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笑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女皇？”江青对着审讯人员喊到，“我是毛主席的未亡人！”江青从小就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姑娘，十五岁考入山东省实验艺术学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捕，被送进上海警察局看守所。
一九三〇年代的江青
江青和那位穿军装的哨兵几乎是在同时移动，只不过一个是在铁窗内，一个是在看管犯人的哨位上。
江青喊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想到自己反而被专政了。她开始诅咒这种剥夺了做人的一切自由的机器了，连想得知外面消息的权力都没有了，他*的。怎么办？绝食？她曾几次没吃饭，那个滋味更不好受，还会闹笑话，看守人员会破门而入强迫你鼻饲，结果又会怎么样呢？被捕前，她曾和张春桥、王洪文说：“我们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精神抖擞地和修正主义斗！一个政治家离开了斗争，便会无事可干。即使杀头、坐牢，那也是政治家最精彩、最辉煌的壮烈时刻。”
莫非自己果真到了这种时刻？
她承认，她实在不愿表演这种“最精彩、最辉煌”的事，现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主，更糟糕的是，自己落到这班地步，会给跟随自己的所有人都带来很大的不幸。她曾信心百倍地给他们鼓气，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现在，自己落了个最惨的下场，这真丢脸。所有的人都会说她无能，自己还自比武则天呢，其实比不上那位古人的一半！
想到这里，江青暗暗掉下了眼泪。
他们究竟会对我采取什么措施？靠他们释放是不可能了。他们害怕我，恐惧我，一旦我出去，就像一颗炸弹，会把这伙政变分子炸得粉身碎骨。江青这样想。
他们会不会暗杀我？悄悄地拉出去枪毙……
这时候，只听见铁门猛烈的响动。三、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绷着脸，神态威严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刀枪都有，随时都可能将她处决，然后给她编造一个谎言。
“你们要干什么？”
“请你出去接受讯问。”
“我，身体不适，现在我要休息，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江青你放明白些，现在你是专政对象，而不是昔日那个作威作福的女皇。”
“笑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女皇，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毛主席的未亡人，是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我希望你们尊重我些。”
“那你先得尊重党、尊重人民。”
蓦然，江青产生了一种迷路的感觉。周围的人们和街道、房屋她从前很熟悉，现在却显得丑陋、陌生了。她坐在带有空调的小车里，望着车外那些令人绝望的街道，到处都是“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华国锋荣升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打倒白骨精江青”、“向四人帮讨还血债”一类的大字报、大标语。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和人们议论纷纷的神态，使她觉得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不，是到了讨伐文化革命的时代！
本来应该是在她的囚禁地附近审讯，大概是为了让她看看外面的形势，领略一下“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几辆警车开道，有意拉她在几条街上转了一下，将她置于一种陷身于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的气氛之中。
江青却毫不介意。
她下了轿车，被押进了警卫森严的审讯室。
尽管外面寒风刺骨，屋子里却热浪烤人，使她热得烦躁，怒气一触即发。她总以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预计别人都会用特殊的眼光来看她或对待她。其实，好多人并不正眼看她，或许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江青，这使她实在遗憾。
今天审讯她的人，她不认识，也不想主动问对方。她只是扫了一遍坐在席上的三、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是负责记录的，然后挺胸坐在椅子里，把脸扭到一边。
“江青，我们向你提问的问题，你写材料了吗？”
“没有！”江青轻松地说完这两个字后，又特意强调说，“我也不会给你们写一个字。因为你们成立这样的专案组，本身是非法的。”
“不管你对中央专案组采取什么态度，并不影响党中央对你的审查。”那个年纪稍大些的负责人，骨碌碌的黑眼睛在她身上转来转去，用排练过无数次的语言机械般地说，“根据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被捕后写了自首书，是叛变出狱的……”
“无聊！”江青猛转过身，咬牙切齿地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和陷害。毛主席生前就看到过不少这类反革命的材料，你们不过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而已。我是叛徒，主席会和我结婚吗？你们说我写了自首书，有什么证据？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构陷，决无好下场！”
“中央审查你，当然要有一定的人证、物证。如果你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推倒别人对你的指控，当然也可以嘛。我们将给你充分说话的机会。”
江青把额前的散发往后一拢，紧接着扶正滑下来的眼镜，大声说：“你们先把我抓起来，剥夺了我的自由，然后再去搜集罪证，这能公道吗？如今我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你们宰割，但是历史的真相你们是歪曲不了的。关于我的历史，早就有人造过谣，挑拨过我和主席的关系。但是，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主席是了解我的。主席早就对我有评价，你们想了解吗？春桥、文元知道，就是华国锋也知道，你们敢去问他吗？”
江青的历史，毛泽东的确派人了解过，自己也亲自向江青等人调查过。特别是他仔细阅读了江青早年写过的许多短文后，他相信了她。
江青是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商户之家。她的父亲李德文，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决心去碰一碰发财的运气。他干的一手好木匠活，家里的箱箱柜柜大都出自他手。后来他收下几个徒弟，便开起了木匠铺。当他娶了老婆五年后，又看上了一个妙龄十八岁的漂亮姑娘。当时他手头有些钱，买下了邻街的七、八间破房，自己动手修补了一番后开起了旅馆，就让他的小老婆管起了这个摊摊。那时，李德文年青力壮，充满幻想，很想在诸城这个小天地里大干一场。他把全部家财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余亩，全部出租，用以维持生计。
江青出生那年，李德文典入土地赔本而和那家人财主反目为仇，于是他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李德文家的生活每况愈下，他的脾气变得乖戾、暴躁，对他的小老婆，即江青的母亲动不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因为街上的算命先生给他测过八字，说他倒运起源于娶了二房。“你是个败家的祸根！”李德文挥舞着拳头对小老婆吼骂。江青那时的名字叫李进。她才七岁，就亲眼看见父亲打过十多次母亲。不过，她是个性格倔强的姑娘，自我保护的能力强，很会躲闪父亲的拳头。年幼的李进几次劝母亲逃走，离开这个家。母亲起初难舍此地，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才撇下儿子，带着小女儿离开李德文，到别的有钱人家里当佣人。“流浪生活与李家相比，犹如天堂呢”，李进对母亲说。就从这起，李进恨透了算命先生，称之为“魔鬼”、“妖孽”。
李进在家时，和姐姐、哥哥一起读过私塾，上过小学。由于母亲受全家歧视的缘故，她显得少年老成，机智伶俐，懂得该说的才说，不该说就守口如瓶，因此受到街上顽童和家里兄姐们的羡慕和尊敬。大孩子们常常喜欢叫她一块儿去玩。
那时，她喜爱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对《水浒》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曾对哥哥李干卿说：“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李进十二岁的那年，和母亲一块到天津去找她的姐姐，她的姐夫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下级军官，名叫王克铭。正是从姐夫的嘴里，她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这个名词。
“姐夫，天津有共产党吗？”
“有，而且还不少呢。共产党无孔不入。前些日子，城里杀了不少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造反，专造有钱人的反。”
“那就该！我要长大，就去参加共产党。”
全家人都被她的话吓坏了，母亲拍打着她的后背说：“女孩子家瞎说什么，你难道不怕杀头坐牢吗？”
“不怕！”李进斩钉截铁地说，“与其糊糊涂涂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了。就像一堆干柴一样，埋在土里只能烂掉，点着火焰能烧塌魔鬼的宫殿。”
“小妹的思想过激，得提防些。”她的姐夫王克铭悄悄地对妻子说。
一九二八年底，李进随着姐夫来到济南。
那时，山东省实验艺术学院正面向社会招收学生，其待遇是颇有诱惑力的：学校免收学费，而且提供免费宿食，每个月还发给两元钱的津贴。
为了糊口求生，已经改名叫李云鹤的李进决心要试一试了。
“你行吗？人家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有的大学生都被淘汰了。你高小文化程度能够通过考试吗？”姐夫试探地问。
李进的回答充满着信心：“我觉得我有表演才能，我一定会被选上的。”
果然，临决定她命运的面试时，她刚出场就像一枝新荷露出水面，谈吐清晰稳健，古文功底雄厚，一举一动都举不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眼神都不同凡响，她马上被拍板录取。她兴奋得掉下了眼泪，这年她只有十五岁。
在剧院，她把全部聪智都用在了学习上。不仅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和剧本，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负责教授的老师严格地训练她，以至到了非常苛刻的地步。那里，白天的纪律非常严密，晚上还得加班排演、练功。有的学生厌恶极了，忍受不了体罚而逃走，但她坚韧地熬过来了。直到三十多年后，她能指导排演《红灯记》、《沙家浜》等八、九个样板戏，不能说她不是得力于当年良好的艺术功底。
一九三一年春，由于李进的指导教师兼院长赵太侔对她的赏识，把她推荐到青岛大学当旁听生。在那里，她攻读的仍然是艺术系的课程。五花八门的学科和流派吸引着她，她也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的书，她开始写文章、写剧本，她的学识在飞快地长进。就在这年夏天，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课、罢市的请愿高潮，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江青身上压抑已久的反抗的火星一下子被点燃了，她再也坐不住了。
“赵老师，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什么什么？”她的老师，同时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的赵太侔大吃一惊，“你想毁掉你的艺术生涯，而去惹麻烦吗？”
“请愿也算惹麻烦？”
“学生就是上课、读书，抗日救国是政治家的事，你们管不了。不守本份必然要惹麻烦，到时你会后悔的。”
李进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在凝视着他。
在赵太侔看来，这位十六、七岁的姑娘是一个颇有才智和自制力的人，但是她那双眼睛使他感到担心。他见过懦弱者的温柔、湿润的眼睛，庸俗者暗淡无光、迟钝呆滞的眼睛，投机者多疑而警觉的眼睛，以及一双双形态各异的眼睛。这个姑娘的眼睛很特别而且坦然，几乎是闪烁着无所顾忌的疑惑之光。他隐隐地感觉到，他是无法左右和控制住这个人的。
他没有预感错。
李进与他疏远了。她一声不吭地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并在一九三二年参加了反帝大联盟。她在学校的集会上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犯中国，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民软弱，而是因为政府无能。蒋介石的枪口除了对准自己的同胞而大施淫威外，他们对外寇却是一副奴才的嘴脸。爱国青年不团结，中国没有出路，中国人民不反抗，光明不会到来！我愿把自己的青春热血，贡献给人民和我们的解放事业！”她的演说和表演的抗日剧目，一下子使她成为学校引人注目的人物。
为了自立，她在赵太侔夫人俞珊的弟弟俞启威的帮助下，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了出纳兼管理员。这下，她能够随心所欲地阅读各种各样的图书了。她怀着某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偷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新青年》等大批进步书籍。有时，俞启威也悄悄地在她的住处放些抗日的传单和宣传品，这当然瞒不住她的眼睛。
俞启威比她大三岁，是浙江绍兴人。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的样子。他对此很遗憾，便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伸腰运动，等等。对自己长了一头黑色的卷发，他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就擦发油将卷发梳平，但是李进并不为他的外形所动，她从他身上发现了他独特的魅力。
“我觉得你和你姐夫不一样。”那天晚上，他们参加完一次抗日宣传的集会后，李进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们走的不是一样的路。”
“奇怪吗？”
“不，这是正常的。这几年，我一直想找政治上的靠山和出路，但它就像云里的山雾里的水，若隐若现，就是找不着。但是，我的心早已到了它的身边，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共产党。”
“对！我想加入，不知道你能帮忙吗？”
“党也发现了你，李云鹤同志，党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那么，我没看错，你就是共产党员。”
俞启威点点头。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谈了个通宵，心情特别愉快，虽然俞启威身上只有几个铜板，脚上的鞋子满是泥巴，他的姐夫和姐姐讨厌见他了，那有什么关系？他想奔赴一条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难道自己没有这样的权力吗？当然，李进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也是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受党组织之命来专门发展她的。
没多久，俞启威领着她，见到了中共青岛市市委书记。党组织考察了她的表现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同意吸收她加入组织。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让她回去等候通知。
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旬的一天，李进接到通知让她到街上的一家剧院门口去接头。一路上空寂无人，海上吹来阵阵寒风，在空中呼啸，这有什么关系？孩子们跑到海边，尽情地叫呀，笑呀，捡起沙块打沙仗。她到指定地点等了一会儿，从身后走来三个青年人，只听俞启威说了声“跟我们走”，她就和他手挽着手，像恋人散步一样，沿着一条碎石小道朝教堂走去。
在秘密联络点里，她面对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拳头宣了誓：“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眼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李云鹤同志，”青岛市委书记满脸严峻，神态非常认真。“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由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络。具体任务，党会随时通知你的。”
李进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俞启威，他似乎有点求之不得。但她强调了一句：“注意，我们只是假扮，而不是真的。”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紧紧抓住她的手。
李进并不在意，只要她感觉正常就行了。
至此，李进和俞启威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同居了。这使赵太侔夫妇大感意外，但他们丝毫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在从事着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事业。
每次接头回来，俞启威从李进身旁轻捷地走过，对她都要抱之一笑：“云鹤，感觉怎么样？”每隔几天，他又问：“习惯这样生活吗？好，今天的饭我来做。”“这本杂志你看一看，今晚务必把情报送走。”“吃点东西好吗，云鹤同志。”
就是真夫妻也享受不到这样无微不至的关照。赵太侔对夫人预言：“看来他们真是天仙一对，云鹤长得挺漂亮，到年底，启威就要当爸爸了。”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对“夫妻”其实连半点肉体接触都没有。李进开诚布公地对俞启威说：“我们可以作最好的朋友和同志，但不能作夫妻。我们之间缺乏那种基础。我的态度也许会使你伤心，但希望你谅解。”俞启威痛苦地答应了她。
五个月后，俞启威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青岛的党组织迅速转移。由于叛徒不知道她也是共产党员，使她得以逃脱。
李进和中共青岛市委的组织联系中断了。
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找党，但是毫无结果。
她隐隐知道，上海是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同时也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和戏剧家都云集那儿，找到他们，也许就能很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姐姐，我想去上海，”当俞启威的姐姐俞珊前来看望她时，她表达了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要去哪儿？上海乱糟槽的，并不安全哪。”
“启威出了事，我在青岛迟早也会被捕。相比较，还是上海保险。”李进说，“上海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作家在活动，找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涯也许会有帮助的。姐夫不是认识田汉和他组织的艺华电影公司的人吗？我想去投奔他们。”
俞珊叹了口气，答应设法帮忙。
在俞珊的安排下，青岛一些朋友将她送上前往上海的轮船，并指定一位看上去温文儒雅的年轻人照顾她。这是李进第一次出海，船开不久她就头晕目眩，呕吐不止。那个随行的小伙子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乘扶她之际伸手去乱摸，李进暴怒地推开了他：“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她却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到了上海后，她见到前来接她的人，激动地跑过去，连行李都丢在了码头上。
刚开始，她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她的领土，她的家园。最初的感觉还很不错，心里挺轻松的，没多久，她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她要找的田汉和他领导的艺华电影公司非常不容易，他们的住地飘忽不定，像浮萍一样，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此外，文艺圈子里的人对这位不速之客表现得非常冷淡和疏远。除了极个别不怀好意者，谁也不愿收留她。
几个月下来，盘缠花尽，穷困潦倒，她处于极端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无奈只得又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她专程赶到上海，领着李进辗转搜寻，终于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拉过十九岁的李进，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一副近视镜打量了一下李进后，不紧不慢地问：“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
李进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〇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大量的话剧和歌剧。她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敬意，所以不等俞珊答话她就抢先说：“田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的那一年，我就已经加入了青岛的分会，我参加了你们的很多活动呀！”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依然严重，田汉对她的过分热情表现出了高度的谨慎。他不露声色地把廖沬沙介绍给她，说：“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稿，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源是同学。你们可以常来往。既然你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上你住到我家，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田汉的母亲接待了她，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了一起。这对刚刚结束流浪生活的李进来说，已经是温暖如春了。她向他们讲述了她所熟悉的青岛党组织的情况后，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以后她又见到了周扬、阳翰笙，她向他们施展了自己的才华。
在他们眼里，李进有一双清朗圣洁的眼睛，好像在深深地望着人，又像在温柔地谴责着什么。他们听了她唱的如泣如诉的京剧后，赞叹不已。田汉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的，我给你创造上舞台和银幕的机会，就在电影公司里干吧。”
“我很感激田先生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我还是先多接触一下劳苦大众，做基层群众工作比较好。现在党需要发动群众，这方面更需要我。”
李进的回答，使田汉、阳翰笙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说：“你很年轻，而且多才多艺，不作演员会后悔的。再说，你一个外来女子深入到工厂做宣传工作，很危险哪。”
“我不怕，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实践我的誓言，请你们考验我。”
田汉想了想，同意了她的要求，把她安排到由剧作家张庚领导的无产者剧团里工作和学习。这个剧团，实际上是由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田汉特意让弟弟田源陪她学习，并负责汇报她的各项工作，甚至干预她生活的各个方面。
田源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他比她大两岁，穿着考究，风流潇洒。他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他对此感到很自豪。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电影明星、舞女、女大学生。是的，他对女人是独具慧眼。他色迷迷地对李进说：“密司李，直觉告诉我，你是我们熟悉的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我爱你！只要你答应我，我会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你！”
“我……我受不了这种干扰，”李进几次摆脱他的纠缠，找到田汉诉述他弟弟的不轨行迹，又跑到廖沫沙家里，请求他给予帮助。“我对此恨极了！我是一个有追求的女性，我不想过早地结婚。”
“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廖沫沙建议道。
正好，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于是李进住到了他家。当廖沫沙的妻子回来后，见一个陌生女子住在她的屋里，就和廖沫沙大吵大闹。为了完成政治上的活动，李进尽量忍耐着，克制着，她对廖沫沙的妻子解释：“我和沫沙交往，纯属事业上的需要，绝对不夹杂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他别有用心！”她指桑骂槐地唠叨个不停，终于使李进再不能忍受了。她向一位朋友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然后搬走了。直到三十五年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提起此事，还余恨未消地说：“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完全由周扬、田汉、廖沫沙这些人把持，他们在政治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实行关门主义，根本不做群众斗争工作，生活上男盗女娼，还想打我的鬼主意。我和这批党的败类一直进行着斗争。”
一九三二年秋天，李进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她积极参加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和反政府、要求抗日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她的安全受到威胁。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巧妙安排下，她转移到北平，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她搞了一张进入市图书馆的借阅证，一边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一边贪婪地读了大批藏书。
一九三四年春天，已经使用“李云鹤”名字的她被中共地下党派回上海，在一个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个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领导权。李云鹤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兼教女工们学文化。她常常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宿舍中搞社会调查，体验工人们的生活，为她们出主意想办法，因而受到了她们的尊重。
一个漂亮的姑娘如此抛头露面地频繁活动，肯定要受到男性青年们的关注，包括地下党组织的一些年轻人都在暗中追逐她，留意她的一举一动和行踪。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李云鹤在上海街头认出了她在青岛参加地下党时同支部的熟人。他让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说：“信件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李云鹤不敢延误，但她还是机警地向她所属的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同意她为那个熟人办事，并告诫了她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
几天后，李云鹤奉命再次到由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和那个名叫乐若的交通员秘密接头后，他给了她一本《世界知识》。她便匆匆离开兆丰公园往回返。半路上她碰到了当年在青岛地下党组织里当秘书的一位女青年，那人热情地邀请她吃饭。但她想起了刚才交通员乐若的警告：“你已被敌人注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接头。今后，你要投身到文艺界去，用当演员来掩护你的身份。公开场合，要以黄色面目出现！”
李云鹤冷冷地拒绝了那个女人的邀请，乘着夜色离开那儿。她觉得很快就有两个男人盯上她的梢，她加快了步伐。
“站住，别让她跑了！”
“你们这些蠢猪！快把她抓住！”
李云鹤拔腿就跑，但还是被身后的两个大汉抓住了。她拼命地挣扎，身上的衣服给撕破，她大喊：“快来人，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
“放开我，你们这些混蛋！”
那个矮个子壮实的像头牛，他一巴掌狠狠地打在李云鹤的嘴唇上，顿时鲜血直冒。
他们从她身上搜出那本《世界知识》，然后又要搜身，她大声哭叫起来：“你们是流氓，这种绑架是犯法的，你们懂吗？”
“别叫了兔崽子，我们是警察局的。”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去一趟警察局！”
“不，我不去，我还有事，”
那两个大汉不由分说，一人架着她的一个胳膊，连推带拉把她送进了上海警察局看守所。顿时，那个城市从李云鹤眼前消失了。城中的万家灯火犹如海市蜃楼，令人眼花缭乱，瞬间却化为乌有，只留下无边无际的黑暗。她听说过不少飞檐走壁穿出铁牢的奇迹，不过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眼下，江青再次找到了当年的那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