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过，也有许多人不喜欢韩愈，南宋以来的理学家批评韩愈根本不懂“道”而乱说“道”，周作人、张中行则说韩愈写文章喜欢装腔作势，道学气太浓，毛泽东主席说韩愈文章的思想太肤浅。李泽厚更是全面否定了韩愈，说他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佞权贵。其中，谈的最多的，还是他的“谀墓”问题，即韩愈为了润笔费，对死人大唱颂歌，有辱斯文。后来清代大思想家顾炎武惋惜地说，韩文公如果不写这些阿谀奉承的墓志铭，那他真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了。一代大文豪，尽做些发死人财的糗事，这难免让人心中憋气。所以，当年刘叉从韩愈那里偷走一大笔钱时，刘叉说得理直气壮（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如给我老刘祝寿），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让大人物吃瘪，是多少人的梦想！但堂堂的吏部侍郎，为什么要“卖文”呢？要了解韩愈究竟是不是一个“财迷”，就必须对他的生活状况与经济收入做点调查。
1.饥寒
杜甫死后43年，元稹受他的孙子杜嗣业所托，写了一篇墓系铭，首次将李白、杜甫相提并论，并说李白在乐府、排律等方面远远不如杜甫，一时引起了广泛争鸣。两年后，韩愈挺身而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调张籍》）。韩愈为什么要为李白鸣不平呢，出了公议之心外，私下揣测，可能还与他对李白的好感有关。天宝十四载（755），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武昌（今湖北鄂州）县令，离职的时候，当地人刻石颂德，请李白写《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李白在碑中大唱赞歌，说韩愈的父亲大人“滂注王泽，犹鸿得春。和风潜畅，惠化如神”。这份恩情，想必韩愈会铭记在心。李白写这篇碑铭，润笔费拿了不少。至于这种既得人钱财还让人感恩戴德的赚钱手段，对韩愈是否有触动，另当别论。
据说韩愈后来经常梦见李白，其实韩愈对李白不会有具体印象，李白死后六年，韩愈才出生。同样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韩愈他自己的父母，出生两个月后，韩愈的母亲就离他而去，三年后，他的父亲又死在秘书郎任上。韩仲卿官做得不够大，韩家又不是什么望族，所以留下的家产不会太多。韩愈经常自称昌黎人，李翱的《韩吏部行状》、刘昫的《旧唐书》这样说，后人也叫他韩昌黎，其实他并非昌黎韩族，韩愈这样说可能是为了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心。李白在《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已经明确的说出韩愈的父亲是南阳人，韩愈死后也葬在河阳韩氏祖茔，后来欧阳修等人在编纂《新唐书》时就说韩愈是南阳邓州人了。
父母死得这样早，韩愈并没有成为孤儿。他的长兄韩会承担了抚养他的重任。韩会比韩愈大将近三十岁，也算当时的名士才子，受权相元载的青睐，担任起居舍人。不久元载倒台，韩会受到牵连，贬到广东韶州，年少的韩愈也随之颠簸流离。更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德宗建中元年（780），韩会在韶州郁郁而终，韩愈时年十三岁，与嫂子郑氏一起将灵柩运回河阳故里，开始了“零丁孤苦”的生活。这段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呢？在接踵而至的打击中成长起来的韩愈，后来很少提及，不过从他对嫂子郑氏终身感激及与侄儿韩老成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我们大致可以想象当日生存的艰辛。
贞元二年秋天，韩愈十九岁了，承担振兴家族重任的他，毅然决定赴试求仕。经过县、州两级考试合格后，这年十月他赶到了长安，在户部报名参加第二年二月份举行的礼部进士科考试。当时的韩愈既没有名气，又没有名人推荐，不知道“功夫在考试之外”，所以很正常的名落孙山了。贞元四年，韩愈再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再次碰壁。这时的韩愈终于有所醒悟，意识到关系网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四处寻求援助，把自己所写的文章散发出去，但没有什么成效，这些权贵对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贞元七年的进士科考试他又一次落第。也就在这一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他得到了古文家梁肃的赏识。梁肃当时担任着右补阙，与陆贽等关系密切。次年，陆贽担任主考官，邀请梁肃为助手，考试题目《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韩愈理所当然高中了。陆贽这次考试相对公允，录取了一大批名士，有“龙虎榜”之称。这段经历，显然对韩愈刺激很大。韩愈晚年的时候，他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一个应试的举子要注意建立良好的关系网。他谆谆教诲道：“京师之进士以千数。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其要在详择而固交之。善虽不吾与，吾将强而附；不善虽不吾恶，吾将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犹阶而升堂，又况其细者邪！”意思就是说，到京城中应试的考试有几千人，什么样的人才都有，要能够取得成功，关键是具有良好的交往与沟通能力。对你有用的人（韩愈说的是善人），即使不喜欢你，你也要同他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你无用的人，即使很喜欢你，也没有必要有过多的来往。这样，高官厚禄就俯拾可得了。话说得相当俗气，却是韩愈自己的亲身体验。
礼部的进士科及第后，必须参加吏部考试，始能获得官职。韩愈当即参加了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不料复审时，被中书省黜落。就这样，韩愈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循环，第二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再次落第，第三年还是同样的故事。韩愈着急了，眼看就可以踏上仕途，但最后一关始终无法通过，心焦之下，他决定直接与高层沟通。贞元十一年正月廿七日，他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写信自荐。没有任何音讯，廿九日再写了一封信，还是石沉大海。他无法等待下去，径直跑到光范门去拜见宰相，结果守门员不让他进去。韩愈愤怒了，又回去写了一封信。前两封信，多俯首帖耳之状，所以有人批评他切于仕进，“略不知耻”为饥寒所迫，写出这样低声下气的文字，实在汗颜。第三封信就露出他兀傲峥嵘的本相来了。
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十年时间韩愈就是在考试中度过，四举于礼部，三选于吏部。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来源是怎样的呢？韩愈参加考试的最初原因，就是家境凄凉。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回顾了自己这段时期思想的变化：年轻的时候，读圣贤之书，以为做官出仕都是为他人服务，为了救国救民。快到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穷得不象样子，衣食都无法保证，才知道出仕做官也是为自己。到了首都，发现大家对举子很看重，更坚定了自己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决心，于是到处向他人讨教考试的技巧。但考试是需要大笔资金的，没有钱，韩愈是如何支撑下来的呢？即使“终朝苦寒饥”，也需要基本的生活费用。家里没法供给，又没有得力的亲戚朋友，最大的可能就是向权贵寻求援助了。韩愈第一次进士考试失败后，按照惯例，他应该回到所在州县，重头再来。但此时的韩愈实在太穷了，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简直无法活下去，迫不得已，在大街上拦住北平王马燧向他求救。马燧同情他的遭遇，将他带回府第，供给他衣食。这十年的生活，可能就是在打秋风的过程中熬过来的，他后来回忆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来对润笔费产生特殊的感情，也在情理之中。
2．漂泊
唐代文人入仕，还有另外途径，那就是成为方镇的幕僚，文人入幕的现象在中唐十分普遍，因为它能给士子带来美好的前程。有过入幕经历的权德舆、杜元颖、裴度、柳公绰、李绅、杜佑、令狐楚等人，后来都官至宰相，据说唐代后期，三分之二的宰相都是从幕僚中奋斗出来的。即使做不了宰相，按照白居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入幕的那些名士十之八九也会成为公卿士大夫。欧阳修曾羡慕地说道：“唐诸方镇以辟士相高，故当时布衣韦带之士，或行著乡闾，或名闻场屋者，莫不为方镇所取，至登朝廷，位将相，为时伟人者，亦皆出诸侯之幕。”（《集古录跋尾》卷八《唐武侯碑阴记》）韩愈之前，许多著名文人都尝试过这条终南捷径，高适依附哥舒翰，岑参依附高仙芝，杜甫依附严武，都是这样。
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秋，二十九岁的韩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当时的东都留守董晋，被任命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使等官职，韩愈与董晋的次子董溪关系很好，这样就被董晋辟为观察推官，以正九品上校书郎试用上报朝廷。幕僚的收入较高，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不愿作当县尉、参军，纷纷进入了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府，就是因为幕府的待遇高。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韩愈，终于迎来了曙光，过上幸福了生活，韩愈自己说过，他在汴州、徐州当幕僚的时候，每月的收入，比以往多了将近一百倍。他将侄儿韩老成接到汴州，来分享自己的快乐，还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后来的嫡系如李翱、孟郊、张籍等人这时纷纷前来投靠他，他们一起谈文论艺，钓鱼赏花，饮宴出游，好不惬意。尤其是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钓鱼爱好，几乎陪伴了韩愈一生，后来在京城钓，在洛阳钓，阳山钓。在他的诗歌中，使用鱼意象或直接写钓鱼的诗有20首，如“投竿跨马蹋归路”、“持竿钓温水”、“鞭马出都门”、“投竿而渔，陶然以乐”等。张籍对这段生活也非常怀念，后来他在诗歌中回忆道：“忆昔西潭时，并持钓鱼竿。共忻得鲂鲤，烹鲙于我前。几朝还复来，叹息时独言。”（《寄韩愈》）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四年后，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韩愈以幕僚身份，护送董晋灵柩至洛阳。韩愈等人刚刚离开汴州，那里就发生了叛乱，韩愈留在汴州城的妻儿老小，跑到了徐州，所以韩愈一到洛阳就匆匆奔徐州而去。当时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与韩愈是老熟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又辟他为节度推官，奏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协律郎试用。这是，他的儿子韩昶也出生了，韩愈没有推辞，接受了张建封的好意。不久，他代表张建封出差到京师，受到朝廷官员的盛情款待。他的一些朋友同年，已经在京城扎下了根，想帮助他活动活动，留在京城。如一同考取进士的欧阳詹，此时正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曾计划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国子监博士，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下文。
到京城跑了一圈，见识了老同学的幸福生活，韩愈的心情也开始不平静起来，他觉得每天上班点卯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一般情况下，节度使的幕僚们应该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中午还没有午休，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八小时。韩愈认为自己支配的时间太短了，于是给张建封写了封信，希望改变作息时间，建议“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也就是说希望每天分上、下午上班，给出充分的午休时间。上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１１点，下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９点。张建封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乱说。或许张建封最后对韩愈一人网开一面，所以韩愈说他在这期间读了不少书，“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
不过，韩愈还是心里不太平坦，觉得生活很压抑，张建封对他也不是言听计从，这样混下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前途。五月中旬的时候，他主动向张建封上交了辞呈。也许是少年时期韩愈所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这时候上天开始眷顾他。十四日，韩愈和妻子刚刚启程前往洛阳，第二天徐州的军士就发动暴乱，韩愈又一次死里逃生。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朋友们也纷纷写信表示祝贺。
贞元十八年新年的到来，也给韩愈带了新的生活。他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担任正七品上的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一官职，职务不高，影响却很大，尤其对教育行业，更重要的是韩愈从此进入了一个有发言权的圈子，身份从地方幕僚转变为政府公务员。韩愈一到任，就不失时机地向主考官权德舆荐举了一批朋友如侯云长、尉迟汾、沈杞、李翊等人，使得他们得以进士及第。这年十月，韩愈再次升官，成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正当韩愈韩愈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赶出中央，出任湖南连州的一个阳山县县令。显然，他遭受了重重的处罚，为什么呢？新旧《唐书》、《唐才子传》都认为是“宫市”的原因，但今天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与“宫市”无关，要么是说实话，上书论天旱人饥，得罪了权臣京兆尹李实，要么是受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王叔文、韦执谊乃至柳宗元、刘禹锡的排挤。
此后，韩愈又开始了与贫困作斗争的生活。作阳山令，他自嘲“酸寒何足道”；两年后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他说自己“掾俸之酸寒”；元和元年（806）再拜国子博士，次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三为国子博士，一直生活窘困，有时候竟然是上顿不接下顿。生活艰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职位俸禄都不高，另一方面则是他供养的家人越来越多。首次担任京官四门博士的时候，侄儿韩老成一家过来依附于他，这时他已经“家累三十口”；二度担任国子博士的时候，堂兄一家也来投奔他。在当时，拿工资的人，是有义务供养他的穷亲戚的。韩愈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如县丞崔斯立，就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太原府参军苗藩，供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的时候遗产太少，连安葬都成了问题。韩愈拖着这一大家子人，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象，“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如何生存下去呢？为了家人，他又开始四处求援。他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描述自己“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惨况，请求李巽帮助；又向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求救，反复乞求，说他如今所需的生活费用，就是对方的一顿饭钱，“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同时，他抓住一切机会，与领导人沟通，给他们写序，颂扬他们的功德，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后来人们说韩愈摇尾乞怜，无耻上进，和这些文字也有关系。如司马光说，韩愈写给于頔等人的那些信，肉麻地歌颂对方，以此换取一些生活费用。看他的文章，就知道这个人的志向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颜乐平颂》）。王若虚也说，韩愈过不得苦日子，那些哀号可怜的语气，经常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因此遭到后人的讥讽。“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臣事实辩下》）。
3.稿费
元和八年春天，韩愈写了著名的《进学解》，正话反说，“把自家许多伎俩，许多抑郁，尽数借他人口中说出，而自家却以平心气和处之”。当时的宰相看到这篇文章，惊叹不已，又同情他的遭遇，又认为他有史才，于是任命他为五品上的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是韩愈人生中的一大步，从此他开始进入高官阶层。人们常说百无一用是书生，韩愈还是用他的文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三年后，韩愈就被调任为正五品上的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唐宪宗准备以武力解决淮西问题，许多官员畏畏缩缩，韩愈坚决支持，被任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开赴前线，淮西叛乱平定后，韩愈随即升为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
就在他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时候，韩愈一冲动，又给自己惹下了大麻烦。元和十四年，宦官杜英奇迎佛骨至长安，唐宪宗先将它迎接到皇宫大内供奉，然后再送至寺庙。上行下效，一时士民如痴如狂。韩愈马上给宪宗皇帝写了一封奏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历史上信佛的皇帝都是短命的。宪宗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亏裴度、崔群大力营救，才被改变为潮州刺史。
贬谪的诏书是正月十四日下的，按照规定，韩愈必须第二天离开京城，家属也不得滞留。韩愈先走一步，他的家人随即被撵了出来。当时他十二岁的女儿，正卧病在床，也要被遣送潮州，结果死在途中。韩愈共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这次夭折的是他的四女儿。女儿的死，对韩愈是个巨大的冲击。早年亲人接连丧失的阴影又笼罩他的心头，巨大的恐惧使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立场。甫到潮州，他立即上表给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并对宪宗皇帝大肆吹捧，说他是古往今来的大明君，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还以实际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亲自去拜访当地有名的大颠和尚。这让后来的许多读者感到惋惜，也有部分人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鄙夷。
潮州的生活，确实对韩愈是个考验，饮食就算一个问题。上次韩愈在南方生活，还是在幼年时期，当时的他懵懵懂懂，对饮食等不会有什么印象。将近四十年过去了，他又回到了南方，这次对南方的饮食才真正有所体验，他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在写给柳宗元等人的诗中，他详细描述了吃鲎、蚝、蒲鱼、虾蟆等食物的过程，但是对吃蛇，他表示还是无法接受。
韩愈的认错举动很快上达天聪，传到皇帝那里。唐宪宗思前想后，认定韩愈是真心爱护他才说出偏激之语，于是决定原谅他并准备将他召回中央，后来由于权臣的作祟而未成行。大约在潮州呆了八个月后，韩愈被量移到环境更好的袁州（今属江西宜春）作刺史。次年，新君穆宗即位，韩愈又写了《贺庆云表》以示恭敬之意，旋即被召回京城任国子监祭酒。
长庆元年（821）正月，韩愈在国子监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半年后，他又被提拔为正四品下的兵部侍郎。第二年，镇州发生兵乱，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狼之群，面对设甲士于庭的叛首王廷凑，严辞斥之，并以利害晓谕他们归服中央。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说韩愈“勇夺三军之帅”，指的就是这件事。过了两年，唐穆宗因服金丹而死。又过了两年，韩愈也随之而去，据说也是服丹药而死。《清异录》卷二说：“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故事，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间日进一双焉。始亦见功，终致绝命。”大意是说，韩愈对声妓兴趣颇隆浓，为了增强体力，用丹药来补身体。他把硫磺拌在饭里喂养小公鸡，一千天后煮掉，每天吃两只，结果后来就出了问题。
这件事首先是白居易捅出来的，他在《思旧》诗中说：“退之服流黄，一病讫不痊。”宋人笔记自然不会放过这等事情，孔平仲《孔氏杂说》、葛立方《韵语阳秋》、陈师道《后山诗话》都更详细的记载。后来有学者为韩愈辩护，说白居易诗中所说的“退之”是卫退之，不是此韩退之。其实想想韩愈一生的行事及晚年的生活状况，做出这点事还是很有可能的。他本身对丹药有一定兴趣，曾说过“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寄随州周员外》）。而晚年经济情况好转，享受一下，过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也在清理之中。
元和八年（813）以来，韩愈的工作越来越稳定，官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小挫折，但对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被贬为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心情可能不好，但收入并不少。按照《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的记载，元和十四年前后，刺史的工资，近州为180贯，中州为150贯，潮州位置偏僻，应该也不会少于100贯。同时他的领导还会补贴大约50贯，“（观察使）虑有阙乏，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这样他的最近收入就会达到150贯，是韩愈当国子博士时收入的6倍。所以晚年的韩愈再也没有在诗文中哭穷了，不仅如此，他还经常炫耀自己的发家史。在《示儿》一诗中，韩愈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前荣馔宾亲，冠婚之所於。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有藤娄络之，春华夏阴覆。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南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他说自己经过三十年的奋斗，终于在首都购置了一处房产，一套属于自己的的大宅院，里面有中堂可以祭祖、宴宾客、行冠婚礼，北堂是厨房，南堂是仆人的住房（自己的卧房属于隐私，不便说，可能在东堂或北边）。这套住宅还带有一个大庭院，里面种着槐树和榆树，还有鸟儿飞来飞去，这让韩愈很得意，后来他就死在这套房子里。
在首都购置一套房产，不仅今天很难，唐代更不容易。韩愈当国子博士的时候，俸禄只有25贯，而一套很差的房子，号称“凶宅”的那种，要价可能也会达到210贯之多，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也只有在梦中想想罢了。五十岁前后，他在长安买了这样豪华的房子，又怎么不值得趾高气扬，四处招摇？当然，韩愈敢于招摇炫耀，也和他买得理直气壮有关。据说当时不仅一般低级官吏买不起房，甚至像水部员外郎、工部尚书那样的政府高官都买不起，他们都是“租房一族”，很多官员最终都是死在官舍或旅店中，在繁华的闹市一生都没有自己的私房。韩愈能够买房，是因为他有俸禄之外的巨额收入，那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润笔费。
润笔费有多少呢，竟然可以让韩愈“一掷千金”？韩愈留下了一篇文章，即《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让我们可以略见端倪。在文中，他交待了撰写王用神道碑文的润笔费：“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在另一篇《谢许受韩弘物状》，他收到了“五百匹”作为酬劳。据有关人士分析，按照当时的物价，一斤盐卖40文，一斗米值50文，一匹绢“直钱八百”。韩愈一次性得了五百匹娟，就是一篇文章卖了40万，就是400贯钱，可以买一万斤盐、八百石米，买一套中等的房子了，也足够让一个人过一辈子。韩愈的朋友孟郊死后，韩愈等人记载100贯作丧葬葬，“尚有余资”，再加上郑余庆送“所送二百七十千”，据说已经可以让孟郊的家人衣食无忧了。当时官员的俸禄是多少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料钱》一文说，秘书省校书郎的月俸是万六千文，拾遗是三万文，太子宾客是八万文，六部尚书是十万文。
这样的收入，自然让韩愈乐此不疲，来者不拒。拿了人家这么多钱，墓志铭自然尽往好处说，写的多了，“谀墓”现象就突出了。当时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不无嫉妒地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里还是很含蓄，只是说韩愈的文字很值钱。而北宋的司马光，一位自己和他人都认为很正直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韩愈很贪财，“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颜乐亭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