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李翔
额尔金勋爵决定放火焚烧圆明园。在此之前，他在北京四处张贴的告示中称：“任何人，无论贵贱，皆需为其愚蠢的欺诈行为受到惩戒，10月 18日（1860年）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作为违反休战协定之报复。与之无关人员皆不受此行动影响，惟清政府为其负责。”
即使对于侵入者而言，火烧圆明园似乎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这座柯勒律治描述过的宫廷院落，在一些英法军官看来，“像神话故事中描述的那样神奇美丽”，因此让人失去掠夺它的勇气。比如约翰·米切尔爵士拒绝在延寿寺点火，因为他“对那种魅力深感震撼”，于是“把它当成一件艺术品留了下来”。
对于额尔金勋爵而言，这当然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在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展示给我们的著作《鸦片战争》中，这位勋爵被称为“一位勤俭的苏格兰人”。在描述他时，两位作者并不吝啬赞美的词语，尽管这位勋爵做出了足以让他在一个半世纪后仍然臭名昭著的举动：火烧圆明园。勋爵的父亲，额尔金七世伯爵被称为希腊万神殿的掠夺者，在欧洲臭名昭著。额尔金七世是一位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在英国人看来，他收藏文物；在希腊人和后世历史学家看来，他破坏古迹。他把坍塌的万神殿中的雕刻物从古老的庙堂上剥落，送回英国，“以免在战乱的雅典受到破坏，或者说想以此谋取个人利益”。
在用父亲遗留下来的希腊神像做镇纸的同时，八世勋爵希望自己能够改变家族希腊万神殿掠夺者的恶名。这个恶名意味着对希腊文明的掠夺和亵渎，它把一个人列在了一个文明的对立面，从而使这个人被上层社会嘲笑、甚至唾弃。在很大程度上，额尔金勋爵已经让人无可挑剔。他是个值得羡慕的真正贵族。在接受到中国的职位之前，额尔金勋爵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外交家。他30岁即担任了牙买加总督，35岁担任英国北美总督。他也是一位具有皇室血统的贵族子弟，对所有的暴力行动深恶痛绝。在目睹英军镇压了印度士兵起义后，为了报复将印度人杀死，他感到不可思议。这事情发生在他赶往中国上任期间。他似乎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和秘密的反战主义者。他感到自己直接参与一场有殖民野心的战争。他不断怀疑自己正在参与的这场战争是否正义。这一点有他的日记为证。两位作者在他们写作的过程中，大段引用额尔金的日记，来证明这位勋爵内心的挣扎。他努力使自己相信，自己的举措是为了拯救这个将要走向衰退的文明。“当我们用邪恶的暴力和残忍的力量冲进传统中最黑暗、最神秘的隐蔽之处时，我们是为了什么？我希望自己能够以让我满意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对于那个我们打算粉碎的文明来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内疚的。胆怯贫穷的稠密人口，似乎就是它主要的出产。”额尔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胜利的时候，额尔金仍然坚持拒绝向失败的中国对手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尽管首相明确而坚定地命令他这样做。他坚持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朋友。“我本性热爱正义，憎恨人世间的不公，这些让我处在永久的煎熬之中。虽然我逼迫自己以几乎残忍的方式对待中国，但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的朋友”。
在他为火烧圆明园所发出的解释性的公告中，他以他认为合理的逻辑来解释自己的举动：所有的战争职责应该由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来承担，而不是下属的臣民，他们是无辜的。因此，他要惩罚皇帝，烧掉皇帝的私家园林。他认为这样可以让民众安心。
“我不是小偷。”额尔金勋爵在日记中这样为自己辩解。在火烧圆明园的前一时刻，这个皇家园林首先经过了英军和法军的洗劫。此刻在额尔金勋爵的心头，必然闪现了自己父亲的阴影，那位希腊万神殿的掠夺者，而他自己会不会因此蒙上东方文明掠夺者的恶名呢？勋爵担心的事情是有些多了。因为在做出火烧圆明园的决定之后，他比他的父亲更无争议地成为了一个文明的掠夺者。
列出一大串同时发生的事情更具讽刺性：1860年，查尔斯·狄更斯发表了《远大前程》；1860年，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正处在畅销阶段；1860年，马修·阿诺德正在牛津校订他的《荷马史诗》注释；1860年，额尔金烧毁了一座东方皇家宫苑圆明园。
一个文明的发展伴随另一个文明的毁灭？
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抗。在时间上，它是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之间发生的战争；在地理上，它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发生的战争。这场战争失败的一方开始自惭形秽。其影响直至今天也未消除。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之间的争论，同今日市场化改革和对市场质疑之间的争论如出一辙。双方都互相指责是对方的改革措施造成了已经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且双方的指责看上去还都很有道理。
数年前，在每个周一的中午，我都会匆匆从北大东门穿过，走进北大文科楼，赶往一间仅能容下20人左右的狭小教室。我企一推开门，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战争就扑面而来。这是彼时历史学教授茅海建的授课场所，当时讲述的课程为“中国战争史”，我去的几次，赶上的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
茅海建是清高的学人，在进入学院之前，曾经做过海军军官，因此他讲述战争时拥有一般历史学家所缺乏的战术修养。茅海建先生是一个不喜欢在媒体上让公众目光洗礼的学者，但是他在数年前出版的一本书却曾经成为媒体议论的焦点。这本旧作就是三联书店再版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茅先生是认真之人，这本书花费了他数年心血，加上茅先生曾经做过海军，也擅长从军事的角度来写战争。本来在我印象中，战争都是很简单打来打去的事情，被茅海建先生一分析，这里的战术复杂而又清晰。茅海建举过一个例子，清军和英军打仗，就好像两支球队踢足球，我们的中国队只有守门员（炮台），任凭人家来射门。更何况这里的规则还允许英格兰队从门后面射门（不带网的门），防不胜防。
关于这场战争或者劫难的话题如今已经陈旧得让人不忍去抖动，就好像抖动一件陈旧的
衣裳会使蒙在上面的灰尘四处飘落，这也会让人不得不重新想起很多陈旧的结论或者话题。自从这场战争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来，众多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射到这场战争上来。看似深刻的反思也让人趋于麻木。这些反思囊括了人到制度的牢骚和思考。它至少包括了以下内容：
一、中国是一个松散的中央王国，它并不是以举国之力来对抗另一个国家，战争开始时只是广东省和站在它背后的北京同英国炮舰的事情。以至于其他地区的行政长官在英舰逼近时要求英舰撤离，因为自己所辖的地区并没有参与战争；
二、不能局限于主战即是忠臣和民族英雄，主和即是奸臣和民族耻辱的思维。在某些时刻，主和的大臣们拥有更长远的眼光和打算；
三、闭关锁国害死人。从林则徐到三元里民众，这些英雄们都值得反思。
对于英国和它所代表的西方来说，鸦片战争所具备的意义远远不如它对于中国和它所代表的东方。中国代表着财富、封闭和另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在审美和艺术上具有很高价值，但却无助于推动工业经济的发展。它是依靠农业支撑起来的文明，而且看上去 也不需要发展工业来维持这个文明的继续。因此，在乾隆皇帝傲慢地将马嘎尔尼送来的西方礼物弃而不顾，堆在圆明园的厕所之后，这个国家的军队、政体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有当他们面临新的对手时，曾经所向披靡的大清军队发现自己的武器根本无法危及用现代火炮和步枪武装起来的对手。他们固定在炮台的笨重大炮无法移动，因此无法瞄准，射程也有限；需要两个人才能操作的鸟枪，每射出一枪，强大的后座力会让士兵向后摔倒，他的对手也会为此大笑。
额尔金勋爵让人痛恨而且同情，当时的中国则同样让人痛恨而且同情。只不过，对于战争的一方而言，更多的是内心的矛盾和忏悔；而对于战争的另一方，则将会带来持续数百年的后遗症。它开始对自己的文明缺乏信心，在考虑如何对待另一个文明上争执不休、痛苦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