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你准备好了么？
——为《我提倡真正学》出山送行
張懷遠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任何事情的成功，前提都必须是思想正确。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欲想成功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思想曾经准备好过么？当今的改革，思想已经准备好了么？
一味向后看是没有出息的
翻阅中国历史，一般在革命时反儒批孔，守成时崇儒尊孔。虽然在批与尊之间并没有梳出清晰的思想理路，但也反映出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21世纪初的中国，改革正处在焦灼和胶着状态，有嘴上空喊，身子不动的；有明唱改革，暗盼守成的；更多的是希望真改革，却找不到路径或无法推动。正当此时，一股儒家的势力夺路而出，大呼“儒家的出场适逢其时”。这不能不耐人寻味。
要之，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有思想或思潮，即使荒谬，对后人也还有研究、参考或启示的价值，起码有档案的意义，更不必说有建设性和建树意义的思想了。儒家思想中当然有值得借鉴的东西，但是儒学作为一种曾经被独尊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东西（历史上就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它毕竟过时。落花流水春去也，风光不再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推而广之，岂止一种儒学，世界上任何主义和学说，都不过是一得之见，充其量只能解一时之困。饭总是要不断地做，不断地吃，留到明天就是旧饭，或许变馊，或许发霉。没有人可以提前做出让人吃永年的饭。除了精神，没有永远的万岁的东西，哪怕它曾经是真理。任何一种虎虎有生气的理论或主义，都不可能永垂不朽，各领风骚十数年或数十年就不错了。有的主义（主意）的生命甚至只有一秒的时间，过后就没有意义，比如打枪时候的瞄准，其意义就在扣扳机之前的一刹那，一旦子弹射出，主义（主意）的使命即告完成。
人类一直在路上。需要不断地创立寻找继续前进路径的思想和理论，不能指望祖先承包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所有难题。不要误以为古人已经把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事先给我们都准备好，我们可以像查字典那样对号入座就可以了。那样的话，岂不像一个劲地缠着祖爷爷讨要压岁钱的孩子一样可笑么？要明白，祖爷爷们没有背着为后代排忧解难的义务，不要死抓着他们不放。自己的困难还需自己想办法解决。遇事不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是图谋从老古董中寻找答案，是一种不自信的体现。那种希望一镢头从地底下挖出一缶黄金，从而跻身权贵的想法，是一种幼稚和蒙昧。
从许多事实和现象，可以看到当今一些人的思维定势，就是遇到危难，总习惯返回头从旧武器库中寻找兵器。可惜，旧库里的刀枪剑戟等，已经不敌今天的电脑信息战，不中用了。当人们感到不请回老子、孔子这些古人，就没有着落的时候，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贫困？
此外，还应该注意，文化经典是有可能变为文化桎梏的。因为人性中有“刻舟求剑”的弱点，容易把标志阶段性的“记号”误认为是永恒的真理，从而造成自我误导。岂不知，老祖宗根据住山窟洞穴的现实找到的思路，拿到有暖气的楼房还能用吗？传统是好东西，也是坏东西。有时候，它会像死人一样，紧紧拖住当代人的身子，绊住你我他的腿。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破除另一种迷信
对纯粹虚无的东西笃信不疑，对纯粹虚假的东西信以为真，是一类迷信。传统的对于人格神仙的信仰就属于此类迷信。还把庸俗作风带入：用金钱贿赂“神”的办法免罪消灾；用向寺庙布施的手段祈求赐福保平安；以为把《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小说人物当“财神爷”供奉起来就可以发财；甚至平时不烧香，有了灾难才慌忙抱佛腿。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笑话却不自醒。
人类的迷信仅此还不够，更有新奇者，遇事总想推源溯始地从祖宗那里找根据，一部《论语》要管千秋，一本《圣经》要念万代，“《古兰经》是我们的律法，圣战是我们的路径，牺牲在通往安拉的道路上，是我们的终极理想”。现实中的困惑，从原教旨那里寻找出路。所以，东西冷战结束之后，原教旨主义的喧哗和躁动，足以让整个世界惊骇。近些年来，国内儒学走红，有些人误导儿童重穿宽袍大袖的古装，咿咿呀呀地捧读《弟子规》之类的古书。不是说《弟子规》不可以借鉴，而是不能用匍匐在书下的姿态去读。明明是误入歧途的闹剧而不自晓。
复古怀旧可能是一种通病。康有为什么要“托古改制”？从孔子到现在，为什么总有人歌颂夏商周三代圣贤？如今又有人怀念毛泽东了。假如历史隧道畅通的话，我很想送他们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尝尝当年阶级斗争的残酷味道，叫他们体验一下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的酸楚滋味。说老实话，幸亏我当年没有饿死，否则，今天哪会坐在这里做文章？！
迷信的尽头是解放。当今思想解放的主题和对象，包括以上两种迷信。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或许更紧迫些。
人类前进的标志，是不断有原创意义的精神产品出来，而不是在死抱着《论语》、《圣经》、《古兰经》不放的状态下过活。不仅独尊儒术不可取，独尊任何主义都不可取，都有可能走向迷误。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任何主义也都有局限性，只有人类自身的原精神万古长青。人类历史上，在一个相对不太长的时期内，集中地适用一种思想或学说做指导，是可以的；假如靠独尊某一种主义作为统治思想长期讨生活，还要“罢黜百家”，没有不跌跤子的。
人类的新纪元是依靠原创性思维开启的。物质的新陈代谢在不断进行中，思想的更新在不断进行中，每个人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崭新的自我，整个世界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必须破除各种迷信，当前尤其是要破除从老祖宗那里寻答案，从原教旨那里寻找出路的迷信；破除死抱住本派的原教旨教义，以为是天字第一号真理，强烈排他的迷信。
蓦然回首，“上帝”（神）正在你我他心里
人必须有精神依恃才能活得滋润，这便是信仰，信仰的对象，被称为神（上帝）。为了信仰，西方人找到上帝和他的代理人耶稣，中东人找到安拉和他的代理人穆罕默德，印度人找到释迦牟尼，中国人找到的是泛神论的各样神仙。
历史以来，教派林立，主义纷呈，学说骈俪，百家争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它们之外和之上，有没有一种可以统领或整合它们的东西？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到底是谁，还是他们之间谁都不是，而仅仅是宇宙自然？他们，还有李耳、孔丘，再加上耶稣、穆罕默德等人在一起开会议事的时候，最高的精神遵循是什么，最后的精神归宿在哪里？有所争议的时候，谁听谁的？谁是敲下最后一槌的人？地球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神或“上帝”只有一个，还是多个？假如只有一个的话，谁信仰的“上帝”是正宗的？假如这些问题不撕捋明白，吵闹和扰攘就不会断绝，恐怖袭击也会不断上演，地球村里将永无宁日。
人是这样一种怪物：它必须要找到使自己精神安居的地方，才能活得润泽。这就是精神家园。信仰乃是精神家园之根。神本来就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为什么抱着金碗讨饭吃？为什么原教旨主义阴魂不散？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找到最高和最后的根据：真正应该信仰的“上帝”究竟是什么？
因为人类须臾不可离却了神，所以真心诚意地造神。迄今为止，人类几乎所有的“上帝”或“神”都是自己造出来的。所有神职人员也都是人，而不是神的化身，他们也会腐败堕落。西方宗教改革之初，教会中的丑闻不断的发生，公然贩卖赎罪券，并声称能以之赎回炼狱之刑。中国太平军起义，洪秀全把自己打扮成“上帝”的次子，但是“上帝”代理人的把戏总有露馅的时候。果不其然，很快就与杨秀清发生内讧火并。如今科学与技术已经发达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地步，此类戏法很难再玩了。“上帝”究竟在哪里呢？“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其实，毋劳远求。“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真正的神或“上帝”就在你我他心里，就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即追真求正精神。
为了建立全球统一的经济市场，需要统一各国的度量衡（或者确定科学的换算方法）；为了建立全世界统一的思想市场，需要统一的评判尺度，即价值坐标或价值维度。
追真求正精神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真”，一个是“正”。“真”即客观事实和规律一直在发展中，“正”即在遵循自然规则的前提下时时调整自己与自然、社会、他人和自我理性的位置，从而做到和谐相处。天底下的所有真理正义都是从这个价值维度，或者说价值坐标出来，而且用它来衡量的。只要你是人，人类的原精神就适用于你，或者说，你就必须自觉接受人类原精神的自律。
——这就是我提倡的真正学对于真“上帝”的发现。
人类都共居于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把大家联在一起，只要大家都遵奉同一的人类原精神，所有的问题都不难解决。在这个同一的价值坐标之下，可以产生很多具体的普世价值，这本来就是题内应有之义，也不会产生互相冲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大道至简，说破天则淡如水。古人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后来被人们弄复杂了。《周易》说，自然界在创造万物的时候，总是用简单和平易来显现它的智慧与功能。因为平易才容易被人了解，简略才容易使人遵从。只要把握好这个平易简要的原则，天地间的道理就可以通达了。（《周易·系辞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欲使中国人的精神不致分裂，欲使人类的精神不致分裂，必须找到一种统一的精神宗旨。实际上，它已经存在，就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也就是人类的真“上帝”。当今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最需要出场的恰恰是这个长期被冷落的真“上帝”。这不啻一场思想革命！
送人香料不如授人以麝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经典，包括主义、教义、教导等，都是告诉人们要这样，不要那样，即具体怎样做。这让人们觉得很便当，只要遵照执行似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但是危机和危险也正在这里。因为任何具体的指点都是针对一种具体的情况，时过境迁，正确的指点也会变成错谬。我们更需要探知这些具体的教导背后的根据，即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的最高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缺憾。由此也惯成人们的一种毛病，希望别人告诉他外财黄金埋在哪里，好让他一镢头挖出；而不是学习创造财富的知识和理路。却不明白，没有谁能告诉他，除非是“神”，而这样的“神”又是不存在的。必须破除一种迷信：没有哪一路神仙可以给你指路，能为你指路的真正神仙，毋宁只是用人类原精神武装了头脑的自己。不是“文革”时期高调呼喊的领袖怎样说，我就怎样做，那是纯粹的现代迷信。
检视人类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创设宗教及相关的制度机构机制设置，用他律的形式实现自律，或者把自律架设在他律的神圣台阶之上，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由此可以实现维系一个族群精神的统一。此举有优点也有弊端。优点是简单省事，不必费脑筋；弊端是体现了人类的不自信，拱手把自己的精神交给虚无缥缈的“上帝”，“上帝”怎样说，我就怎样做。
无论“上帝”怎样说，我就怎样做，还是领袖怎样说，我就怎样做，都是迷信与愚昧。我命由我不由天，人应该做自己这艘航船的舵手。而要如此，必须首先找到确定前进路标的坐标，毋宁说这才是自己真正的神。现实生活中，发现一种具体的普世价值固然令人欣喜，更重要的是掌握构成普世价值的维度或坐标，这样，才能不断地发现更多的普世价值。人类的精神文化是一元而不是多元的，在各种宗教和各种主义之上，必定还有一个共主性质的精神，无论哪种具体的宗教或主义，只有符合这种精神才能立得住，否则就不行。同时，只有用这种精神整合各种宗教或主义，实现人类精神境界的一元多样，世界才会更精彩。不要凡事等着圣贤、伟人指点迷津，那样的人是没有的。遇事要问自己——问秉持了追真求正精神的自己。这样比“‘上帝’怎样说，我就怎样做”，或者“领袖怎样说，我就怎样做”肯定要复杂麻烦些，但是无限风光就在这里，无边风景也在这里。
中国的教育方式需要改变，甚至整个世界的教育方式都需要反省与改变。以往的方式总是劝导人们要具体地这样做，不要那样做；我以为更要紧或者更根本的是告诉人们什么是衡量真理正义的坐标，从而让人们自己根据随时变化着的活的情况，决定怎样去做。为此，我提倡以追真求正精神为宗旨的真正学。
真正学学者要告诉人们的是：凡事要怎样做，不须问我，要问你自己。问自己内心的神灵即理性的自己，也就是说，自觉地按照追真求正精神看待和处理一切问题。如此而已。
总之，送人以香料，不如授人以麝，有麝则香来。
怪圈从哪里打破
综上所述，我要说的中国革命和改革乃至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思想准备，是指确立追真求正精神的思想观念，而不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歪理邪说，哪怕是曾被吹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根本站不住脚的东西。
照此来看，中国民众的思想准备好了么？反观中国历史，陈胜吴广起义时准备好了么，太平军起义时准备好了么，洋务运动时准备好了么，戊戌变法时准备好了么，辛亥革命时准备好了么，五四运动时准备好了么？直到今天，中国改革的思想准备好了么？
反省中国历史，有两个怪圈一直很难突破。
一个怪圈是所谓治乱循环的怪圈。自从秦朝末年以来，中国历史一直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怪圈里盘桓：皇朝专制加剧——农民起义爆发——皇朝政权更迭——皇朝专制加剧——下一次农民起义爆发——皇朝政权再次更迭。起码到1949年，依然是这种规律的延续。这些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运行的思想尚未准备好。因为起码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化环境差不多一脉相承，不仅药没有换，汤也没有换。辛亥革命名为革命，其实并没有革了旧文化的命，正如鲁迅在小说《风波》里所揭示的，赵七爷们无非是在“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复辟之后，马上把辫子放下来而已。作为普通民众的七斤嫂，还为七斤剪掉了辫子悔恨地跳脚呢。
此后引入的主义虽然吸引了很多志士仁人的眼球，以为这回可找到最终的真理了，甚至发出“砍头不要紧，主要主义真”的壮烈声音，但是，实践已经证明了其主义之不真。否则，中国怎么会义无反顾地走向改革？！直到今天，帝王情绪、以真龙天子的意识仍在很多人心里根深蒂固地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以我之浅见，根子就在于孔子及其儒学。儒学的核心思想具有逆文明性质，其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负面的。起码体现在：一是把中国哲学中阴阳平等平衡的观念阉割了，由“天尊地卑”演绎出“男尊女卑”，并据以确定社会秩序，“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甚至弄到“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的地步。直到今天，民众中的官贵民贱的潜意识仍挥之不去，官本位的阴魂驱之不散，公务员吃香的局面仍在延续。这些现象与儒家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社会到了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各行各业的专业精英（也包括公务员中的精英）比公务员（官员）职业更占优势，人们找政府办事就像找一个修鞋匠修理破鞋那样自然，不是被迫地围着官员团团转的时候，才是回归正常秩序的时候。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政府，没有代表广大民众处理公共事务的机构，社会就会乱套。因此，民众必须容忍自己头上有一个管束者，政府是必要的“恶”。但同时，政府也必须无时无处不在民众的监督之下。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双方以宪法为契约，各自履行自己负担的权利与义务。因为政府毕竟处在强势地位，所以，对它必须在机构设置上有到位的限权措施，否则，民众就会被奴役。儒家不可能为人们提供这样的思想，它的局限性是无法掩盖的。
二是性善论。孔子一贯把三皇五帝和周公视为可以绝对信赖的圣贤，把治国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在制度设计上为“真龙天子”、“大救星”预留了位置，把一切生杀大权拱手交付于他。这样做本来就是违背人性和社会发展规则的，必然走向崩溃。造一部车子，在设计驱动装置的同时，必须设置制动装置，否则，很有可能翻车或掉沟。哪能在构建政府时，把无限的权力交给一个所谓领袖人物？！而且还尊为最高指示，压倒一切。世界上，只有人类自身的原精神是最高指示，其他都必须遵循和服从。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没有随时自救的机制，如此一来，只能等到玩不转的时候再重新洗牌，一切推倒重来，而新政体和机制仍然是原样驴推磨那一套。于是，中国历史只好不断地在怪圈中循环。这一笔老账不清算，中国社会用无安宁之日。多少年来，不是批儒批过了头，而是很不够。
另一个怪圈是“人——文化——制度”三者互相咬合的共生关系，不知道从何处打开缺口。人创造了文化和制度，文化和制度反过来又制约了人；文化与制度之前也有互相影响与制约的关系。走不出这个怪圈本身就说明思想准备尚未做好。
链条从何处断裂，往往有多种途径，由政治强人做推手，显然是最有效的一着。蒋经国毅然决然地“解严”时，僚属并非都同意，是他做了劝解的。邓小平搞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时，很多基层官员哀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宿变回解放前”，也不理解。不丹国王在国民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推行君主立宪制，开启了民主进程。曼德拉固然是伟大人物，在我眼里，德克勒克似乎更伟大。没有德克勒克，或者把德克勒克换成金正恩，曼德拉可能至今仍在监狱里坐着，甚至干脆从肉体上被消灭。邓小平搞改革，有重返政治舞台的回冲力在起作用。不丹国王之所以开明，是因为他曾在英国留学，感受了时代风潮。相形之下，蒋经国和德克勒克更值得赞扬，因为他们纯粹是向自身体制的弊端开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幸，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实现用正确的思想引领前进的方向，都能有政治领袖来执行或肩负这种思想。
现在我想追问的是，假如在“人——文化——制度”三者处在胶着状态，政治强人一时无法出现，文化和精神信仰迷失不扬，传统制度仍以惯性力继续向前滑行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想奉劝人们，请记住，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既不要返回原地，也不要转移到你认为值得学习的别人那里再重新出发。就从你目前站立的地方，瞄准“北斗星”作为定位标，以确定前进的方向好了。我说的“北斗星”就是追真求正原精神。
不是一味地反传统，只是需要用人类“最高法”即追真求正精神（而不是某一个教派的所谓原教旨律法）整合各种思想、主义、教义，以“真”和“正”作为坐标，在两者的经纬交汇点上求得自己需要的答案。即使别人用过的好东西，自己使用的时候，也还要加以检点，比如民主。2011年，埃及民众示威游行，迫使总统穆巴拉克辞职，推翻了专制统治。此后遵循民主程序建立了民主制度。新上台的总统穆尔西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代理人，穆斯林兄弟会的计划是以选举的方式获得国家统治政权，以伊斯兰教法治国。于是，军队介入，罢黜了总统。如果军队不干预，穆兄会主导下的埃及未来，很可能会演变为一个神权政治主导的国家。可见，民主手段只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多数人决定有时候也不是正确的，军事政变也不全是反动。
在没有代表先进思想的政治领袖出现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制度好，固然也可以规范着人们学好，可以促使人们的思想优化。那么，在文化与制度互相咬合难以打开的时候，该从哪里下手？我以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倡导真正的信仰精神，从根本上改变和改造人的灵魂入手。比如大力倡导在民间开展“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弄明白什么是决定实践正误对错的标准，特别是当下此刻应该怎么办。当年为改革而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由官家倡导，针对的是复古倒退的“两个凡是”；如今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而发起的“实践标准大讨论”，不妨首先由民间发起。当今社会“网络党”是一股十分强大的民意力量，很多社会难题可以在这里攻破。总之，只要人的思想正确了，文化氛围会跟着转变，也可以推动制度的变迁，从而推动社会向理性化的方向迈进。
任何新思想新学说都是人们心中应有，而眼中尚无的东西，需要有人首先鸣叫一声，提醒众人。我首倡真正学，正是为此。
2014年1月于蔚县静也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