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恋
徐悲鸿作品：《女画家孙多慈》
徐悲鸿是现代著名的大画家,其婚姻生活也较曲折,是是非非,颇受世人所关注.尤其是 与孙多慈的师生恋更是充满传奇.
无枫堂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出资3000块现大洋为徐悲鸿买宅基地而建，1932年12月建成了，徐悲鸿蒋碧微一家子从拥挤的中大宿舍搬进了新居。傅厚岗4号徐悲鸿公馆，是一座精巧别致的西式两层小楼，客厅、餐厅、卧室、浴室、卫生间齐全.但是，舒适的住房、美丽的庭院，无法使心绪不好的人心旷神怡，良辰美景、香车宝马也只能给幸福的人带来幸福。徐悲鸿一家搬进新家之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有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徐悲鸿将新公馆名为“危巢”，取居安思危之意。正如他在《危巢小记》中所说：“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危巢”是真正的“危巢”，“危巢”之“危”不仅指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也不幸言中了徐悲鸿和蒋碧微的情感婚姻。
他俩的结合曾是当时的一段佳话。蒋碧微生于宜兴的望族，宜兴南门大人巷里的蒋宅高墙巍峨，连绵数进，据说是当时宜兴城里最大的房子。蒋碧微是蒋家的次女，本名棠珍，1916年其父蒋梅笙在上海复旦大学当教授，蒋碧微随父在上海读书。当时徐悲鸿从家乡宜兴到上海发展，经人介绍去拜访这位前辈乡贤，徐悲鸿的人品才貌不但深得这位前辈的赏识，也赢得了蒋碧微的芳心。
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授时，对女学生孙多慈的艺术才能颇为欣赏，师生感情甚笃。徐悲鸿曾亲手刻了一枚印章--大慈大悲,其中包含了两人的"悲"和"慈"字,蒋碧微认为徐悲鸿移情于孙，背叛了她的感情，自然是不能容忍，大吵大闹，弄得满城风雨。公馆落成时，孙多慈以学生身份送来枫苗百棵，以作为点缀新居庭院之用，本也无可厚非，用心也颇为不俗。蒋碧微得知此事，无法容忍，大发雷霆，竟令佣人折断化为灰烬。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面对这种事，自然是痛心不已，遂将公馆称为“无枫堂”，称画室为“无枫堂画室”，并刻下“无枫堂”印章一枚作为纪念。这是艺术家徐悲鸿的纪念方式，也是他的反抗方式。于公，他将公馆命名为“危巢”；于私，他又称之为“无枫堂”，可见傅厚岗这座公馆在他心上留下的伤痛。
1938年，徐悲鸿又曾与孙多慈相聚，但因孙的父亲反对，二人无奈地分手，孙后来经人撮合嫁给了当时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徐、孙从此天各一方，偶尔有书信来往，再以后连音信也断了。“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徐悲鸿在这首诗中表达了自己与孙多慈分手后的苦楚。孙多慈在赠徐悲鸿的诗中有这样两首：“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下深秋。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树。伤心家园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幽怨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在北京英年早逝，时在台湾师大艺术系任教的孙多慈得知这一消息，悲痛万分，为恩师守了三年孝。
抗战期间，徐悲鸿多次努力和蒋碧微和好，甚至满面流泪地乞求，但因为蒋碧微正与张道藩爱得如火如荼，对徐悲鸿有的只是嫌恶，和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蒋碧微将她在重庆的住室名为“宗荫室”，“宗”是张道藩给蒋碧微写情书时专用的名字，“宗荫室”怎么能接纳徐悲鸿呢？后来二人终于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儿得到了一百万的赡养费和一百幅画。
1946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蒋碧微以社会贤达身份当上国大代表，这可能与张道藩的举荐有关。据说每次开会她都要换不同的新装，而且色彩艳丽，虽然她已是半老徐娘。与张道藩过从甚密，也是许多报纸的花絮新闻。有家报纸在花絮里还写到她在休息室里和别人唱和，其中有这样两联：一是“秋水长天同碧色，落霞孤骛逐微风。”一是“天黏芳草碧，山抹暮云微。”两联都嵌入了“碧微”二字，前者化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后者化秦观词《满庭芳》。这个蒋碧微实在不是等闲女子。在傅厚岗公馆，蒋碧微时常还是免不了要大宴宾客的，除了张道藩外，胡小石、宗白华、陈之佛、潘公展、傅抱石等都是她家的座上客，这些也都是徐悲鸿的朋友或学生，但是这样的聚会原来的男主人徐悲鸿是没法参加了，所谓“围炉共话少一人”！
徐悲鸿和蒋碧微生有一子一女，离婚后随蒋碧薇生活，但由于家庭变故，蒋碧薇又与张道藩相恋，儿子伯阳和女儿丽丽先后离家出走，1949年都留在了大陆。解放军攻克南京时，女儿徐丽丽由共产党派到南京参加接受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傅厚岗公馆已经人去楼空，蒋碧微只身去了台湾，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也从未与徐悲鸿和一双儿女有过联系。去台后，张道藩对她也逐渐冷淡，蒋碧微在孤寂中去世。
（来自网络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2f6fc010006p7.html）
孙多慈自画像1
孙多慈自画像2
孙多慈自画像
孙多慈作品《姐妹》
徐悲鸿挚爱的女人—孙多慈的爱情和艺术
（来自网络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7-08/22/content_6582467.htm）
作为我国早期屈指可数的女油画家之一，孙多慈在艺术上的成就曾令世人瞩目，加上当年她与徐悲鸿的特殊关系，这位才女的人生际遇，总使人们缅想而生轻叹。
初恋徐悲鸿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省寿县人，1912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居寿县城关东大街钟楼巷。其父孙传瑗(1893—1985)字蘧生，号养癯，原是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秘书，后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著有《雁后合钞》五种五卷，《中国上古时代刑罚史》、《今雅》等书。母亲汤氏也任过女校校长。孙多慈姐弟三人，其排行老大。由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功底扎实，十七岁毕业于安庆女中。
1930年暑假，孙多慈报考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却没有考取，于是作为旁听生到艺术系随时任中央大学美术教授的徐悲鸿学画。她一开始作画就获得了徐悲鸿先生的赞赏。有时徐悲鸿还邀请孙多慈到其家中为她画像，有时也一同出去游玩，于是两人慢慢地就产生了感情，当时徐悲鸿已三十五岁，且已有一双儿女，孙多慈与徐悲鸿的交往自然会遭到徐妻蒋碧微的阻挠和反对。尽管徐悲鸿多次向其妻解释，说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但是当时在蒋碧微的眼里以及在旁人的心中，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已远远不止师生关系那么简单。
1931年夏天，孙多慈以图画满分的优异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正式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孙多慈除了随徐悲鸿学习素描，同时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课，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课。由于孙多慈学习成绩出众，又正式成为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徐悲鸿对其更加器重和赏识，逢人便宣扬她的天才和智慧。由于徐悲鸿毫不隐讳，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会，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便不胫而走。许多小报也绘声绘色，例如当时的南京《朝报》就不知登了多少有关这桩三角恋爱的故事。
在校期间，由于徐悲鸿对孙多慈特别关爱，甚至有时上课时只教她一个人，如此一来使许多同学觉得自己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了侵占，便经常在暗地里对孙多慈与徐悲鸿进行埋怨、批评、指责，甚至一些难听的话也迅速在同学中流传。孙多慈原先住在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当时女生宿舍是禁止男士出入的，但是徐悲鸿却经常到宿舍去找孙多慈，也被好事者引为淡资。这些闲言碎语甚至诋毁嘲弄对于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孙多慈来说，其每天的处境可想而知。后来孙多慈只好搬出女生宿舍，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房子，由她的母亲从安庆搬来与其同住。
1933年1月，徐悲鸿携中国近代名家绘画赴欧举办巡回展览，孙多慈继续在中大学习。其间孙多慈与徐悲鸿书信往来从未间断，直至1934年8月徐悲鸿回国。
徐悲鸿回国后不久，孙多慈—行几十人便在他的带领下到天目山与黄山等地写生。据说写生期间徐悲鸿与孙多慈可能由于久别重逢之故，很是亲密，一路上根本不在乎别人可能会议论，甚至还被一位云南籍的同学偷偷地拍到了一张二人在某山间僻处接吻的照片。写生回来之后，这些风言风语很快就被蒋碧微获悉，于是她怒不可遏地冲进画室去找孙多慈与徐悲鸿“算账”，甚至把画室里徐悲鸿绘有孙多慈的画也撕破了，当时的激烈程度毋庸赘言。
由于蒋碧微的吵闹与同学们的纷纷议论，孙多慈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在中央大学再也呆不下去了。未及毕业，孙多慈便不得不匆匆离校，回到安庆女中任教。1937年日本侵华，1938年4月，孙多慈随她的父母避难至长沙，在那里又遇到了徐悲鸿。随后，孙多慈一家就被徐悲鸿接到了桂林。不久，徐悲鸿又设法为孙多慈在广西省府谋了一个差使。
孙多慈爱徐悲鸿，徐悲鸿对孙多慈也很有感情，但是徐悲鸿因与蒋碧微之间的感情纠葛，却迟迟没有决心与其离婚。直到此时（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至桂林，徐悲鸿才在犹犹豫豫中登报声明与其前妻蒋碧微脱离关系，并随后托其朋友沈宜甲先生去找孙父提亲。不料本来胸有成竹的沈先生却被孙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给撵了出来。孙家随即便收拾行装，没过几日就离开了桂林，远远地跑到了浙江丽水，在那里定居下来。不久孙多慈便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结婚，先后在浙江艺专、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校址在丽水碧湖）任教。
悔嫁许绍棣
孙多慈嫁给许绍棣之后便十分后悔。孙、许二人从来没有感情，并且许绍棣还比孙多慈大了二三十岁。许绍棣就是那位曾呈请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党棍。在其前妻生病期间，他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后来公开携王映霞去碧湖同宿。郁达夫痛苦地离开浙江，后来死在苏门答腊，也因此事引起。许绍棣本来答应王映霞和郁达夫离婚后和王结婚，但王映霞和郁达夫离婚后，许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孙多慈。因为徐悲鸿迟迟未能与蒋碧微离婚，加上父母的坚决反对，孙多慈只能把对徐悲鸿的爱埋在心底。这时许绍棣的原配夫人已病故，孙多慈也已二十六岁，在当时可谓大龄青年，便在许绍棣的追求下与其结了婚。结婚前，孙多慈以为身为教育厅长的许绍棣一定是位很有学问的人，婚后方知其不仅十分无知，还是个好色之徒，仅仅是个党棍而已。1939年8月，孙多慈还在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后悔之心以及对徐悲鸿的思念之情。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但是孙多慈终归是个传统的女性，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1948年，孙多慈便随许绍棣去了台湾，到台湾艺术学院任教，1963年任该院院长。她看不起许绍棣，却又最终未能与其离婚；在一起生活却又经常吵架，于是更加思念徐悲鸿。孙多慈的—生是痛苦、矛盾、后悔的一生，她为了寻求解脱便经常借故去美国。在美期间孙多慈大多住在吴健雄家里。吴健雄是著名的女物理学家，也喜画。孙多慈每次去美国也必到王少陵先生家。王少陵是一位名震一时的油画家，住在纽约一个不太繁华的街道上。当年他从大陆去美国时去向徐悲鸿告别，当时徐悲鸿正在画室内写诗。王少陵因为赶时间未来得及等徐悲鸿为其作画，他便硬叫徐悲鸿在一幅本来写给孙多慈的诗作上落下了他的款，带到了美国。这幅徐悲鸿手书的诗幅也一直挂在王少陵先生位于纽约的家中，其内容是：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孙多慈每次到王少陵家中见到徐悲鸿的这首诗都会黯然神伤，泪流涟涟，感叹不已。1953年9月，孙多慈又到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画友们见了面格外高兴，正在这时，却传来了徐悲鸿突然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听了当时就昏厥过去。她一生只爱徐悲鸿，当时就表示要为徐先生戴孝三年，据说后来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三年孝。由于长期悒郁，孙多慈于1975年3月因患癌症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享年六十四岁。
多才且有成
孙多慈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学习勤奋，天分也很高。早在1936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这位年轻艺术家的第一本画作《孙多慈素描集》，震惊了当时的画坛，宗白华序曰：“线条雄秀，真气逼人，观察敏锐，笔法实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同年在南京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她的油画《石子工》被选入展，并收入《第二次全国美展画选》。1937年11月，在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举办了“孙多慈画展”。1948年又在上海慈淑大楼举办个人画展。1951年又在台北中山北路举办个人画展。历史学家李则纲先生把参观孙多慈画展誉为“到了艺术之宫”，称其国画“笔法雄俊，气概不凡”，称其油画作品“静态抒写，具肃穆壮丽之长；动态的描绘，擅深纯温雅之美。于布局敷色之外，尤其有一种奇人情志的天才”。“到了她的面前，总能教你始而精神怡悦，一见即发快感，继而教你沉思，教你遐想。”孙多慈的《春去》一画使无数观众神往。一个女子屈身俯首坐在流水落花之间，水的流沫，花的飞红，以及女人之垂头凝思，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她奋斗一生，对艺术精益求精。如她所说：“艺术之广博浩翰诚无涯际，苟吾心神向往，意志坚定，纵有惊涛骇浪、桅折舟覆之危，亦有和风荡漾、鱼跃鸢飞之乐，果欲决心登彼岸者，终不当视为畏途而自辍其志也。”
孙多慈也是多才多艺的，她不仅油画、素描、国画等艺术造诣很深，而且在书法、文学上也具有相当功力。每次画展都有书法作品同展。她的诗文虽鲜为人知，但从赠徐悲鸿的两首诗中可见一斑：
（一）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不知秋。
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
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二）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
伤心家国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三赴安庆：徐悲鸿与孙多慈
（来自网络http://art.china.cn/mjda/2009-03/05/content_2771525.htm）
徐悲鸿是中国一代艺术大师，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任教。南京到安庆，当时最快捷的路线，就是乘船溯江而上，但仍需要十多个小时。1936年5月至1937年7月，短短15个月时间，徐悲鸿不顾旅途寂寞，曾只身三赴安庆，其行为之隐，密度之高，在当时的美术界，始终是个谜。
一代大师徐悲鸿为何会三赴安庆？究竟有什么样的情感在牵扯着他那颗不安定的心？本版，我们将通过安庆作协秘书长张健初先生的新作《徐悲鸿孙多慈爱情画传》为你揭秘七十多年前的谜踪。
第一次，来去不足24小时
1936年的3月7日，《中央日报》刊载出一条消息，标题是《徐悲鸿卖画》。“中央大学徐悲鸿教授……拟以近作百幅，用售券抽签法，定画之主人，当场书款。每券法币二十元，抽画一幅。购者亦限于教育界同人、新闻记者及各机关职员，每人最多的购三幅为限，所得之资，用以救济贫苦有志的青年艺术家。”
徐悲鸿想要救济的“贫苦有志的青年艺术家”是谁？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女弟子孙多慈。
孙多慈，1912年4月出生于安庆，其父孙传瑗，1929年方振武任安徽省主席时，曾为省政府委员。1930年，孙多慈毕业于安庆女中，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孙多慈与徐悲鸿之间，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
1935年夏，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回安庆，在省立安庆初中担任美术教员。次年春节，南京突然寄来一封匿名信函，说孙多慈离开南京后，徐悲鸿与夫人感情日趋愈合，危巢里的气氛也日趋和美。言下之意，破坏徐悲鸿家庭的第三者，正是不道德的孙多慈。孙多慈十分恼怒，当即去信徐悲鸿，说自己不再想裹入他们的纠纷，将独自出去奋斗，在艺术上做出一些成绩来。徐悲鸿感动异常，决定在经济上给予她大力支持。
4月中旬初，徐悲鸿来到上海，向中华书局总编舒新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最后双方谈妥，以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私人名义，与孙多慈签定了一份《购画契约》。
于是，1936年5月10日，就有了徐悲鸿第一次安庆之行。
孙多慈接到徐悲鸿要来安庆的电报，又喜又惊。喜的是徐悲鸿对自己仍保持着一份真情挚爱；惊的是，年过不惑的徐悲鸿，居然还有年轻人的冲动与果敢。
当时由南京开往武汉方向的上水客轮，多是深夜3点多到安庆。半夜出门，必然引起家里人怀疑，于是孙多慈托辞李家应生病，需要照顾，当晚就没有睡在家中。
已经是立夏天气，但天气虽转热，下半夜江边的风还是凉凉的。徐悲鸿坐的是江顺号，船一靠上安庆招商局码头，他就迫不及待地冲下了船。看着他匆匆从泵船上往岸上赶，头发被夜风吹得很乱，早已等在江边的孙多慈不由得心生怜意。对这位“大男孩”，更是一个“爱”字了得！
当晚安排徐悲鸿住柴家巷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孙多慈和李家应也在隔壁开了一间房。李家应早早睡去了，剩下孙多慈与徐悲鸿，两人就坐在客房里说话。天蒙蒙亮时，徐悲鸿感觉肚子有些饿。两人又手拉着手，到招商局码头附近的饺面摊上，下了两碗水饺。
孙多慈对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与自己签的《购画契约》十分不解，一再追问是不是徐悲鸿在中间牵的线。徐悲鸿支支吾吾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孙多慈描集》出版后，各方反映不错，陆费伯鸿大概也是看她作品有收藏潜力，才想到要和她签约的吧。又说，《孙多慈描集》已经售得差不多了，中华书局打算今年还要再版。
尽管有所怀疑，孙多慈对于能够与中华书局老总签约，还是十分高兴，又听说画册再版，兴奋之情，更难以言表。此时，天已经大亮，一轮火红朝阳，正从江面喷薄而出，霞光打在孙多慈的脸上，为她的青春，她的靓丽，她的清纯，又增添了许多魅力。
因为害怕孙多慈的家人发现，徐悲鸿不敢露面，几乎一整天都呆在旅馆里，孙多慈也就在他身边陪着。当晚，徐悲鸿又匆匆乘船顺江而下，前后算起来，此次他来安庆的时间，不足24个小时。
第二次,为孙多慈画展而来
徐悲鸿第二次来安庆，是1937年的初夏。
1937年4月10日，教育部全国第二次美术展览在南京国府路美术陈列馆展出。孙多慈此次入选的作品，是油画《石子工》。展览期间，《石子工》受到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后被收入《第二次全国美展画选》。
受这次展览的鼓舞，孙多慈动起个念头，想利用暑假，在安庆初中，举行一个小规模的个人西洋画展。徐悲鸿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更觉得她是一个值得爱恋的女子，需要给她道义上的支持。
1937年6月中旬，徐悲鸿在长沙举行个人画展，之后由长沙抵至武汉，再从武汉乘大轮只身一人于6月下旬到达安庆。
因为徐悲鸿是为孙多慈个人西洋画展来，多少带有“公”的性质，所以孙多慈不避讳，提前告知了自己的父母。孙传瑗并不高兴，他的脸立即沉沉的，很不好看。孙多慈的表舅，墨子巷邮政支局局长陆和鸣则劝孙传瑗说，“徐悲鸿是南京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教授，又是孙多慈的导师，社会名望和社会影响都非常大。在广西，李宗仁都对他礼让三分呢，你孙传瑗可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
徐悲鸿是上午9点多下的船，孙多慈在招商局码头接到他，要了部黄包车，直接把他拉到了汪家塘方家大屋。虽在南京与孙传瑗有过交往，但今天，在安庆以这样的身份见面，徐悲鸿多少还是有些不自然。好在孙传瑗非常注意分寸，只把他当作女儿的导师，并不把他当作其它，言谈举止恭恭敬敬，这倒让徐悲鸿自在得多，也少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尴尬。
画展场地选在省立安庆初中，徐悲鸿自然要过来看看。走到龙门口街，他对沿街经营文具的老字号发生了兴趣。其中“金生和”出售的信封信笺，上面印有振风塔、大观亭等安庆地方名胜古迹，非常精美，孙多慈给徐悲鸿写信，用的就是这些。徐悲鸿看到了，爱不释手，也不问价，各个品种都要了一些。
晚些时候，徐悲鸿高兴起来，非要画两张画送给孙多慈和李家应，而这两张画，半个世纪后，又流到了台湾作家董桥的手中。
徐悲鸿从安庆回南京，蒋碧微也去码头接他了。但夫妇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愈合。
第三次，凄美的离别
时隔仅仅半个月，徐悲鸿再一次来到了安庆。
徐悲鸿离家半年之久，回到南京，按理应有“久别如新婚”的亲热，但蒋碧微冷漠依然，夫妇间仍旧分居。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徐悲鸿住在危巢，其心可想而知。正出于此，7月10日，徐悲鸿再次离开南京，坐火车抵达上海。
7月11日下午3点多，徐悲鸿赶到中华书局编译所，专门交待舒新城，说将安排孙多慈和她的同学李家应去比利时留学，前期费用由他资助，每人1000元，请舒新城从他存在中华书局的资金里支付。
7月15日清晨，徐悲鸿再次来到安庆。上午9点，他由孙多慈的陪同，在安庆初中参加了“孙多慈个人西洋画展”的开幕式。
两天之后，7月17日，徐悲鸿离开安庆。因为是夜晚12点多的船，孙多慈便先陪他去城东皖江公园，然后直接从那边送他上船。
皖江公园的这一夜，是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生活中，最温馨最浪漫也最具有诗意的一夜。
孙多慈的小表妹陆汉民晚年回忆，这年夏天，“姑父母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监视表姐与她的恋人，有什么情况得向他们汇报，他俩到哪儿，我便跟在后面。我总算能天天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画家了。徐悲鸿中等偏高身材，清瘦而儒雅，具有大艺术家的气度。他那时已43岁了，眉宇间压着忧郁，脸上几乎见不到笑容。他在安庆时穿着长袍，棕色皮鞋，很朴素。而我表姐给我看的徐的照片则多是西装革履，扎着领带，俊朗而有气派……徐悲鸿对我很和气，问我是否也爱绘画，又问我读过哪些欧美古典小说和中国文学名著。我一一作答，但总也摆脱不了心中的拘束，因为他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我曾亲见我表姐与徐悲鸿在安庆森林(皖江)公园游玩时相偎低语，并不避忌我这个小表妹。表姐似乎郁郁寡欢，她不止一次哭泣过，她面临着父母与情人之间的两难选择。”
弦月如钩，繁星如织。
孙多慈挽着徐悲鸿的手臂，小鸟依人，走在洒满月光的林荫道上。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是一对没有任何压力的知心爱人。
他们似乎说了很多，但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小径通幽，几分宁谧，几分寂静。这天地，这园林，仿佛只属于他们两人。
孙多慈对徐悲鸿的爱是委婉的，温顺的，因为中间波波折折太多，还夹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这种感情，在她的诗作中，曾经多次出现：“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寒江沉落日，黄叶不知秋。”
皖江公园内的林荫小道，在他们的脚下，漫漫没有尽头。
但爱长夜短，最终还是要分手离别。临走时，徐悲鸿拍拍小表妹陆汉民的肩膀，对她说，“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
此时，立在一侧的孙多慈满眼泪水，月光下映照，晶晶发亮。
从皖江公园出来，孙多慈把徐悲鸿送到招商局码头。看徐悲鸿边回头边挥手走上趸船，孙多慈眼睛湿成一片。她就这样站在码头，久久不肯离去，直到徐悲鸿乘坐的轮船，在夜色中最终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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