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久前，哲学家L.A.保罗写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探讨有没有一种理性的方法可以帮助一个人决定要不要生孩子。
一个人如何做理性的决定？经典的答案是，想象不同行为的不同后果，然后考虑每一种后果的价值和概率，最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种。这是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却完全无法用在生孩子上。比如，你怎么比较一个婴儿的微笑与无数无眠之夜之间的性价比呢？
生儿育女的目的，如果从进化的角度看很容易理解，但从个人的角度看，还真是个难解的谜，或者，如L.A.保罗最终得出的结论，这根本是个非理性的产物？
前段时间，网上流行一篇文章《多少中国人不配生孩子》，很惊悚的题目，文中将中国人生孩子的目的大致分为这么几类——一类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维系婚姻、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等，不过为个人、家庭、社会及国家之别罢了；一类是偶然因素，避孕失败，只好生下来；还有一类是育儿就是育己，“满足快乐与自我成长”。
其实，无论哪一种理由，凡是主动生儿育女者，基本上都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假设：养育一个孩子会让他们幸福。
“我从未如此幸福，部分原因是我的人生不再是只关于我了。”这是一位母亲在解释她初为人母的喜悦时所说的。估计大部分母亲都会同意，初为人母是一种超越性的生命体验；父亲们大多也会承认，孩子让他们的人生更美好。在没有宗教的世俗社会里，孩子为父母的人生赋予了一定程度的意义。但是，他们真的让父母更幸福吗？
去年，《纽约杂志》的记者詹妮弗·西尼尔（JeniferSenior）在《只有喜悦，没有快乐：当代为人父母的悖论》一书中探讨了现代社会一个孩子对于婚姻、性、工作、友谊以及自我的全方位挑战，提出了一个至少美国社会不愿意承认的现实：为人父母者其实都暗自痛恨育儿这件事。
过去20年，多个学科的研究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生儿育女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程度毫无助益。为人父母者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无论单身还是已婚，有一个孩子，还是四个孩子——都不比非父母更幸福，而且，孩子越多，幸福感越低。对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伯特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孩子就像海洛因，他给你极度的狂喜，但同时也将其他一切乐趣都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出去了。
佐证之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在2004年做的一项针对909名得州母亲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育儿”在她们的日常愉悦排行榜上列在第16位（一共19项），在做饭、看电视、锻炼、打电话、睡觉、购物、做家务之后。
另外一项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显示，就快乐程度而言，与朋友在一起的乐趣多过与配偶相处，多过与其他亲属相处，多过与点头之交相处，多过与父母相处，多过与子女相处，而与子女相处的快乐与陌生人的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
西尼尔女士认为，父母对育儿的抗拒和排斥是一个新现象，根本问题在于父母与孩子传统角色的变迁——在20世纪以前，孩子是小大人，是家庭的资产，父母提供给孩子衣、食、住，以及基本的道德教育，孩子则提供经济收入作为回报。但现在的孩子是父母的“老板”，西尼尔引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A.Zelizer）的说法，“在经济上毫无价值，情感上无比珍贵”。从他们出生那一刻开始，我们把这些完美的宝宝抱在怀里，困惑于为人父母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如何确保他/她的一生幸福。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爱。当然，这个答案并非那么理所当然。上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创立者约翰·华生医生还在警告人们，母爱是一种危险的工具，会让孩子变得黏人而软弱。英国精神科医生约翰·鲍尔比（JohnBowlby）和玛丽·安斯沃斯（MaryAinsworth）推翻了他的理论，他们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一个孩子在生命早期（2岁以前）如果能与母亲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在未来面对世界以及人际关系方面都更有安全感，更自信，否则容易发展成焦虑型或者逃避型人格。
“依附理论”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育儿理论，并深刻影响了此后世界各地父母的育儿体验。尤其是中产阶级父母，他们将孩子的需求摆在了第一位，不惜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在他们身上。但问题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们并不知道应该为孩子的未来准备什么。
既然无法预知未来，只能尝试为他们准备一切——我们送孩子去学钢琴，认为可以培养他们的艺术气质；我们教小孩下棋，认为可以培养他们对问题的分析能力；我们为他们报名参加团体运动，认为可以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我们希望他们拥有创造力、科学思维、全球思维、生态思维……就好像少了任何一样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成功。所以，书店里各类育儿类书籍满天飞，用西尼尔女士的话说：“这是一座高耸的糖果色的丰碑，奠祭着整个社会的恐慌。”
西尼尔认为，在孩子身上如此巨大的精力透支，其实并非现代父母所能负担。19世纪以前的婚姻建立在生育、经济安全和家族之间利益联姻的基础之上，夫妻之间没有多少失望的余地。但在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里，夫妻双方对彼此的期待值更高——平等、友谊、浪漫、性，缺一不可。但随着孩子出生，双方（尤其是女性）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孩子身上，他们能为彼此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少，夫妻关系变成了家事分工（连应该分工都缺乏必要的准则），忙进忙出，彼此感情上的“枯竭”也就难以避免。著名的婚姻研究者约翰·古特曼和朱莉·古特曼（John& JulieGottman）做过一项针对130对新婚夫妇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2/3表示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变得“非常不快乐”。
更糟糕的是，孩子并没有因为父母如此之多的付出而变得更幸福。事实上，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经常制造出焦虑、精疲力竭的父母和索取无度、自以为是的孩子。据心理学家的调查发现，这些孩子陷入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比平常的孩子高出三倍。也就是说，我们为孩子付出的越多，孩子的麻烦似乎就越多。
“今天父母的问题是，他们太容易为孩子牺牲自己的生活和婚姻了。”美国家庭治疗师大卫·柯德（DavidCode）在2009年前出版的《婚姻第一，才能养出快乐小孩》一书里说，“累死累活地为孩子创造一个完美的、无创伤的童年，是一种浪费精力的行为。你应该做的是把婚姻摆在第一位，父母之间健康美好的婚姻及其所营造的稳定的成长环境，才是你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
但是，那个“度”到底在哪里？
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劳拉·马卡姆博士正在中国宣传她的书《父母平和、孩子快乐：如何停止吼叫，与孩子建立理想关系》，她是美国“平和式育儿法”的创始人，我有机会向她请教这个问题。
“其实，问题不在于你给孩子多少爱，而是你如何给予他们爱？”她回答说，“依恋理论仍然是目前关于育儿最重要的理论。但它的重点并不在将所有的关注都投入到孩子身上，而是关于如何建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connection），这才是我们为人父母的根本目的。”
关系是一种感应的能力，即与某个人建立情感关联，站在他的视角去“感受”。劳拉博士认为，人类天生有爱的能力和被爱的需求，所有情感发展——包括我们规范自身情感、控制自我情绪、延缓喜悦表述、培养健康浪漫关系的能力——都是以婴儿时期的抚养为基础的。一旦建立起深刻亲密的亲子关系，孩子有了安全感，知道有人爱他、理解他，他们的成长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像阳光雨露之下，植物自然欣欣向荣。
事实上，父母与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在加固或者破坏这种关系。
与孩子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与身体一样，孩子的大脑还在发育之中。他们的理性大脑中心还不足以控制自己强烈的情感。与孩子相处，父母经常遭遇情绪上的过山车，前一分钟还沉醉在他们可爱的一颦一笑中，下一分钟就鸡飞狗跳，怒气冲天，只恨深陷牢笼，翻身不得。事实上，育儿大部分的挫折感都来源于此。
对父母来说，为什么养儿育女这件事情如此容易触动我们的情绪开关呢？
劳拉博士的回答是：“因为你3岁的孩子发脾气，会触发你自己3岁时未曾解决的情绪，或者未经治疗的创伤。”
按照她的理论，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多多少少都受过情感上的伤害，比如愤怒、恐惧、失望，如果这些伤害在当时没有得到及时的关照或抚慰，就会暂时被压抑下来，深藏在某个隐形的情感包袱里，成为我们人格的一部分。成年后，每当情绪动荡时，这些受伤经历就会从情感包袱里被释放出来，占据主导地位。
“孩子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创伤的位置，让我们回忆起昔日的恐惧和愤怒。当孩子激怒我们的时候，往往是触到了我们潜意识深处的痛处，这是他在提醒你童年时代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育儿最大的障碍并不在于如何应对孩子，而是如何应对自己。你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童年，有意识地分析自己的创伤——这样才可能摆脱恶性循环，不给自己的孩子造成新的创伤。
在她的“平和育儿法”中，父母的愤怒管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愤怒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你把孩子当成假想敌人在对待。你对这个敌人采取的战术，要么是跟他战斗，要么从他这儿逃走，要么就是面对敌人僵持在那儿。”
“我们所说的育儿，绝大多数并不是发生在父母与孩子之间，而是发生在父母本身。当风暴酝酿之时，父母的反应既可以使它烟消云散，也可能发展为特大海啸。如果我们能准确应对这些时刻，当我们的情感按钮按下时，不是被动应付，而是主动反应，注意到我们何时失去了情感平衡，从而引导自己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只有当你平静下来，才能跟孩子重新建立起连接。”
60年代早期，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黛安娜·鲍姆林德（DianaBaumrind）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对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入观察，根据温暖/呵护、管教策略、交流技巧和期待值等多个纬度，将大多数父母的育儿风格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独裁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的期望值很高，但支持度很少。他们对孩子管教严厉，缺乏温度，尽管他们也爱自己的孩子，但从不明确地表达出来，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达到某种要求，才能得到他们的爱。严厉型的父母一般对自己也很严苛，他们做不到很快乐，内心有很多怨气。
独裁型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一般善于考试，也不惹是生非，但当他们到了十几岁时，往往表现得非常叛逆，他们更容易屈服于来自同伴的压力，不习惯独立思考或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无法从父母处得到明确的爱，自尊很低，经常在错误的地方寻求关爱。在人生的关键决策上，他们下意识地想象父母会怎么反应，并以这种想象引导自己的人生。
第二种是宽容型父母，他们对孩子比较宠爱，但期待值比较低。他们不想干涉孩子的自然成长过程，或者无法忍受孩子不高兴、失望、遭受挫折以及其他焦虑情感（但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感）。他们主要关心孩子表达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让他们快乐，相信这就能让他们辨别是非对错。他们不擅长设定界限，或者管教前后不一致，从而导致孩子的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孩子往往不太能经得起挫折，稍有挫折就觉得天要塌下来。
宽容型教养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很流行。因为当时很多人相信，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之所以实现，是因为德国父母的独裁型教养方式所致。所以，美国父母采取了相反的育儿策略，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反讽的是，宽容型父母养出来的孩子是最不快乐的。他们经常患上焦虑症和抑郁症，暴力程度也相对较高，有反社会行为。心理学家的解释是，他们从宽容型的父母身上获得一种虚假的控制感，让他们觉得自己能随意操控别人而不受到惩罚。
第三种是权威型父母，这是鲍姆林德确认的最后一种育儿方式。他们为孩子提供大量的支持与关爱，这一点与宽容型父母相似；对孩子的期望值也很高，却是现实的，也与他们的年龄相符——他们不可能指望一个3岁的孩子自己独立整理房间，但你可以帮助他们一起整理房间。
他们全力支持孩子，给他们自主权，鼓励他们自己做出决定，并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负责任。他们会倾听孩子的意见，做出妥协，尽量不对孩子进行控制。因此，他们与孩子之间关系密切，孩子则将父母视为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他们更容易发展成自尊、自信、自律、较少叛逆、更负责任的孩子。他们的焦虑、抑郁以及暴力程度也都是最低的。
分析这三种育儿风格，你会发现，无论独裁型，还是宽容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爱”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前者是子女害怕失去父母的爱，而后者是父母害怕失去子女的爱。
相比之下，只有权威型父母与他们的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真正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而且，他们并非只是在爱与限制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而是对这两种行为进行了整合。也就是说，爱与限制并非一对矛盾，而是以充分的爱引导设定规矩和原则，爱在他们与孩子之间建立了合作、理解、倾听和尊重的关系，所以孩子不会过于戒备，而是愿意配合父母，倾听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导。
“在所有的育儿风格中，权威型父母的参与度是最高的，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具有最佳的自我调整能力，而父母自身也从这种参与中获得了最多的快乐。”劳拉博士如此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