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顾则徐
中国人民大学擅长于民国史的张鸣教授近日在他的微博上说：“一天接待两拨香港电视人，都是做辛亥革命纪录片的，真的不明白，怎么香港人对这个革命这么热衷？”张鸣先生的话里，透出的实际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着并不太高评价的意思，所以便有了“真的不明白”。那么，是否香港等海外言论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认识，比之大陆人士更清晰呢？也并不见得。类似的为辛亥革命一百年被香港电视人采访，前阵我也有过一次。讨论辛亥革命务必先要认识清楚它的历史意义，我努力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说明，但采访者似乎也只能半明半白，仅仅只能是“感觉”很有道理。
辛亥革命第一位的历史意义，要从整个中国历史中去理解。方法很简单，也就是历史的断代。整个中国的历史断代，在大的逻辑上，以前有先秦与秦以后的划分，这是中国文明史断代基本定论，毫无问题。先秦即夏、商、周三朝，综观整个中国历史，春秋-战国只是从先秦而秦后的一个过渡阶段。秦以后，中国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皇朝时期。辛亥革命终结了这个皇朝时期，虽然至今而言仅有一百年，但可以估计的将来中国历史，不管有如何的“朝代”变革，共和这一基本特征总已经无法改变，至少就如当下大陆在名义上也必须如此。因此，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意义也就凸现出来了，它终结的并不是一个满清，而是终结了二千余年的皇朝史，并把中国整个的历史拉入了第三个大的阶段——共和史的阶段。就此，中国整个的历史分作了先秦、皇朝、共和三个大的阶段。
辛亥革命的这一意义，即使在孙中山，一开始也并不能够给予明确理解。民国伊始，孙中山基本只是相对满清而不是主要相对皇朝制度及其社会形态来谈辛亥革命的意义，1912年1月1日晚上十点，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说：“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袁世凯担任总统后，孙中山开始逐渐相对整个专制历史来谈共和。1912年9月21日，孙中山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达：“现在数千年之野蛮专制政体业已改革而为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就其直接的行动来说，针对的毫无疑问是满清，但革命并不是只革了满清的命，而是革了以往全部历史的命，在断代史上是变革了两千余年的皇朝史。
这一意义本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但在1949年后的大陆发生了异化或扭曲，以致大陆学者基本上属于“真的不明白”。原因首先在于大陆史学界轻易就全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历史断代上抛弃了传统的朝代嬗变次序，经典的断代史被野蛮篡改。在中国历史的断代上，马克思主义的五大社会形态论被生搬硬套，断代问题被搞得从来没有过的混乱不堪。在实际的争论上，突出表现在所谓封建社会的判定问题上。其实，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奴隶社会定论上，把一个莫须有的帽子硬套到中国历史上，从而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在起点就陷入了极大的谬误中，由此而把整个中国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其次的原因，是接受所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贬低辛亥革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无限拔高，不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整个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朝代”，将以往的全部中国历史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混淆了基本的历史断代逻辑。再次，大陆历史学者普遍存在着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中国”的思维偏差，不愿意承认1949年至今的中国有一个从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而演变为大陆、台湾的客观的版块状态，如果将来中国能够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则回过头来就会发现，今天中国的历史性版块上还有一个蒙古，是大陆、台湾、蒙古三个现实的版块，好比历史上曾经的宋、辽、金（、西夏）时代那样。这一思维偏差的要害是过于突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中国在联合国里的“代表”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从而在反观辛亥革命时，就无法摆正1949年前后的历史地位关系，不能认识到辛亥革命之划时代与1949年之划时代完全是在两个等级的历史逻辑平面上。设若将来发生“中华民国”统一中国，那么，今天大陆关于历史的全部“智慧”都将成为人类史学中的一个最大笑话。
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不能被客观认识，也与大陆在1995年后流行的“告别革命”观念有关。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香港出版对话集《告别革命》，虽然因其批判性而被不得不坚持“革命”道统的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有所忌讳，但对着枪杆子唠叨“告别革命”的话语毕竟突出着鸵鸟特征，因而是可以被容忍甚至可以被鼓励的，从而得到流行。“告别革命”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主张，而且也是一种历史评价，其中特别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其主要理由。“告别革命”派们否定不了辛亥革命对共和的创建，但对它的暴力革命方式并不认可，虽然这个伟大的革命比较世界上同类的革命而言仅仅只有低烈度、小规模的暴力。他们不能认识到从革命角度而言，辛亥革命作为一次暴力的革命，其悲剧所在恰恰不是在其暴力，而是在于其不彻底，既然进行了革命，却又走入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从而导致“革命尚未成功”，不得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养成了民族的暴力革命狂躁症。革命的本质是历史演进过程集中发生的质变运动，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在中国的暴力革命狂躁症中，仅仅被理解和限定为了暴力的革命。由于“革命尚未成功”，所以，“同志尚需努力”。所谓暴力革命狂躁症，乃是没有一次革命是在辛亥革命的原初意义上实现完全的质变运动，革命这一方式本身成为了革命的目的，目标越来越被更改得虚无缥缈，手段越来越追求暴力的烈度和规模，其终结最终是依赖于“1949”这一人类史上最惨烈的革命。
“告别革命”并不是现在的中国意识，而且更是“1949”前的中国意识。孙 中山二次革命之后，建设口号让位于革命口号，革命迅速成为了整个国家的共同话语，革命者是革命的，被革命者也是声称着革命；政府举着的是革命旗帜，深山中的强盗、土匪也举着革命的旗帜。中国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革命”，而所谓“革命”，就是暴力方式本身。喊着革命口号的所有中国人都机械地进行着“革命”，连吃饭、拉屎也有着革命的意义。这个格外疲惫的民族对革命充满了厌倦，却又无法摆脱这一困境，必须要用更使自己亢奋起来的方式支持自己的身躯。人们无法反对革命，因革命的暴力最高形式是战争，便渴望着来一次更大的消灭战争的战争。抗日战争的结束使国军看上去前所未有地强大，其战力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俄罗斯、英国，甚至可以认为超过了已经复国了的法国，但是，这正是其灾难。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的国军作为中国抗日主力，在抗日战争的胜利欢呼中已经瘫下了疲惫的身躯。整个民族对革命的厌倦集中演变为了对战争的厌倦，“1949”的特征是从1941年后得到充分修养的充满了生气的革命者，用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口号和终结长期国内战争的战争姿态，满足整个民族“告别革命”——告别内战——的情绪。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在1949年被终结，1954年被彻底摧毁。
大陆人民告别了辛亥革命，引来了“毛泽东”的革命。1949年后“毛泽东”的革命不再是国内战争，而是进行人身限制、思想禁锢、按比例有计划消灭生命的新型暴力，是批斗、劳教、饥饿和死刑，但不再是国内战争，人们一方面被刺激出新的亢奋，一方面不得不忍受。文革后期，人们终于对这种革命疲惫了。文革后，邓小平用“改革”替代了革命，于是，人们的生机苏醒了。但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0年代邓小平改革的内在属性依然是“1949”革命，从而便有了1989的暴力。1989暴力的意义在于，作为内涵着“1949”革命属性的改革已经被证明为不可以走下去，要么就如台湾正在进行的和平的完成辛亥革命本身目标的运动，要么就必须放弃“1949”革命，寻找到新的出路。1992年第二次改革正是这种新的出路起程，它不再内涵“1949”革命的要素，但拒绝了海峡对岸的变革，拒绝了辛亥革命的目标。1992年中国大陆的所谓改革，其本质是掠夺，掠夺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劳力资源、货币财富、物质财富，追求财富高速增长，使财富达到高度集中，一方面将社会财富高度掌握到党和政府手中，一方面将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手中，建立起一个党（权）阀社会——该社会由那些世袭或指定继承的权力集团以党的名义进行统治，他们受人尊敬或努力制造或迫使人们必须对其尊敬，不仅他们彼此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复杂的门阀关系，而且更把自己看作高于民众的等级集团，民众既害怕、痛恨该集团的压迫和剥削而进行零碎反抗，又努力获取上升进入该集团的可怜机会。党（权）阀不是贵族，但自以为是贵族，或试图努力把自己打扮成贵族。他们用制造中产阶级的名义，将财富集中到自己所控制的权力体系，首先使权力体系内的人们——党务干部、军官、警察、司法官员、公务员、经济官员、文化官员等——成为门阀奴仆，让他们成为社会的“中产阶级”，以强化和巩固社会的统治能力和稳定能力。几乎是同步进行，当台湾（以及蒙古）基本完成了辛亥革命本身的目标时，大陆也完成了党（权）阀社会的成熟，其标志是在实现邓小平的隔代指定继承中走入二十一世纪。但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党（权）门阀制度的形成和成熟，即使比之民国军阀时代也只有没有国内战争的优点，其它并无更多长处，社会整体的民主性、平等性、法治水平方面在本质上完全倒退到了皇朝时期，其通过财政、杂费、土地等国家资产转让、权力回扣，豢养的腐朽的“八旗子弟”占国家总人口比例甚至远远超过了满清时期。
在党（权）阀时代的背景下，必须要拒绝“毛泽东”的革命，更必须要忘记和杜绝“辛亥革命”，至于对可能演变为“太平天国”的民众维权运动，则必须进行镇压为主导的强力限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党（权）阀们太需要“告别革命”了。就象晚清那样，由于“洋务”有利于财富的增长和集中，“洋务运动”在更深广的领域展开；由于必须要有起码的人心缓和，改良也必须给予部分接受和容忍。这样，几乎所有的革命类型都被排斥，只有改良才可以得到容忍乃至有限接受，而事实是，既然党（权）阀社会实质上的合法性前提是改革，而改革与改良几乎可以混淆为同义词，因此，打着党（权）阀们必须认可的改革旗帜的改良和称为改良的改革都有着合法性。
“告别革命”，自然必须要提倡改良。在史学中，就必须要提高康、梁改良主义的地位，贬低辛亥革命的地位。要做到这点，就首先证明康、梁改良的合理性，然后证明其可行性。康、梁在戊戌变法中事实上的失败被忽略，慈禧太后最后几年的政策使她成为了一名卓越的统治者，被证明为了变法的最终的曲线胜利。就象人们已经忘记了1989年的鲜血一样，戊戌变法中的鲜血也被忘记，如果在史学中不能被忘记，则必须证明为是由谭嗣同等人的过激行为所刺激而导致流血，慈禧只是被动的杀人。康、梁改良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慈禧的卓越在于，她在经过痛苦的流亡之后，终于醒悟了过来，迅速而强有力地推动起了改良变法，其决心较之今天已经停滞不前的改革，是足够令改良主义者们钦佩的。渴望啊，今天要是有一个醒悟了的慈禧，那该是多么地令人振奋啊！慈禧的决心，终于在她死后结出了硕果，1911年5月满清组成内阁。但天不佑我中华，随之而来的辛亥革命马上破坏了这一和平的君主立宪变革。今天的改良者们不希望“辛亥革命”发生，希望能够让改革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来，甚至已经有了“党主立宪”的萌芽和提出。只要给时间，就会有希望，前提是必须“告别革命”。但是，这些史学家们只记住了历史的事件和人物，忘记了历史本身的第一位的属性——时间。时间即是生命，当下的人只有自己现实的活着的生命，时间的逝去即是生命的消逝，如果这种消逝是被拖延和压迫住的结果，那么，就与慢性的自杀或他杀并无本质的区别。你们可以慢慢来改良，但是，请尊重当下被压迫、被剥削着的人们的生命。生命只要不愿意接受自杀或他杀，就不愿意过多等待。
1911年5月的皇族内阁是证明辛亥革命破坏性的最重要理由，已经起步的君主立宪被革命所终止。英国的变革被颂扬，法国的大革命被贬斥。“告别革命”者们忘记了一个国家实际的国情。国情是当代中国最吊诡的词之一。在大的历史进程上，不管各个国家有着如何的国情，其演变总必须是当下人们的智慧所可以认识到的普世价值的达到，当今世界各国所可以选择和必须达到、完善的只能是宪政，以国情的名义拒绝宪政，便是拒绝进步，拒绝进步就是反动。但是，如何成功达到宪政社会则各国有不同国情而可以选择不同的道路，英国有英国的道路，法国有法国的道路，美国则有美国的道路，它们都因其先驱性而成为世界史上伟大的变革，不存在哪个更正确或更不正确。辛亥革命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然是个半吊子革命事件，但还是一次伟大的变革，而被其终结的皇族内阁却并不具有任何伟大的历史意义，这个内阁不过是一场可怜的闹剧。“告别革命”者们无法解释，当时中国识字分子几乎人人认识到了立宪这个流行词，但立宪的降临却引来了革命，而进行革命的基本力量又恰恰正是立宪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还存在着普遍而深刻的帝皇崇拜背景中，皇族内阁这一“仁政”不仅没有使人们欢呼起来，反而诱发出了人们满腔的愤怒，促使人们决心放弃眼下这个皇帝及其代表的皇朝，也就是说，所谓的皇族内阁带给人们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使人们现实地醒悟到了君主立宪的不可行，从而便选择了革命。皇族内阁试图使满清获得符合历史潮流的生存，却成为了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导火索之一。
其中的国情根源到底在哪里呢？首先，满清乃是异族统治，而异族统治是无法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的。中国的历史学、民族学至今没有理清异族统治与民族同化的界限。中国是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当异族侵入并建立统治，直到该统治被推翻之前，便是客观的异族统治。统治民族只要不主动彻底汉化，只要保持明确或比较明确的民族特点和界线，其异族统治的属性就是完全的。当该统治被推翻，作为人口绝对主体的汉族掌握政权，不管曾经的统治者民族是否汉化，只要向新的国家政权臣服，该民族所居住的土地即归入中国版块，该民族也被归为华夏民族之一支。如果不搞清楚这一道理，以异族统治被推翻后的事实去否认之前的异族统治事实，则是篡改历史了的打肿面孔充胖子；以异族统治事实而去否认其被推翻后同化入华夏民族事实，则是不智而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君主立宪的特征是权力虚君，精神上则将君主作为国家象征建立起崇拜符号体系。满清作为异族统治，试图建立君主立宪，与英国、日本等国的皇室不同，并不能相应建立起崇拜符号体系。汉族虽然有着深刻而牢固的君主崇拜情结，但是，当面对异族统治时不得以，异族皇帝即本国皇帝，皇帝的本质乃是权力，不得不予以崇拜；当君主立宪，君主权力虚位，那么，作为一个异族统治的皇帝的被崇拜基础也就崩溃，他无法成为可以让汉族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精神性崇拜对象。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会有后来的袁世凯要当皇帝，他以为自己作为汉族皇帝可以被人们接受，却不知道时势已变，中国人民既然在辛亥痛下决心放下了帝皇崇拜包袱，也就不再愿意把这个包袱在形式上重新背上。帝皇崇拜仅仅只是局限为一种心理，后来为党皇帝的毛泽东所利用。
其次，异族统治无法做到民族虚位，从而与宪政相冲突。立宪即宪政之一种，建立立宪即是走向宪政。在民族关系上，在宪政背景下，必然是由主体民族掌握国家主要权力。但在这一点上，原先作为统治民族的异族当是一个小民族时，是根本难以实质性接受的。满族作为相对于汉族人口来说的小民族，可以宣布君主虚位，但却做不到民族虚位。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为了保留一个皇帝而突然主动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要求汉族承认其名义上是个统治民族而放弃实质上的统治权力，无论满族自己还是汉族，都会视为荒诞的笑话，君主立宪并不是民族立宪。在要求君主立宪时，人们对此并没有足够思考，但当皇族内阁宣布后，满族的继续保持统治地位的现实立即摆在了大家眼前。皇族内阁十三人，其中满族九人，汉族仅四人，这一实际首先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就已经与人们所希望的立宪宪政原则发生了严重冲突。作为一个小民族的异族统治，君主立宪只会是一个摆摆样子的欺骗。相对于立宪前后宣布和实行的其它所有措施而言，只要民族关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切都变得失去意义。
再次，一个宪政国家不可能将一个腐朽化了的民族进行财政豢养。十三人皇族内阁不仅满族人占了九人，而且这九人中皇族又占了七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等于宣告了国家除了把皇帝养起来外，还必须继续将整个庞大的皇族豢养起来，再进一步又意味着必须要把整个满族——特别是“八旗子弟”——豢养起来。绝大多数接受了宪政或立宪观念的人是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的。如果立宪分子不接受这一现实，在满族内部也不会接受立宪变革。这一严酷的现实在进行立宪时，几乎没有被重视，立宪仅仅只是被理解为了君主只要虚位即可，但皇族内阁一下子就把这一实际问题摆了出来。满族建国，是将生活制度与军事制度统一为一体，满族被分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后来增加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入关后所有人都基本由财政给予豢养，并且保证其拥有优裕的物质生活，其子弟一般称为“八旗子弟”。如果不考虑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那么，“八旗子弟”几乎等于了整个满族。这是一个极其腐朽的群体，到晚清时，“八旗子弟”等于成了腐朽的代名词。这是进行立宪所无法绕开而又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只能作为国家肿瘤由革命给予断然切除。
诚然，君主立宪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一点由英国、日本等证明。但在晚清，一当君主立宪进入实际的操作进程，却并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从而，促使了人们的头脑忽然清醒。于是，辛亥革命便紧急降临。弄清楚了这一现实，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才可能被深刻理解。理解了辛亥革命，才可以有益于切实思考和认识“辛亥革命”。
2011-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