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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三兄弟1929年摄于上海从左至右：陈孟熙、陈毅、陈修和
【人物小传】陈修和，1897年9月2日生于四川乐至县复兴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的谪亲堂兄。1917年毕业于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1927年毕业于黄埔陆军军官军校第五期炮兵科，参加北伐战争，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而后致力于中国兵工事业的发展。1932至1936年留学法国，毕业于法国高等兵工学校。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越南，缅甸，力保援华军用物质运输的畅通。荣获美国政府授予的桐棕自由勋章、国民政府的海陆空军一等奖章、光华奖章和忠勤勋章。抗战结束时，代表国民政府帮助越南胡志明主席争取民族独立。1948年，他在辽沈战役中，作为原国民政府第九十兵工厂中将厂长脱离了国民党阵营，保护了中国最大的兵工厂。1949年9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2年后，他长期担任国务院参事，为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重大方案。一生著书立说，撰写了《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等专著和大量的回忆录。1998年11月21日，陈修和逝于北京。
父亲出生于1897年，在整个凤凰山陵园中，他是唯一出生于19世纪的人。晚年时他常说，他一生经历了5个朝代，指的是满清末年、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时代和解放后的新中国，他很敏锐地意识到每段时期的差异。父亲喜欢历史，有很强的历史感。朋友王容曾对我说：“伯父谈问题既不是从国民党立场也不是从共产党角度，而是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是否有这样一个历史角度，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显然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看法。父亲这一代人，既有机会接受传统的孔孟教育，又有可能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教育，而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一种结合：在乐至老家上私塾，在成都读四川最早的高等工业学校，大革命时代入黄埔军校，而后又到法国学兵工。在他的人生选择中不难看出这些教育的影响。年轻时，父亲选择了工科，终生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发展经济。他是黄埔五期的学生，而后进入了国民党的兵工系统，大概是早期黄埔学生中唯一不去打仗而去搞工业的人，因为他在北伐时就意识到武器的落后，决定致力于发展当时的国防工业，得到了蒋介石的直接支持。1937年，七七事变时，父亲正在宝鸡考察准备在内地建兵工厂，抵御日本人的入侵。抗战中因大量依靠进口军火，他转到了军械管理运输及相关的外交活动中。解放初期，他十分赞同实践论的思想，认为若是共产党能够实事求是地办事，中国会发展很快。为此他提了很多建议，其中有一项是向邓小平提出，四川的第一项工程应该是成渝铁路，应该重视对大西南的开发，并列出了许多具体工程。父亲还特别重视水利建设，认为这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件大事，且中国国土辽阔，有条件全盘利用国家的水 利资源，为此他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的建议，请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递交给毛泽东。晚年有人要拍他的传奇人生，他说：“我是个工程技术人员，没有什么可拍的。”早年，在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上，父亲试图站在调和的立场上，用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去处理。1925年，当他进入黄埔军校时，改名为“修和”，其意不言自明。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紧张，同学中争执十分激烈，他总是力图站在中间立场上，努力调解，不认为国共应该反目为仇。陈昊苏在他的回忆中讲到，1929年陈毅到上海，父亲给予了他帮助。那时白色恐怖很严峻，共产党的组织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父亲在上海兵工厂做技术工作，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近租下了旅馆，利用他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过的关系，保护陈毅与周恩来的会面，这里既有亲情又有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抵制。以至于1949年父亲参加第一届政协开会时，周恩来马上认出他，喊他“修和大哥”，父亲很是惊喜。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蒋介石让父亲炸毁兵工厂。可他却以为两党之争，不能破坏国家财产，拒绝执行。他还有另一种更深层的想法：既然国民党腐败、无能，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应该让另一党试一试。于是，他不愿去台湾加入那里的小朝廷，选择留了下来。但是，在之后的土改、“三反”等运动中，他很难赞同那些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意识到自己只是共产党的客人，必须退出第一线，他坚持到参事室，这样可以直接向总理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时，我家搬到北长街后，与中南海仅一墙之隔，他常有机会与陈毅见面，谈谈自己的看法。这次，当我向陈小鲁问起对父亲的印象时，他马上讲到“大跃进”时父亲对陈毅说，打仗可以搞群众运动，搞工业不能搞群众运动，弊端太多，浪费太大。那个年代，他认为有责任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向陈毅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是离经叛道的想法，显然也只有在兄弟间可以这样直率地提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他不负实际责任，且参事室是一个很小的单位，我们家才奇迹般没有受到巨大的冲击。对于当年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是第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国民党是如何抗日的。父亲曾向他们历数各次大战，在他看来，若说国民党不抗战，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本人曾在七七事变后立即奔赴越南，开辟中越交通线。日本人占领越南后，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军火，后来被困在香港，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暴行，最终幸运地逃离香港。而后又在昆明负责军火的发配工作，奔忙在滇缅、滇印等各条运输线上。日本人投降后，他又到越南参加日本人的受降工作，并支持胡志明成立临时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父亲还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利用抗战初期在越南工作的机会，收集当地的史料，在百忙中写出了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史学著作《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成为当代最早研究中越古代史、民族关系的专著之一。20世纪60年代，父亲曾被周一良邀请到北大历史系讲授越南古代史，后因“文化大革命”来临，没有实现。父亲虽然是学工程的，但他和陈家兄弟一样，喜欢文史，从年轻时就对历史情有独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多有一种信念，文化不亡，国家就亡不了，艰难的岁月，却成就了许多研究成果，父亲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后来他常对搞外交的年轻人说，当外交官，除了日常工作，还应该对当地情况做调查研究，而不是关在使馆里不出去。那时，外交部相关人员还常到我家，来参阅父亲收集的资料和地图。很多人问我，父亲长寿的秘诀，其原因很多，我想，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他性格中的一些强项让他减少了人生中的许多烦恼。父亲很固执，认定的东西很难改变。我小时听母亲讲，陈毅常说：“大哥很固执。”父亲则欣然承认。1927年在武汉，陈毅试图说服父亲参加共产党，但他还是要搞他的工业救国；20世纪50年代，陈云劝父亲到五机部，可他坚持要去参事室。我大学的同学王家兴最近对我说，20世纪60年代到我家做客时，问起父亲当初为什么没有参加共产党，父亲的回答是“那时认为在中国搞三民主义就够了”。这让他现在想起来很是感慨。但父亲天性中又有很乐观的一面，无论世事多难，总相信情况会好起来。家里人有时觉得他是在唱高调。他常常提起1922年，陈家兄弟在乐至老家团圆时，陈毅作的那副对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横批是：春待来年。1968年年末，我家三个孩子在一个月里都离开了家，我是下工厂，两个弟弟到农村。弟弟小胖去陕北之前，他的同学常到我家来，他们都回忆说，父亲以很积极的态度对待上山下乡，他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认为让下一代了解农村的情况是应该的，希望知青在农村有所作为。朋友周长林特别记得，父亲提起当年参加远征军在滇缅公路上的艰苦工作。这也是他第一次听到远征军之事。父亲晚年最关心的大事就是两岸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后，他有机会到国外看看，但是他说除了台湾哪里也不想去，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国共的第三次合作。20世纪80年代，父亲成为黄埔同学会的理事，他非常认真地参加每次活动，在那里他似乎可以感觉到当年的气息。我想，父亲若是知道近年来两岸关系的改善，一定会十分高兴。今年我去了台湾，找到他当年工作的一些档案，对那个年代，对他的人生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想他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了。
陈氏三兄弟1961年摄于北京从左至右：陈孟熙、陈修和、陈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