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千百年来，蜀汉丞相诸葛亮，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是治国的良相，人臣之楷模。关于诸葛亮的品德修养、智慧谋略以及他在治国、治军、理政、养民等方面的业绩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是，诸葛亮不仅仅是-—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同时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很高美学修养和艺术成就的杰出人物。
一、诸葛亮的文学成就
诸葛亮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于散文的写作，同时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很有特色。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在繁忙紧张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写下了大量的文章，据清代学者张澍辑录，留存下来的约有199篇，其中包括有对策、诏、表、书、教、军令、兵要、铭、记、将苑等。这些作品虽然都是应用性文章，不是纯文学性作品，但它们都是诸葛亮一生思想言论的精华，是了解和研究诸葛亮思想修养、性格人品的主要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他为文直言事理，观点鲜明，语言质朴，情真意切，因而不少文章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写于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的《出师表》，是诸葛亮最具代表性酌作品之一。南朝·梁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对《出师表》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他还把：《出师表》与孔融的《荐弥衡表》并称之为“表之英也”。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在评价《出师表》时，十分激动地写道：“孔明出师二表，简而且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而下，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清代于光华编撰的《文选集评》中，引用郭明龙的评论，说《出师表》：“忠义自肺腑流出，古朴真率，字字滴泪，与日月争光。”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写道：“《出师表》首言国事危急，使后主自知负荷之重；中间痛恨恒、灵，以为倾颓之鉴；反复喻令自谋，以警其昏庸。情真词挚，故曰‘志尽文畅’。”并说：“《出师表》风力遒上，古意未漓……以为楷式也。”，这些都是十分中肯的同时也是很高的评价。
《出师表》整篇文章思想观点鲜明，论理叙事逻辑性强，精辟透彻。语言朴实真切，自然流畅，浑然一体，委婉感人。在写作方法和风格上，《出师表》继承和吸取了楚辞与汉赋的优秀传统，在以散文化的说理叙事为主的同时，间用排比对偶的句式。特别善用四字句，流畅练达，简洁有力。用韵自然，不露痕迹，让人读起来抑扬谐和，既严谨庄重又富有变化，具有一种“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魏晋风度”。
如文章中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及“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等许多名句，都写得生动精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正是《出师表》千百年来，使众多名人志士受感动，为广大读者所热爱的原因。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读《出师表》后写道：“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绍兴戊午年(公元1138年)，南宋爱国名将岳飞，一次过武侯祠，读壁上石刻出师表时，“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足见《出师表》感人之深。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曾多次写诗赞扬《出师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他在成都游诸葛书台时写道：“《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陆游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他在《书愤》一诗中再次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南宋末年另一位爱国诗人文天样，被元军俘虏后，在《怀孔明》一诗中写道：“斜谷事不济，将星陨营中。
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仅就以上数例，已足以看出《出师表》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很高的艺术成就。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在编纂《资治通鉴纲目》时，对旧史中之表章、奏议，无不大加删汰，独对《出师表》一文“均五更削”，全文照录。近代学者王缁尘先生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出师之表，檩烈干古，二千数百年历史中，欲求其二，而亦不可得……盖文之至者，用字措句，均不可移易，亦如宋玉之赋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美文美人，皆生于天然，非人之工力所能随便加饰也……而对于《出师表》之慷慨激昂，复兼以缠绵悱侧，且句练字适，无一瑕疵，心爱之极，不能割舍。”历代学者在评论《出师表》时，都把它看作是三代以来的经典性作品，如苏东坡把《出师表》与《伊训》、《说命》相提并论；顾禄说：“三代名臣训诰文，又复从公手中出。”谭献说：“与《伊训》、《洛诰》相表里。”。
还有人把它比如《楚辞》，如明人吴之皡在其《谒武侯祠》诗中写道：“古今多将相，谁者是吾师?意气如公旦，文章似《楚辞》。”这一切评论，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出师表》的文学价值和艺术魅力的恰当评价。《出师表》的确不愧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不朽名篇。
诸葛亮的其他一些文章，也大都具有《出师表》那种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语言简洁、文风质朴的特色。如人们熟知的《隆中对》、《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等等名篇，都写得十分简练精纯，而析理论事却又周密严谨，层层剖析，步步深入，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白亦奠先生在《诸葛亮(诫子书)评析》一文中说：“短短86字，概括了古代先哲之至理；是修身养性的准则；开家教训导之先声；为处世治国之根本；有包孕宇内之气；亘乎天地之道；实为千古绝唱。”的确如此，能够把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简洁恰当地纳入短短86字之中，应该说诸葛亮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天下奇才”，在为文方面也不愧为“天下奇才”了。诸葛亮写给下属官吏和土兵的一些文件，即“教”，历代也同样给予很高的评价。
刘勰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陈寿在评论诸葛亮时，也指出：“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在这类文章中，如《与群下教》、《又与群下教》、《与李丰教》等篇，都写得意切情真，感人肺腑。特别是《劝将士勤攻己阙教》，指出街亭之败，“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坦诚地引咎自责，布所失于天下，并恳切地要求将士：“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其虚心征求意见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真挚动人。又如《南征教》：“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只20个字，把南征的战略和策略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此证之，刘彦和所渭“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诸葛亮也热爱诗歌，在隆中躬耕时，就经常抱膝长吟。但其诗歌作品留存下来的却不多，较为可信的有《梁父吟·步出齐城门》。此外，还有在《三国演义》中转述的几首。其中有刘备二顾茅庐时路过小虹桥，偶遇黄承彦，听黄口吟诗一首，诗曰：“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刘备听后对黄承彦说：“适间所吟之句，极其高妙。”黄回答说：“老夫在小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适过小桥，偶见篱落间梅花，故感而诵之。”这首诗虽未明确指明作者，但从诗的意境和情调以及罗贯中的描述来看，应系孔明所作。而且从黄承彦的说法来看，诸葛亮的《梁父吟》还不止是这两篇。从上述两首诗歌中，大致可以看出诸葛亮诗歌的独特风格和艺术成就。首先，他的诗作都是用以言志抒怀的。无论是咏史的《梁父吟·步出齐城门》，还是写景的《梁父吟·一夜北风寒》，无不鲜明地体现出他“淡泊、宁静，，的品德修养和“志存高远”的宏伟抱负。
在清峻、潇洒的诗句中，透露出他济世救民的理想与志向。其次，诸葛亮诗歌的语言艺术，也很有特色。他学习并继承了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用乐府旧题写作五言诗歌，用语清新朴素，非常接近民间歌谣，有口语化的特点，朗朗上口，又流畅易懂。这和他躬耕隆中时与农民的密切交往有关，所以他创作的诗歌，当时就为广大农民所喜爱并争相吟唱传诵。
二、诸葛亮的书法成就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书法流派纷呈，风格多样，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在他出生前四年，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首次把书刻文字称作“书法”。
这标志着作为交流工具的“写字”，与作为美学欣赏与实用相统一的“书法”，正式拉开了距离，并使后者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书法艺术。这时汉隶已成为别具风格的主导字体，同时又始创了草书、行书和楷书，使篆、隶、草、行、楷五体基本齐备，为晋、唐时代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奠定了基础。诸葛亮幼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至今在襄阳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刻苦学习的故事和传说。
他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上述记载是可信的，特别是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从宋代开始，把前人著名书迹摹刻拓印下来，以便流传，称之为“法帖”。这一则记载说明：在宋代诸葛亮的书法作品是作为有示范意义的“法帖”流行于世的。诸葛亮在繁忙的政务和军事活动中，始终不忘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可是他仍然不忘临池挥毫，其对书法艺术的执着爱好可见一斑。
在刘备给刘禅的临终遗诏中曾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当时刘备率兵伐吴，诸葛亮以丞相监国坐镇成都，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亲自为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等书。我们可以想象孔明手抄的四本书，肯定是十分精彩的书法作品，它在当时已是许多人都知道并且想得到的艺术珍品。
对它的“未送，道亡”，连远在白帝城的刘备都知道了，而且深为惋惜，到临终时还嘱咐阿斗“可自更求闻达”。这不仅仅是要刘禅好好读书，同时也表露出刘备对诸葛亮书法艺术的珍视与热爱。从以上点滴记述，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我国书法历史上的成就。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其书法真迹，这只有寄希望于考古的发现了。
三、诸葛亮的绘画成就
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以晋、宋画家为中古，以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的画家为下古，隋和唐初的画家则称之为近代。近代画家作品的价格与下古画家作品价格相近，而以上古画家作品价格为最高。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张彦远(生于公元815年)出身于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非常丰富，他自己官至大理寺卿(即中央审判机关长官)，又有其阅览和调研法书名画的有利条件，所以他的《历代名画记》，向有“画史之祖”的称誉，他的记载和论述，在中国绘画史上一直是可信而难得的史论资料。我们从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又记道：“永昌郡，古哀牢国……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阴深，生民以来，未尝通中国，南中昆明祖之，故诸葛亮为其图谱也。”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还掌握了多方面的绘画技巧，他不仅能画天地、日、月，而且能画各种建筑、车马、动物和人物。能掌握如此全面的绘画技巧的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诸葛亮作画绝不是出于个人的闲情逸致，他的绘画艺术总是为他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前述的两组作品，就是他团结和教化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种有效形式和方法。诸葛亮对工艺美术也十分喜爱，而且有很深的造诣。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说诸葛亮“工械技巧、物究其极”。袁宏《汉纪论》也说：“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特别是史籍中关于诸葛亮制作木牛流马、设计八阵图的记载，更足以证明他对工艺技术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其中工艺美术的设计与制作，也是他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
近代学者朱启钤在《丝绣笔记》中记述了下面一个故事：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南征，到达大小铜仁江交汇处。探马报告：当地正流行痘疫。诸葛亮立即派人带着大量丝绸，深入到苗族人民之中，教他们用光滑的丝织品给病人做衣服和被褥，防止痘疮破裂后再次感染，以便使病人较快地恢复健康。从此，苗族人民和蜀汉人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感情。此后，诸葛亮便鼓励和指导苗族人民栽桑养蚕，学习缫丝织绸。他还亲自为苗族同胞设计绘制丝织图案纹样。
又据《黎乎府志》记载：古州的苗族人民，学习了蜀锦工艺以后，织成了五彩绒锦，他们把这种锦命名为“武侯锦”，以纪念诸葛亮发展蚕桑生产，推广丝织工艺和丝绸工艺美术事业的功绩。诸葛亮治蜀后，非常重视蜀锦的生产，曾颁布教令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他还亲自植桑养蚕，在《临终遗表》中他说：“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提倡，蜀锦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据《蜀中广记》记载：当时益州生产的蜀锦，还远销吴国和魏国，连魏国宫廷里都喜欢使用蜀锦。据说魏文帝曹丕看到辉煌富丽的蜀锦，曾赞叹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愧。”
四、诸葛亮的音乐成就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有很高的音乐修养。
这方面在古籍中多有记述。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鬲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综上所述，诸葛亮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而且还在文学，书法，绘画，音乐领域有较高的修养和成就。1964年郭沫若先生为隆中诸葛亮故居题词时，曾把诸葛亮与陶渊明的隐居作了对比，指出由于时代和形势的原因，“陶令隐逸终身，而武侯则以功业自见”。并说：“如武侯终身隐逸，致力於诗，谅亦不逊于陶令也。”
应该说诸葛亮在文学艺术的总体素养和成就上(不单指诗歌创作一个方面)，绝对不逊于陶渊明，他同样是我国古代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和艺术人才。要深入研究诸葛亮的一生，忽略了他在文学艺术上的修养与成就，是不全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