毛泽东着力的正在于这两方面。这组文字对这一观点有很好的展开论述。希望读者留心。
文字某处我特意提到1980年代初期，天安门广场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为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所取代。其中的政治寓意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看清了并提出了传统中国是一盘散沙的问题，并试图用民族主义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取得成功。解决了一盘散沙问题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毛泽东到底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再清楚不过的，却得不到当下体制的认可。毛泽东去世后，我国社会又开始“沙化”，到今天为止几乎可以说是复归于一盘散沙了。恰在这个时候，民族主义又在借尸还魂，慈禧太后搞过这个玩意儿，孙中山也搞过这玩意儿，都失败了，为什么这个玩意儿还那么有市场？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却被束之高阁？
右而左
2013-02-07
1
认识毛泽东的起点、经纬、立场和态度
本人新来强国论坛，偶一浏览，发现关于毛泽东的争论如火如荼。例如，今天就有春天的惊雷网友贴出《毛泽东，一个“真”字了得》(春天的惊雷: 2005-06-0609:39:44)，网友思闻即跟贴：如真“正确对待工作中缺失”，搞高指标错了，就不应偏要再搞大跃进，搞大跃进错了，就不应偏要再搞文革。(思闻:2005-06-0610:40:23)。有理由认为，像思闻网友这样对一段历史，对毛泽东的晚年，按照自己的“正确标准”或者符合当前政治氛围的“政治正确标准”，坚持所谓“正确看法”的人不少，这样就有了对毛泽东，尤其晚年的毛泽东的广泛争议。争议当然是件好事，但应该有个看问题的起点、立场和态度，有一个争论双方都能认可的认识坐标，以便争论朝理性的方向发展，有助于提高双方的认识，不要仅在一些大家知道的事情的表象上转圈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例如，说大跃进是对的，对在哪里？为何对？用什么标准判断它对？说它错了，错在哪里？为何错？用什么标准说它错？谁对错应该负直接责任？分清责任是为了一棍子打死责任者，还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更好地向前？说文革的对错也是一样。仅仅说它对，是不够的，必须提供相关论证；简单用“政治正确性”做标准判说它错，显然也是不能服人的。遗憾的是，说大跃进错的，说文革错的，都是遵循某个“政治正确性”标准，这个标准，到底是某些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还是实际历史事实的客观反映，本身就充满争议，用其做判断标准怎么能不引发更大更多的争议呢？
起点：许多人往往拿华盛顿比照毛泽东,其实，这个比照值得商榷。华盛顿挂甲归田时的美国和毛泽东“赖着不走”时的中国各自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经济发展、民众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各自面对的国际外部环境，都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两个人完全不同的历史选择。毛泽东在1953年就提出中央分“一线”和“二线”开展工作，有归隐之心，并在1956年之后实际退居“二线”了，他最终没有归隐，背后的原因除了以上这些因素之外，还有更为根本的党内主导思想发生了变修，出现了偏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我们决不能简单说，他没有归隐，就是没有华盛顿的境界和自觉。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就是因为他能当华盛顿而不当，拒做一个廉价的完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尤其晚年文革的发动，最为大家所不理解，许多人据其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晚年。这其实也深值商榷。毛泽东深知中国的问题所在，深知他领导建立起来的带着5千年历史包袱的新中国和华盛顿反抗宗主国英国获得独立的毫无历史包袱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他明知可能因为发动文革而身败名裂，却还是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去做这件事。这便是伟人的使命感。它和我等既没有多少学问，又没有多少能力，为老婆孩子争几片面包，几件新衣裳，一辆车子，一套房子的使命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是我们认识毛泽东需要的起点。
经纬：看待毛泽东晚年的所作所为，必须把它们放到毛泽东的一生中去认识，而要认识毛泽东的一生又必须把他放到五千年的中国文化中去：“儒佛道”三家到底如何合谋陷害了旧中国，使一个泱泱大国，虚弱到手无缚鸡之力，还自以为雄狮猛虎。尤其儒家，这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标榜“修齐治平”的道貌君子，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必须把它晾晒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让普通老百姓认识个清楚明白。晚年的毛泽东不就是在做这些事吗？这是认识毛泽东的经。那么，纬在哪里？世界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为什么几个鸦片贩子可以把个大清帝国搅得乌烟瘴气？林则徐怎么就抗英还要遭革职查办?好好的一个圆明园怎么就瞬间灰飞烟灭？“伟大的”北洋水师怎么发了几炮，就葬身大海了？日本人怎么说炸张大帅，就炸了张大帅？还要说进宛平城就进了宛平城，要杀你南京30万人，你就不能只给299999条人命？为什么美国人什么牛皮都敢吹，就是不敢吹它的朝鲜战争，那可是由飞机坦克大炮武装起来的16国部队对付几条破枪几袋小米的事，本该是a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可惜那位颇有长者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兑现承诺，让他的“孩子们”“在圣诞节之前回家”，就是到了次年的复活节，也没有让他的“孩子们”回美国吃火鸡，倒是把不少“孩子”的小命，留在了朝鲜的荒郊野岭，成孤魂野鬼。谁看见过美国像吹“二战”那样吹朝鲜战争的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吗？怕是连意淫越南战争那样的精神胜利法的东西都难找到！这都是毛泽东看到过的世界和他回敬给这个世界的。换句话说，要把毛泽东放在世界历史中，尤其是中国与世界对接的那段世界历史中去考虑。这是认识毛泽东和他的晚年的纬。
立场：关于毛泽东晚年的争论，很多时候体现的是争论双方阶级意识。毛泽东所推翻的，是有数千年阶级压迫历史的封建的旧中国，是世界列强连续不断蚕食和凌辱了100多年的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阶级，被赶出中华大地的各个帝国主义，对于毛泽东拯救民族、拯救被压迫人民的事业，当然是恨在心头。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本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受到管制和改造，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也在文革中被削去权力，他们无法操纵舆论说毛泽东晚年错误；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全球进攻的态势下，封锁禁运也没有把新生的共和国搞垮，美国这样的不可一世的霸权国家，反而自顾不暇，要请求毛泽东去协助他们抽身在越南的泥潭，当然也就顾不得说毛泽东的错了。可是，毛泽东一去世，乾坤不久就反转过来，内部的变节者，外部的敌人，里应外合，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了资本主义。封建地主，帝国主义，终于又可以在中华大地扬眉吐气了，可以说毛泽东错并罪该万死了。今天，说毛泽东错与罪的，很多是出于阶级的仇恨。但是，正确认识毛泽东的晚年，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
态度：实事求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什么“不学无术”，从来就不是只知道读线装书的老朽。他晚年读线装书，不过是寻找最合适的历史典故，以毒攻毒，教育那些浸染在传统文化中不可自拔的党内同志。那位刚愎自用，搞了一个不成功的乡村建设，还要把这个不成功的经验推销给毛泽东，没有达到目的，就气急败坏说毛泽东“不学无术”的梁簌溟公，误导我国民深也！不学无术者，正是我等，我等不能仰其项背，却敢血口喷骂他！而他实则一个真正前看历史五千年后看未来多少年我还无法断定的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的文化精英。要理解毛泽东，重在一个“文”字，而不是那个“斗”字，“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文”才是目的。哲学起源于怀疑，知识也如此，知识回应哲学问题，关于毛泽东，若上来就否定，就只会扼杀有关知识，最终扼杀人民的觉悟，扼杀民族的进步。人类要是只知否定而不怀疑的话，早已在没有走出埃塞俄比亚之前，就灭绝了，因为人类的祖先，很容易就会说，除了我们这里之外，别的地方都没有果子好采摘，于是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游牧，定居，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社会，毛泽东以及关于毛泽东的争论。这个怀疑而不轻易否定的态度，是科学的、理性的，所以我取而用之。
右而左
2005/06/06
(注：“立场”一段为整理时增加，用以对文字暗含的立场加以明确）
2
认识毛泽东的方法：历史的，而非“考古”的！
认识毛泽东，先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端正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择好起点和经纬度，建立一个合适的认识坐标，然后就需要采取合适的方法。方法不一样，认识结论就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这个合适的方法应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不是现在到处流行的“考古”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历史的方法要求我们站在今天，先要面对历史，看清波浪如何发生发展，一波一波来到眼前，然后转身面朝未来，看波浪如何一波一波奔涌前进。历史的方法还要求我们不仅要低头看眼下的螺旋，还有抬眼看眼上已经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的螺旋，用头脑运用辩证逻辑预测还没有形成的螺旋。“考古”的方法则只看过去的波浪，而且往往是只看那些碎浪（历史碎片），并试图通过碎浪，复原历史波浪的整个螺旋，以及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换句话说，“考古”的方法，是从水滴看波浪，看螺旋却不看螺旋的上升。历史的方法要用到考古（不带引号的考古）的资料，但不囿于细节，着重总体把握，着眼于历史的趋势和未来。“考古”的方法，虽然也仿佛重视数据和事实的采集，却过于依赖残章断简中数据和事实的积攒与罗列；虽然对过去有强烈的发掘愿望，却缺乏总体把握的能力，更不能基于过去顺应趋势，预测未来（“考古”的方法，把握不好，还往往走入歧途，畸变为“宫廷秘史”，“桃色史”，落入低级下流。这已经四处流行着，却不是本文关注的）。
“考古”者往往戴着一幅高度近视的眼镜，拿着一把偏见的镐头，背着一个漏洞百出的逻辑的背囊，把发掘到的东西，放到哈哈镜下看。善用这种方法的人，非常擅长在《决议》、外国人写的《毛泽东传》、某些大人物的“回忆录”以及一些作家夸张的文学描述里发掘“事实”，并按照他们的逻辑断章取义将“事实”加以组装和拼凑，“考古”出毛泽东时代只有陷害、攻讦、阴谋，没有任何正义、发展、进步，具有活生生灵魂的毛泽东本人，仿佛是埃及法老墓里没有灵魂没有血肉的僵尸。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人有一个逻辑：人都是自私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自私的；自私的人做的事是为一己之私，不会利人，也不利社会；毛泽东自私，所以毛泽东做的事，都是为他的一己之私，不利人，也不利社会，也就是说都是错的。这是个简单的三段论，是他们思想意识中的预设（假定），以偏见的镐头，发掘到的“事实”，都只是在为这个预设服务。
如果这样的逻辑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按照这个“考古”的方法，还可以“考古”出一个贻笑大方的毛泽东来：毛泽东，无须，面部光滑滋润，嗓音尖高（有开国大典上讲话为证），乃妇人也；其身高超过180厘米，若在当朝，可成一名模!毛泽东祖籍湖南，曾到过北京、上海、江西等许多地方，实乃一流浪女；该女死时肚子极大，可能身怀有孕。食色者，人性也，其所怀身孕，一定为其与人勾搭成奸所致；人性本恶，奸夫谋害可能为其死因。读者诸君，在这个“考古”过程中，哪个用于推导的“前提”不是事实或“公理”，又有哪个推理不符合形式逻辑？可是结论是如此的荒唐！可见，“考古”的方法是不适合用来认识毛泽东的。
下面我再以抗美援朝战争这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来阐述一下“考古”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的不同。关于那场战争，“考古”的方法发掘到的“事实”是，那场战争牺牲了几十万中国热血青年的生命；战争只有利于苏联的国家利益；美国对中国根本没有敌意，也无意入侵中国；战争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抉择，毛泽东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等等。结论：抗美援朝是错误的，不值。
历史的方法则认为，毛泽东初掌中国时，面临两种选择：一、先取面包后取自由，但取了面包将失去自由。二、先取自由后取面包，自由取到后面包插翅难飞，只是用时稍长。毛泽东作了第二种选择，不仅要求全民勒紧裤腰带，在注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大前提下，尽量做到先重（工业）后轻（工业），先军（需）后民（需）。而且，当美国挟持联合国，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16国部队出兵朝鲜，危及中华民族自由与独立的时候，便力排众议，毅然在斯大林违背约定的时候，让志愿军战士踏过了鸭绿江。毛泽东的理由是，虽然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需要建设，需要休养生息，但是，美国在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插了三把刀，一把在头上：朝鲜；一把在腰上：台湾；一把在脚上：越南。为了国家的安全，一定要拔掉一把，他说：“打得一拳开，不怕百拳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自由，是民族独立自主的大自由，不是一些“小脚女人”叽叽喳喳或几只苍蝇“嗡嗡叫”的个人小自由。过去没有多少人理解，今天有许多人理解了。但有些人却怎么也不理解，还搬来“考古”的成果说，恩格斯说过，人先要吃饭穿衣，然后才艺术宗教什么的，毛泽东违反了这个说法，所以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当然是对的，他说的是在没有人拿枪指着你的时候，你先要吃饭穿衣，然后艺术宗教。要是有支枪指着你的头的时候，别说宗教艺术，你吃饭穿衣也不可能。重要的不仅是要记得某些历史事实，还要懂得历史的规律。后者更重要。事实上，除了抗美援朝战争之外，毛泽东还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两弹一星”，“深挖洞，广积粮”，“三线建设”，“反帝防修”，中苏珍宝岛冲突，中印战争，中越西沙之战，才终于把那支/那几支指着我们的枪砸了个粉碎。这样，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才有历史机会在和平的环境里，卯足劲生产民用品，满足人民“先吃饭穿衣再宗教艺术”的需要。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之后，资本主义就彻底带着红色帽子复辟了，可以无忧无虑“先吃饭穿衣后宗教艺术”的，就只是少数特权和富有阶级人群了。
至于说朝鲜战争收益最大的是苏联，中国吃了亏不值，那就想一想吧：得了益的苏联灰飞烟灭了，吃了亏的中国依然屹立在毛泽东的土地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祭奠那些在战场上牺牲了的生命，我们所享自由的创造者、保卫者，包括毛泽东的儿子，而不是喋喋不休的指责毛泽东，质问那场战争值不值。我历来喜怀疑，但在这个问题上，我放弃怀疑，斩钉截铁的亮明我的观点：值！
由上可知，无论是依据事实，还是依据逻辑，“考古”的方法，都不如历史的方法适合认识毛泽东。“考古者”不服，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就扩大同盟军，例如拉一个冯骥才来，贴出他的《100个人的十年》来证明毛泽东的罪恶滔天。冯作家的文章已经有人反驳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说，只提醒一下：一些以吮吸他人的疮疤和脓血为快乐的作家是靠不住的，他们所擅长的就是把一个蚊虫的叮咬，夸大为被恶狼咬掉了一块肉，到处血淋淋，骗取别人的善心和同情；或者如鲁迅所言，擅长于一看到女人的鞋跟，就联想到女人的屁股，腰肢什么的。这是极端病态的一种表现。世界上，若有什么人比口吐白沫跳大神的巫婆还要鬼话连篇，信口雌黄，那一定是这类作家。我媳妇家曾有个“右派”，有个“反革命”，右派是全国级的，反革命是机关单位的。要做个体取样分析的话，我比一些作家更有发言权。杨绛的《洗澡》许多人都看过的吧？她是要揭露黑暗，可是多年前当我读到书中描述的那顿丰盛的年饭的时候，差点流口水，止不住向妻子大叫，我要当右派，当反革命。这类作家谎言编的太多，一不留神，露了馅儿。对于他们，送一段鲁迅的话最合适：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吮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却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现过苍蝇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右而左
2005/6/12
3
1949年，时间开始了
自1840年开始，那个马可波罗笔下辉煌的帝国，膝盖残废了，常常跪在西方强权面前哆嗦。1949年10月1日，一个伟大的身躯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向世界宣告，这个跪了109年的帝国，从此重新站立起来了，并将有尊严的永远站立下去。
“时间开始了”！才子胡风不知如何能写出如此不朽的诗句，羡煞共和国不知多少同样豪情满怀的知识分子。那天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的李慎之先生，在50年之后，还因为这神来之笔不是自己写出，而是由胡风写出，沧桑之心，平添几分愁绪。
那天，半个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盘踞之下。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穷寇续追，在中南、西南两地区，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蒋介石最后两支精锐主力——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基本肃清，彻底击碎蒋介石试图依靠四川与共产党继续对峙的美梦。随后不久西藏也获得和平解放。
时间在毛泽东洪亮的湖南口音中、在5万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消灭蒋介石残匪的炮火声中，开始了。那些不相信时间从此开始的懦夫们、短视者、嫉妒狂、旧王朝的卫道士们试图挑战时间。他们在上海搞金融破坏，狙击人民币，企图用经济金融的办法，阻挡共产党接管政权，以为共产党真的是他们嘲笑的“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然而，他们一切试图阻挡时间前进的努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瓦解他们的方法，是他们奉为至宝的纯经济的。因此，即便当时为上海工商界要人，后来官拜邓小平的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大老板，事后也不得不臣服于新开始的“时间”，跟上时代的脚步。
在内部的敌人和看客们怀疑“时间开始了”的时候，那些习惯了中国人跪着听其呵斥的鸦片贩子、战争狂徒、浑水摸鱼者，更在新中国的大门口，以联合国和保卫自由的名义，发起了一场威胁我主权与安全的朝鲜战争。相应的“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战争，但其所带来的好处却是万代千秋的。那些假人道主义者、伪善家，以为不出兵、保全了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就是人道、就是上善、中国必然也得安全，而毛泽东牺牲了几十万生命，是首恶、是个人野心。这些成天哼哼唧唧的苍蝇们，只知道自己的营营，是“时间”最美丽的赞美诗，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法则。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之后，时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来做了邓小平的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两朝元老、时代的亲历者、参与者、缔造者之一，尚且有如此言论，营营者们，复有何言？
那些在蒋介石的中国享尽了荣华富贵的体面人物们，以为复辟的机会来临，以为失去的江山，可在麦克阿瑟的烟斗喷出的烟云中还回来，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暗杀和对新中国的破坏。毛泽东在人民的要求下（“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向这些暗藏的气焰嚣张的敌人发起了镇反运动。那些营营者，对数万共产党人鲜活的生命，没有丝毫的同情，却对被镇压的杀人者的死耿耿于怀，暴露出他们彻头彻尾的假仁假义和对民族崛起的仇恨。他们把仇恨泼向死后的毛泽东。那个写了《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的张戎（注：此文发出时，书名和作者都是隐写的，见流传在外的原文），不就是一个军阀的后代么？！以她为代表的一群，恨毛泽东是理所当然的，那些享受着毛泽东的福荫的人们，怎么也营营着呢？
延安窑洞里曾传出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关于“周期率（律）”的对话。伟人曾以坚定毋庸置疑的口气，告诉这位民主人士，共产党找到了走出周期率的道路，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当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不顾毛泽东西柏坡时的警告，学起刘宗勉，搞起腐败的时候，毛泽东果断了打响了挑战周期律的第一枪。虽然劳苦功高的刘青山、张子善，人头落了地，但共产党的队伍，从此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纯洁，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飘扬的更高。以纯洁党内为目标的党内“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尚未结束，毛泽东就在党外发起了一个旨在纯洁社会经济生活的“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毛泽东以睿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党和她领导下的中国，总是那么准确的抓住要害，及时出击。“三反五反”，居然也被后来许多的人们指责，但那终归也不过是苍蝇们的营营而已。
“反右”是苍蝇们营营了半个世纪的共和国的一件大事。感谢苍蝇们的营营，今天的人们，在这营营中，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的理解了那场运动。那些被毛泽东信任和重用过的党内党外的人士们，下到普通者，上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领导人，曾辜负了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和国的希望。他们制造了事端，哭喊着要复辟失去的天堂，当毛泽东迫于党内压力，给他们包藏着可怜的虚伪和自尊的精神果壳，轻轻一击的时候，他们就土崩瓦解，作鸟兽散，躲到暗角里哭嚎，一直哭到今天，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哭。更有甚者，居然不承认自己曾经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各党轮流执政，不承认自己曾鼓动学生上街，要求共产党从工厂、学校、医院滚走。这些人就像强奸了少女的小流氓，提起裤子就不认账，还把自己打扮成英雄救美的正人君子和自由英雄。而那些该为扩大化负实际责任的领导者们，先在不负责任的加害中（必须承认这样的加害也是存在的）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又在后来更加不负责任的“历史评价”中，把一切责任推给了毛泽东，骗取了善良的人们的信任，攫取了更高的权力。如果说，明知道那些被他们迫害的人士，的确并非冰清玉洁，却别有用心将他们奉为神圣，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尚可理解，那么，推卸自己的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毛泽东的脸上，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该千刀万剐。好在历史无情地嘲笑了这些没有一点智慧的纯粹的投机政客。（注：这些“领导者”或“投机政客”指的是D之流，该文2005年首发于强国论坛，那时讨论时政和历史还有一定可乘之隙，即使不点名，一些朋友也能读出指的是D集团人物。到了2007年这样的可乘之隙就少而又少了，我的文字能发出的就逐渐见少）
对“大跃进”的恶毒攻击，是营营者们又一个偏爱。历史的看，“大跃进”是前7-8年社会高速发展的惯性之使然，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发热。它的客观物质基础是：1949年立国、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三大改造”意外以极短的时间和极优秀的效果完成、战后国家经济迅速全面恢复并高速增长以及生产力在短时间里的全面提升，对生产关系提出了一个现实的要求，即改变农业的个体分散经营的状况，改变工业生产结构和形式，向高级的生产关系转变；其主观的基础是：共产党7-8年的所为，所取得的历史性的进步，鼓舞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信心，党内虽然有一些冷静者，但大气候已经决定了这样的一次“大跃进”的尝试不可避免。真实的“大跃进”其实是一个在农业领域粮食高指标和工业领域钢产量高指标（制定中就被毛泽东怀疑和压缩过）为基本标志的局部经济领域的大跃进，并非一次社会所有层面的大跃进，且利弊兼有，其不良后果很快就被发现并纠正。但是在后来别有用心的历史解说中，“大跃进”成了毛泽东个人头脑发热导致的一场全国性、全民性的大灾难，并直接与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相连接，把刘少奇在毛泽东授意下代表共产党自我批评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作了客观发生的真实事实，以此否定大跃进实际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大跃进本身的战略正确性，还一直这样误导无知却处于好奇渴望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如果在“大跃进”中，违反的只是经济规律，那么别有用心歪曲那段历史，则是违背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基本良知。
提到“文革”，一些人就像是祖坟山被毛泽东挖了一般，怒不可遏，对毛泽东极尽诅咒之能事。他们把苍蝇的营营、泼妇的骂街、卑贱者的无耻诅咒和愚蠢者的自以为是，结合起来并发挥到极致。但是，历史并没有停止在这些人的狂吠之中。1966年毛泽东给江青写过一封信，是谈文革和林彪的，交由周恩来，先转林彪本人阅读(此一点说法不一)，再给江青。这封信，是毛泽东的“咒语”，也是先知带给人间的福音。今天重读那信的时候会发现，1966年的毛泽东已经预言了今年中国发生的一切，并预告了未来中国将要发生的一切。那些还没有读过那信的人们，去读吧，也许就像读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需要读30遍，才解其中味。那个离经叛道的卜伽丘，打响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第一枪，随后200年，这枪声响遍了整个欧洲，始有现代欧洲脱胎而出；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有个离经叛道者，他头顶道冠，身披袈裟，足蹬儒靴，向与西方基督教一样吃人的礼教--新儒学（宋明理学）发起攻击，但却被朝廷判了死罪。他就是明代开明思想家李贽。李贽死了，中国的“文艺复兴”夭折了。然而，毛泽东只争朝夕，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欧洲200年文艺复兴才完成的全部事业。我们有何颜面去批评“文革”，批评毛泽东？我们真的懂了文革么？
说毛泽东闭关锁国，简直是个弥天大谎。如果说，当时烟雾遮住了人们眼睛，一时还看不到这个纵深的话，那么，今天因为时间洗刷了历史沉疴，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大家已经认清了事实。毛泽东从湖南一师开始，就是放眼世界的，他怎么可能自锁国门？延安时期，他突破重重艰难，与大洋彼岸的记者们结成好友，现实的目的是让他们在西方世界宣传共产党，长远的目标则是要与遥远世界建立互信，建立彼此的了解。《别了，司徒雷登》有多少遗憾留给历史？那时毛泽东希望美国有他同样的眼光，看到未来世界里另一支主宰力量，并与之结合，而不是对立，但是这个彼此的了解，非要经过一场死伤百万的大厮杀和几十年的封锁与反封锁，才姗姗来迟。换句话说，那扇沉重的国门，是由外面的敌人关上的。鉴于实际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毛泽东不得不“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在打扫房子（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改造国家工业体系、建立新型的文化道德等等）的同时，一刻也不曾忘记“请客”，并将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部分时间用在“请客”上，最终把美国集团怦然关上的新中国国门，从里向外推开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1972年前后的中美、中日、中法、中澳等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和更广泛的外交成就的取得，那么，1979年中国的邓小平副总理决不可能找到去美国的路！为了给后来者铺平通往国际社会的道路，毛泽东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1976年，巨星陨落了。时间在1949年开始，但没有在1976年终结。1949年-1976年是毛泽东亲自主宰的历史，1976年到今天则是毛泽东让别人从反面解释前28年历史的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历史的实际主导者，无疑都是毛泽东。生前的毛泽东让灵魂坐在云端俯视人间，看妖魔鬼怪尽现本色，并不时发出预警，但俗众们无法理解毛泽东的灵魂。于是，那个“荒唐年代”“荒唐”的一切，从哲学家的伟大的头脑中走出，变成社会改造的具体行动时，几乎没有一个人理解哲学家的睿智。毛泽东满足卑贱者的表现欲和善良者的美好愿望，留下了反面教材。这样，就有了1976年后毛泽东靠灵魂而非靠肉身加思想主宰的历史。实际上，从他1949年主导中国的那一刻开始，就有着两条路线进行着实质性的斗争。虽然毛泽东不得不直接告诉他的同志、他的人民，敌人就在党内，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善良的人们觉得毛泽东是在疑神疑鬼，是在捕风捉影。
马克思认为，以往哲学都只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先是合理解释了世界，然后按照解释得到的逻辑和结论，又改造了世界，最后提出了对未来世界的预告和警示。我们中的一些，目光短浅，把毛泽东上帝般的拯救和改造，视为独裁专制，把他改造了的世界叫做地狱、解释清楚了的世界叫做乌托邦。于是，一度被毛泽东收归到潘多拉盒子里的小鬼大鬼、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就又被放到了人间，兴风作浪，比以往更惨烈的祸害世界。今天的学者专家，告诉我们，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人类的最后归宿，是此岸也是彼岸，是人性最美好的展示，是人性本真的要求，是人性本身。
马克思的警告式预言避免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破产，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唯能说明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政治家和负责任的学者们，及时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并在马克思的警告之下，改造了自己的社会，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并克制了一些贪婪，把普通民众的生存，也当作社会和谐最根本的一环，才一定程度避免了社会发展的断裂，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最大程度利用了后发国家的“储存”的市场资源和市场需求，是以牺牲这些国家人民的福祉为前提的。列宁在一个农奴制的苏俄建立了社会主义，后来经过斯大林的努力，发展起一个超级工业和军事大国。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自己的国家，在推翻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后，在经过了“三大改造”后，开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也是发展，因为，无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目标和道路的指向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只是在过程和程序上，因地制宜，进行了改造和压缩，该超越的过程，刻不容缓去勇敢超越。这是实事求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试图超越的，就是那个赤裸裸的人吃人的残酷的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物质上去迎头赶上现代资本主义，并最终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超越现代资本主义。这里必须要对马克思之前的原始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之后，接受了马克思的警告进行改造和发展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加以区分。可以说，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取得了实际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然而，毛泽东的路没有被继承，那个被毛泽东刻意回避了的原始资本主义，被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照搬到了毛泽东去世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一次空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造的成果，付诸水流了。毛泽东不是失败于任何敌人，仅失败于生命的短暂。那些从不相信毛泽东的人，总以为自己正确，在毛泽东亲自主政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正确。1976年后，这个机会到来了。他们首先倡导的就是“补课”、“交学费”，许多的人们其实和倡导者一样，都知道这补课的含义，但人们真诚地虔敬地接受了倡导，同意把一个10亿人的国家交给某些人当作过河的石头。这样，在“不争议”的一公斤的智慧下，就有了现在不得不争议的社会现实。18世纪伦敦上空飘荡的污染空气，200年后飘到了北京上空。这是中国应该遭受的惩罚，还是我们不该交的学费？我深以为怀疑！巴尔扎克、雨果、狄根斯笔下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飞落在今天的中国大地，这是猥琐与倒退，还是崇高与进步？历史不会停留在今天，北京上空的黑雾终会消失，飞来的200年前的一个方面的欧洲，也会再飞走，但它将会是以无数生灵遭本可避免的摧残甚至死灭为代价的。如果毛泽东的路不中断被继续到今天呢？1970年代我们几乎能造出绝大部分世界最先进的东西，今天我们买来了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东西。制造和卖，真的没有区别吗？
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能量和范围越是增加，他就变得越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自己也就变成一种更加廉价的商品。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增值的是与之成正比的人的世界的贬值。劳动不仅生产商品，他还把自己和工人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它生产商品成比例。马克思继续说：不错，劳动给富人生产出美丽的东西—但对工人来说，他生产出贫困。它给富人造出宫殿，却给自己造出茅屋陋舍。它给富人生产出美，却给工人自己产生出残废和畸形。机器在取代劳动，但机器迫使一些工人回到一种原始而残酷的劳动中，同时又把另一些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智慧，却在工人身上产生出愚昧和痴呆。
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真实写照。现在，善良的人们，当你读了这段文字，你还会否定，马克思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吗？你还会怀疑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你还怀疑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梦话一样的警告还是捕风捉影吗？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难能可贵的，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共产党内，除了毛泽东谁还有资格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谁还敢不知羞耻说自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如果歪曲也是一种发展的话，那么有人发展了很多。
80年代的某个日子，在天安门广场耸立了20多年的马恩列斯的画像被请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孙中山的画像。这标志着共产党抛弃无产阶级的工农道路去走资产阶级精英道路的开始。毛泽东的画像虽然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但在毛泽东曾经的敌人那里，它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纯粹的装饰物，不再具有生命、意志、自由、民主的含义，不再具有国家合法性、共产党合法的含义。他们或许在为那尊画像烦恼、尴尬。
对于中断历史的痛惜，让人们变得智慧了。苦难的中国，对于她的英雄的时代超越性和历史使命感的完全理解，命定要在一个中断历史的无穷大代价的基础上完成。谁让我们是一个只有孔家的虚伪礼仪而没有真正哲学的民族！既然我们没有哲学家洞察历史和未来的智慧，那就让现实的惨烈来当我们的老师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气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毛泽东，有过毛泽东的时代，尤其有过毛泽东的文革后，学会了一点哲学的思考，开始懂得一点历史的纵深。
其实，毛泽东去世后，远不到28年，人们就终于理解了毛泽东先知先觉的警告，终于认清了敌人：他们是腐败分子、腐败分子的保护人、腐败的赞美人与辩护人、腐败制度的催生者、他们也是一些不负责任的文化人、文艺工作者、经济学家、学者、教授，等等，等等。那是一个长长的名单。生前的毛泽东苦口婆心却没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今天，毛泽东不再说一句话，他曾经热爱，现在依然热爱，并将永远热爱的人们，就在许多事情上，完全的理解了他。当某些自以为正确的人，以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个所谓新时代是毛泽东用来教育他的人民的。历史必然要回归毛泽东的人间正道。不管这个回归要多长时间，要付出多大代价，它必然发生。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是一个终结的过去存在，从更广大的历史视角中看，它恰是一个越来越近的未来存在。这便是历史的逻辑，我们无力抗拒。“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发挥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从这个斗争中的一面，阐述清楚了这个斗争的全部。这就是对马克思的超越。
毛泽东以前的历史书，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字组成，即便出现了小老百姓，那也是盗匪、刁民、流氓、恶棍、刺客，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有帝王将相、王公贵族、才子佳人那般“高尚”和“高贵”的。但1949-1976的历史里，出现那么多小老百姓的名字。他们是张思德、雷锋、王杰、戴碧蓉、董存瑞、黄继光、王国藩、王进喜、陈永贵、郭凤莲、邱少云、蔡永祥，等等，等等。他们来自江河，来自草原，来自战场，来自农村，来自工厂，来自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他们是道德星空里闪烁的星，令我们敬畏，但他们却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之间行走，他们是我们的学生、老师、同事、战友、兄妹、父母，他们真实、亲切、高尚、脱离了低级趣味。他们是时代的代表，也是我们自己的化身。我们多少人实际上和他们达到了一样的境界，一样的道德。只是真实历史不必要记下我们每一个名字，就让他们作为代表载入史册，就已经足够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微者最高贵”，证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不如说是作为一种人类崇高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被接纳和被实践。在毛泽东的中国，这个道德价值体系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是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比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优劣之后，旨在为一个庞大民族找到其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而做出调整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孙中山慨叹中国是一盘散沙，但他基于少数人，排斥工农大众的资产阶级精英革命，最终遭到失败，没有完成对这盘散沙的最终改造。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倡导的是自下而上的“忠诚”，它的发动者名为孔孟实是皇上，它的落脚点和最终的受益者，也是皇上。正如同黑格尔所言，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皇上。“仁义礼智信”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持皇上的自由。“温良恭俭让”所强调的是封建时代被统治者的个人的修养，也非国家民族精神。因之，社会因为纵向的盲目忠诚和横向的谦让，虽然具有一定稳定性和亲和性，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尤其是没有成为一个团结的、统一的、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实体。它表面上，具有一个所谓文明古国的一切外在特征，它的民众恭恭敬敬、和和气气，社会仿佛吉祥如意、生产蒸蒸日上、商业发达、文化繁荣，但是，它实质上是一盘散沙。这被1840年以来英国人的枪炮和以后一再屈辱的历史所一再验证。1840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戳破那层纸，让皇帝的新衣，为普通民众所知道而已。当毛泽东接掌中国的时候，这个一盘散沙的状况，并没有很快得到改变，只是经过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手工业改造、人民公社化之后，这个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才初步构建起来，并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最终构造起来，并为大多数一般民众接受和遵循，一盘散沙才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在1949年开始的时间里，过去历史上皇上一个人的自由，终被全民自由所代替。它的标志是，对外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主权，在内部则建立起个体民众的主人翁社会自觉，一般民众有了国家为我，我为国家这种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具体的表现形式则是，男女平等，官民平等，财富在全社会进行基本平等的生产和分配，话语权通过“四大自由”基本掌握在社会普通民众之手，那些捏着笔杆子的，或主动或被迫成为普通大众的代言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即所谓三大差别，在大范围高程度缩小。更重要的是，个体成员和国家结成了互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爱国家即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荣誉、节操、坚信爱劳动爱人民是崇高的修养，即是爱国家，会得到国家的表扬鼓舞。对“好人好事”即时表扬，并授予各种相应的荣誉称号，如光荣军属、先进生产者、先进个人集体、三好学生、五好家庭、学雷锋标兵等等，都是这个互信结成的标志。随着这个互相的结成，一盘散沙最终铸造成为国家意志体：一个由自由意志统一起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一个世界政治事务中最大的政治实体，最终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时，我们自己形容为扬眉吐气。
历史上的英雄有天生的，有时势造出来的，有自我成长而来的。秦皇汉武是天生，唐宗宋祖是时势造成，毛泽东则是自我成长的。革命有两种，为了自己的革命和为了自由的革命。陈胜吴广，完不成军令，就揭竿而起，是为了自己的革命。他们看到和觊觎的是秦二世屁股底下的龙椅和身上的黄袍。他们在鱼肚里放进去的是卑微的道德和我们民族的奴性。斯巴达克斯则不同，角斗场上的胜利可以让他在罗马君主与贵族的歇斯底里的变态的快乐中获得自由，但他拒绝了这施舍，因为还有无数人要为那些王公贵族的变态的快乐失去生命，他要为这些人的自由，高昂起头颅，握紧手中的剑。斯巴达克斯死了，被君主绞死了，但他让最高贵者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高贵：自由和为自由献身的意志。罗马帝国动摇了，但西方的自由却在罗马帝国最后的轰然倒塌中在现实社会萌芽了，不再只是希腊哲学家的理想。这是斯巴达克斯的贡献。毛泽东和斯巴达克斯一样，所从事的是为了自由的革命。他本可以继承一份不错的家业，做个小地主，三妻四妾，享受今天的精英们高扬的所谓“人性”；也可以当个小乡绅，长袍马褂，走东串西，为邻里乡亲的芝麻小事，操操心，迎来几分尊敬和心安理得；或者当个教书匠，摇头晃脑，之乎者也，传播所谓的仁义道德。但他没有，他选择了为自由的革命，选择了斯巴达克斯的路。普罗米修斯以自己的死，为人类向神要来自由，毛泽东则是代表被压迫的人向压迫者要来自由。
1949年前的毛泽东，容易被认作一代草莽枭雄，因为1949年以前的全部革命都可能被误解为是陈胜吴广为了秦二世的龙椅和黄袍的革命，而1949-1976的历史，最终证明了毛泽东不是草莽枭雄、不是为了自己、不是时势造出来的。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伟人祠里一个普通的伟人，伟人星空里一颗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单建一座伟人祠，历史伟人的星空里，毛泽东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试图遮挡住他的光辉，但总是被他发出的光照见得更加渺小。
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基督的神性就这样被毛泽东超越了。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当他们孤独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不再孤独；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有力量；当他们失去生的勇气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看到曙光和希望，就会懂得珍爱生命。
联合国曾下半旗为一个白人种族曾视为狗的民族的领袖致哀。请问，毛泽东之前的中国人有谁可以获得这个荣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人有几个还可以获得这种荣耀？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那个视毛泽东为政治宿敌的张国焘无限感慨的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这个“我们”，是大写的我们，它代表的是理想、正义、自由、奋斗、历史使命和民族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时代决没有过去。
1949-1976的历史现在越来越清晰了：那是一个建设的，而非破坏的年代；一个理想的，而非庸俗的年代；一个高扬道德的，而非宣扬物欲的年代；一个人民民主自由、扬眉吐气的，而非少数人独裁专制的、人民为奴隶的时代；一个自力更生、敢想敢干的，而非洋奴哲学的、需要阿Q的年代；一个进取的创造了无数奇迹的，而非平庸的无所作为的年代。一句话，一个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的国家成为了现实的年代。今天，大家认识到了，说“毛泽东时代经济崩溃”是弥天大谎，说“毛泽东闭关锁国”是无耻的栽赃，说“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小流氓式的自我辩解，说“文革是浩劫”则是哲学无能者的信口雌黄。我们要感谢毛泽东时代的领袖们，但我们也不能忘掉为那个时代付出了青春、爱情、幸福乃至生命的普通大众，他们中确有一些无谓的生命牺牲。但这就是历史，我们要学会悼念亡者和和自我忏悔，但不能忘却。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949年开始的时间如是说。
右而左
2005-12-22
4
小议“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自觉意识”
曾有人讽刺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执政是独裁，毛泽东反唇相讥：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回事。
在这里，略懂英文和精通母语的毛泽东，准确地理解和运用了自己的母语和一个英文单词：dictatorship。一般理解中，人们把“专政”和轰轰烈烈的斗争“地富反坏右修”的群众行为联系在一起，而把“独裁”与毛泽东个人联系在一起。其实，二者都可以是集体行为，也都可以是个人行为，在英文里干脆就是一个单词。
倡导毛泽东的法治，离不开人民民主专政。后者被许多人拒绝，差不多要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词汇：都什么年月了，还人民民主专政，真TMD老左，左棍——这是不是日常生活里的情形？这些人否认中国社会阶级的存在，用“阶层”替换阶级，搞所谓“国际接轨”。
毛泽东法治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一些人在本性中视毛泽东为恶魔，视他的治理为绝对的人治，用他的办法，中国就万劫不复；另一些人分不清人治和法治，别人说是人治，那就算人治吧，可面对许多时候法律失灵的现实，赞成是人治也不妨一试；还有一些人，对毛泽东充满热爱，人治就人治，怎么了，治好了就行，理直气壮，但比较感性；再有一些人，则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把人治和法治看作一对社会矛盾，具有对立性，也具有同一性，共存在一个社会中；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在某个阶段，即使有完备的法律体系，而掌握和运用这个体系的人和广大民众，没有高度的法治自觉性，法治将是一个很不完善的东西。法治和人治总不免有一个激烈的冲突过程，人治或许会占上风，但这不表示法治没有开始，不表示法治在这个社会中完全不存在。
不少人把在具体的事务上，行政权力干预法律，甚至行政权力大于法律的违法事件，扩大到整个社会，把整个社会定性为人治。这符合一般人的感觉和印象，但不符合哲学社会学范畴里对立统一认识规律。
有位网友一句话道出了用对立统一认识规律认识人治和法治关系的精髓。他说，人治和法治越趋向两个极端，冲突越显得激烈（大意）。这位网友发言不多，但每发必中要害。我是否可以这样阐释他的话：在一个极端下，人治成为习惯之后，治理者不愿意用法律规范来约束自己，会尽一切办法摧毁从任何渠道以任何方式，播下的法治种子，种子发了芽也要掐死，成了树也要锯掉；在另一个极端之下，法治也不能容忍人治，治理者不容忍有任何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有这样的种子播下，就要挖出来，种子破土，也要斩灭，成了树，也必摧之。
然而，这两种极端状态下的极端冲突，不是现代社会（请留意“现代”二字的限定意义）的一般状态。现代社会的一般状态是总在这二者之间拉锯，当二者在中间某个位置形成一种动态的理想平衡，谁也战胜不了谁，给人的感觉就将是，法治战胜了人治，人治被斩草除根了。这种状态就是一般所谓的法治（千万注意，人治没有被斩草除根，希特勒就是在法治社会，用绝对民主的手段，获取的权力，这可看作人治在法治社会中没有被斩草除根的直接证据）。
对照以上的辩证解释，毛泽东是在将中国社会从极端的人治中解放出来，带向法治社会，宪法地位的确立，是其开端。尔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出现将宪法中某些内容搁置一段时间，问题比较复杂。如果哪个朋友愿意跟踪我的后续帖子，将会看到，我对这一切做出的符合逻辑和法治精神的解释。毛泽东有些行为至今不容易被人理解，是因为我们国家政权结构比较复杂造成的。略说如下。
人民民主专政，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司所有人和公司管理人分离”的管理结构模式有点类似。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政权所有人是人民，而政权的管理人是政府；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注意：这一点对理解毛泽东的法治具有核心的意义）。党的本质地位是：代表人民组建政府，并监督政府，所以政府中可以有其他党派人士，而共产党组织内则不能有其他党存在。以前因为有党的监督，国家政府廉洁，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角色。后来力倡党政分开，结果，分是分开了，代表人民组建政府并监督政府的党，从监督的位置上被排挤。这样政权从人民手里落入管理人手里，相当于公司的CEO把公司据为己有。
有人说，右而左简直是胡说八道，以前是共产党的政府，现在还是共产党的政府，党从来就是那个党，党的监督也一天没有少过。这说到了根本，但没有揭示出根本之所在。
根本之所在是，党在政府中的角色是双重的，一重是执政者的角色，一重是监督者的角色。在“合一”中必须完成“分离”。这个分离，不能在物质形态上做到，即不能把一个党员，从身体上切成两个人，但可以从精神和意识上做到，毛泽东作得很好，后人没有效法。如下：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党是两重角色并存，但毛泽东更留意和更警惕的是，党代表人民的监督者角色，同时把监督党的权力，交到政权的实际拥有者手里，即交到人民手里，就好像公司中，公司的最后监督复归为公司的实际拥有人董事长自己。毛泽东采取的是双重监督：党监督政府，人民监督党，通过这个双重监督，权力从人民手中释放出来，又最终回到人民手中，完成一个循环。所以，毛泽东把执政的重点放在“治理党”这个核心关节上。治理好了党，就是把监督这个环节解决了。但毛泽东的这种具有真正法治精神的做法，与许多顽固坚守人治意识的人发生冲突，并在冲突中，酿出了悲剧。拥法治精神之实，亦行法治之实的毛泽东，死后反而被指控为人治。他要真搞人治，为什么要立宪法，给自己套上一个绳索？这符合人治逻辑吗？（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后续帖子再谈）。
后来，名义上还是这个党，还是这个政府，治理导向是“经济决定一切”，经济决定政治。落实到具体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一个党员有经济成就有政治前途。这迫使每一个党员在原本并重的两个角色中，做出“何去何从”的选择，并必须完成最终的角色转换：放弃监督者角色，只要管理者角色。因为，有管理权才能有经济实权，获得经济成就，达到政治跃升，而要获得管理权，就必须自觉放弃监督别人和自我监督。这样做符合了“人本自私自利”的“性恶论”，并彻底迎合了人性的较低层次需求(有兴趣者参看我在《略谈毛泽东的“神性”和“人性”》中对人性分层的归纳)。这样一来，国家遭麻烦了：贪污腐化漫延开来。当党醒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再要每个党员从管理人的单角色，还原为监督和管理的双角色，并自我强化监督角色，自己监督自己，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更加违法人性的低层次需求：由高向低，就是一出溜的事，反过来，由低往高，推也推不上去。要和尚还俗不难，要温柔乡里纸醉金迷惯了的人当和尚就难，除非他是贾宝玉，真的六根清净。所以，提倡人性论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在行善，许多时候，举起的是善剑，落下的是屠刀(或许现在少许还有共产党遗风留韵的共产党人，到现在才明白毛泽东提倡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倡导无产阶级人性论的深意所在，本人非共产党员，但一直关注着共产党的演变，对一些历史看的还是比较真切的)。
归结起来，毛泽东法治，是由治党为龙头的，以提倡为人民服务为展开形式，目的是先培养党自己的法治自觉性。他是从法治的高端切入，降龙要降头，抓鱼要抓腮，打蛇要打七寸。不严格治党，别说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就是设计出“三十权分立”也不能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
在一个有几千年人治历史的社会里，以一个人之力，抗衡几千年的糟粕文化的惯性、7亿人的直接对抗和来自党内部的无数强硬挑战。这有多难？知者，天也！那些对文化、人治、法治只知道皮毛的人，怎么可能理解毛泽东用法治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手笔？许多人知道治理腐败，关键在治党，但理论上怎么解释？实际权力的传递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怎样？又怎样导致了腐败？都是并不清楚的。其实，不复杂，就是上面说的这一点而已。但实践起来，就是另一回事。
中国执政党的单一性、政权结构和实际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重心在治党，也就是从构建政治家的政治操守这个层面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使之保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法治将最终趋向完善（注：以1978年为分界，之前之后的党，名义上是一个，实质上是两个。为了避免读者对我的立场和观点阅读理解不到位，造成张冠李戴，以为我为毛泽东辩护，就是为邓小平和邓的党做辩护，在开博后的写作中，我就此做过特别的区分，以B作为两个党共有的名义，以B1和B2作为各自的内涵，B1代表毛泽东的党，B2代表邓小平的党。也有人用G和TG加以区分。我何以用B，B1和B2，参见“右而左逻辑等式求解”，该文将在逻辑问题专辑里收录）。
离开毛泽东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实践，谈人民民主专政，是沙地起高楼，而谈毛泽东是人治还是法治，不将其纳入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范畴，则是看到云就是雨。
右而左
2006-8-22
5
小议“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自觉意识”（续）
前文指出：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政权所有人是人民，而政权的管理人是政府；所有者和管理者分离。这一点对理解毛泽东的法治具有核心的意义
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体现的正是真正的现代民主与法制精神：主权在民。这种精神通过法国大革命，孕育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为求简洁，此处暂不展开“主权在民”的来龙去脉）。
不少热爱毛泽东的民众只看到毛泽东像个青天大老爷，为贫苦人当家作主，是个好人、善人、强人、伟人，未把“人民民主专政”和“主权在民”联系起来，从根本上忽略了他的“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与法治思想和精神。
我在《1949年，时间开始了》里大致说过这样的话：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被引入和接纳，不如说是作为一种精神和道德体系被倡导和被实践。我所指的精神，就是指由“主权在民”导发的平等和自由的现代民主与法治的精神，所指的道德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法国大革命是在暴力中孕育出自由、平等思想的。美国人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先将“暴力”和“自由、平等”进行剥离，然后对“暴力”大加挞伐，仿佛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与法国革命中的“暴力”风马牛不相及。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资产阶级精英们完全效法美国人对待发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和做法，对待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对待文化大革命。
一方面，他们在大肆批判法国大革命的暴力性的时候，把有“主权在民”性质的“人民民主专政”也诬蔑为“暴民政治”，先输出到国外，再返购回来，并称这是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和民众之间制造思想混乱。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时代对“地富反坏右”的镇压和文革早期并非该由毛泽东承担责任的“武斗”，他们把这些政治事件和中国百年“积穷”，粘贴在一切，建立起因果联系。
另一方面，他们把明明也是法国大革命产物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和美国“选票民主”搭挂在一起，并把美国在近两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获得的社会进步、两次世界大战中所发的战争财，简单说成是“选票民主”的成就（实际上，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所谓“多党”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多派”，“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内部多派的“轮流做庄”，不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轮流做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只存在一种“民众让渡统治权，获取生活福利和社会安全”这样一种契约。这符合由“主权在民”派生而来的契约精神，但与“主权在民”的本质已经拉开了距离，与自由、平等，也没有必然联系）。
急于致富的一般民众，尤其求知欲望强却明显消化力不够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让“资产阶级精英”们“这一方面，那一方面”的忽悠，糊里糊涂就都接受了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的一般民众之一。一时间，社会所有阶级几乎达成共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毛泽东搞人治”搞出来的，搞毛泽东人治简直罪恶滔天，搞美国式的法治（美国式“民主与法制”）才是中国的出路。这就是流行的“毛泽东搞人治”之说的基本来源（这种“共识”显然已经开始瓦解）。
这样，所谓“人治”和“法治”，实质上就变成了两种制度的对话。资产阶级精英们说毛泽东人治，其实际目标在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到底人治还是法治，他们并不关心，只要达到搞垮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说毛泽东“鬼治”也在所不惜。我在《没有绝对的法治，只有绝对的人治》中，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但若不经过以上的稀释和注解，网友们不容易看出我的确切所指。
本来，我这个帖子前半部完全可以独立成篇为《小议人民民主专政》，但那样的话，读者就不容易在人民民主专政和毛泽东法治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希望读者体会。
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诞生在延安的窑洞，实体化为制度则是在1954年立宪完成。为了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绝对地位，需要一个强硬的、或者强势的，并且一以贯之的政府，来进行具体的“系统性再造”（谢谢驰骋的风网友提供这个词）。这个系统化再造是对中国传统“人治”思想的一种反动。它的完成需要首先造就一个包括立法者自己在内的有法治自觉的集团并保持这个集团的法治自觉具有持久性。
为此，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党员清楚，建立起人民的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共产党不能做李自成的革命军，共产党员不能做刘宗敏，他自始至终把反腐败作为治党的一个环节，强调方向和路线一旦确定，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尤其重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提倡反修防修，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同时，毛泽东从他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平等，要求自己和共产党官员和普通党员都要放低姿态，做公仆，为人民服务，以配合他的系统性再造。许多没有在西方生活的人，并不知道，决定西方法治得以最终完成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平等，没有平等，法治是展不开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最缺少的恰恰就是平等（包括平等的精神、平等的自觉意识和展示平等的具体行为等等）。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要求，与中国传统“人治”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与许多党内干部“老子出生入死，坐江山就是要享福”的草莽流寇思想发生激烈冲突、与许多知识分子的不平等意识发生冲突，所得到的只是来自并不实际操作政权的老百姓的拥护。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个别时候采取非常手段，甚至不惜暂时在形式上违背宪法的某些条文，废黜那些从根本上违反宪法要求，试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人的权力，以确保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持久性。
毛泽东在世时，“学雷锋”、“为人民服务”得到贯彻，毛泽东去世后，这些都被歪曲为违反人性。其实，即使在西方，“学雷锋”也是被“强制”的，例如，小学有“优秀学生证书”（相当于毛泽东时代搞的“三好学生”奖状），帮助规范儿童行为；中学生必须每周参加4-6个小时的强制劳动（义务劳动），政府官员必须在薪金并不丰厚的条件下，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才能领到退休金，若有不良记录或者被政府开除，退休金就泡汤。毛泽东要求干部做到的不过也就如此而已吧。
在西方还有部分官员，有自己的独立职业，当官是没有薪水的，毛泽东没有如此要求官员吧？许多言必“国外如何如何”的人，并不知道西方的政治家基本都要被“强制亲民”，否则想要选票，不太容易。在大街上穿马甲的修路工之中，很可能有一个是市长或路管局长（交通局长），但是毛泽东要求官员与民众保持近距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建立官兵官民平等，被诬蔑为“蹲牛棚”，简直就是“搞人身迫害”，。
平等！平等！！平等！！！有平等，才有自觉，才有法治，才有民主，才有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和全体人的自由！
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各类人等，包括官员。一位部长，在国内进包间入雅座（“包间雅座”折射出的，绝对不只商业意义的，主要还是不平等的文化含义），平时美色绕膝，习惯了，到了国外想摆谱而不得。国外餐厅，除了少许中餐馆，一般没有雅座。一次，餐厅人多，服务员礼貌的请求部长挪一下椅子，部长就是不理，服务员跻身而过，碰了一下部长，部长居然当众大发雷霆，像在国内那样发自己的部长之威。这位官员的行为是可以靠法律来规范的吗？显然，他要去掉这样的行为，需要的只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自觉，一种理解平等并实践平等的自觉，尊重他人的自觉，放弃特权的自觉，把自己看作人而不是一个部长的自觉。
到底什么是自觉？为什么自觉那么重要？我不想抽象说，举下面这个例子吧。
我曾经接待的人，问我最多的两个的问题是：1，街上为什么没有警察？2，三更半夜，鬼也不见一个，老外为什么在红灯面前停半天？请问，这种论调是法律条文可以规范纠正的吗？一个红灯闯过，第二个也就会闯。久而久之，一种闯红灯的自觉意识就会建立。相反，每一个都遵守，会对红绿灯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看到红灯自觉停车，有无人过马路，有无相机监控，都不需要搭理，即使在乡间，是三更半夜，概莫例外。有这种自觉之后，警察难道不是多余吗？
这种自觉，不是西方现行法律条文本身可以建立的，它的另一面是鲜血和无数的头颅，它是西方2000年以专制和暴力的手段建立起来的。西方“法治的电影”很精彩，但莫要忘掉它的“拍摄”过程。中国没有这种自觉的传统!!!毛泽东建立法制体系并倡导为什么服务，要达到的就是要建立这种自觉，有了这种自觉，良好的法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律的推出，许多人先研究的，不是这个法律的核心目的是什么，有什么进步作用，而是它的漏洞在那里，如何利用这些漏洞。我说的对吗？每一个行政政策，也遭遇到同样的厄运。这时，法律自己怎么办？当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心中把法律看得至高无上，并自觉遵守法律，有漏洞也不去钻的时候，我们离理想的法治和真正的自由，就不远了。我右而左可以坦诚的告诉大家，我具有这样的自觉，我的全家具有这样的自觉。
只有缺乏深入思考，并不打算约束自己的人，才在那里把法律条款看成万能，才会把中国的法治不健全的原因，推给毛泽东一个人，归结于他搞人治。如果每一个公民都会为一元钱的纠纷走进法庭（已经发生，并被认为是有法治意识），这绝不意味着，法治思想和实际法治普及到了中国百姓之中，相反，那恰恰说明了法制建设倒退和法治灾难的来临。如果这样，中国所有的公务员服务于法律诉讼，也不够，法治资源将被完全浪费，法制（制度的制）体系将完全瘫痪。在法治较为完备的西方社会，处理各种纠纷也是首先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申请仲裁机构仲裁，只在无可奈何时才suethe bastard (起诉那狗杂种) 注意，我这样说，决不是主张个人放弃使用法律的武器。
法律有“力”和“理”二重性。为一元钱走进法庭的，我相信是借法律的力，而不是借法律的理。法律至上，不是法律条文至上，而是法治精神至上。这个精神必须融入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这个自觉表现在政治家那里，是政治家的操守，其中包含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而在民众中，则体现为雷锋精神。无论是哪个环节中，没有操守和自觉，法即使变成了酷刑，也没有实际作用。这里，政治家的操守应该更重要一点，因为他们掌握着立法、司法权，很容易就随意通过合法的手段，剥夺老百姓的权利，从而出现“公正的形式，不公正的结果”。
归根结底，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抓到的是根本，而我们看到则是现象。就如同朱德曾说过的，润之的意见大家都反对，但最后往往证明他是对的。今天中国的法治困境，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
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法治需要全党的自觉。毛泽东是一直实践法治的实质精神，从治党开始建立全社会的法治自觉，这种思想是否得到了贯彻，是我们今天真正值得反思的地方。把“倡导为人民服务”和“强制人做圣人”相提并论，是对民族文化精髓和对毛泽东的歪曲和反动。民众只需要一般法治自觉，但政治家必须需要高于一般民众法治自觉的操守。没有政治家的操守和民众的自觉，法治建设是没有可能的。
毛泽东和西方有许多的暗合，都遵循着共同的逻辑和哲学的思维，往往殊途同归，但表现形式和使用的语言不同。毛泽东结合了中国传统的人治文化，做符合中国实际的“系统性再造”，而西方则只需要遵循其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这一点尤其需要我们在意。
我再次强调，法律手段在任何时候都是强制的、不得已才用的补救措施。提倡自觉不是要人作圣人，不是要反对刚性的法律对人的道德的强制修补。这些思想我在《没有绝对的法治，只有绝对的人治》中表达为：“当一种强制的后果，变成一种自觉时，人们就获得了自由。法治的真正目的也就达到了，剩下的就是稳固自由，形成恒久的自觉，并植入文化，形成‘自觉’的文化基因”。所谓“系统性再造”，此之谓也。
右而左
2006-8-22
6
作为护宪运动的“反右”运动：起因、后果和责任归属
在《小议“人民民主专政”与“法治自觉意识”》（下略为《小议》）文里，我留下了这样的质问：如果毛泽东真是被指控的那样，搞人治，那他为什么要主持立宪，给自己上一副“镣铐”？这符合人治的逻辑吗？
这个问题关涉毛泽东时代的许多重大“公案”，例如“反右”和“文革”。这里先说说“反右”。
1954年，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草案。宪法草案成为宪法，经过了各民主党的讨论，经过了全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在表决前，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等21人发言。他们认为，这将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部人民的宪法，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宪法，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宪法。在宪法草案中体现了建设性、和平性、团结性和进步性。张治中在发言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严谨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辞简洁而明确。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1954年“人大”替代“政协”成为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宪法》替代《共同纲领》，成为国家根本大法，是遵循各党派和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宪法代表的也是各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确立的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
宪法在实行中于1957年遇到第一个严峻的挑战。在宪法上签字画押，同意接纳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2、3年之后，某些民主党派要求“轮流做庄”。这是从根本上违反缔约原则，违反民主与法治的本质精神。他们的诉求不是通过建议修改宪法的方式去实现，而是通过制造社会动乱去实现。不详谈，请参考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提供的相关资料（注意：章伯均的“政治设计”之梦在最近30年中逐渐清晰起来，最近北大的贺XX还直截了当提出“合法性”问题）。
于是，共产党内部许多人要求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反击这些民主党派的进攻，毛泽东经过反复调查、详细核实许多疑点、在获得党内一致同意后，决定带领共产党发起“反右”运动，有关“反右”的报告还是时为党的总书记后来成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作的。这里非常明确的事实是：
1，反右运动，是共产党对某些民主党的党派斗争。
2，斗争的起因是某些民主党践踏宪法，并实际制造社会动乱。
3，斗争的根本目的是捍卫宪法，核心则是遵守还是废除人民民主专政。
因此，“反右”运动应该合理的定性为一次护宪运动（扩大化另谈）。可是，长期以来，这场共产党应对其他党派挑战、以共产党赢得胜利为结果的护宪运动，在话语体系中几乎变成一场“毛泽东个人发起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运动”。“反右”运动自己不能说话，似乎一直在为这种指控默默作证，并进而为指控“毛泽东以言代法、独裁专制”，也就是“搞人治”提供证词。在人人都号称自己“独立思考”的现代社会里，没有人对这个“证人”所作的伪证提出过任何质疑。这是令人悲伤的。
我曾经在一个帖子里这样评价“反右”前后的民主党派和相关知识分子：本是强奸了美丽少女的流氓，提了裤子，整好衣冠，却说自己是救美的英雄。我说的不符合事实吗？
今天资产阶级阵营的人，“官僚资本家”，既得利益的资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及其后代，诅咒毛泽东，指控他人治，说“反右”是“迫害知识分子”，尚可理解，因为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发言的内容，因为毛泽东身居最高位，的确并非代表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是处处限制他们的特权。
但是，那些普通劳动人民出身的人及其后代，跟在这些资产阶级精英知识分子屁股后面，自以为人格和思想都独立，不在制度层面依据基本历史事实说话，却捕风捉影大肆声言“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毛泽东搞人治”，就有点不可理喻。因为毛泽东无论在语言上还是行动上，都是代表他们自己所在的普通劳动者阶级，与企图剥夺宪法中规定的人民权力和权利的少数人，包括为虎作伥的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决斗（参见《小议》对权力结构的分解）。
与“反右”有关的连串事件，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学术灾难和法治变形。
政治后果：各民主党派知道了在政治上不可能动摇共产党的权力，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党单独主导或者与其他的党联合主导中国政治大方向的目标，便陆续开始分别在共产党内部寻找利益代理人。从此，共产党没有外患，却开始有了内忧。政权刚成立的时候，有共产党高层领导，到天津省亲时，接见有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说：共产党需要你们的工厂，没有你们的工厂，工人怎么就业？就这个意义上讲，剥削非但无罪，还有功（大意）。这样的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反右”之后很快成为其他党内党外利益集团物色的目标，并给共产党造成某种分裂，表现为后来一系列的党内围绕“社”和“资”展开的斗争。直到今天这些政治后果还没有消除。
学术灾难：毛泽东去世后，“反右”被描述为“毛泽东个人迫害知识分子”的“民族灾难”。有关话语成为一种“显学”，不仅涂黑了毛泽东，还涂黑了一段清白的历史，知识分子通过不断的哭诉和堆积谎言，完全淹没了后一代人的实际判断力，造成他们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本身的庄重感、责任感的失落。这导致精英知识分子的骄横、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民众的迷失，并直接阻塞思想领域、社会学领域、哲学领域，实事求是研究毛泽东留下的各种价值丰厚的遗产，甚至完全拒绝毛泽东许多实际合理有效的改造中国社会的做法。这个灾难的影响将是很长远的。
法治变形：由于“反右”被作为人治的直接证据，毛泽东就被要求为后来所有非法治的做法，包括后30年里发生的各类法治事故，背书和买单。这让整个社会不去追究破坏法治的真正元凶，只是简单拿毛泽东当替罪羊，导致现实的中国人人喊法治，而法治却似乎离中国社会越来越远。在今天的现实中，的的确确处处还有“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发生了许许多多人治因素严重干扰国家法制体系正常运行的事件。但是，不能就此认为，现实困境是毛泽东留下的“人治”遗产造成的，恰恰相反，是没有坚持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治思想造成的。
对于以上不幸，我要说的是，1，许多网友在搞无原则的阶级调和，把阶级矛盾的某些方面的暂时缓和，当作阶级本身的消灭，以为人人有300块钱的存款，或者3分地，无产阶级就不存在了；2，许多网友搞理论调和，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说成是“一脉相承”。在凤凰上拔下一根毛来，指着这根毛说这就是凤凰。凤凰毛就真是凤凰了吗？（注：这里指的是“特色论”与马列毛无关，更不是对马列毛的发展）
我以为，毛泽东对今天法治的困境不该负责，因为破坏宪法执行和贯彻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另有其人或者另有利益集团。寻找这样的人和集团其实一点也不难。
右而左
2006-8-26
7
作为护宪运动的“反右”运动：起因、后果和责任归属（续）
1957年“反右”是一次严肃的护宪运动，与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风马牛不相及。这是上文从骨干事实得出的结论。谈论历史首要的是掌握骨干事实，因为只要树干的整体在，即使少叶缺枝，依然是树，而没有树干整体，枝叶堆成山，也不成为树。用毛泽东喜欢的话说就是，“纲举才能目张”。
我不否认“反右”运动对中国当代史确乎存在某种至关紧要的影响。我以为这种影响是通过我前文总结出的三大严重后果而慢慢显现出来的。那三大后果也只是抓骨干而已，大家可以见仁见智，补充和完善。三大后果并不彼此孤立，而是一个整体。政治后果，决定了社会的阶段性走向，学术后果为政治后果推波助澜，其结果就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也就是法治，在毛泽东去世前严重变形，在毛泽东去世后则是严重倒退。到底谁该对这一切后果负责？
第一责任人毫无疑问是1957年参与制造了动乱的民主党派。这是恶果的直接总根源，而这个根源又在于他们的阶级立场。
中国两千年来，虽然有草莽英雄，各领风骚若干年，但从来没有真正属于人民的统治历史。到了毛泽东，这段历史出现了。所有原来处在统治中心和紧靠中心的阶级，不甘心被边缘化的既成事实，便在毛泽东为了避免类似1956年东欧变故的事在中国发生而倡导“双百方针”的时候，制造事端，导致最具有言论自由含义的“双百方针”被破坏，进而导致毛泽东不得不在共产党内部压力之下发起护宪的“反右”运动。
第二责任人是党内机械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志薄弱者，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有正统“五阶段论”和列宁主义的分别。前者坚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步走”，不能省略资本主义阶段；后者则认为暴力革命后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一如既往，并不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因为那只是一般概括，并非一定每个国家必然要经历全部五个形态），而是认同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发展，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实践列宁主义。机械马克思主义者，取马克思“五阶段论”而舍列宁主义，提倡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可以是“剥削有功论”，1960年代初出现的类似“厂长负责制”的管理方式和“三自一包”小农经济，都是其表现，在后一个时期，则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最终表现。“市场经济”是实质，“社会主义”只是门面。
党内两种马列主义观的存在，给民主党派失败后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在当时主导中国经济的各级领导人中，不少核心领导人曾长时间在白区领导地下党工作。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他们要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大佬们，保持密切联系，并建立起私人感情，甚至建立婚姻关系。这些关系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这些人掌握共产党权力，给民主党派在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准备了具体对象。
如果党内没有以上在理论上合乎民主党派胃口和在感情上完全接受资本主义可以试行的高层领导人存在，那么“反右”就会局限在一次运动本身，不会扩散和入侵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反右”之后共产党内部会更加团结，不会产生“资”和“社”的斗争。
第三责任人是知识分子。第一层意思是指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违宪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分布在各民主党派中，共产党内部也有一些。即所谓“党外右派”和“党内右派”。第二层意思是指在毛泽东去世后，利用为“右派”平反的政治条件，对少数蒙难的“右派”故作哀号状，并借机堆积谎言无所不用其极的知识分子。两层意思涵盖的知识分子之间会有一些重叠，即先违宪后哀号者，也就是我说的那些强奸“美丽少女”（宪法）后把自己打扮成“救美英雄”（“民主自由英雄”）的人。
“反右”运动中，有一些小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生，由于直接参加了“动乱”，触犯了刑法，被正确处理的，被错误处理的都有，也有以其他形式蒙难的。后来的不少哭嚎者对于这些无名的死者，根本不在意，却把自己的个人历史美化，把自己的小灾小难夸大，把那些在“文革”中，而不是“反右”运动中，自杀的极少数大人物进行炒作。对照看两个时代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他们是在拿别人的悲伤作道具，把这些人的躯体，风干制作为刀、剑、枪炮，一起射向那个他们仇视的、民众与他们平起平坐的、让他们觉得没有“斯文”的，却实际上是基本实现人人政治地位平等的时代。他们到底有多少真诚，我是怀疑的。现在有些地方，父母死了，子女偷着乐，却花钱雇来一批嚎丧妇女，大发“哀号”。我以为，相当多的鞭笞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类子女和这类嚎丧的妇女。
第四责任人是我们传统的人治文化和由此造成的国民性。这是间接的却是终极的责任者，以上三个责任人是其物质载体，彼此交互作用并彼此强化作用效果。
人治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有个庞大的特权阶级的存在，所谓“刑不上大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权大于法”。这个“特权”是源于儒家文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和轻视体力劳动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毛泽东就是在与人治文化决斗，并改造我们的国民性。这从他一贯倡导法家，反对儒家，并身体力行，就可清晰看出，具体体现为与以上三类人的决斗。
三类人的真实目的是要夺回失去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用“为共产党建言、帮共产党整风、争取民主自由”等手段巧妙伪装了自己，蒙骗了自己缺乏知识却尤其信赖知识分子的善良的普通民众。对比毛泽东前后两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他们要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是为己的，而非为民的，因而是虚伪的，是为他们与之结盟的阶级的。他们为结盟者摇旗呐喊，也就是为人治死灰复燃擂鼓助威。要我相信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就必须证明：在他们心里当今时代一个煤矿工人的生命，一个产妇的生命，一个农民的生命，与当时一个“右派”的生命，有完全同等的价值，那无数在他们捧场而建立的强权下的鲜活生命的毁灭，也如同他们笔下的个别“右派”的生命毁灭一样，“感动”过他们!
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要是1957年退下来，就是完人了：1957年前，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1957年后，毛泽东错误累累，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灾难（在反毛者的嘴里干脆就是罪恶滔天）。
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灾变”是怎么发生的。毛泽东在1957年只有64岁，在1972年，则是79岁。他以79岁的高龄，把霸道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逼”到中南海来，彻底打破西方的封锁，为中国完成内部的整合后融入世界，奠定下基础，赢得了包括党内赞颂在内的世界性赞颂。这表明他直到79岁依然思维敏锐、眼光独到、智慧完美，具有驾驭重大历史事件的能力。难道说，他在1957年至1972年处于“痴呆傻”状态，并于1972年突然返老还童，恢复神智，1972年后再度突然回到“痴呆傻”状态？有这方面的医疗证据吗？世界上有这样的临床病案先例吗？如果没有，同时又不能证明1957年之前毛泽东有犯严重错误的量变积累，那么这个质变就是不符合逻辑和历史事实的，就可能是人为的杜撰，那么我们就该更深刻反思历史，重估对他的评价。
我以为，毛泽东1957年要是退下了，共产党革命纵然有武装斗争的成功，却依然显得轻飘飘，目的不纯洁，不过是为了龙椅，中国当代史则显得空空荡荡。正是1957年后的毛泽东赋予了共产党革命最终的意义，也赋予中国当代史最终的内涵。今天的中国无论多么艰难，都将在阐释毛泽东赋予的最终意义和最终内涵中，最终找到自己的出路。
由于毛泽东生前降住了龙头，坚持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历史虽然受到以上所有那些后果的作用，也只是在行进中表现出痉挛、扭曲、痛苦和挣扎，却没有严重偏离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毛泽东去世之后，历史虽然不再痉挛，但确实阶段性改变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中，民主党派笑到了最后。荣毅仁可以作国家副主席，而陈永贵必须在副总理的位置上走人，就是最直接的证据。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确然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智者的先觉和警告。当然，历史没有终结，还有下一个回合，我对此毫不怀疑。
事实是冰冷的，真理是无情的，许多时候由事实到真理只有一步之遥，但有的人就跨不过这一步。若是能力不足我尚可宽恕，若是动机罪恶，我则一个也不宽恕。
右而左
2006-8-28
8
“反右”运动对于现实的若干启示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我注意到有些人已经开始借机对毛泽东展开新一轮口诛笔伐。“反右”运动，本来是一场影响深刻的、维护中国社会向积极方向（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的运动，但不幸的是，经过少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哭诉、歪曲和篡改（如“伤痕文学派”的哼哼唧唧，章怡和“少奶奶”之流的“忆苦思甜”），它改变了原来的含义，变成了一个简单而空泛的标签，标签上赫然写着：共产党 “独裁专制”，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一场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 ，“打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中国由此变得鸦雀无声了”。
有了这个标签，不少人就不再去追究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实际影响，只一味的挥舞标签，照本宣科读着标签的内容，作善良正义状，仿佛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反右”之前，每一个都冰清玉洁，完美无瑕，天性善良，豪气冲天，铁骨铮铮，而如果我们发现今天知识分子有什么缺点的话，那都是“反右”运动造成的。我们如果是这样去反思历史，那是断然不能进步的。
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式》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毛泽东传1949-1976》第722页）。对照宪法对中国国体的规定，看毛泽东代表共产党说出的话，不难发现，“反右”运动实际是一场严肃的“护宪运动”。这个核心的含义一旦被抽调，任何人都可以对“反右”运动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颇具点缀色彩的小事情是，当我致力于恢复这场运动的核心意义，呼吁知识分子自己要懂得忏悔的时候，有位虎豹清凉油网友，无知又无畏的大声斥责我说：你倒是给我说说老舍怎么就成了右派？这难道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对毛泽东如此倒也罢了，对老舍死后也不放过，给他的尸体上戴一顶“右派”的帽子，就有点匪夷所思，老舍可是到跳太平湖的那一刻，也不曾被打成过“右派”。
这件小事说明，某些知识分子，昧着良心，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反复鼓动他们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和保护人通过政治洗牌，完全彻底的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而许多人则被“伤痕派”和“少爷少奶奶派”彻底洗了脑，失去了正常的思维能力，除了会朗诵标签，就再不会其他。
在我看来，“反右”运动不仅没有在打折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脊梁，而且相反，让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变得更加坚硬了。那被打折了的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脊梁，而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不堪一击的虚伪自私、假仁假义的面具。“反右”以后的中国社会不是鸦雀无声，相反，是旧知识分子垄断舆论的旧格局被打破，开始出现现实政治生活中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军人、学生等的各种声音的伟大交响与合唱，即所谓“时代的最强音”。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自那时开始直到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的若干年内，中国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中国民众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以及有各界知识分子参加甚至领导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如“大跃进”，邓拓等的“三家村”事件，吴晗的“海瑞罢官”事件，“文革”，西单民主墙事件，北大三角地，以及“精神污染”事件，85学潮，87学潮，“89风波”。由这些事件构成的历史要略，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到底是何时和怎样被打折了脊梁，吃上了权贵和富人的“软饭”，并在一切事关工农大众的利益的问题上，变得鸦雀无声起来。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需要大批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对普通大众担负着知识启蒙和思想启蒙的作用，对大众生活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良知，发言要实事求是。一个号称知识分子的人，若如我另文所说，“强奸了少女，提了裤子不认账，还说自己是英雄救美”，这个人不管有多少知识，也是流氓，决不是知识分子。从是否实事求是地看待“反右”运动中毛泽东的态度、做法和良苦用心，就可以甄别相当多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流氓。现实中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恶劣表现则为此提供了具体的证据，例如那个刘吉就敢大言不惭的公然否定现在的中国实际存在贫富两极分化。
毛泽东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是最杰出的，最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当时中国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如冯友兰，金岳霖，钱学森，成为他的座上客，与他纵论天下和中国科学的未来之后，对他总是佩服之至；甚至连被打上冷板凳几十年、被人赞颂为“最后的儒家”的梁簌溟，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学识和心胸的宽广。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还专门用一章阐述毛泽东的庞大丰富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些都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毛泽东的杰出与实事求是。再略举一例，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席卷整个中国知识界，最后还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中国的“大人物”是蒋介石，毛泽东还在陕西的山沟里，毛泽东可不是靠权力而获得的权威。现在不少能说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来源。
毛泽东真的恶待知识分子了吗？我以为没有。他自己作为一个“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建国初，力排众议，让共产党留用了大批敌对阵营中的旧知识分子，并给与他们当时可能给出的最好待遇。而作为一个毕生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自然懂得知识分子对“自由和民主”的需要，同时也明显的感到旧知识分子对于新中国的新自由和新民主的不适应。为了鼓舞这些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为新中国服务，1956年，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艺领域“百花齐放”，在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然而，某些大牌的知识分子，不是出于民族团结和国家利益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党派利益、自己团体利益，甚至自己个人利益的考虑，绑架了许多小牌知识分子（包括年轻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起走向了毛泽东绝对善意的绝对反面。
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的经历，揭示出一个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全面观察认识对象，方可全面了解认识对象、全面把握认识对象，并对认识对象提出改造的方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就是毛泽东的认识对象，而农村和城市构成中国社会的全部。因为他出身农村，后来在大城市求学，又再扎根农村的农民革命，长期和农民革命者相依为命、出生入死，革命成功之后，再次进入城市。这样，他才真正的全面的了解中国，并提出了解放中国的最合适的道路和建设中国的最快捷的方法。
1957年前后“右派”的作为，让毛泽东感到失望。于是，基于他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寄托着对知识分子厚爱、信赖和担当民族使命的期望，他让一些知识分子到工厂、矿山、农村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一段时间，通过了解中国的现实改造他们自己的思想，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自觉建立起为工农阶级服务的意识和情操，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当好学生再当好先生。虽然个别心灵和人格都十分脆弱的知识分子在这过程中觉得斯文和颜面扫地自杀了，但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并非对知识分子的肉体迫害，或者生命剥夺。相反，早在“反右”运动发生之前（那时他并不知道后来会有一场“反右”运动），毛泽东就谈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使有1956年的许多知识分子不怀好意的闹事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失衡，毛泽东还是把知识分子有关的系列问题看做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在1957年六月发起“反右”运动稍后，毛泽东就公开发表了其最具人文关怀精神的辉煌著作之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防止某些作风简单的官员不能很好执行政策，发生迫害事件，同时警告自己的党内同仁，对知识分子不要压服，而要说服，对犯错误的人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的善意毫无疑问被某些人恶意利用了，毛泽东由此开始认识到，靠旧知识分子是不能完成国家的振兴而达到民族的强盛的，依靠他们，中国的未来足堪以忧。这是由旧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性、阶级立场和有严重缺陷的自我清高与优越意识决定了的（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位章怡和“遗少奶奶”的哭天喊地的“坐地炮”作风就是这一表述的最好注解）。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毛泽东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队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解决”。“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的新部队造成之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33页）。“文革”中，他把1957年的想法付诸了实际，提出“教育要革命”，着手培养新中国自己的新知识分子，降低高校入学门槛，让工农大众的子弟，广泛地接受高等教育，不许少数官家和富家子弟垄断接受教育的权利，垄断知识分子这个头衔，以保证革命的理想不会半途而废。这表现出他对旧知识分子屡次教育旧知识分子却屡教不改的彻底失望。
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依我看，就是在有机会、有条件、有能力发声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了工农知识分子强有力的声音。许多工农知识分子曾经被当作“三种人”一刀切出了国家事物之外，与此同时，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分化瓦解，投降的投降，背叛的背叛，最大的一部分以各种方式加入到了为权贵和富人梳妆打扮，“为悦己者容”的下作行列中，目的是为自己谋取名与利，快乐的复归“人性”，幸福的做稳奴隶；少数还有脊梁者，或者退隐或者在边缘地带发着微弱的呐喊。就国家政治生活而言，由于官僚主义癌症的普遍存在，国家决策者不得不问政于少数食洋不化的“大牌知识分子”，结果，成功完成反攻倒算的少数知识分子，依靠“半吊子知识”绑架了那些真正不学无术又心怀资本主义鬼胎的政治决策者，从而成功绑架了整个中国。
鉴于这个情况会危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任何后来的政治领导人，只要还有理智，只要还想摆脱被绑架，就需要从所谓“专家治国”的误区中走出来，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借鉴“反右”的某些合理做法，把那些吸人民的血汗却食洋不化、养尊处优却乱点江山、巧言为富人说话却对广大工农强词夺理的知识分子，“强制动员”到农村、工厂、矿山，与工农生死与共一段时间。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还说，看花有两种方法，“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我想，知识分子今天要是脱下西装革履，“下到工农中看花”，然后再来指点江山，工农大众是会再次接纳并且热爱他们的。而如果由此带来一场共产党内的“下马看花”的运动，则腐败的问题，行政机构的臃肿问题，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民众上访，群体事件，“三农”问题等等，或许都可以得到很好地解决，“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就都会不难由口号变成现实生活。
某地区一位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的行署秘书长对我说，如果以后的中国总理在正式上任总理职位之前，先去当至少一年的县长，那么中国农村的问题就好解决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领导人要相信工农大众自己的智慧，不能光靠远离工农的专家们的歪理邪说治理国家。
中国社会的进步呼唤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到工农大众中找回被别人而不是被毛泽东打折或者收买了的脊梁；中国的现实尤其需要一个工农大众可以畅所欲言而非由少数知识分子垄断的舆论阵地。要造成这样的一个气氛，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系列论断，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右而左
2007-02-15
9
秦始皇的“儒”与毛泽东的“右派”
在周朝以前，儒，即术士，勾当是祀天地，敬祖先，理鬼神，与祝史，史巫为同类人物。他们因技能特殊，在那个没有开化的年代，常常就成了靠近国王的一群。秦始皇身边自然也有这样一群，主要为两类，占星的和炼丹的。秦始皇英雄盖世，终因时代局限性，相信世间有长生不老药，不能认识到，人终有一死。术士们，投其所好，牛皮吹得天大，不打腹稿，也不计后果，仿佛长生不老药，就长在他们家的菜园子里，或在他们胡乱堆砌起来的炼丹炉里。这让秦始皇心动不已，真就派了两人去寻找。这二位“儒”，本是谄佞之徒，又是半吊子学问，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时候，就露了马脚。二位复不了皇命，回去还得送死，不如逃之夭夭。这样逃了，岂不错在自己？于是，二位就大放流言，蛊惑人心，说秦始皇性情暴急，不符合长生不老的条件。秦始皇盛怒之下，要抓这二位问罪，不得，就把其他还在炼丹撞骗的和与这两位又密切来往也卖弄类似方术的家伙，共计460人，抓了起来，坑之，就是活埋。
这便是“秦之季世坑术士”。这件事略作总结有这么几点值得留意：一、事件具有偶发性，并非出自事先精心设计的什么目的。二、事件具有单次性、局部性，不是长期行为，更不具有普遍意义。三、事件的表面起因是是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而事件的实际起因是术士们妖言惑众。如果两位单是找不到长生不老药逃之夭夭，不制造流言蛊惑人心，秦始皇可能不予以追究，更不会牵连到被坑的460位无辜者。这不是臆想，综观秦始皇的所作所为，这样推断是站得住脚的。他对吕不韦尚且刀下留情，平嫪毐之后，对嫪毐的门徒不予追究，都能说明他的实际心胸。
这个“坑术士”事件后来不知怎么就成了“坑儒”，还把这个“儒”等同于知识分子。二者能不能划等号？这要取决于术士的儒与儒家的儒是不是一回事。有人认为儒家的儒是由术士的儒演变而来。这样说，是否辱没了孔孟二位圣人，不得而知。姑且一听。但我个人觉得二者不能划等号，因为，到了周朝的晚期，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始皇还远没有统一七国之前，儒家的儒，已然脱颖而出，通过建立起自己的学说，自成一体，而术士的儒还在那里做着他们祖传的勾当，并没有与时俱进。也就是说，术士的儒和儒家的儒，是两个并存而又完全不同的体系。秦始皇坑的是没有与时俱进的儒，一帮江湖骗子，而不是作为学派的儒家的儒，也就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正祖。这一点十分重要。他事关知识分子的荣誉和对秦始皇这个建立了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的皇帝的实际历史地位的合理评价。
说来也怪，要是儒家没有脱颖而出，知识分子往术士堆里凑，倒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些术士，用今天的话称为“半吊子的科学家”，或半吊子的知识分子，确也无妨。但既然孔夫子在秦始皇统一七国前就已经自成一体，成了知识分子的祖宗，知识分子不与江湖骗子们划清界限，就有点匪夷所思。今天，这些术士依然没有断子绝孙，还在到处坑蒙拐骗，严新、张宝胜，还有其他的这个法，那个功的创始人，就是其代表，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是他们的同伙，恐怕知识分子并不答应。知识分子给自己认祖归宗，当然要归到儒家，在秦始皇时代寻找代替人，合情合理的人选是“士”，而不是被秦始皇坑的“儒”。“士”由各门派人物组成，最有名的当属兵家鬼谷先生的两位高足，一个是苏秦，在“合纵”抗秦中，尽显风流，功成名就；一个是张仪，在“连横”助秦统一中，功败垂成。他们，而不是术士，当是让知识分子引为骄傲的一群。
既然如此，秦始皇坑术士，虽然源起于其私心谋长生不老药，实际效果却是在打击招摇撞骗，匡扶正义，与残杀迫害知识分子，搞学术钳制，思想禁锢，并无一鳞半爪的瓜葛。（有点瓜葛的是“焚书”）。如此指控他，完全是个欲加之罪，莫须有。列为看官，请留意这样的事实：秦始皇平定嫪毐之乱后，听了李斯的进谏，收回“逐客令”，大赦天下士人，许多还被重用，这个原也在逐客令中的李斯，不仅没有被逐走，还在秦始皇的栽培下，成为了一代名相，我们今天使用的统一文字，还得益于秦始皇对这个知识分子的重用。这与“坑儒”引申出来的残杀迫害知识分子，大搞学术钳制，思想禁锢，是不是大相径庭？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其实很简单，其一，廓清术士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不要借题发挥。其二，知识分子，要检讨自己，尤其要正视自己虚伪，半吊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喜作惊人之语，得志猖狂，失意便骂翻天，对真理叶公好龙等等劣根性，并加以改正。
今天要随意问一个人，“坑儒”是怎么回事，什么人被坑，坑了多少人，得到的答案让人啼笑皆非（我问过许多人，居然有研究生、博士生说，全国一起坑，坑了好几万，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而问坑儒的动机是什么，基本众口一词，打击迫害知识分子，搞思想禁锢。再问，根据是什么，历史书上都这么说的。由此可见，“坑儒”这个事件，以讹传讹到了何种程度。这些讹传造成的恶劣影响有多深！谁的错，当然是知识分子的错。他们不顾历史事实本身，或虚伪与虚荣，或害怕真理，或别有用心，或不学无术，分不清是非，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裁剪历史，对历史事实做只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他们垄断了对秦始皇的骂权，骂，就得借个名，借这个“坑儒”的名来骂，最有蛊惑性。学术钳制、思想禁锢、残暴、专断，这些最抽象的道德指责，结合“坑儒”这个具体的事情，就显得不再捕风捉影，而证据确凿。所以，真相当然就不必戳穿了，戳穿了岂不是自己理亏，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不然，孔乙己怎会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是窃。
要说这些“儒”该不该遭坑，我看该。没有什么真学问，吹了牛皮，完不成皇命，逃责不打紧，还要流言惑众，坑了也无妨。看看今天我们民族劣根的东西：吹牛皮，拍马屁，学不精，业不勤，不负责任，好大喜功，等等，等等，那个和这些“儒”的行径没有直接联系？要不是后来这些个知识分子为被坑的“儒”平反昭雪，把个秦始皇骂的一钱不值，我看我们民族不见得有这么多的劣根性。
知识分子的先人，也就是秦始皇时代的“士”，原是末流的贵族，在贵族奴隶主没落，工商奴隶主上升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时候，由于其地位靠近社会底层，感受社会变动强烈，凭着机灵，顺应了潮流，“上下其手”，很快就摇身变成了地主阶级。这个出身说明，他们都不是体力劳动者，都不是劳动人民。如孔子的三千门徒。他们不是自己为地主，就是寄生在地主阶级身上。而他们的出路，就是两条：“学而优则仕”，或读书，或当官，或通过读书而当官。这与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差别了。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天生就是贵族官僚的后备队，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和官僚贵族的结盟，成功了，就说他们的“盟主”是明君，他的时代，就是开明盛世；失败了，就把再英明的皇帝，也要骂成昏君，暴君，他的时代，就漆黑一片，无有日月。秦始皇的千秋功业就是这样被骂失在历史的虚无中的。可惜，历史有有字的历史，也有无字的历史。知识分子再怎么骂秦始皇，以下的历史事实也是无法掩盖或抹煞的。
公园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七国，古代中国国家概念得以确立，直到与毛泽东的现代中国相连接。秦始皇要是不继承好列祖列宗的基业，把个强秦折腾黄了，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我们在这里谈爱中国，恨中国也就没有实际对象和实际价值了。今天中国在英文里叫做China，这个China是源于秦的古音，中国就是“秦国”。就凭这一点，这个秦始皇的功绩也抹不掉。况且，他的功绩远远不止这个。他是个勤奋的人，经常批阅竹简，夜以继日，以重量计算，不完成不收工；他四海游历，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以便决策；他兼听兼信，每做重大决策，总是先民主后集中。更为重要的是他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这是开化来者的伟业。今天为什么举国哇哩哇啦学英语？为什么要搞个GB（国标），还总是出不了国门，要出国门就要遵循JIS（日标），DIN（德标）等标准？商业企业运作方式要搞ISO9000系列认证？为什么各位的手机到了美国就不能自动漫游？秦始皇2000多年前，就替我们做了回答。
知识分子，能量十分了得，治国安邦未必行，毁一个历史伟人的名声，却是得心应手。挨骂的不光秦始皇自己，毛泽东因为自比秦始皇，也成了一大罪，也被骂个没完没了。秦始皇被骂，说到底，是因为“焚书坑儒”，尤其是因为“坑儒”；毛泽东被骂，说到底，无非是搞了个“反右”和“文革”，文革按下不表，就说说这个“反右”。今天，骂毛泽东最起劲的，有多少人敢面对当时的真实历史？有多少人真的知道当时的真实历史？一些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些人则是彻底的不学无术，人云亦云。这些人在“反右”问题上的心态，和在“坑儒”事件上的心态，完全一样。“反右”成了另一个“坑儒”事件，以讹传讹，被一些人用来申张小集团的利益，制造思想混乱，祸害国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约500万旧知识分子，无法跟了蒋介石去台湾，便从旧中国落到了毛泽东治下。毛泽东把这些人当作心肝宝贝，曾一再苦口婆心告诫自己的战友们，这500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没有他们，一件事情也做不好。同时，正因为寄厚望于这些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当好教员，毛泽东就严格要求他们，并指出，知识分子不与工农相结合，必定也一事无成。知识分子要当好人民的教员，就该先接受教育，这个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工农离不开知识分子来进行知识教育，知识分子也要为工农服务，相互结合，才能共同提高。只有这样，才会对所有各方自身有利，对国家有利，对民族有利。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9年来的成功历史经验，雄辩的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是真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相互结合，的确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是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国家的惟一正确选择。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先后有苏共20大赫鲁晓夫诽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针对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言论诉求，为了避免社会动乱，最广泛的团结知识分子，1957年，毛泽东在自己的党内，力排众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要和知识分子和平、和睦相处，对知识分子不能搞武力压服，要搞据理说服。在行动上他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要求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降低入党条件，争取把1/3的知识分子吸收进党内，改善共产党的文化素质，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他还曾批评共产党干部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是宗派主义作风。
毛泽东用心良苦，胸襟高远，却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低估了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自身那点可怜的优越感的固守。从“士”的渊源起，知识分子就把自己别于人民，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个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已经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癌化”，要他们走服务工农的道路，岂不是让他们斯文扫地，于是他们中很多人就摆出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姿态，以示自己铁骨铮铮，傲气凛然。那许多已经习惯了和旧政权结盟，并实际结盟的很好的旧知识分子，从1949年以来，就对于自己与大老粗们同甘共苦的处境敢怒不敢言，总躲到自己精神的果壳里，梦想有一天回到过去的好时光里。当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出现，他们狐狸一般几翻试探之后，便以为可以咸鱼翻身，居然要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从学校、机关、工商业里，统统滚蛋。至于国家最高领导层，也要搞“政治设计院”（章伯钧语），让知识分子来给毛泽东的共产党搞政治设计，说白了，就是让当时的共产党放弃权力。他们还在行动上，号召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甚至对那些与毛泽东的共产党走得较近的民主党人士，进行公然的恫吓。这些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向新中国的政权挑战。毛泽东提倡与知识分子改善关系，提出“双百方针”，本来是要在中国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这些知识分子，却偏偏利用毛泽东的好意，为自己的利益鸣锣开道，借机在中国制造出“匈牙利事件”来。这与毛泽东的愿望相反，给党内某些人欲打击知识分子，同时削弱毛泽东影响力的人，制造了口实。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引用的权威史料披露，当时，共产党内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指责他的“双百方针”，搞得共产党要丢江山，要他必须立即组织反击。毛泽东不认为问题有那么严重，指示不要反击过早，以免伤人伤己，最好是让知识分子充分把要说的都说出来，这样好最后一次解决问题。这被后来的人刻意表述为“精心设计，引蛇出洞”。为了了解实情，不出偏差，毛泽东还亲自派人，每天到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高校去看大字报，了解高校动态。在意识到问题正在起变化，一些人动机的确不再是善意批评共产党，而是想复辟失去的权力时，毛泽东便团结党内外力量，带领共产党开始组织了被今天一些人批评和抹黑的所谓“反右”运动。
从此，毛泽东骂名随身，“英名不再”。毛泽东说过，秦始皇不就坑了460个儒吗？我坑他四万六千个何妨（大意）。当然，毛泽东是刀子嘴，豆腐心。他的所谓“坑”，不过是要右派们接受思想改造，不是肉体的消灭。实际上，直至“反右”扩大化（另文论述），虽然先后一共有约55万人被打成了“右派”，却没有谁被肉体毁灭的（邓拓、吴晗、翦伯赞、田家英、老舍，还有上海的金仲华、傅雷、李平心、叶以群、孙兰，这些今天被赞为殉道者的人，都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自杀于文革初期，都与“反右”运动无关）。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本来器重如山，可一些知识分子并不知道自己的浅薄。明摆着这个世界，不再是封闭的农业国，虎豹豺狼，对我虎视眈眈，非得要用虎豹豺狼的仁义道德，不能安邦立国，儒家那点祸过国、殃过民，只适用于封闭的封建的农业社会，不适合开放工业社会的浅薄杂耍，实在不应该再当宝贝用，可偏有一些人向毛泽东贩卖自己的“炼丹术”，要做“帝王师”，不成，就恨不得指着毛泽东的鼻子大骂。毛泽东雅量实在了得，那些被打倒了的大“右派”，一个个还是他的座上客，谈古论今，风流依旧，只怕是要令秦始皇的“儒”，在阴曹地府大喊冤枉，何其不公也！
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你可以在一切问题上，批评他，但有两个原则问题，你是不可以让他放弃的，那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党不懈的斗争使民族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组织起来了。这二者的结合，给出了中国光明的前途。谁要在这两个问题上，动歪念邪念，那么必然要被请到冷板凳上去。这是大原则，毛泽东不会让步的（注：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就不是毛泽东的共产党，我在2011年开博后的写作中对于两个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以B1代表毛泽东的共产党，是真共产党，B2代表邓小平的共产党，是假共产党，它是资产阶级政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参见“右而左逻辑等式求解”）。
要说毛泽东具体得罪了谁，还真说不上。但毛泽东得罪了两个集团，一是打完江山后要享福的官员集团，毛泽东要他们不做刘宗敏，要继续艰苦奋斗，继续“革命”；二就是这个能翻云覆雨的知识分子集团，就是“右派”集团。知识分子具有天然的攀缘性，总想寄生在一个权力阶层。毛泽东却把知识分子的寄生体，放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使知识分子无从寄生，还要知识分子自己，改变攀缘的天性，平展自己，把根植于人民中，变寄生为独立生存。这样，就动摇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立身为命的根本。这就决定毛泽东死后，就差被某些知识分子鞭尸，就势所难免了。直到今天，不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依然在动这歪念，要把毛泽东的遗体从天安们广场“请”走吗！
秦之亡，都说是亡于严刑峻法，亡于暴政。但单单忽视了基本的事实：秦二世不仅荒淫无度，腐败透顶，还投降了，投降了被老爸废黜的贵族地主官僚和知识分子结成的同盟。换句话说，秦亡于二世没有效法祖制，没有坚持祖制。秀才们，为了可怜的优越感，当了亡秦的帮闲、帮忙和帮凶，但又不敢承担责任，只好做文章盖棺定论，说秦是亡于暴政，亡于严刑峻法。要是此说成立，那后来的汉武帝吸取教训，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废了暴政，废了严刑峻法，把知识分子捧到了天上，这刘家的天下，却怎么也没有万古长青呢？对此，秀才们却又鼓噪出别的理由。这些理由当然都与他们自己无关，因为他们是完人。在他们眼里，暴君也好、明君也罢，都不是完人，犯了错，哪怕是用错了秀才，或者是用了秀才开出的错误的方子出的错，也与秀才们没有关系。
为了防止秦二世亡秦的悲剧在共和国重演，毛泽东便采取了许多强制的手段，作相应的防范，包括让那些自命不凡的秀才们靠边站，就是“反右”，还力图铲除秀才们赖以生存的土壤。秦始皇愚昧，看不到自己也有一死，为了长生不老药，惹了知识分子，被骂个狗血喷头，倒也活该。毛泽东知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得罪秀才们，不是为了自己长生不老，却是为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共和国长生不老，也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实在是冤枉不已。共产党确实是没有外来力量可以战胜的，能战胜她打败她的只有她自己。随着毛泽东的离去，共产党开始了自废武功，这个过程是从否定毛泽东开始的。而它的发动者，正是党内的“右派”，党外的“右派”，则推波助澜，唯恐这个自废武功的过程拖的太长。我非共产党员，只想知道，共产党对此引起的后果有多少防范？
毛泽东和秦始皇确有相似的地方。一个建立了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一个建立了现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两个人都限制贵族们的权利，要求官员按能力任职，不得吃老本。对知识分子，有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让其学点真本事，自食其力，不然就靠边站。毛泽东自比秦始皇，是有些道理的。但他自比的秦始皇和“右派”们嘴里骂出来的秦始皇不是一回事。这坛子里（指此文所发的强国论坛）的年轻网友切要记住，别上了半吊子的秀才们的当。这些秀才把诅咒伟人的污秽印刷成文字，换了几个铜板，就以为自己比伟人还伟大。我看是瞎忙乎。
历史发展了两千多年，毛泽东与时俱进，实远在秦始皇之上。然而，毛泽东的“右派”，比起秦始皇的“儒”来，似乎还是那么心胸狭窄，两多年来，没有多少长进：得志猖狂，失意就骂翻天。当然，毛泽东的“右派”中，也确有杰出人士，也像毛泽东一样分得清楚国家、民族与个人恩怨，可惜他们作古的作古，退隐的退隐。余下的半吊子，招安了，投降了，“去帮着打方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终又回到各自精神的果壳里，过起寄生的生活，感觉十分良好。
右而左
2005-10-3
10
为毛泽东辩护，就是为今天的工农大众呐喊
写《秦始皇的“儒”和毛泽东的“右派”》这篇文字，我是动了深情的，这深情首先是对毛泽东的敬爱，其次是对他所关心的普罗大众的现实命运的同情，再次是对于一些不负责任的主流知识分子的严重的反感。
文字注定要成为一个被打击的对象。因为它的立场那样的鲜明，鲜明到与我为之辩护的两位逝去的强者的人格魅力一样。这两位逝去的强者本身是那么的充满了争议性，这个为他们辩护的帖子，自然也就无法回避批评和争议。文字触动了一些人的痛处，揭穿了一些人的虚伪，暴露了一些人赤裸的本质，一些人反感是预料之中的。这在跟贴中已经反映出来了。
有人看到我揭露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就好奇起我的身份：你是做工的，还是务农的，恐怕都不是，却是一个被你自己指责的鼓舌之辈。“小我”超越了“大我”，在这位“正义者”的文字里一目了然。这正是我说一些知识分子，得意便猖狂，失意便骂翻天的原因之一。我可以满足一下这样的读者的好奇心：我先是务农的，后是做工的，再后是读书的，读完大学再做工，做完工后再读书。近30年来，我足迹留到了五湖四海、大江南北、世界各地；“911事件”的前一周，我还在纽约世贸大厦里，险些遭了拉登的暗算。许多时候我是个孤行者，我也说不清我说是个干什么的。
我为什么要为逝去的强者辩护？因为他们不但真正改造又改变了世界，而且指明了历史发展的路径；他们真正是万里旷野里的拓荒者、孤行者，每当想到他们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总不免身心颤动；他们把自己的名誉地位视为粪土，所为一切只为“超度”普罗大众；他们活着的时候，被奸佞小人谄媚，而不被这些小人所蒙蔽；他们逝去之后，这些奸佞小人便像非洲大陆的鬣狗一般，来撕咬他们的尸首，还要在自己啃剩的骨头上拉屎拉尿。我看不惯这些鬣狗们。
历史总是沿着那些真正的具有先知先觉的强者指明的方向前进。当它一步一步的遵循着强者的脚步的时候，就步履轻松；当它自作主张，离开了强者指明的路的时候，就步履蹒跚。但历史不会像福山先生看到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土崩瓦解后，那样幸灾乐祸的“终结”（其感于此事件写出的作品叫《历史的终结》）。为了历史回到正道，总要有人去挥去伟人身上的灰尘，清洗掉鬣狗们留下的污秽。许多人自觉加入到了这个善行的行列，我愿意和这些人为伍。
我不屑于因此被指控为专制鼓舌，为独裁翻案。那些无论是现实中的，还是历史上的真正的强者，其实无需辩护。他们本身的历史光辉，不会因为别人的涂抹和诬蔑而失去。但是，涂抹和诬蔑，会误导我们的子孙，误导现实中眼睛不太明亮的求知者。为他们辩护，是为了让他们回到大众中来，让大家看个真真切切。
为毛泽东这样的强者辩护，就是为现实中的被忽略、被压迫、被残害、甚至被掠杀的工农大众呐喊。他们先是因为出身天然地被剥夺了太多的权力和权利，后是在社会中被人为地剥夺了更多的权力和权利，一个个在现实里艰难地挣扎着生存。但他们的精神是强大的，他们的灵魂是高尚的。曾经有部电影叫做《被爱情遗忘得角落》，今天，被广义的爱情所遗忘的，何止是一个角落？
牟宗三说他50岁以前的文字，不要看，50岁以后的才可以看看（大意）。意思是说，50岁以前他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不免肤浅，不免荒唐。50岁以后，或许才开始摸到一点真理的茸毛。有西人说，一个人年轻时不是右派，年老时不是左派，那么，他虚度此生。
我曾经俨然一个实足的小右派。上小学时，脚丫子在冬天常被冻开很大的口子；没有穿过一件新布料做成的衣服，都是破衣烂衫上剪下来的烂布头拼成；上五年级还有时不得不穿“开档裤”（别以为我哗众取宠），调皮捣蛋被罚站时，两腿总不敢松开。这都是家里穷的。粉碎“四人帮”后，我第一个被灌输接受的概念，就是毛泽东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想想自己五年级还穿“开裆裤”，可不是经济崩溃了么！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主流鹦鹉学舌，就觉得自己家里穷，国家穷，都是毛泽东的错。然而，我忘记了，那时虽然没有好衣服好鞋子穿，但肚子从来是吃得饱的，还有肉有鱼。每年春节，家里杀一头200来斤的肥猪（一般另一头国家征购供应城市了），光是腊肉就可以零零散散吃上半年的。初中时衣服改进了许多；高中时基本穿着无忧。这说明，毛泽东的建设成果，逐步开始让一般老百姓受益起来。当时的国家贫困与毛泽东没有直接关系，那是毛泽东之前100多年战乱留下的后遗症。毛泽东所致力的国家目标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个贫困。他实际上已经让我逐渐穿的不错，吃得饱饱的，还有免费的学上，奠定了我后来周游四海的基础。这一切本身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伟大成就。但是，这些当时都不曾想过，也不会去想。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淹没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然而，历史的发展，给了我最清醒的教育。每隔三两年我总要回老家，那条我步行上学的路，近30年里的变化，是由当时的石子路，变成了由于年久失修石子完全陷入泥土的锯齿状的坑洼泥巴路。村里的老人一个个因为人民公社解散（84年前后）死于无助，死于比解散前严重得多的贫困；我儿时的玩伴也有数个死于非命，他们的孩子不得不辍学。此外，不少青年外出打工，再没有归来，只留下他们的父母神神道道，喃喃自语。每每看到这一切，我开始为自己的右派幼稚而惭愧。小岗村模式推出时，我虽然表示过怀疑，但没有预料到人民公社的解散来得那么快，那么的彻底，那么的后果严重。（注：后来我写过一篇《远逝的钟声和逼近的贫困》，借我村里实际发生的一些事，来祭奠人民公社）。我们村是农村的一个缩影。那么，城里的繁华后，又有着怎样伤悲的故事？
1997年我出差到湖南怀化，一个傍晚，在宾馆附近散步，见到一辆卡车从一户人家门口开过，撒下一溜白色的东西。这户人家的主人很快就拿出破扫把、破簸箕沿着车迹扫走那白色东西。后来我问接待我们的人那是什么，被告知，是猪饲料，扫回去人吃的。那是我在北京“养尊处优”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有下岗工人吃猪饲料。随后，我还知道了当地当时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一个家庭，因为夫妇双双下岗，家断炊烟，一家三口自杀了（小孩显然不会是自杀，是爱他们的父母带去了他们不得不去的“天堂”）；一件是，一个老职工，下了岗，无生活来源，倾家所有，弄了一套简易的炸油条的家伙在街边无照炸油条。结果连连被罚，第三次时，工商人员干脆把他的摊子彻底砸成了废铁。老人最后自杀。今天，我们在媒体中看到的，只是这些悲剧中的九牛一毛。这些事实，居然引不起某些人的同情，他们只知道在那里喊，弱者就是要被淘汰。我要问，这样的淘汰法，是这个社会的正道么？！
毛泽东一生刚正不阿，他坚持自己的道路，他限制少数人的胡作非为，他牺牲了一些人追求的“小资自由”，确保了7亿人的生存和话语自由。有人对比两个时代说，“毛泽东的时代，无法有法有理便是法，现在的时代有法无法有钱便是法”。我在文字中说到“毛泽东其实没有得罪谁，但他得罪了两个集团”。大家看看今天的时代，使改革开放变成资产阶级复辟的到底是谁，是那些怀有虔诚之心，支持改革并要求在纠偏中继续改革的人们，还是那两个毛泽东得罪过的集团？
毛泽东对任何个人没有偏见。拒绝他的政治对手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毛泽东的时代，把党内的斗争都叫做路线斗争。我从来不认为和毛泽东一同出生入死的人，是为了毛泽东的位子才和毛泽东叫板。事实上，他们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毛泽东和他们叫板，实际上，也决不是舍不得那个位子，而是为了一条路线。我对那些被打倒的人士，彭德怀也好，刘少奇也好，还是后来的其他人也好，都给予深深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我不认为他们是在反对他们为之出生入死的党和国家。但路线分歧确实存在，这个分歧决定了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不能共好事，一些人需要暂时离开位置，去学习提高，这里面就包括刘少奇。至于后来这些人身上发生的不幸，决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更不是毛泽东的授权，另有比较复杂的原因（注：本文是较早的文字，有关这段文字涉及的内容，请参考2012年“右而左思想咖啡屋”文革反思系列“1966-1976：XXXX”）
我为毛泽东辩护，为秦始皇辩护，不是简单地翻历史的案。历史本身给于了他们成功的机会，并实际成全了他们的成功。如前文所说，他们无需辩护。我只是想在这个辩护的过程中，启发更多的人去做自己独立的思考。秦始皇代表了专制，当然是这样，这还需要右派们来告诉我们吗？但专制是那个时代的主导价值。罗马帝国也专制，但恺撒大帝总是西方人的大英雄；亚历山大征服了无数土地，杀灭了无数生灵，却要泪流满面的说：这个世界如此的美好，我不能全部征服，是多大的人生遗憾。但亚历山大还是西方的英雄。彼得大帝为了自己的路线能够实施，1200人头被挂在宫廷的城墙外长达一个月之久，俄罗斯人还是把彼得大帝看作自己民族的英雄。承认英雄为英雄，就是在为专制辩护吗？今天时代的主题是所谓“自由民主”，但我们不能自作主张给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穿上西服，还标榜自己民主自由，说秦始皇不穿西服就是独裁专制，还要借此否定他的历史功绩。这是认识历史的眼光吗？
上山的路和下山的路可以是同一条。毛泽东开辟了上山的路，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往回走，只需一滑就可以到底了。到底哪一个是在创造和建设?上山的路又可以是多条，为什么要认定华盛顿们走的路，就是唯一正确的路？毛泽东探索的路就不是一条可能成功的路？快到山顶不走了，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的路是错的。
西西弗神话说的是西西弗推石头上山，但总是功亏一篑却永不停止。西西弗在西方几乎人人皆知，被西人认为是智者，其精神奠基了西方探索不止的科学精神。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愚公移山，在我国却只是一个沉睡着的寓言，直到毛泽东的唤醒，才家喻户晓。愚公被我们叫做“傻冒”，提倡愚公精神的毛泽东，被右派们指责为违反人性，是极左。右派就是这么肤浅的理解人性，怎么能受到尊重？怎么能担当得起国家的使命？
右而左
2005-11-10
（注：本次整理时有修改压缩）。
11
略论毛泽东的“神性”和“人性”（上）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神，不是人；毛泽东是人，也是神；毛泽东不是人，也不是神（是魔鬼）——这是“毛泽东是人还是神？”这个判断命题下全部四个子命题。关于毛泽东“人神”的争论，由来已久，大致发端于《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后来出现了许多不该有的假反思、真诬蔑的书籍，如早年的李志绥、京夫子，去年的张戎。
毛泽东是个永恒的话题，关于他是人是神的争论在强国论坛也不绝于耳，但留意一下就发现，那些竭力否认毛泽东是神，只承认他是人者，其实对毛泽东是怀有大不屑的，说他是人，不过是说他算不得什么，一庸愚凡人耳！那些说“毛泽东是人，也是神”和“毛泽东就是神，我就崇拜毛泽东，爱谁谁”的人，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毛泽东所完成的丰功伟业由衷的敬重和由此产生的对他本人真诚的热爱，在和对毛泽东怀有大不屑、大不敬者“赌气”，未必就是说毛泽东真的是神；至于那些说毛泽东“不是人，也不是神，是独裁专制的魔鬼”的人，我就将其一笔勾销，打入十八层地狱，因为这些人基本没有正常的思维和判断，只有儿童般幼稚的情感发泄：干嚎。
要回答毛泽东是人还是神，我们先要看看毛泽东身上具有怎样的“人性”和“神性”？一般而言，谈到“人性”，是说人要食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这对任何人都不难理解，而“神性”就复杂了，何所指、何所谓，并没有一个基本的、为大家接受的一般标准或者定义，即使矢志坚称毛泽东是人也是神的人，也不见得对“神性”能说出一二三来。下面，我就先通过大家都知道的东方宗教里的“佛陀”和西方宗教里的“上帝”，来看看“神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去过寺庙的人，只要不是附庸风雅，假表虔诚，冒充善男信女，当对释迦牟尼的生平了熟如烂。释迦牟尼本名SiddharthaGautama（悉达多，乔答摩），死后被尊为释迦牟尼，意“释迦族的圣人”。他本是一个迦毗罗卫王国（今尼泊尔地区）的王子，他在脂粉里的多情善感与作为，可比曹雪芹红楼梦里的宝哥哥。他29岁（一说19岁）忽然出家，据说是因为以下三事：一，某个晚上夜解，偶然看到睡前还美艳无比，万般风情的王妃，在睡梦中口涎垂流，眼垢堆聚，鼾声如雷，不禁凄然，生出美色如空，世事如幻的感慨来（有说是一个晚会后，于宫女们同寝，见到宫女们的上述丑态）；二，某年视察宫殿四门，于东门见一老者，弯腰驼背，步履艰难，不堪痛苦；于南门遇一病者，满身烂疮，状如地鬼，奄奄一息；于西门逢一死者，亲人抚哭，哀号不止，痛苦万状；走北门，方得一绿荫道，通向一个优雅僻静的所在。但是，生老病死的困惑，已在其心头成梦魇，挥之不去。三是“王耕节”观耕，烈日如火，耕者却赤裸身体，暴于烈日之下，老牛被鞭打，皮开肉绽，血流成行，而被犁出的蚯蚓，为雀鸟所啄食，不得好死，雀鸟又被蛇、鹰捕获，毙于非命，整个一幅弱肉强食之凄凄、惨惨、凄凄的景象。
多愁善感的悉达多王子，不是我国古代那个“民饥，何不食以糜肉”的昏君，便不顾父王的阻拦和劝诫，弃却宫里的美艳佳丽和富贵荣华，以众生的生死大事为己任，毅然出家，救渡众生出苦海。6年苦行未得正果，便放弃苦行，到菩提迦耶一棵毕钵罗树下，跌坐冥想，顿悟得道，时年35岁。“初转法轮”（向首批五个追随者传道）后，又历经45年传道活动而至圆寂。实际上，他没有留下文字，这和孔夫子“述而不作”类似，其修行和超度众生之心得，都是弟子整理流传于后世。他死的时候，曾叮嘱弟子，不要把他神化。还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所谓“无常”（impermanence,uncertainty），权威也“无常”，不要受制于任何权威，包括他自己的权威，他只指出了成佛的道路，每个人如何通过这条道路，就看自己了：“一切复合而成的事物都将衰亡，勤奋努力吧”。
但是，事与愿违，他的大悲大慈，感动了弟子，弟子们还是尊他为释迦牟尼（也叫佛陀、世尊）。就这样一个决意普度众生的王子成了佛陀。后来佛教发展为两大流派：小乘（Mahayana）和大乘（Hinayana）。小乘拘泥于佛的教条，为正统派，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稳住了脚；大乘比较灵活，由马鸣（Ashvaghosha）创教，被龙树（Nagarjuna）完善，传播到尼泊尔、中国、日本等地。小乘注重自觉不在乎觉人，而大乘则以自觉为手段，以觉人为目的，即自觉而觉人，普度众生脱离苦海。
再看西方的“上帝”。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源于犹太教，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被白人改造为基督耶稣（Jesus），它经过了人化和再神化的过程，使耶稣与上帝耶和华、上帝的灵魂（HolySpirit）合为一体，即所谓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HolyTrinity）。耶稣出身卑微，降生于马厩，成人后是木匠职业，后传道济民，救死扶伤，医治好诸如鬼附体、癫痫、偏瘫、麻风病等多种疑难病症，并把许多必须坚守的做人的道理和社会律条，传播于大众。如“爱邻如己，爱敌如友”；“别人打了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伸给他”；“夫妻是神的配合，纵有不睦，也不可休妻，男女是平等的”。“即使天地废除了，法律一点一画也不能废除”，等等。
后来，耶稣被犹大30个银币出卖。基督知道自己的死将不可避免发生，于是他决定给门徒们亲自洗一次脚，洗脚时他告诫他的门徒：我，你们的主，既然给你们洗过脚，你们就要相互洗脚，我为你们立下榜样，你们会明白，大家都是平等的，主人并不比他的仆人高贵，你们要相互谦卑，彼此友善。随后，基督和门徒们共进最后的晚餐，并以面包和酒，分别代表自己的肉和血，向门徒们表示祝福，并叫那个背叛者犹大，不要犹豫，立即去向罗马执政官报告。
犹大按约定用亲吻向缉捕耶稣的人报告了耶稣的身份，耶稣被捕了。他在公会里坦然接受审判，在被审判中不屑于巡抚大人的小伎俩，他在赴死的路上，宽恕了士兵无知的鞭打和嘲弄，他无怨无悔，没有一丝畏惧和胆怯，将钉死自己的沉重十字架扛上了刑场。耶稣死后，很快被人发现复活，并入天国，与父和圣灵同在。后来基督的教义被其信徒保罗集成并传播到罗马。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剿灭基督教无果之后，干脆皈依了基督教，对其加以利用。在狄奥西多大帝执政时，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后来成为影响西方历史最重要的力量。
对以上略作总结得到：
释迦牟尼具有顽强的叛逆精神，对人生真谛不懈追求，直至得道；所求非一人一己之一时幸福，而为众生之永恒快乐和幸福，即脱离苦海。释迦牟尼的“神性”（表现为佛性）可归纳为，以爱和同情，即“般若”（Prajna）和慈悲（Karuna），为普罗大众的生死大事，放弃个人一切欢乐，寻找为大众的终极真理，为大众指出一条脱离苦海的路。正如他同时又告诫信徒的，不要把他自己神话，不要受制于任何“无常”的权威，包括他自己的权威，他只指出成佛的道路，人们走不走这条道路，成不成得了佛，则在于每个人自己。
与释迦牟尼注重个人的苦思冥想，对门徒谆谆教诲不同，基督更重视通过社会实践来践履和示范自己倡导的道德，对信徒和大众进行教化和鞭策。他的死，本是可以避免的，但他没有回避。中国有“慷慨献身易，从容就义难”的说法。于欲活不能的境地，慷慨陈词一番，接受绞索、铡刀或子弹，当然容易，而明知绞索、铡刀和子弹等着自己，自己走而生也可以留而死，却依然把脖颈套进绞索、把头放入刀口、把胸膛对准子弹，只为殉道，这便是从容就义。中国近代历史上，能有如此从容就义者，是谭嗣同。所以，也只有这个深得宗教精要的谭嗣同能写出那样深邃精到的《仁学》。基督与谭嗣同之别，在于一个是救赎，一个是无奈的唤醒。基督的“神性”表现在，以宽容（tolerance）和恒爱（eternallove），示范迷途的大众，把平等和博爱，制作成面包和酒，融入大众的血液，以一人之死，拯救万民于劫难，让众生在忏悔中认识自己的罪孽，从而荡涤灵魂，而致完美。
由上我们发现，神本来是不存在的，诸如释迦牟尼、基督，都不过是人类中的杰出者，他们的伟业为万民所称颂，众生神化他们，所表达的情感，首先不过是一种怀念，其次是对于自己可望不可及的人性崇高的赞颂、认可、向往乃至羡慕；再次，是对自我的批判，是一种忏悔精神的萌发；复次，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抗争，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决不是无事而造神，束缚和麻醉自己。
人性其实是两面的，在下的一面，可以是所谓兽性的一面，而在上的一面，恰是神性的一面。如果我们直接兽的一面，并把它认定为人性的全部，那么我们，将永远不能成为人，不能自由、不能自立、是物欲的奴隶。许多人，认清了人性的两面性，克服的是下一面，追求的是上一面，这样，不仅在生活行为中克制自己，也会对那些伟人、那些大写的人，充满了敬意和爱戴。这样的人性才是健全的人性。佛教“六道轮回”里，人下轮为兽，上轮为佛。正是对人性最好的把握。
这样，当我们再回到“毛泽东是人是神”的问题时，就发现，毛泽东所震撼我们，所流芳百世的，既是他作为人，带给这个世界的福祉，也是表现出的超越人性的崇高，即“神性”。以上述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的“神性”(在释迦牟尼那里记载为佛性），反观毛泽东，我们发现，毛泽东具有释迦牟尼的一切神性要素和实际的神性光彩，也具有基督的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叛逆的不仅是自己的家庭，而且是愚民误国两千多年的儒家道统，他正像佛陀那样，不仅是自己觉悟，更在乎觉悟大众，他把真正的平等、博爱和人道，教授给人民，甚至对于地富反坏右也是“能不抓的不抓，能不杀的不杀”（溥仪是最好的例子）。他的爱和同情，是给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为了追求民族的身体和心灵的解放，把横贯在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斯芬克斯怪兽——帝国主义和儒家道统降服，他和释迦牟尼和耶稣一样，坚韧顽强，愈挫愈刚，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学识，惊天地泣鬼神的意志，以整个生命践履自己的志向。
他对释迦牟尼的神性有无可置疑的超越。佛的行为带人出世，佛的目的却又直指现实，这即所谓“回向”。佛陀其实没有完成这个“回向”，他只指明了脱离苦海的路，就叫众生自己“各自努力去吧”，而毛泽东完成了这个“回向”，他不仅自己觉悟、为众生指明了脱离苦海的路，更重要的是他亲自带领众生去走这条路(社会主义)。此外，释迦牟尼只解决自然的生老病死造成的众生的苦海，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人为的众生的苦海，却是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的，毛泽东则不同，他同时向两者宣战。就这样，释迦牟尼的神性被他超越。
毛泽东留给我们一个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具有基督教义中一切关键的律条，完全可与基督教义中的启示录媲美，如果我们遵守、我们继承，我们发掘、我们阐释，并传给后代，我们的民族的成员，就会像基督的民众一样，赎掉过去的罪孽，脱胎而成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这也正是基督以死要换得的，当今天许多人在几乎一切方面都“崇洋媚外”的时候，是否看到基督留给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那么多他医治好的病人，喂饱的成千上万的饥饿者，恰是他在践履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时，留给人们的启示，以及他的死所激发出来的人类的忏悔精神。犹大忏悔而上吊了，更多的民众，则在忏悔中皈依了基督，而基督是在人们的忏悔中复活的，由人变成神的。今天的毛泽东恰恰也是这样，他经历了人们对他的怀疑、诅咒、诬蔑、诋毁，但他没有倒下，以对百姓的宽容和恒爱，让善良的人们忏悔，在忏悔中认识到他的爱和仁慈、他的真理性、他的永恒性、他的绝对性。
基督的神性也被毛泽东超越了。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才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仅仅面临一种潜在的背叛，非显性的背叛（后来不幸成为显性的，这种背叛不是对他个人的，而是对他所认定的拯救中国人民脱离苦海的社会主义道路），便为自己打造了一幅十字架，把自己钉了上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在这一过程中，基督的神性被毛泽东超越。基督被钉死，大众得以在灵魂上被拯救（其实并未完成这一拯救，它只是基督的愿望而已），毛泽东被“钉死”，而人民纵有暂时的苦难，只要不断自觉思考毛泽东及其为人民所做的一切，就必将最终获得灵魂和肉体的解放，他也相应会被解救下“文革十字架”复活，回到人间庇佑每一个弱小者。
有个网友说的好，毛泽东是中国苦难时候的产物，不管和平时候，我们怎样忘记他，不屑于他，但到了民族危机的时候，将是我们民族惟一的选择。何其善哉斯言！基督完成了他的事业吗？完成了！他赴死便是完成，完成后，他成为了西方的保护神。毛泽东完成了他的事业吗？完成了！他发动“文革”便是完成，完成后，他先到了地狱，再上升到人间，成为中华民族的保护神。
我们的民族的一些人，有一种劣根，就是自己不如人，不是努力赶上，而是拉人后退，往人身上泼脏水。之后，便说自己更高、更好、更伟大。那些自己看不到毛泽东伟大之处，又诬蔑别人是在造神的人，就是这样劣根难改的中国人，他们的心灵是一间落后农村的茅厕，永远有清理不完的垃圾，而垃圾是他们惟一的武器。
还有一些善良者，由于缺乏对人、对神、对宗教、对文化、对人类过去、现在的了解，和对人类未来的揣摩，认为把毛泽东看作神，就是愚昧，就是造神，他们缺乏的不仅是知识和判断力，更是理想、道德、仁慈和爱，这些正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倡导的（“老三篇”），在实践中履行的（贯串其一生，读者自己去找例证吧）。他们没有这些人类的善性，也不想去获得，就说这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不过是愚昧。于是，这样的人，所落入的其实是思维、思想、精神和道德的冰窟，没有自由，只有痛苦的挣扎，但他们自己以为是自由。这些人应该学会在否定别人的时候，也尝试怀疑自己，并适当的否定自己。在毛泽东问题上，他们则应该高举起智慧的剑，刺向心中由无知产生的怀疑。
毛泽东是人，而超越了一般的人性，具备了完美的神性，他在死后被尊为神，是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人能将它请下神坛。
有句禅语：初看那山那水，山是山，水是水；再看那山那水，山不是那山，水不是那水；复看那山那水，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或许只有毛泽东的生前死后的遭际能配得上作这禅语的注释。
右而左
2006-3-29
（注：此次整理时略有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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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毛泽东的“神性”和“人性”（下）
在（上）文里，我略谈了毛泽东的“神性”，并认为毛泽东超越了一般的人性，具备了完美的“神性”，才至于死后被向往社会基本公平和正义的普通老百姓尊为神。那么，这个被超越的“人性”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毛泽东的人性？
告子曰“食色者，性也”。据此，即使在现代中国，在一般大众的理解中，所谓人性，依旧只是“人要食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但是，吿子的这个表述是远远不够的。若把人性的全部理解为“食色者”，那我们就不仅不能完成对自我之兽性的超越，不仅不能理解毛泽东之人性及其全部所作所为，而且不能理解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和现代文明。
所谓人性，我以为是人在进行自然改造、社会活动以及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总和。这里，重要的不是关于人性的抽象的定义，而是它的表现形式。人性是通过“表现”而被认识的。为了叙述和理解的方便，我对一般人性的表现，做如下一个简单分层。
第一层（本能层）：衣、食、住、行、色。主要是为基本生存和生理需求而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既能产生为勤劳、俭朴、克己、为人的人性之善，也可衍生出懒、馋、贪、占之类人性之恶。这个层是直接兽性的。在这个层面上表现出的人性，若不加约束，往“恶”向发展，就基本与兽性无异。因此，它是人性的地狱。遗憾的是，这个层面上发生的一切，又恰是最为一般人所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并在当下被一些改革者视为人性的大部甚至全部。所谓“食色者”是也。满足这个层面的人性需求甚至成为了经济改革的唯一理论依据。
第二层：婚姻、家庭、爱情、亲情、友情。这是为满足人的较高层面生存需求和基本社会需求而表现出来的较高层面的自然属性和较低层面的社会属性，既可产生出和谐、美满、诗性、优雅等人性之善，也可衍生出嫉妒、愤怒、仇恨、背叛之类人性之恶。它是从地狱通往第三层（炼狱）的一个明亮、宽敞、温暖、惬意的通道，常常让人生出美妙无比的温馨感来。唯其如此，许多人便驻足在这里，不再向上攀爬。这个层涵盖了人群中的绝大部分。
第三层：事业、理想、国家、民族。这是为满足人的社会需求和自我实现所表现出来的人较高层的社会属性，既可产生英雄精神、集体主义、爱国情结之类人性之善，也可衍生出权斗、攻击、毁灭、杀戮、残暴等人性之“恶”（注意这个恶是加引号的，因为不行“大恶”，不可达“至善”）。这是人性向上的攀升阶段，是人性的炼狱，一切是是非非（又总是大是大非！）似乎总是纠缠不清，仿佛凡是即非，凡非即是，认识者必须掌握认识论的基本方法，方可衡度。这个层面的人，若一切顺利，则向第四层发展，并可能获得成功，而一旦遭遇挫折，自己意志又不坚定，就很快滑落到第一、二层。
第四层：正义、公平、公正、自由、平等、博爱、宗教、信仰。这是满足人自我实现所表现出来的高层的社会属性。这些属性的和，构成人性的崇高，或人性的终极善，并与神性靠拢。这个层上，没有人性之恶。因此，他是人性的天堂。
以上第一、第二层是感性层，多数时候显得温情脉脉，第三、第四是理性层，靠近真理或等于真理，通常显得冰冷，甚至残酷。这个上下各两层完成对人群的第一次划分，区分出普罗大众和“优秀分子”。停留在下两个层面的人，是普罗大众。他们中的一些人，基于自己的人性弱点，对毛泽东的人性展开较多批评，并直接影响身边还没有独立思考的年轻人群。可是，由于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人性深度不够，他们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却又往往不着边际。唯其如此，这些人的批评并不可怕。
第三和第四层对人群进行第二次划分，就是在“优秀分子”中区分出真正的优秀分子和冒牌的优秀分子。从第三层退回到第一、第二层的是冒牌的优秀分子，驻留第三层和攀升到第四层的才是真正的优秀分子。遗憾的是，冒牌的优秀分子，并不只是影响身边的小股人群，他们对大众舆论具有操控和左右能力，而这种操控和左右具有最大的欺骗性，因为他们的确曾是理想主义者，并为理想奋斗过，失败后，才成为虚无主义者，走向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完全否定。由于他们具有相当的知识和实际的经历，对于大众的欺骗，总是仿佛头头是道，故其毒化作用显得难以消解。知识界的非毛者，粗略说，都是从第三层退回到第一、第二层的人性失败者。
驻留在第三层（人性炼狱）中的人，情感和判断都最为复杂。他们在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格面前总是失败，却又总是不服，对毛泽东有恨，但也总怀着敬畏（也许没有敬意）。进入第四层的人是历经沧桑和苦难而绝不放弃理想者，走向了精神和思想的真正自由，也就是走向了崇高。今天，从感性层面感谢毛泽东的恩情的人是普通老百姓，而从理性层面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精神道德体系的人，就是这个层面的人，黄克诚、罗瑞卿是他们优秀的代表，他们不能想毛泽东之所想，做毛泽东之所做，却能理解毛泽东，并即使蒙冤也致死维护和敬重毛泽东。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这个层面的人，他们物质上可能并不富有，但绝对都是精神上的富翁。在未来，引领中国走出迷茫的，将是这些人。
秉公、客观的读者，可以依据以上的分析，循着这些线索对毛泽东的人性，得出自己的基本认识，并对于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卑劣的方法、在什么问题上，几十年如一日，展开对毛泽东的丑化、诬蔑和攻击，建立起一个基本清晰的判断。毫无疑问，毛泽东一直走到了人性最高阶段，并且是这个阶段完美人性的杰出代表。也正因为他的这个高度，让绝大部分人难以企及，关于他的是是非非也就特别难以调和。这个难以调和彰显的不是毛泽东人性的复杂，而是认识者自己的局限。
此外，毛泽东早年拒绝父亲的意愿，坚决不做丰衣足食的小老板，还写下“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便远走高飞奔自己的理想去了。不久，他就成为了共产党的核心之一。个体融入了集体、融入了党，融入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这个过程太短，以至于我们在许多时候难以分清一些失误是他的人性所至，还是共产党集体之失察所致。这一点为许多人认识毛泽东的人性增加了难度。
但是，毛泽东的人性决不是不可认识的。他既然是人，就与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有各种本能需求的。就第一层面看，他似乎对于物质的东西毫不在乎，他一生很少与钱打交道。完全成了党的人之后，更谈不上物质追求，迄今为止，可以知道的是，他有许多政敌，但没有任何一个是因为个人物质利益而结下的。在物质层面的人性上，他没有衍生出懒、馋、贪、占之类一般人性之恶。为此提供具体佐证的还有以下的实例。
在“一大”时期，其他人西装革履，他长袍马褂，全然漠视“另眼”；1949年，他入北京（当时叫北平），要会见民主党人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只好穿了补丁的衣服去会见民主党的大佬，向他们奉献出自己的治国方略。陈毅去世，毛泽东参加追悼会，他在内衣外，套上那件外事服就了事。尼克松访华，他穿的也是打了补丁的衣。他访苏归来在东北和胡志明被一同款待了熊掌，为了客人，他吃了。后来胡志明不在，在被款待还要好的食品时，他就毫不客气指出，你们要当刘宗敏，我是不当李自成的。他把食与腐败连在了一起，与执政党的生存和江山社稷连在了一起。毛泽东的保留菜谱是红烧肉，这与时下每年3000亿的公务员吃喝相比，实在是发人深省。“大跃进”出现问题后，毛泽东连这个红烧肉也撤下了饭桌，与民同苦。革命途中他风餐露宿加窑洞；1949年革命成功，他最喜欢的住所是菊香园和游泳池。就行而言，早年的艰苦不说了，红旗车下线，他就坐了红旗，与今天一个县长都要坐豪华进口车相比，我们还能说什么？不至于说他出行坐专列火车太铺张浪费吧？如此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在1980年参观过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所看到的一切，绝不比一个当时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设施好多少。我辈实在是该感到汗颜的。
毛泽东是个性情男子。这给他生前死后添了太多的麻烦。生前失骄杨，一生成恨。死后因为贺子珍、江青的原因，被一些人指责为不忠于情感不说，有好事者，如李志绥和京夫子，诽谤毛泽东到登峰造极。那些文字的叙述，就如同作者架了一台摄像机，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从延安开始就跟踪着毛泽东直到他去世。略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作者抽的是自己的嘴巴。可是居然有美国的所谓学者，为这样的书推波助澜，认为是无价之宝，而更多的幼稚人士，居然还抱着这样的垃圾文字不放。有“善解人意”，“通情达理”者说，即使那些都是真的，也可以理解，皇帝嘛，三宫六院算不得什么，那是小节，不必追究，皇帝也是人嘛。这话包藏祸心，比公开的诬蔑更加恶毒。说这话的人，很可能自己“夜夜新郎”，一奶、二奶、三四奶。他们煞有介事说“皇帝也是人嘛”，不过是一面骂着毛泽东如同封建专制皇帝荒淫无道，一面掩盖着他们自己十足的禽兽嘴脸和荒淫。
就第二层面看，毛泽东的人性经历是大不幸的。但在这些不幸中，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人性中超乎凡响的坚韧、忍耐、克己、严厉、执着，以及其他许多闪光。他一生结了三次婚（不包括早年家里包办的那次）。中国自古有人生不幸有三：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毛泽东虽然不是少年丧母，却实实在在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它们都是可以避免的，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为了劳苦大众的事业，毛泽东自己主动做出了这些牺牲。诚惶诚恐的彭德怀专程回国，向他报告毛岸英之死并“请罪”时，他忍住悲伤，安慰彭，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 ，不要因为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就成了一件大事。我们普通人享受的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对于毛泽东成了奢望，但他无怨无悔。
毛泽东对爱情有怎样的理解和向往我们无法揣测。但是，从他写给杨开慧的两首词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有爱情的烦恼。“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恁。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这是毛泽东1921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