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何春华，江苏镇江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镇江市润州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散文集《穿越时空的随想》《生命随想》《一路有你》《北京有约》等。有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曾获首届国际文学笔会中山图书奖、中国散文卓越成就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何老师一直是我敬仰的著名作家，很喜欢他的文章。这次很荣幸收到他发来的几篇文章，收入博客细细欣赏。
萧 红
、中国散文卓越成就奖等多萧红：苦难的歌者
——何春华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一一萧红
呼兰河，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如果不是因为萧红，不是因为《呼兰河传》，大概也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
读过很多的书，知晓很多作家的生平。但是，最令我震撼的，却是萧红。我无法忘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时沦为孤岛的香港，在玛丽医院的最后那一刻，萧红留下来的那凄苦的声音：“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女作家中，萧红是最具才情、最具活跃、最具勤奋的一个，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等优秀作品，在当时动荡不安的中国，曾经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她的写作，由于游离于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外，并不被文学同行们看好。就说她的《呼兰河传》吧，这是一部具有散文风格的带有自传性的长篇小说，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全书分为七章可各自独立又俨然是一个整体。在这部小说中，萧红以她浑重轻盈的笔调和娴熟的叙事技巧，通过对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各种人物的追忆和描绘，展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思想和精神状态，揭示出他们的贫困、凄然、愚昧和麻木，尤其是对妇女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叩问，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对广大民众既有怜悯又有批判的复杂情感。这是一部哀歌式的作品，为劳苦者和死难者的哀歌﹔呼兰河是她的伤痛，流动的是无尽的忧伤……
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萧红是受苦受难最多的。林贤治在他的《漂泊者萧红》中说：“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即使写作，她也不关心文坛，对理论界权威关于‘时代要求’一类说词不加理会，惟是一意孤行，写她所忆念所感动的一切。她所以为文坛所知，只是因为她的文字，偶然间获得一个展示的机会而已。”
在中国文学史上，萧红无疑应该成为“弱势文学”的代表。她的写作，完全是来自于个体生活的体验和情感，是自我生命的呼叫与呐喊。她的父亲在外面是一个谦谦君子，在家里却是一个暴君，那怕是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也要骂到使她发抖的地步。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他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由此，在她的笔下，苦难是她的哀歌，女性和穷人是她叙写的主要对象。她强调作家是时代中的个体，强调作家的精神、情感与质量。她认为，文学就是要同人类的愚昧做斗争（这也正是鲁迅所看重的一点）。她的创作，一直是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凝聚了人类的苦难、爱和抗争，也构成了她生命的全部。
萧红的形象，我是在很多的书上看到过照片的。仔细地端详，她应该是长得很美的，瓜子型的脸盘，薄薄的嘴唇，细细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但面部表情却总是隐藏着压抑和忧郁。
按理说，一个很有才气的作家是不应该贫困的，但萧红的贫困却令人心酸。她曾经在一篇《饿》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读来简直催人泪下。我不知道这样一位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女子，她本来是应该活得很充实、很丰富、很滋润、很多彩的，为什么会那样凄惨地夭折于风华正茂的年龄，临终时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和朋友。难道说，这真的是应验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谶语吗？
萧红的一生是短暂的、曲折的、痛苦而悲惨的。她最早因抗拒封建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过起了流浪者的生活，后来怀了身孕被人遗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旅馆老板把她扣留作为人质，甚至还准备将她卖到妓院去。万般无奈之下，她写信给编辑部请求救助，编辑部派了萧军前来，将这位多情才女救出，以后互为倾倒，迅速结为爱侣。谁料世事沧桑，情极多变，在风雨同舟数载之后，这对生死情人出现了裂痕。为了挽救这场感情危机，萧红1936年只身东渡日本，但终于在1938年于暴风雨中的西安和萧军平静分手。在这之后，萧红又和端木蕻良产生过一段恋情，但最终还是劳燕分飞。
萧红的爱情悲剧，很多人归咎于是她的叛逆性格所酿成，其实，只要阅读她的作品就不难看出，造成其悲剧的并不单纯是性格，而是其性格背后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层次冲突。萧红一生都在追求爱与自由，一生都在反抗，但在那个时代，在那个以男权制为核心的社会里，她无法挣脱，残酷的现实总是一次次将她的理想之梦击得粉碎。就连她最亲近的两个男人，不但不给她自尊，还都嘲笑她的作品，一个想控制她，甚至施以暴力，另一个则对她不顾不问。她和萧军的离异，所有人都怪罪于她，没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苦。惟有鲁迅，是理解她的，给她以父爱般的关怀，并为她的《生死场》作序，这也是鲁迅惟一的给女作家的作品写序。可鲁迅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她更加感到了孤独和寂寞。
是的，萧红一生漂泊，遍体鳞伤，从肉体到精神，最后将一缕芳魂留在了浅水湾，年仅31岁。其实，我总是在想，如果萧红不是过早地夭折，能够活了下来，活到新中国成立后，她的苦难也许不会终结，她的叛逆性格，她的反抗精神，都有可能遭遇到另一种厄运，她的文学思想是深受鲁迅影响的，尽管她的笔下深深地热爱着、同情着劳动人民，但也有讽刺和暴露，再说，凡是和鲁迅亲近的人，胡风、冯雪峰、丁玲……哪一个能逃脱了干系。想到当下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和男权主义思想依然是无处不在，而女人和孩子依然是弱者，有意无意之中依然总是要被奴役的。在大多数男人的眼里，女人还是应该要照顾好家庭，生儿育女，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而女人呢，则心甘情愿地成为男人的附庸，更有人凭着几分姿色就投怀送抱，成为权贵阶层的把玩，甘当人家的“小蜜”，成为“二奶”“三奶”，乃至“四奶”。
写作此文，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这是201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这个冬天和往年的冬天也许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清凉、寒冷的，呼兰河也早已结上了厚厚的冰层。在这个时刻忆念萧红，忆及她的反抗精神，连同她的作品和思想，都在我的心里激起波澜，有着几分苦涩，几分悲凉，几分凄楚……
深情呼唤你：萧红，呼兰河的女儿，苦难的歌者！
还乡记—何春华
那天早晨，我突然向家人大声宣布：我要回乡下去！妻子不解地问：“你还回去干吗，那里又没有你的什么亲人？”
我不管这些，早饭后就去了车站，跳上了开往故乡的汽车。
母亲去世以后，我已经有四五年没有回到故乡了。没有回去，不是我忘掉了故乡，而是在我的心里有着一些纠结。首先是失去了母亲，我感觉故乡也好像离我远去了，没有了母亲，我还回故乡去干什么？其次是母亲走后还不到一年，老家的房屋就被拆迁了，父亲住到了大弟的厂子里，弟妹们都被安置到城市化的小区里，住进了像森林般高大的水泥筒子楼里，成了所谓的新市民，故乡没有了我的血脉，我还能回去吗？然而，我又实在是不能忘却故乡的，那毕竟是我生活过几十年的地方呀，在乡村的土地上，那里有我童年的情趣和曾经的梦想，也有我流淌的汗水和曾经受过的苦难……
是的，我的心里还是有着我的故乡，有着对故乡的那份眷恋。随着大拆迁的浪潮，我家的房子被拆迁了，整个村子已被拆除了一半，周围的村庄也被拆得七零八落，我如若再不回去看看，以后大概会再也走不进我的故乡了。
那天，风儿轻轻的吹着，太阳暖暖的照着，我一个人站在村东边的小河旁，极目远眺，静静地思索。我的内心被一种疼痛包裹着，这是我的疼痛，也是故乡的疼痛。我知道，在不久的时候，我的乡村将要很快从大地上消失。
我的眼前是一条宽阔的公路。这条公路正好从我家房屋的地基上通过，笔直地伸向远方。我家的房屋原来是前面六间，后面六间，中间有一个大大的院子。前面的六间住着我的两个小弟弟，后面的六间是我和大弟弟的，我的房子空着给我的父母居住，一直到母亲去世后房屋被拆迁。我不知道我的记忆，现在是否也应该从我记事起一直延伸到今天，以至延伸到这条公路。关于乡村的记忆，关于生存和死亡，关于大拆迁的浪潮……我的思绪纷乱而又复杂。
在中国的地图上，也许不会找到一个叫乱石桥何家村的地方。但那却是一个偌大的自然村落，有着一百多户人家五六百号人口，人口占当地整个建制行政村的一半还多，在生产队大集体出工那会儿，村上划分了五个生产队。这个村落始于哪朝哪代何年何月，至今无人知晓，但却是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偌大的村落，村子里的人相互都很熟悉，谁家有几口人，姓甚名谁，问谁谁都能答得出来。然而，从我有记忆开始到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却见证了村上很多人的死亡，他们大多死于贫穷和疾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也有我的一个妹妹，在5岁的大饥荒那年活生生饿死。也有的人家养不活孩子便送给了外地，其中也有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已年方12岁一个才生下几个月，在文革期间的那一年给山东高密的人家领走。那时，人们被饥饿折磨，被饥饿摧残，所有在饥饿中的人大概都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盼望着能够吃上饱饭。那时的我，自然也不能免俗，也是一个企盼着能够吃上饱饭的人。
我思索着，回忆着。我慢慢地走进那还未被拆除的半个村庄。村子里静悄悄地，连鸡鸣狗吠也没有。我信步来到年生叔家的门前，屋里没有人，大门锁紧。那是一幢二层的小楼，是年生叔的大儿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建造的。年生叔那时早就不在人世了。想到年生叔，我自然就想起了当年的乡村文革。
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学校念初中，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称为“黑嵬子”的我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年生叔家的门前是生产队的打谷场，队里的社员每天早晚都要来这里排队集中，早请示，晚汇报，学习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年生叔那时是生产队惟一的一名共产党员，口袋里整天揣着一本《毛主席语录》，闲暇时便拿出来认真翻看。在那个造神的年代，毛泽东早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整天“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然而，那也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人们普遍吃不饱饭，年生叔有天在和大家一起劳动时信口开河，将一首毛的语录编成顺口溜大声朗诵：“下定决心，黄鳝（又称长鱼）二斤，炒炒软兜，吃得开心！”其实，谁的心里都清楚这明明是一件画饼充饥的事，然却闯下了大祸，暗地里就有人汇报上去，当晚就在学校的操场上开了年生叔的批斗大会。可怜的年生叔，后来还是没有等到能够吃上饱饭的那一天，他患了癌症过早地离去了。
岁月悠悠，历史沧桑。十年文革，给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有多少人在这场灾难中受到诬陷和迫害，又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当年的文革为何会发生？那位最高统帅的领导人又是为了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可惜的是，这场历史的惨痛至今也没有得到认真的反思和深入的探讨，能让其积累成为公众的思想财富。中国的历史，往往就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一味夸大个人的作用，却从来没有在制度与文化层面进行思考，专制的制度和奴性的文化得不到改革，谁也不能保证像反右、像文革那样的事不会重新发生。我们也无法知晓，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之下，又会有多少这样的秘密被深深埋藏？
“一切向前看！”这是当政高层在三十多年前向民众发出的动员令。农村分田到户，农民的脸上有了笑容，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许多人家翻建了新房，我家的房屋也是在那时建造的。然而，人一旦吃上了饱饭，便会生出无穷的欲望。年轻人开始进城打工，他们在外面拼搏，有的融进了城市，有的至今还在城市的边缘化行走。而大多数的乡村，则渐渐地成了空巢，留下老人在家种地看孩子。经济发展了，生活提高了，人的欲望也被刺激得无限膨胀，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人的信仰和道德都在逐渐消退，而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却愈来愈严峻！
我一个人在村子里行走，漫无目的地寻找，寻觅我所熟悉的，那怕是一棵记忆中的老树，也要痴痴地看上半天。偶尔遇上一位老人，我赶紧上前打招呼。顺英婶说：“你回来啦！”我说：“回来看看。”几年不见，顺英婶比过去老多了，满头的白发在风中飘荡。她的一个儿子前年出了车祸，没有抢救过来，年轻轻的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很是令人伤心。顺英婶说：“你回来得好，我家的房屋也快拆迁了，等整个村子都拆光了，以后你也不用回来了！”顺英婶向我打听我堂兄的情况。堂兄家的房屋是和我家的房屋一同被拆迁的。堂嫂患了癌症走后还不到一年，堂兄就得了中风，右半个身子瘫痪，但还能拄着拐杖行走。那时有老屋在，他还能一个人在家生活自理，有左邻右舍帮忙照看一点。房屋被拆迁后，堂兄被惟一的儿子接到城里。儿子小夫妻俩收入不高，还有两个孩子上学，生活过得很一般。前几天，我突然接到堂兄打来的电话，说是进了城里的敬老院，每个月要交一千五百元，已经住进去两个多月了。隔了一天，我就赶去看望。我问堂兄住在敬老院里好不好？堂兄说：“好什么好，如果不是老家的房子拆迁，我也不要来这里受这个罪，就在这里等死吧！”我问堂兄住在敬老院里有什么不好？堂兄回答：“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一些有智障的老人，护理人员看人下菜，你背地里经常给他点好处，他才会对你照料好一点，比如帮你洗澡、洗衣服什么的……”我无语，在当下这个利益至上、到处都存在着潜规则的社会面前，你能相信一切都会像媒体上报道的那样吗？
是的，拆迁、拆迁，大拆大建，城市在无限扩张，乡村被一点点蚕食。农民的房屋被拆迁，土地被征收，住进了筒子楼，成为了新市民。我不知道这样的大拆大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问村上的人，他们也说不清，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说好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嫌种地太苦太累，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说不好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嫌城里的空气不好，嫌住进高楼里像囚犯一样失去了自由，嫌农贸市场买的蔬菜不如自家种的安全，他们对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其实，当初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期盼着乡村的面貌能早日改变。我想象中的乡村发展，应该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来的那种小城镇建设，将农村分散的小村落相对集中，改善乡村落后的交通、卫生、教育、文化、医疗等设施，像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江苏无锡的华西村那样。然而，现在的快速发展令人来不及多想，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在土地财政和大拆大建方面，这难道真的就是惟一适合我们国情的发展道路吗？
我无语，乡村无语，城市也无语。惟有历史能够作答……
庐 隐
庐隐：在暗夜中呐喊——何春华
知道庐隐，还是新世纪初从旧书店里淘来的一本《十大风流才子才女情书集》，里面有庐隐、李唯建的《云鸥情简》。后来，又读到肖凤女士的《庐隐传》，才对庐隐坎坷而又不甘寂寞、苦难奋斗的一生有了详尽的了解。
庐隐和萧红相比，对于当今的文学爱好者和青年读者来说，大多数人也许是更为陌生。在和一些文学同行的交流中，许多人也是一片茫然。提起庐隐，我的内心总有一种难言的艰涩。是的，因为庐隐早就离我们而去，其作品解放以后也没有得到再版，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市场社会面前，人人都在竞相逐富，有谁还会去关注那些发生在遥远岁月里的往事？
然而，历史又实在是不应该忘记的。
庐隐，原名黄淑英，后改名黄英，1898年生于福建闽侯。从事文学创作后，取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庐隐“五四”时期就读于北京女子师大，思想解放，行为果敢。女师大毕业后，除任教外，专事创作，有《滨海故人》《象牙戒指》《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女人的心》等大量具言情风格的作品问世，是“五四”时期与冰心、萧红等齐名的著名才女作家。她写作的风格与冰心的委婉、细腻不同，与萧红的为苦难者的悲歌不同，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着重表现青年女性在爱恋、婚姻等方面的苦闷和彷徨，呼唤女性的觉醒、独立和解放，她的作品情感之浓、热情似火，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果说萧红是弱势文学的代表，那么庐隐就是女性主义的现代悲情作家。她从小就遭受家庭的歧视和冷落，饱尝了封建旧思想、旧世俗带来的种种不幸，使她童年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旧社会的痛恨。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她的作品追求个性的自由，呼唤平等、真诚与幸福，揭示了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女性要独立、要解放的叛逆意识。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中，庐隐是创作小说最多的一位，在她短暂的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共写下了11部作品，还有大量的小品文、游记和杂文等。可是，庐隐的一生注定命运坎坷。她大学时代即勇敢地解除包办婚姻，后与同乡、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最大文学社团一一文学研究会最早成员之一的郭梦良结婚，并生有一个女儿。1925年，郭梦良因病逝世，留给庐隐无比的悲痛，一颗企求幸福的心灵坠入冰底。许是情缘未了，1928年，庐隐与前来向她请教的诗人李唯建相识。此时，李唯建还是个小庐隐近二十岁的大学生，而庐隐已经是著作颇丰、声誉显赫的知名作家。李唯建由慕生情，向庐隐射去了丘比特之箭。--庐隐由于丧夫之痛而犹豫矛盾，但最终挡不住爱之烈火，投桃报李。六年后，正当她沉浸在爱的暖流之中时，想不到不幸又一次降临于她，在上海因难产而逝世，享年35岁。临终前，她鼓足了最后的一点力气，轻轻地对心爱的人说：“唯建，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从此，一代才女带走了她的悲哀与欢乐、不满与追求，告别了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庐隐逝去后，李唯建将她安葬在上海公墓，并把她的作品全都放进墓棺，以安慰她的在天之灵。
任何一段重要的历史，都不是由少数人创造的。庐隐是“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现代女作家，她的作品大胆地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意识的羁绊，用生动形象为我们描绘了那个时代女性知识青年的生活和思想、追求与痛苦，给当时的文坛带来清新、绮丽的气氛。由此，茅盾先生曾高度评价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
逝者如斯，这样的多情才女作家本不该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但她却走在了风华正茂的年龄。想起庐隐，想起那些为中华文化曾经做出过努力并留下精神和思想的人，我时常感到自己的肤浅和贫乏，而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又在记忆中产生一种既亲切又遥远的景仰。
世事纷呈，天下攘攘。一个民族的强盛，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更需要强大的人文精神，我不知道，在这个崇尚拜金主义的当下，又有多少人会想起“五四”，会思考当下的经济中国更需要人文精神？
深夜无眠，让我们记住她吧：庐隐，“五四”时期的一位无畏的女权主义者！
四月，在皖南
——何春华
皖南在2014年的春天走进我的视野。四月的皖南，青山绵绵，碧水环绕，映山红点缀其间，似一团团跳动的火焰灼人眼目，我的心也仿佛徜徉在春天的阳光里。
走进皖南，是参加《散文世界》主办、当地一位名叫胡凤飞的企业家资助的文学采风活动。下榻在泾县银海山庄，距县城3公里处，四面环山，周围林木挺秀，花海红鲜，确是风景极好。在这样一个旅游度假的好去处，见到了来自天南地北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文友，心中的感受难以用语言表达。近几年来，我总是千方百计地要走出去，其实就是为了享受这种愉悦。我知道自己的平庸，学养的浅薄，但我决不自卑，我可以从这种愉悦中产生激情，获取灵感，得到收获。
《散文世界》是一份很不错的刊物，有特点、有追求。在第一天的文学讲座中，著名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说：“《散文世界》的特点是有思想、有内容、有批判、有反思，是其它刊物所缺少的，需要大家共同的关心和爱护﹔办一个刊物确实不能太四平八稳，像写文章一样……”著名评论家、鲁迅文学院原教研与培训部主任井瑞说：“作家不是生活在鲜花和掌声中，有独特品质是最重要的，要写人民最需要的东西。《散文世界》有许多缺点和困难，但有一种灵魂，而许多刊物缺失的确就是灵魂……”青年学者、评论家苏伟说：“作家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冷漠和自私，《散文世界》在困境中坚守，文学就是要有个性，有个性就有共性，鲁迅文学里面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个性，就是有主体的关照，这也正是其他作家所失去的……”由此，《散文世界》所举办的活动，我都尽量争取参加，从中得到感染和力量。
在皖南，我们听讲座，谈感受，相互交流，也游览和参观了那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我们来到古老的查济村，领略到那里的四周青山环抱，绿树成荫，古建筑成群，体会到古人所赞美的“武陵深处是谁家，隔河两岸共一查。渔郎不怕漏消息，相约明年看桃花”。我们游览了位于青弋江上游的桃花潭，在汪伦送别李白的踏歌古岸流连忘返，反复吟诵李白的《赠汪伦》千古绝唱：“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
然而，在一处叫云岭的地方，我的肉体和心灵却被撕扯得疼痛。这里，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地。
知道皖南事变，最早是从历史的教课书上。1938年7月至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此设立，指挥华中敌后各抗日战场的新四军部队。中共中央东南局也同时设此。云岭东接泾云公路，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望长江，风景秀丽。新四军军长叶挺赋诗赞叹：“云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渡大江换人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九千余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部队八万多人伏击，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两千人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押，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杀害。
穿过历史的纬度，七十多年前发生在皖南山区里的那些往事，至今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则说是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是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其实，教科书上的历史有时也不完全真实。近几年来，根据一些专家学者陆续披露的史料，皖南事变的真相逐渐显现，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在皖南事变中，应该有着数不清的人物故事。奋战七昼夜，这是怎样的一场激烈而又残酷的内战，有多少人为此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生存，为了革命，还是为了信仰？我翻阅当地政府赠送的《泾县志》，在烈士名录一节中，我发现牺牲于皖南事变中的泾县人就有一百四十多人，他们大多是在新四军军部设在云岭的近三年时间内参加新四军的，有的才刚刚入伍一两个月便走向了战场。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内的无名烈士墓前，我沉默着，思索着，也强忍着内心的悲痛和不安。
是的，无数的人为着革命牺牲了，当年的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历史离我们远去，且不说当年国内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两岸正走向和解合作，就革命这一说词也似乎已经遥远。在当下这个人人都在崇尚金钱的社会面前，“革命”一词似已成为一种消费符号，成为广告制造者和营销商花样百出的各种夸张和造型。
从皖南归来已有时日。皖南，依然似一枚小小的邮票，牵动着我的思绪。
压在心头的记忆-----何春华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一鲁迅
想写这篇文章由来已久，一直如磐石压在心头。然而，总是不敢贸然动笔，我怕自己苍白的文字，亵渎了她们的英灵。
当下社会，一面是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一面是被经济浪潮冲击得晕头转向，许多人失去信仰，丧失道德。我不知道，在这个实用主义、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上的社会面前，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知晓她们的名字，抑或是当年知晓的现在也已忘却了，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大概更是闻所未闻了。不过，我总是感到，历史不能忘记她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她们。因为，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人人都感到自危，是她们，用生命捍卫真理，捍卫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
她们的名字是：林昭、张志新、李九莲。
张志新我原本是知道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段时间内，她曾被视为反“四人帮”的英雄，被当时的媒体大量宣传报道过，诗人雷抒雁还为此写下过著名诗篇《小草在歌唱》。后来，张志新的名字便淡出了人们的视听，几乎是销声匿迹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双百”人物评选，我原以为张志新烈士会榜上有名，谁知结果却令人失望。
林昭和李九莲，我是在北京参加的一次散文研讨会上，听林非先生提起过，此后又从相关的文章中了解到她们的事迹，十分震惊。在那个真理被扼杀的时代，她们和张志新一样，始终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即使在黑暗的监狱里，她们也始终在抗争，直至走向刑场。她们是时代的骄子，是民族的灵魂。我时常在想：对于那段可耻的历史，如果没有她们，我们将如何面对﹔而当下，这段历史好像早已被忘却了，不再被人提起。这到底是历史的悲哀，还是时代的冷漠？
我曾经去过苏州，在苏州的灵岩山有林昭的“衣冠冢”，但终究没有去祭拜。我想，只要在心里记着就行了。林昭是北大才女，1957年被划为右派，当时的处境也并不是很惨，但在大饥荒的年月又站了出来，1960年起被长期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仍坚持自己的信仰，书写了二十万字的血书和日记，表达自己对民主、平等、自由的信念和追求，1968年4月在上海被秘密枪决。林昭被枪杀后，几个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里，向林昭的母亲索取五分钱子弹费，说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必须由其家属来交。
我曾经在赴吉林途中路经沈阳，想在沈阳作短暂停留去祭奠张志新烈士，但终究没去。我想，只要在心里记着就行了。1950年，张志新为响应党和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调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当干事。1969年8月间，张志新对文化大革命发生怀疑，对林彪进行揭露，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叫屈，令“四人帮”一类人心悸。当年9月，张志新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然仍坚持自己的信念。1975年的清明节前一天，张志新在沈阳被处以极刑，刑前被割断声带。
我曾经有过一次去江西赣南的机会，想去赣州寻觅李九莲，但终究没去。我想，只要在心里记着就行了。李九莲是当时赣州第三中学的高三学生，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她的青春期被利用，成了学校造反兵团的负责人。1967年6月29日至7月4日，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168人死亡。李九莲在收尸时受到刺激，开始对“文革”提出疑问。1969年2月，她被分配到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期间把自己对“文革”的思考写入日记。同年5月，由于在部队当兵的男友告发，李九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1972年6月，鉴于林彪折戟沉沙，她被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释放出狱。李九莲获释后，曾多方进行申诉，要求平反，赣州地区也有三万人走上街头给予声援。1974年4月24日，李九莲又被以新的罪名秘密拘捕。同时，有四十多人因为李九莲而被判刑，有六百多人受到刑事、行政、党纪处分。文革结束后，李九莲在狱中并没有低头，并对当时中央新的领导人提出质疑。1977年12月14日，她被五花大绑，下颚和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公审游街后押至西郊通天岩刑场枪决。
行文至此，我已艰于呼吸。
“文革”十年，当时的中国一片血雨腥风，所有的人都在明哲保身、见风使舵、随波逐流，而她们，却挺起女性的柔嫩之驱，以年轻的生命作代价来担当。林昭在狱中写下：“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表示出不屈的愤怒和抗争﹔李九莲在所谓的《投降书》中写道：“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洁的灵魂。”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们却始终清醒和觉悟，保持着独立思考，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高昂起殉道者的头颅。她们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然，在那些岁月里，能够坚守独立思想和人格尊严的人，也不只是林昭、张志新、李九莲，还有遇罗克，还有因了李九莲案而被枪杀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毕竟是寥若晨星，倘若有更多的人高昂起头颅，能够俱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那么，时代很可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那些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剧也许就不会上演，也许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无缘无故的冤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我们的愚昧和残忍，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集体迫害，是我们集体谋杀了林昭、张志新、李九莲们，集体谋杀了那个时代！
一个民族要走向强盛，必须要正视自己曾经的苦难，把那些曾经的邪恶和荒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后来被称之为是十年浩劫，国家的灾难，民族的悲剧，可至今也没有给予认真的总结。我们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和文学家，他们在孜孜以求地研究社会，研究历史，出版了无数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但却没有人去研究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这到底是不想研究还是不敢研究呢，而造成这些悲剧的根源又究竟在哪里？
呜呼，我无以言说。
（图片均来自网络，致谢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