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文宗韩愈 大文宗

对于韩愈,景仰的人很多。在唐代文人中,韩愈确实算得上综合素质高、发展全面的典范。他文章写得好,有“杜诗韩笔”一说,诗歌也自成一派,人称韩文公,同时他头脑清醒,有政治眼光,大力排佛,反对军阀割据,官也做得大,人称韩吏部(韩愈是实实在在的吏部侍郎,杜甫人称杜工部,但只是检校工部员外郎,还是虚的),所以苏轼说他内外兼修、文武俱备:“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不过,也有许多人不喜欢韩愈,南宋以来的理学家批评韩愈根本不懂“道”而乱说“道”,周作人、张中行则说韩愈写文章喜欢装腔作势,道学气太浓,毛泽东主席说韩愈文章的思想太肤浅。李泽厚更是全面否定了韩愈,说他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佞权贵。其中,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谀墓”问题,即韩愈为了润笔费,对死人大唱颂歌,有辱斯文。后来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惋惜地说,韩文公如果不写这些阿谀奉承的墓志铭,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一代大文豪,尽做些发死人财的糗事,这难免让人心中憋气。所以,当年刘叉从韩愈那里偷走一大笔钱时,刘叉说得理直气壮(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如给我老刘祝寿),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让大人物吃瘪,是多少人的梦想!但堂堂的吏部侍郎,为什么要“卖文”呢?要了解韩愈究竟是不是一个“财迷”,就必须对他的生活状况与经济收入做点调查。

  1.饥寒

  杜甫死后43年,元稹受他的孙子杜嗣业所托,写了一篇墓系铭,首次将李白、杜甫相提并论,并说李白在乐府、排律等方面远远不如杜甫,一时引起了广泛争鸣。两年后,韩愈挺身而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韩愈为什么要为李白鸣不平呢,出了公议之心外,私下揣测,可能还与他对李白的好感有关。天宝十四载(755),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武昌(今湖北鄂州)县令,离职的时候,当地人刻石颂德,请李白写《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李白在碑中大唱赞歌,说韩愈的父亲大人“滂注王泽,犹鸿得春。和风潜畅,惠化如神”。这份恩情,想必韩愈会铭记在心。李白写这篇碑铭,润笔费拿了不少。至于这种既得人钱财还让人感恩戴德的赚钱手段,对韩愈是否有触动,另当别论。

  据说韩愈后来经常梦见李白,其实韩愈对李白不会有具体印象,李白死后六年,韩愈才出生。同样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韩愈他自己的父母,出生两个月后,韩愈的母亲就离他而去,三年后,他的父亲又死在秘书郎任上。韩仲卿官做得不够大,韩家又不是什么望族,所以留下的家产不会太多。韩愈经常自称昌黎人,李翱的《韩吏部行状》、刘昫的《旧唐书》这样说,后人也叫他韩昌黎,其实他并非昌黎韩族,韩愈这样说可能是为了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已经明确的说出韩愈的父亲是南阳人,韩愈死后也葬在河阳韩氏祖茔,后来欧阳修等人在编纂《新唐书》时就说韩愈是南阳邓州人了。

  父母死得这样早,韩愈并没有成为孤儿。他的长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重任。韩会比韩愈大将近三十岁,也算当时的名士才子,受权相元载的青睐,担任起居舍人。不久元载倒台,韩会受到牵连,贬到广东韶州,年少的韩愈也随之颠簸流离。更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德宗建中元年(780),韩会在韶州郁郁而终,韩愈时年十三岁,与嫂子郑氏一起将灵柩运回河阳故里,开始了“零丁孤苦”的生活。这段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中成长起来的韩愈,后来很少提及,不过从他对嫂子郑氏终身感激及与侄儿韩老成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当日生存的艰辛。

  贞元二年秋天,韩愈十九岁了,承担振兴家族重任的他,毅然决定赴试求仕。经过县、州两级考试合格后,这年十月他赶到了长安,在户部报名参加第二年二月份举行的礼部进士科考试。当时的韩愈既没有名气,又没有名人推荐,不知道“功夫在考试之外”,所以很正常的名落孙山了。贞元四年,韩愈再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再次碰壁。这时的韩愈终于有所醒悟,意识到关系网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四处寻求援助,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散发出去,但没有什么成效,这些权贵对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贞元七年的进士科考试他又一次落第。也就在这一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得到了古文家梁肃的赏识。梁肃当时担任着右补阙,与陆贽等关系密切。次年,陆贽担任主考官,邀请梁肃为助手,考试题目《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韩愈理所当然高中了。陆贽这次考试相对公允,录取了一大批名士,有“龙虎榜”之称。这段经历,显然对韩愈刺激很大。韩愈晚年的时候,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一个应试的举子要注意建立良好的关系网。他谆谆教诲道:“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意思就是说,到京城中应试的考试有几千人,什么样的人才都有,要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具有良好的交往与沟通能力。对你有用的人(韩愈说的是善人),即使不喜欢你,你也要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你无用的人,即使很喜欢你,也没有必要有过多的来往。这样,高官厚禄就俯拾可得了。话说得相当俗气,却是韩愈自己的亲身体验。

礼部的进士科及第后,必须参加吏部考试,始能获得官职。韩愈当即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不料复审时,被中书省黜落。就这样,韩愈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再次落第,第三年还是同样的故事。韩愈着急了,眼看就可以踏上仕途,但最后一关始终无法通过,心焦之下,他决定直接与高层沟通。贞元十一年正月廿七日,他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写信自荐。没有任何音讯,廿九日再写了一封信,还是石沉大海。他无法等待下去,径直跑到光范门去拜见宰相,结果守门员不让他进去。韩愈愤怒了,又回去写了一封信。前两封信,多俯首帖耳之状,所以有人批评他切于仕进,“略不知耻”为饥寒所迫,写出这样低声下气的文字,实在汗颜。第三封信就露出他兀傲峥嵘的本相来了。

  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十年时间韩愈就是在考试中度过,四举于礼部,三选于吏部。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来源是怎样的呢?韩愈参加考试的最初原因,就是家境凄凉。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回顾了自己这段时期思想的变化:年轻的时候,读圣贤之书,以为做官出仕都是为他人服务,为了救国救民。快到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穷得不象样子,衣食都无法保证,才知道出仕做官也是为自己。到了首都,发现大家对举子很看重,更坚定了自己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决心,于是到处向他人讨教考试的技巧。但考试是需要大笔资金的,没有钱,韩愈是如何支撑下来的呢?即使“终朝苦寒饥”,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用。家里没法供给,又没有得力的亲戚朋友,最大的可能就是向权贵寻求援助了。韩愈第一次进士考试失败后,按照惯例,他应该回到所在州县,重头再来。但此时的韩愈实在太穷了,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简直无法活下去,迫不得已,在大街上拦住北平王马燧向他求救。马燧同情他的遭遇,将他带回府第,供给他衣食。这十年的生活,可能就是在打秋风的过程中熬过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来对润笔费产生特殊的感情,也在情理之中。

2.漂泊

  唐代文人入仕,还有另外途径,那就是成为方镇的幕僚,文人入幕的现象在中唐十分普遍,因为它能给士子带来美好的前程。有过入幕经历的权德舆、杜元颖、裴度、柳公绰、李绅、杜佑、令狐楚等人,后来都官至宰相,据说唐代后期,三分之二的宰相都是从幕僚中奋斗出来的。即使做不了宰相,按照白居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入幕的那些名士十之八九也会成为公卿士大夫。欧阳修曾羡慕地说道:“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韩愈之前,许多著名文人都尝试过这条终南捷径,高适依附哥舒翰,岑参依附高仙芝,杜甫依附严武,都是这样。

  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秋,二十九岁的韩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当时的东都留守董晋,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等官职,韩愈与董晋的次子董溪关系很好,这样就被董晋辟为观察推官,以正九品上校书郎试用上报朝廷。幕僚的收入较高,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愿作当县尉、参军,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就是因为幕府的待遇高。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韩愈,终于迎来了曙光,过上幸福了生活,韩愈自己说过,他在汴州、徐州当幕僚的时候,每月的收入,比以往多了将近一百倍。他将侄儿韩老成接到汴州,来分享自己的快乐,还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后来的嫡系如李翱、孟郊、张籍等人这时纷纷前来投靠他,他们一起谈文论艺,钓鱼赏花,饮宴出游,好不惬意。尤其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钓鱼爱好,几乎陪伴了韩愈一生,后来在京城钓,在洛阳钓,阳山钓。在他的诗歌中,使用鱼意象或直接写钓鱼的诗有20首,如“投竿跨马蹋归路”、“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投竿而渔,陶然以乐”等。张籍对这段生活也非常怀念,后来他在诗歌中回忆道:“忆昔西潭时,并持钓鱼竿。共忻得鲂鲤,烹鲙于我前。几朝还复来,叹息时独言。”(《寄韩愈》)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四年后,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韩愈以幕僚身份,护送董晋灵柩至洛阳。韩愈等人刚刚离开汴州,那里就发生了叛乱,韩愈留在汴州城的妻儿老小,跑到了徐州,所以韩愈一到洛阳就匆匆奔徐州而去。当时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与韩愈是老熟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又辟他为节度推官,奏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协律郎试用。这是,他的儿子韩昶也出生了,韩愈没有推辞,接受了张建封的好意。不久,他代表张建封出差到京师,受到朝廷官员的盛情款待。他的一些朋友同年,已经在京城扎下了根,想帮助他活动活动,留在京城。如一同考取进士的欧阳詹,此时正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曾计划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国子监博士,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下文。

  到京城跑了一圈,见识了老同学的幸福生活,韩愈的心情也开始不平静起来,他觉得每天上班点卯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一般情况下,节度使的幕僚们应该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中午还没有午休,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八小时。韩愈认为自己支配的时间太短了,于是给张建封写了封信,希望改变作息时间,建议“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也就是说希望每天分上、下午上班,给出充分的午休时间。上午5点至7点之间上班,工作到11点,下午5点至7点之间上班,工作到9点。张建封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乱说。或许张建封最后对韩愈一人网开一面,所以韩愈说他在这期间读了不少书,“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

  不过,韩愈还是心里不太平坦,觉得生活很压抑,张建封对他也不是言听计从,这样混下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前途。五月中旬的时候,他主动向张建封上交了辞呈。也许是少年时期韩愈所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这时候上天开始眷顾他。十四日,韩愈和妻子刚刚启程前往洛阳,第二天徐州的军士就发动暴乱,韩愈又一次死里逃生。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朋友们也纷纷写信表示祝贺。

  贞元十八年新年的到来,也给韩愈带了新的生活。他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担任正七品上的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一官职,职务不高,影响却很大,尤其对教育行业,更重要的是韩愈从此进入了一个有发言权的圈子,身份从地方幕僚转变为政府公务员。韩愈一到任,就不失时机地向主考官权德舆荐举了一批朋友如侯云长、尉迟汾、沈杞、李翊等人,使得他们得以进士及第。这年十月,韩愈再次升官,成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正当韩愈韩愈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赶出中央,出任湖南连州的一个阳山县县令。显然,他遭受了重重的处罚,为什么呢?新旧《唐书》、《唐才子传》都认为是“宫市”的原因,但今天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与“宫市”无关,要么是说实话,上书论天旱人饥,得罪了权臣京兆尹李实,要么是受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王叔文、韦执谊乃至柳宗元、刘禹锡的排挤。

  此后,韩愈又开始了与贫困作斗争的生活。作阳山令,他自嘲“酸寒何足道”;两年后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他说自己“掾俸之酸寒”;元和元年(806)再拜国子博士,次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三为国子博士,一直生活窘困,有时候竟然是上顿不接下顿。生活艰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职位俸禄都不高,另一方面则是他供养的家人越来越多。首次担任京官四门博士的时候,侄儿韩老成一家过来依附于他,这时他已经“家累三十口”;二度担任国子博士的时候,堂兄一家也来投奔他。在当时,拿工资的人,是有义务供养他的穷亲戚的。韩愈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如县丞崔斯立,就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太原府参军苗藩,供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的时候遗产太少,连安葬都成了问题。韩愈拖着这一大家子人,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象,“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如何生存下去呢?为了家人,他又开始四处求援。他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描述自己“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惨况,请求李巽帮助;又向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求救,反复乞求,说他如今所需的生活费用,就是对方的一顿饭钱,“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同时,他抓住一切机会,与领导人沟通,给他们写序,颂扬他们的功德,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后来人们说韩愈摇尾乞怜,无耻上进,和这些文字也有关系。如司马光说,韩愈写给于頔等人的那些信,肉麻地歌颂对方,以此换取一些生活费用。看他的文章,就知道这个人的志向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颜乐平颂》)。王若虚也说,韩愈过不得苦日子,那些哀号可怜的语气,经常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因此遭到后人的讥讽。“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臣事实辩下》)。


百代文宗韩愈 大文宗
3.稿费

  元和八年春天,韩愈写了著名的《进学解》,正话反说,“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而自家却以平心气和处之”。当时的宰相看到这篇文章,惊叹不已,又同情他的遭遇,又认为他有史才,于是任命他为五品上的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是韩愈人生中的一大步,从此他开始进入高官阶层。人们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韩愈还是用他的文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三年后,韩愈就被调任为正五品上的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唐宪宗准备以武力解决淮西问题,许多官员畏畏缩缩,韩愈坚决支持,被任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开赴前线,淮西叛乱平定后,韩愈随即升为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

  就在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时候,韩愈一冲动,又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元和十四年,宦官杜英奇迎佛骨至长安,唐宪宗先将它迎接到皇宫大内供奉,然后再送至寺庙。上行下效,一时士民如痴如狂。韩愈马上给宪宗皇帝写了一封奏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历史上信佛的皇帝都是短命的。宪宗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亏裴度、崔群大力营救,才被改变为潮州刺史。

  贬谪的诏书是正月十四日下的,按照规定,韩愈必须第二天离开京城,家属也不得滞留。韩愈先走一步,他的家人随即被撵了出来。当时他十二岁的女儿,正卧病在床,也要被遣送潮州,结果死在途中。韩愈共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这次夭折的是他的四女儿。女儿的死,对韩愈是个巨大的冲击。早年亲人接连丧失的阴影又笼罩他的心头,巨大的恐惧使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立场。甫到潮州,他立即上表给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并对宪宗皇帝大肆吹捧,说他是古往今来的大明君,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还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亲自去拜访当地有名的大颠和尚。这让后来的许多读者感到惋惜,也有部分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鄙夷。

  潮州的生活,确实对韩愈是个考验,饮食就算一个问题。上次韩愈在南方生活,还是在幼年时期,当时的他懵懵懂懂,对饮食等不会有什么印象。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他又回到了南方,这次对南方的饮食才真正有所体验,他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在写给柳宗元等人的诗中,他详细描述了吃鲎、蚝、蒲鱼、虾蟆等食物的过程,但是对吃蛇,他表示还是无法接受。

  韩愈的认错举动很快上达天聪,传到皇帝那里。唐宪宗思前想后,认定韩愈是真心爱护他才说出偏激之语,于是决定原谅他并准备将他召回中央,后来由于权臣的作祟而未成行。大约在潮州呆了八个月后,韩愈被量移到环境更好的袁州(今属江西宜春)作刺史。次年,新君穆宗即位,韩愈又写了《贺庆云表》以示恭敬之意,旋即被召回京城任国子监祭酒。

  长庆元年(821)正月,韩愈在国子监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半年后,他又被提拔为正四品下的兵部侍郎。第二年,镇州发生兵乱,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狼之群,面对设甲士于庭的叛首王廷凑,严辞斥之,并以利害晓谕他们归服中央。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说韩愈“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这件事。过了两年,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死。又过了两年,韩愈也随之而去,据说也是服丹药而死。《清异录》卷二说:“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间日进一双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大意是说,韩愈对声妓兴趣颇隆浓,为了增强体力,用丹药来补身体。他把硫磺拌在饭里喂养小公鸡,一千天后煮掉,每天吃两只,结果后来就出了问题。

这件事首先是白居易捅出来的,他在《思旧》诗中说:“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宋人笔记自然不会放过这等事情,孔平仲《孔氏杂说》、葛立方《韵语阳秋》、陈师道《后山诗话》都更详细的记载。后来有学者为韩愈辩护,说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退之”是卫退之,不是此韩退之。其实想想韩愈一生的行事及晚年的生活状况,做出这点事还是很有可能的。他本身对丹药有一定兴趣,曾说过“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而晚年经济情况好转,享受一下,过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在清理之中。

  元和八年(813)以来,韩愈的工作越来越稳定,官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小挫折,但对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被贬为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心情可能不好,但收入并不少。按照《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的记载,元和十四年前后,刺史的工资,近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位置偏僻,应该也不会少于100贯。同时他的领导还会补贴大约50贯,“(观察使)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这样他的最近收入就会达到150贯,是韩愈当国子博士时收入的6倍。所以晚年的韩愈再也没有在诗文中哭穷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炫耀自己的发家史。在《示儿》一诗中,韩愈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他说自己经过三十年的奋斗,终于在首都购置了一处房产,一套属于自己的的大宅院,里面有中堂可以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北堂是厨房,南堂是仆人的住房(自己的卧房属于隐私,不便说,可能在东堂或北边)。这套住宅还带有一个大庭院,里面种着槐树和榆树,还有鸟儿飞来飞去,这让韩愈很得意,后来他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在首都购置一套房产,不仅今天很难,唐代更不容易。韩愈当国子博士的时候,俸禄只有25贯,而一套很差的房子,号称“凶宅”的那种,要价可能也会达到210贯之多,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只有在梦中想想罢了。五十岁前后,他在长安买了这样豪华的房子,又怎么不值得趾高气扬,四处招摇?当然,韩愈敢于招摇炫耀,也和他买得理直气壮有关。据说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工部尚书那样的政府高官都买不起,他们都是“租房一族”,很多官员最终都是死在官舍或旅店中,在繁华的闹市一生都没有自己的私房。韩愈能够买房,是因为他有俸禄之外的巨额收入,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润笔费。

  润笔费有多少呢,竟然可以让韩愈“一掷千金”?韩愈留下了一篇文章,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让我们可以略见端倪。在文中,他交待了撰写王用神道碑文的润笔费:“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在另一篇《谢许受韩弘物状》,他收到了“五百匹”作为酬劳。据有关人士分析,按照当时的物价,一斤盐卖40文,一斗米值50文,一匹绢“直钱八百”。韩愈一次性得了五百匹娟,就是一篇文章卖了40万,就是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买一套中等的房子了,也足够让一个人过一辈子。韩愈的朋友孟郊死后,韩愈等人记载100贯作丧葬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送“所送二百七十千”,据说已经可以让孟郊的家人衣食无忧了。当时官员的俸禄是多少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一文说,秘书省校书郎的月俸是万六千文,拾遗是三万文,太子宾客是八万文,六部尚书是十万文。

  这样的收入,自然让韩愈乐此不疲,来者不拒。拿了人家这么多钱,墓志铭自然尽往好处说,写的多了,“谀墓”现象就突出了。当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不无嫉妒地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里还是很含蓄,只是说韩愈的文字很值钱。而北宋的司马光,一位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很正直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韩愈很贪财,“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颜乐亭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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