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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在中国
马 大 康
一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接受美学在德国康士坦茨大学崛起并迅速在欧美产生影响之时，正当中国处在社会政治风云动荡的岁月，大批判运动所造成的“反文化”高压，窒息了任何正常的理论活动。直至新时期到来，正处于鼎盛期的接受美学也趁我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及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潮进入了中国学术界视野。
接受美学的介绍起始于1983年，至80年代末是接受美学的介绍、移植期。《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率先刊载了意大利学者弗·梅雷加利介绍接受美学的文章《论文学接收》（冯汉津译）。继而，张黎发表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文学评论》1983.06期）；张隆溪的比较文学论文《诗无达诂》（《文艺研究》1983.04期）也将我国古代文论中的“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解释学相互阐释、相互发明，接着又发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书》1984.03期）对阐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作了概述；罗悌伦以《接受美学简介》为题摘要翻译了德国学者G．格林的《接受美学研究概论》（《文艺理论研究》1985.02期）；章国锋则在《国外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文艺研究》1985.04期）中，较为细致地介绍了接受美学重要学者姚斯、伊瑟尔、瑙曼的理论。
紧跟理论介绍，理论翻译也迅速展开。周宁、金元浦翻译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作为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之一，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姚斯代表作《走向接受美学》和霍拉勃的《接受理论》。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霍桂桓、李宝彦翻译的伊瑟尔代表作《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书名改为《审美过程研究》）。该书于1991年又经金元浦、周宁和金惠敏等翻译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89年，刘小枫编《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书店），张廷深编《接受美学》（四川文艺出版社），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后者选译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80年出版，简·汤普金斯主编的《读者反应批评：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中的论文，并增加了根据德文版重译的姚斯名篇《作为向科学挑战的文学史》。进入90年代后，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赫鲁伯《接受美学理论》、斯坦利·费希《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瑙曼等《作品、文学史与读者》也相继翻译出版。自此，接受美学在中国找到了一块极为相宜的文化沃土，在文学理论、古代文论、文学史、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研究，以及文学教学、教育、艺术诸方向得到了多方位的发展。
接受美学在中国很快引起反响并扎下根基来，其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本土文化自身的特点。作为一个诗国，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不像西方那样强调对现实的模仿和反映，而是强调“言”与“意”之关系、“艺”与“道”之关系，主张含蓄、隐秀、玄远，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就为文学艺术的欣赏接受留出了巨大的自由空间。对于中国文学艺术来说，接受者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正是接受者最终决定了能否在文学艺术体验中把握“意”和“道”，接受者在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接受美学对读者的重视与中国传统文论和古典美学思想的特点是相通的，因此，很快就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并引发视界融合、共鸣和共振。可以说，新时期引进的许许多多文艺学新思维、新方法中，接受美学及叙事学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所取得的实绩也是最为丰硕的。
二
随着接受美学的介绍翻译，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汤伟民《浅议接受美学中的反馈思想》（《学术研究》1985.03期）、程伟礼《谈谈接受美学及其哲学基础》（《社会科学》1986.01期）、朱立元《文学研究新思路——简评尧斯的接受美学纲领》（《学术月刊》1986.05期）、易丹《接受美学：作品本体的毁灭》（《四川大学学报》1987.04期）、蚁布思、伍晓明《接受理论的发展：真实读者的解放》（《文艺研究》1988.02期）、金元浦、周宁《文学阅读：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伊瑟尔审美反应理论述评》（《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02期）等论文，都从各个角度对接受美学作了探讨。
1989年，朱立元的《接受美学》收入“新学科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专著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为出发点，综合运用现象学美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诸方法，批判、整合了西方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结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接受思想，重新作了深入阐发。专著指出，接受美学在将接受主体纳入本体论范畴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把创作主体从本体论的思考范围中驱逐出去。针对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朱立元进而阐述了作者、作品、读者，“文学：三环节交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以及文学存在方式对“社会交流活动”的依存关系。[①]以此为基础，分别从“本体论”、“作品论”、“认识论”、“创作论”、“价值论”、“效果论”、“批评观”、“历史观”等多个视角重新对接受美学做出理论概括、阐述和引申、发展，力图建构自己的接受美学新体系，从中也显示出将西方理论“中国化”的努力。
这种开阔的理论视野，使得专著在许多问题上有了新的发明。如在“文学的召唤性”问题上，朱立元结合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经验，对伊瑟尔的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英加登的文学作品的层次结构理论做出了重要修正。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召唤性具体体现在文学作品从语言学到心理学的各个结构层次上，最终体现在这些层次结合成的整体结构上。”[②]并特别强调了意象意境层的重要性。“文学作品的意象意境是由作者转化为语言，又由读者予以重建再创的，其空白与不确定就存在于这整个创建与再创建的过程中，其召唤性因而也就内在地镶嵌在作品的这一层次上了。”[③]在“审美经验期待视界”问题上，朱立元则提出“世界观和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文学能力”等几个层次和要素，来克服姚斯和卡勒理论中的片面性。对西方接受美学有所忽略的文学价值和文学批评价值尺度等问题，朱立元作了相当深入的阐发，同时，还提出了“总体文学史”的构想，力求以此勾勒和展示民族审美经验和观念的演进过程。
从总体上看，朱立元《接受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建立在认识论上，[④]它吸收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观点，抛弃了那种机械、被动的认识方式，转而强调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认识论的理论范式跟西方接受美学，乃至跟中国古代文论、古典美学的内在精神是否翕合无间，却仍然值得讨论。金元浦则从另一方向上展开自己的探索。他努力寻找西方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关联，意图为自己的理论设立一个新的立足点。
金元浦是从当代解释学角度来研究接受反应理论的，他先后出版了《读者：文学的上帝》（与杨茂义合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意义生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作者深入分析了当代解释学的对话交流理论，指出这种对话交流的“主体间性”特质，这也就将阅读接受定位在体验活动，而不再是主客体之间的认识活动。正是这一转换，使作者找到连接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契合点。在作者看来，“文学艺术的对话交流不是单纯的共同在场，而是一种相互间的遭逢、碰面，是对某一事物的共享或共同参与。它表明了交流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施予，另一方则消极收纳，而双方共同处于一种作为主体的积极的自由状态。”“同时，作为文学艺术的对话交流，其‘同在’方式是主体的充满情感的投入，是忘却自我、目迷五色、心游神驰地陶醉于艺术游戏的一种状态。”[⑤]对文学艺术对话交流活动中主体间性的强调，既使读者和作品都得到充分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将阅读接受范式问题凸显出来，阅读接受范式成为金元浦理论研究的真正的主角而得到深入阐释。“以注重文学行为和效果的功能观代替本质观，它们注重文学作为活动的过程本身，注重文学的效应，将文学视为一个事件，本文在读者的阅读中展开自身。由此，文学超越了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变成了一种双向交互作用的动态的交流活动。对话、主体间性成为重要的理论概念，本文与现实、本文与读者、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对话或交流成为理论关注的中心。”[⑥]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作者重新探讨了文学阅读中的“游移视点”、主体思维的自我分离和整合、相互作用的“四种建构”、意义生成的“象征—隐喻结构”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文学“空白”和“未定性”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对象，而是被纳入到整个阅读接受链中，成为调节阅读接受活动的核心要素。作者“尤其强调了整个艺术活动中审美主体与艺术本文之间双向交互作用的动态建构，认为未定性与意义空白作为文学潜在的最高审美本质所在，其实现有待于本文与读者在双向交互作用的建构活动中全面地合成审美意味世界，完整地呈现在历史的否定运动中实现的质和谐。”[⑦]基于此，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中的“象外之象”、“气象浑沌”、“无象之象”等等，都得到了新的解说。
继出版《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读者反应理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7年版）之后，龙协涛又在《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的基础上修订增补，出版了《文学阅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如果说，金元浦致力于接受反应理论的中西互证，那么，龙协涛则主要立足于中国文学经验的基础上，以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中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博采并融合中西方文论，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阅读学”。龙协涛的核心观点是：“文学解读是以心接心，即读者用心灵观照作家观照过的社会人生。前一个‘心’和后一个‘心’都是流动的、隐蔽的、莫测高深的，而两个‘心’的碰撞、组合、交融更是变幻奇妙，气象万千。”[⑧]作者的“阅读学”就是深入探讨两个“心”究竟是如何相互碰撞、组合、交融，力图解开这个“变幻奇妙，气象万千”的文学阅读接受的奥秘的。
专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标举“圣人体无”，舍弃事物之表象，而深入探究超时空的万物之本体的“玄”。这种神秘色彩的东方文化内在气质上与文学艺术非常契合。与此体验接受方式相应，文学中的“言”、“意”、“象”三者关系也极微妙。“言”与“象”、“象”与“意”之间不存在对等性。“言”与“象”既传输了信息，同时又限制了信息而不能真正表达“真意”。文学就处在“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悖论中。“千种情态，万般‘风流’尽含在 诗家所绘之景、所造之象、所蓄之势中，读者必须透过‘言筌’穷搜言外的空白区，体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⑨]这样一种阅读接受方式就不再是诉诸理智的认识活动，而是处于内省体悟状态，陶醉于“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境界，也即“妙赏”或“妙悟”。通过“悟”来体会文学中的“生气”、“风骨”、“韵味”、“境界”等等，登堂入室，深入堂奥。在龙协涛看来，西方接受美学虽然启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问题，但是，“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由于受西方逻辑思辩传统的影响，在阐释文学读解的‘具体化’过程的时候，往往热衷于对接受者的审美感知、知觉经验乃至整个阅读过程作纯理性的解析，结果反把原本包孕着无限审美愉悦和审美心理奥秘的艺术接受活动变成了一个由语言和逻辑分析所笼罩的概念世界，从而最终使文学解读活动失却其活泼泼的生命力而成为一种僵死的存在。”[⑩]正是基于这一看法，著作坚持从中国文学经验出发，紧密结合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思想，努力克服西方唯理主义的弊病，重新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阅读学。专著将文学读解过程划分为“观”、“味”、“悟”三个心理时段，把文学读解的心理特征归纳为：“直觉性”、“体验性”、“整体性”，并进而提出“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的文学读解原则，以及“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相结合的文学读解方法，不仅深入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读解理论的基本面貌和特征，而且初步建构起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学经验的文学阅读学。
其他如丁宁《接受之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结合精神分析学来研究艺术接受的心理过程及其与文化机制的关系。张杰《后创作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剖析了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非自足性和读者审美创造的心理机制，以及读者与作品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和规律。谭学纯、唐跃、朱玲《接受修辞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从语言修辞角度研究文学接受。此外，出版的专著还有胡木贵、郑雪辉《接受美学导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马以鑫《接受美学新论》（学林出版社1995），林一民《接受美学》（江西高教出版社1995年版）、谭学纯、朱玲《修辞研究：走出技巧》（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廖信裴《文学鉴赏探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刘月新《解释学视野中的文学活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胡经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周忠厚主编《文艺批评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赵炎秋主编《文学批评实践教程》（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诸多教材都列专章介绍“接受美学”。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作为影响极其广泛的文科教材，则将“文学消费与接受”列为第五编，该编的内容实质上属于接受美学，而并没有把文学作为商品来讨论它的消费性。
三
西方接受美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经历了中西文论相互比较发明到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历程。钱钟书完成于1983年的《谈艺录》（补订本）就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无达诂”与西方接受美学相互比较阐释。此后，随着接受美学的译介，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视野来重新审视、阐释、整理中国古代文论，很快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1986至1987年间，叶嘉莹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邀撰写“随笔”，其中，《从现象学到境界说》、《作为评词标准之境界说》、《张惠言与王国维对美学客体之两种不同类型的诠释》、《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等篇运用西方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做了探讨。1988年撰写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又以西方解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对王国维词论做了别开生面的阐发。其后，结集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由岳麓书社于1990年出版并引起很大反响。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是较早出版的阐述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美学思想的专著。该书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梳理、挖掘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接受美学思想，认为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作者—作品—读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徐应佩《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讨论了鉴赏接受理论与实践，阐述了民族审美思维及规律。蒋成瑀《读解学引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从作者、文本、读者、语言四个环节，分别将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的阅读鉴赏理论与西方解释学、形式主义文论、接受美学相互对照，发明。
在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理论建构方面取得较为明显进展的是樊宝英、辛刚国合著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接受》（石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樊宝英、辛刚国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泛接受美学”，作者、作品、读者是三位一体的，文论中往往创作论、作品论和鉴赏接受论相互融合。鉴于此，他们没有将文学接受与作品、创作硬性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阐述，而是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中阐发其中的接受美学思想，这就使论述更为切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实际。专著分别从“读者意识流变论”、“作品所隐含的审美空间论”、“作家具有的读者意识论”、“接受过程论”、“读者审美修养的建构论”五个方面探讨古代文论的接受美学意蕴，初步建构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理论框架。
在《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中，邓新华将“接受诗学”与“鉴赏学”做了区分甄别，他认为，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命题和原理并非来自纯粹的文学鉴赏活动，而是来自于一些准审美鉴赏甚至非审美鉴赏的活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古代接受诗学包含了鉴赏、批评、释义，甚至还与创作发生某些关联，是鉴赏学所不能涵盖的。在厘清了接受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之后，作者分别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展开阐述：上篇对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各时期主要的接受理论做出剔抉爬梳，描绘了一幅从早熟、异化、到自觉、深化、拓展的发展演变线路；下篇抓住接受过程中的“玩味”、“品评”、“释义”三个主要环节，对文学接受方式集中做了深入的阐释。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受到西方接受美学理论体系的制约，而是从中国传统文论的实际出发，在梳理古代接受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以实现“建构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接受诗学”的目标。正如童庆炳所说：“这部著作以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从现代学术的视野，对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历史流变和各种观点作了梳理和阐释，把中国早已存在的接受诗学思想做了充分而深刻的研讨，从而把它系统化、逻辑化。”[11]
此外，中国古代文论中许多概念、范畴和具体问题，诸如“玩味”、“涵泳”、“意境”、“韵味”、“知音”、“妙悟”、“出入”、“以意逆志”、“诗无达诂”、“知人论世”、“见仁见智”等等，都在接受美学的视野中得到新的阐释。董运庭《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05期）分别从对作品存在的认识、对作者的认识、对读者能动作用的认识三方面分析了“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的异同，揭示了中国古典文学鉴赏理论以“味”为核心和枢纽所形成的独特性。殷杰、樊宝英《中国诗论的接受意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03期）则从“披文入情，知音求同”，“出乎其外，玩味自得”，“知言养气，务求博观”三个层面阐述了中国古代诗论的接受美学思想含蕴。王志明《“诗言志”、“以意逆志”说和接受理论》（《文艺理论研究》1994.02期）通过考辨认为，“诗言志”说这一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是由作诗和读诗，即创作和接受双向构成的，与西方接受美学有某种契合之处；而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说则探讨了诗歌解读方法，其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诗歌的文本观念以及读者的能动作用与文本、作者的关系问题。紫地《中国古代的文学鉴赏接受论》（《北京大学学报》1994.01期）深入讨论了“兴”、“逆志”、“入情”、“味”、“悟”等古典美学范畴，阐述了中国古代鉴赏接受理论的特征和流变。樊宝英《中国古代诗论“出入”说的接受美学意蕴》（《文史哲》1996.05期）认为“出入”说是中国诗论对审美接受活动方式的独特概括，具体表现为“瞻言见貌”、“披文入情”、“得意忘言”和“熟读玩味”、“想象自得”，它深入揭示了阅读接受活动的一般规律。张胜冰《接受美学与“道”》（《思想战线》1998.01期）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道”与伊瑟尔的接受美学理论相互比较，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积累了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资料，构成了一种东方式的接受美学观。李耀建《王夫之与现代阐释学、接受美学》（《湖南科技大学学报》1989.01期）、邓新华《“品味”的艺术接受方式与传统文化》（《文艺研究》1991.04期）、郝延霖《脂砚斋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红楼梦学刊》1995.03期）、尚永亮《“以意逆志”说之内涵、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文艺研究》2004.06期）、李欣人《<周易>与接受美学》（《周易研究》2005.03期）、李苑平《论司空图“韵味”说》（《南都学坛》2005.04期）、左健《金圣叹文学鉴赏主体论》（《南京大学学报》2006.06期）都分别就专题深入阐释了古代文论中的接受美学思想。
四
西方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研究影响最为深刻有力，所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是在接受史方面。中国古代文献中保留了大量诗话、诗论、评点、笺注等涉及文学读解接受的资料，不少学者就是通过梳理、阐释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来研究古代文学的传播和接受的。钱钟书《谈艺录》对“陶渊明诗显晦”的阐述，程千帆对《春江花月夜》被理解和误解经历的分析，罗宗强对“李杜优劣论”的评析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接受史研究的意义。这些研究既构成西方接受美学思想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扎根的基础，又给予后人以重要启示。
西方接受美学对接受史的强调，给予中国学者以很大启发，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意识更为自觉了。萧华荣《补<诗>，删<诗>，评<诗>——<诗经>接受史上的三个“异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06期）、李延《从接受美学看<金瓶梅>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04期）、刘绍智《接受中的<三国演义>》（《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8.01期）都自觉运用接受美学视角来研究古代作家和作品。朱立元、杨明则在《接受美学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1988.04期）、《试论接受美学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启示》（《复旦学报》1989.04期）两文中提出建立由文学史、批评史、接受史或效果史三者综合构成的“总体文学史”的主张。
对中国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单个作家或作品接受史的个案研究；其二是从文学整体视野作宏观接受史研究。
在上述两方面中，古典文学作家和作品接受史个案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最为显著。其中，引人注目的研究如屈原、陶渊明和杜甫接受史。除了期刊发表的众多论文外，单是杜诗接受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就有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赵海菱《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以及博士论文如聂巧平《宋代杜诗学》（复旦大学，1998）和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6）。可以说，接受史研究引起古典文学研究界极大的兴趣，成为古典文学研究新方法的突破口，其论题几乎涵盖各个方面。仅就博士论文而言，除以上所述之外，还有张璟《清代苏词接受史稿》（复旦大学，2002）、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高日晖《<水浒传>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2003）、王明辉《陶渊明研究史论略》（河北大学，2003）、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2004）、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华东师范大学，2004）、牛景丽《<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南开大学，2004）、李春桃《<二十四品>接受史》（复旦大学，2005）、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苏州大学，2006）、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2007）、李园《孟浩然及其诗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7）、陈伟文《清代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7）、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2007）、宋华伟《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2008）、熊艳娥《陆龟蒙及其诗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张毅《陆游诗传播、阅读专题研究》（复旦大学，2008）等。很显然，其中复旦大学已成为文学接受史研究的重镇。
尚永亮《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运思缜密之作。全文分为三篇：上篇为庄子论、中篇为屈原论、下篇为庄骚传播接受论。专著深入分析了汉武帝后《庄子》传播接受走向低落和魏晋时期随玄学演进而地位提升、巩固的原因，细致辨析了班固、王逸关于《楚辞》论争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阐述了刘勰对屈原的态度和中唐诗人对屈原的超越，既揭示出庄骚内涵的丰富性和后人对庄骚接受理解的多面性，又反照出时代精神风貌的变迁。
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在作者已有的李商隐研究丰富成果基础上的又一力作。专著分别从李商隐诗的历代接受、李商隐诗阐释史、李商隐诗对前代的接受和对后世的影响三部分展开论述，文献资料齐备翔实，分析论述透彻精辟。阐述李商隐诗接受史，从同时代人直至20世纪90年代，贯穿一千一百余年；梳理诗歌阐释史又不得不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纷歧阐释；影响史研究则将李商隐置于对前代的接受和对后世的影响的长链上，既映衬出李商隐诗“感伤诗美范型”的独特性及价值，又从接受史角度揭示了诗歌发展轨迹。
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通过分析种种阅读、阐释、批评、改编、续作《水浒》等纷纭现象，不仅多角度透视了《水浒》接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从中折射出自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心理史、道德史以及文学观念的演变史。专著把《金瓶梅》与《水浒》相联系，从对《水浒》接受的角度加以探讨，发前人所未发。其他如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借道陶渊明接受史来展示平淡深粹、自然悠远的中国古典诗美理想，同时，总结出中国古代接受理论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特色。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分别从历代创作、词论、同光词坛以及清代词选诸角度论述稼轩接受史。此外，刘宏彬《<红楼梦>接受关系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版）、王水照《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清人对苏轼词的接受及其历史地位的评定”部分、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程继红《辛弃疾研究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汪春泓《<文心雕龙>的传播和影响》（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王明辉《陶渊明研究史论略》（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钱理群《远行以后——鲁迅接受史的一种描述（1936-2001）》（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李冬梅《<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佘正松、周晓林《诗经的接受与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著作。
相对于个案研究，对文学接受史做宏观研究需要更多知识积累，研究难度更大，成果也较少。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这方面最早取得成绩的专著。作者首先阐述了文学接受史的三个层面，认为：效果史即作品在读者中产生的审美效应，它是接受史研究的基础；阐释史是效果史考察的深化，也是接受史的核心；影响史则是“受到艺术原型和艺术母题的影响启发，形成文学系列的历代作品史。”[12]在此基础上，作者着重从经典诗歌作品阐释史和创作影响史两个层面展开探索，不仅深入阐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历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接受史的梳理、探析，揭示了经典生成的规律。同时，作者提出文学接受史“三层面”说，以及艺术原型和艺术母题对后续创作影响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接受理论。
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研究成果，它首开中国文学接受史整体研究之先例。专著不仅以恢宏的视野描述了中国文学接受史历程，而且突出强调了接受形态随时代变化的特征，并相应地从历史文化情境、民间传播和接受、文集编撰和应用、典范确立和更替、科举活动和《文选》流播、社会文化心理、商业出版传播、娱乐传播、学术文化思潮以及宗教思想影响，等等，多视角作出论述。譬如阐释唐代文学接受时，既细致分析了科举活动与文学接受的关系，又剖析了晚唐人“尚奇、尚怪、尚艳”的接受心态。梳理清代三大学术文化思潮对文学接受的影响时，则归纳出“实学思潮与经世致用的文学接受准则”，“乾嘉汉学与培养学殖的文学接受要旨”，“经今文学与文学接受的功利主义倾向”等接受范式特点。
在戏曲接受史方面，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是开山之作。专著系统梳理了自宋至清末近千年中国戏曲传播接受的历史轨迹，深入探讨了其中的规律。内容不仅涉及剧作家、演员、观众、批评家、戏班主人和出版商等多个层面，还涉及各种声腔剧种的传播与交流，多种演剧形态和场所的交叉与竞争，多种传播方式的共存与兴替，拓展了中国戏曲史研究。此前，作者还完成了《中国戏曲观众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此外，从宏观视野研究文学接受史的还有王卫平《接受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马以鑫《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专题研究如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伯海等《唐诗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周玉波《明代民歌研究》（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胡连胜《敦煌变文传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博士论文中的专题研究有：王玫《建安文学接受史》（福建师范大学，2002）、杨金梅《宋词接受史研究》（浙江大学，2003）、张彩霞《宋代词话与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侯长生《同光体派的宋诗学》（复旦大学，2007）、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2007）等。
接受史研究为文学史撰写展开了一个崭新的维度，成为传统文学创作史、作品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并在更为广阔生动的层面上展示出民族审美风尚。同时，具体的研究实践又为接受美学总结出新的接受史理论范式，丰富和发展了接受美学。
五
从跨文化角度研究文学接受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初，高中甫就撰写了《歌德在中国1976后的接受情况》。之后，他又撰写出版了《歌德接受史（177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3]这是一部较早出现的系统论述外国作家接受史的著作。正如专著作者所说：“在一部世界文学史中，有不少伟大的作家，但如果说，其接受史内容最为丰富多采，最为错综复杂，对他的评价充满了矛盾和对立，在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史上最具有意义，在历史的运动中最具有现实感，那我认为德国诗人歌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了。”[14]专著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极其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文学接受现象来论述分析的。它以纵向为主，以横向为参考，紧紧抓住不同时期对歌德的不同评价这根线索，梳理了种种纷纭观点，做出了科学的阐释。
1994年，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收入乐黛云、周文柏主编的“海外中国博士文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分别在两个层次进行阐述：其一是1915—1925年间中国翻译界、批评界对外国文学以及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形；其二是1925—1932年间中国象征派诗人，特别是李金发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情形。专著研究了中西方的共同想象和共同心理，从中揭示出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实现交流，又在何种程度上使文学接受被扭曲和变形的。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9年版）通过翔实的文本分析，阐述了王国维、朱光潜在接受西方美学思想过程中的变化，比较了两人接受方式的异同，而且将论述目标定位在“试图揭示出中国一百年来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所存在的某种至今很少被人重视的先天缺失，即缺乏真正冷静的理性的客观精神。”[15]专著认为，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先行结构和期待视野对西方文化因子的选择和扭曲，这种选择和扭曲使得西方文化因子顺利地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使中国文化传统得到很大改观，并结出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又往往使西方文化完全改变了性质，使接受多停留于肤浅的层面，西方民族的内在精神尤其是使人类与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核心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透彻理解。这就使论著具有了理论深度和更为普遍的意义。
曾军《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版）阐述了巴赫金在中国的复活史，探讨了巴赫金接受史在中国是如何发生的，并试图建立一种“多元的历史描述框架”。张旭《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则以描写翻译学为理论基础，参照多元系统理论、现代翻译规范理论来讨论朱湘译诗的特点，同时，兼及了版本学、解释学和接受美学。此外，跨文化接受研究的专著还有郜元宝《尼采在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杨平《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纵——胡适的改写与新文化的建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史锦秀《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冯茜《英国的石楠花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吴结评《英语世界里的<诗经>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倪正芳《拜伦与中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博士论文有王文《庞德与中国文化》（苏州大学，2004）；期刊论文如张爱民《德国文学中的<庄子>因素》（《齐鲁学刊》2005.04期）、杨凯《中国的契诃夫研究》（《重庆大学学报》2005.06期）、章辉《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卢卡契文艺美学在中国的曲折历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03期）、陈友冰《中国古典文学韩国流播史及其特征——以“二战”后为中心》（《江汉论坛》2007.04期）、陈友冰《二战以后汉学在德国的流播及其学术特征——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中心》（《江汉论坛》2007.06期）、杜鹃《中国读者对乔治·桑的接受历程》（《南通大学学报》2008.05期）等等。
与跨文化接受密切联系的是运用接受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翻译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著作有朱健平《翻译：跨文化解释——哲学诠释学与接受美学模式》（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周方珠、卢志安《英汉互译原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任晓霏《登场的译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的论文引起了广泛关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所有与接受美学相关的论文中，引用频次最高的前14位，除了第9位外，均被翻译理论所囊括。其中，马萧《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中国翻译》2000.02期）引用频次为144次，秦洪武《论读者反映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意义》（《中国翻译》1999.01期）为128次，吕俊《翻译：从文本出发——对等效翻译理论的反思》（《外国语》1998.03期）为64次，賀微《翻译：本文与译者的对话》（《外国语》1999.01期）为62次，引用频次分别位列前四位。居于第9位的刘纯德《姚斯、伊瑟尔及其他——漫谈接受美学》（《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02、03合刊）也因发表在外国语类刊物而倍受关注。
随着接受美学在中国传播，它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边界，渗透到教育、文化、艺术，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可以说，在西方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接受美学是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专著如张心科《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郭成杰《裸眼读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夏中义、方克强主编《大学新语文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曹明海主编《语文教学解释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章柏青、张卫《电影观众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陈默《电视文化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黄会林主编《影视受众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锦云《表演心理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臧海群、张晨阳《受众学说：多维学术视野的观照与启迪》（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都采用了接受美学的研究视角，其内容已经覆盖了教育、文化、艺术诸领域。至于论文的涉及领域则更为广泛。
六
纵观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它经历了从介绍翻译、消化吸收到应用，拓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接受美学经受了中国学者的选择、改造和发展，并渗透、融合于中国文学研究实践，既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又基本实现了接受美学的“中国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一是跨文化传播是文化获得自身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只有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外来经验，才有可能使本土的传统理论重新焕发生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实际充分说明这一点。由于大胆吸收了西方接受美学，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文学研究找到了实现学术方法现代转型的有效途径，开拓出新的生长点。特别是文学史研究这一领域，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接受美学视野中得到新的阐释，获得新的意义；“集注”、“集说”、“汇评”传统经历了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学术方法的现代建构。
二是任何外来思想的传播都必须与本土经验相吻合，在实际应用中受到检验，并显示其有效性。接受美学之所以很快在中国扎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与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思想存在契合之处，因此，才能迅速实现视界融合并开花结果。而中国古代文献中大量的诗话、诗论、评点、笺注等涉及文学读解接受的资料，以及丰富的接受美学思想，恰恰使得古代文学接受史的研究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文学接受史研究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文学接受形态和接受史撰写模式，反过来又丰富了西方接受美学关于文学接受史的构想。
三是如何吸收西方接受美学思想，如何选择、接受或疏离，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制约，同时要受到中国研究者的接受视野的制约。凡是得到广泛重视，激发研究热情的理论观点，往往总是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作为支撑。譬如接受美学中的“空白”和“召唤结构”，它与老庄哲学中的“有”“无”之辩、“言”“意”之辩有着相似的理论旨趣，这不仅引起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也因此获得创造性阐释。接受美学对接受史或效果史的强调，为打破形式主义文论的封闭结构，引进社会历史研究及文学价值、功能研究提供了可能，而这些在西方接受美学中原先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的理论观点，由于跟中国学者重视社会历史评判的倾向和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相吻合，因此得到较为深入的阐发、充实，并在接受理论和接受史研究中得到充分体现。
四是对于外来思想既要穷源溯流，澄清理论实质，又不能囿于理论本身，要结合本土经验大胆批判、改造、发展，破除迷信，敢于创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接受美学理论体系，由此构成中西文论、中西文化思想的对话、交流和融合。总而言之，西方接受美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是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参与世界性对话，走向世界的过程。
刊《东方丛刊》2009年第4期，又载《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
[①]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
[②]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13页。
[③]朱立元：《接受美学》，第124页。
[④]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朱立元的《接受美学导论》，该专著是《接受美学》的修订版，其理论构架和哲学基础基本没有变化。
[⑤]金元浦：《文学解释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01页。
[⑥]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⑦]金元浦：《文学解释学》，第356页。
[⑧]龙协涛：《文学阅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⑨]龙协涛：《文学阅读学》，第73页。
[⑩]龙协涛：《文学阅读学》，第269页。
[11]童庆炳：《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序》，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2]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3]尽管专著的论述内容是歌德在德国的接受史，但是，如果从著作是中国学者写给中国读者的，势必受到中国文化视野的过滤这一角度看，也可以把它视为跨文化研究。
[14]高中甫：《歌德接受史（1773-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5]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