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何英在中国文学批评界是独特的，独特———不仅仅在于她用女性视角来观察文坛和评析作品；独特———也不仅仅在于她始终能保持独立的评判立场；最为独特的———是她地处西部边缘地域，却拥有一种全球视野和涉猎古今中外的深厚的阅读积累。这两点是成就一位优秀批评家的重要前提。
一
要问我对何英有什么印象？答曰：印象很深；又可答曰：印象很浅。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自问自答，正反映出何英形象在我心目中的复杂而多元。
虽然在我到《文学报》供职的10多年间，何英在本报发过多篇评论，但真正开始对她密切关注并产生印象是在三年前《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之后。那时候，最发愁的是稿件来源常常面临断炊的窘境。文学圈内人都知道，赶场子拿红包说好话的评论家成群结队，但敢于抹下脸来“亮剑”的批评家却非常稀缺。培育新的“剑客”非一日之功，最快捷的办法是把那些已经成熟的“剑客”纳入到门下来。编辑部人员，几乎每天拿着“放大镜”，在各类媒体上搜罗适合给《新批评》撰稿的“剑客”的身影，一经发现，立即“收编”。天津《文学自由谈》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平台，因为那里经常有武功高强的“刀斧手”出没。如今很多给《新批评》撰稿的作者，就曾是《文学自由谈》的主力队员。该刊主编任芙康先生几乎有点无可奈何地看着原本属于他旗下的大将们，纷纷转投《新批评》门下。其实，情况也没有我说得这么绝对，很多作者都是辗转在两个战场同时挥舞刀枪。报纸或刊物与作者的关系，原本就是十分松散的。一位作者愿意将他的稿件投给哪个媒体，谁也管不着。而让我感佩的是，任芙康先生并没有将此举视作“挖”墙角，而是把《新批评》看作地处南北的同盟军，抱团取暖，遥相呼应。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与何英女士发生了联系。
最初的联系是，我看到何英发在某期《文学自由谈》上批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文章，正是《新批评》所需要的“靶标精准”而又文字犀利的稿件，于是就联系何英，请她做一些修改后再发给本刊。从此就有邮件不断往来。何英也就有批评文字源源不断地在《新批评》推出，成为《新批评》供稿最多的女性批评家。迄今为止，如将所刊文字汇集起来，大概可以出一本文集了吧？其间某日，收到了何英寄来的两本书，一为文学评论集《深处的秘密》，一为随笔集《阁楼上的疯女人》。书到手，未及读文字，先看折页上的作者照片和简介。一看照片，就特纳闷：有着如此一副漂亮脸蛋的美人胚子，为何不到影视圈去当女一号，去当“英格丽·褒曼”或“莎朗·斯通”，而要在一张书桌前，敲打键盘，寂寞空对窗外月？
何英的那张脸蛋，似乎融合了维汉两种血统，既有江南才女“柳如是”的柔媚，又有北疆维族“达坂城的姑娘”那种健朗。再看书中的文字，又让我诧异：既才情横溢，又犀利入骨。不由让我想起金庸小说《天龙八部》 里的那些女侠，个个天生丽质，同时又武功盖世，飞檐走壁，衣袂飘拂，让天下所有男人都爱惧交加。
我开始思索，是什么风水孕育了如此的精灵？用某些批评家常常用的一句套话，“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在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何英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异类。女人天生是感性的动物，弱于理性的思考，逻辑的推导，因而在中国或许全世界，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女性少之又少。而从事文学批评，又敢于拉下脸来“亮剑”的女性几乎如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看看中国的文学批评界，不用说女性了，敢于“亮剑”的男性批评家又有几许？而何英恰是中国批评界，让须眉赧颜的女性批评家。
二
何英的批评文字兼具柔美与刚直，感性与知性。读她那篇《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光是她开列出的西方文论中一堆理论著作的名字，就让我头晕，但她居然辨析得头头是道，挥洒自如，玩“精神分析”“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于股掌之中。曾有一段时间，鄙人试图恶补西方文论，把赵一凡先生的两厚本《西方文论》生吞活剥了一遍，我得承认，大多数理论概念我没有弄懂。现在能让我记住的只有一句话：“现代主义小说的标志性作品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标志性作品是纳博科夫的 《洛丽塔》”，此外几乎一无所获。我想这原因，除了我欠缺逻辑思维的能力，也与翻译不无关系。英语的特点是精确而细密，而汉语的特征是形象而模糊，当“精确”遇到了“模糊”，如何才能表述清楚？因此，我读翻译过来的文论大著，常常是读了后面便忘记了前面。也因此，我就特钦佩何英超强的理性思维能力。
而在随笔集《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何英完全换了一副笔墨，在理性思辨支撑的下叙事，则充满感觉之弹性、柔美、质感、张力……她写古代现代的那些美女加才女蔡文姬、李清照、萧红、张爱玲，她写《红楼梦》中的那些红颜薄命的女性，在悲悯的情怀中融入了女性间特有的心灵感应和共振。让人感到，此等文字是须眉男儿道不出也写不出的。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何英的批评文字总是充满质疑、批判的精神和力量。无论是对当代文坛做宏观式的考察和评说（如《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还是对具体作品和现象作微观的解析（如《对〈秦腔〉评论的评论》、《悲催但不悲剧》 等大量文本分析评论），她的批判、质疑精神都是一以贯之的。当代一些批评家惯用的“宏观否定、具体肯定”———既要表现出批评家的洞察力又不得罪人的“油滑”批评策略，在她这儿完全不见踪影。能见到的是她鞭辟入里的独立自由的分析和评说。那些体制的、人情的、商业的缰索，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可以说大多情境下都对她构不成牵制。她对文坛宏观把握的能力让我惊讶，她对具体文本分析抵达的深度也同样令我惊讶。且不说她近期写的关于韩寒、严歌苓新作的批评，她的那篇写于2006年的《对〈秦腔〉评论的评论》，今日读来仍觉痛快淋漓，其精到的艺术感觉和大胆直言的批评，时时让我产生“心有戚戚焉”的共鸣。甭管文坛诸人如何众声喧哗地把《秦腔》捧到当代小说的巅峰地位，甭管这部小说作者后来据此将国家级的长篇小说大奖揽入怀中，我对这部小说文本的看法与何英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与何英所评说的一样，我也“感受不到一部优秀作品所应具有的那种品质”。我曾经花了两个双休日试图把这部小说读完，但读了大约不到10万字，还是不得不非常痛苦地弃置一旁。我不理解，读者有什么必要花宝贵的时间来消化贾平凹先生用琐碎的毫无价值的细节堆积起来的“泼烦”的日子？她在文中切中肯綮地指出：“《秦腔》 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精神的矮化。……一部作品若是就这么匍匐在地面上，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出口，你能说它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此类“症候”，在贾平凹其后的长篇中仍在延续。
三
何英的批评文字,不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很少将某种观点推到极致，很少故作惊人之语。她是标准的鲁迅强调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客观公允的批评的践行者。这样的批评文字，在不失锐利的同时，又有一份中正的平和。因此，也很少见到某位被批评者因她的文章而暴跳如雷，乃至要诉诸法庭等等。因而，她的评论很难产生像某些批评家向往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传播效应。这也是何英的批评文字很多，却很少成为传媒围观对象的原因。在这个人人都喜欢“刺激”的年代，她的批评方式，虽然正是我们理想中的批评，却难以在短期内暴得大名，这也成了何英的批评成就迄今尚未得到批评界充分评估，乃或被低估的原因。
何英在中国文学批评界是独特的，独特———不仅仅在于她用女性视角来观察文坛和评析作品；独特———也不仅仅在于她始终能保持独立的评判立场；最为独特的———是她地处西部边缘地域，却拥有一种全球视野和涉猎古今中外的深厚的阅读积累。这两点是成就一位优秀批评家的重要前提。在她这个年龄，她在这两点上已有的相当充足的储备，令我敬畏并对之持续发 力充满期待！
我想，成就何英内外的因素可能是，———就她自身来说———始终保持一股职业批评家的批评激情和冲动。不像有些人，仅仅是把批评当作获取一种学术评判资格或个人利益的权宜之计，目的一旦达到，立即“刀枪入库”，开始融入和谐暧昧的作家批评家群体。就外部因素来说，正因为长期生活在相对比较寂寞的边缘地域，使得她不具备赶场子拿红包的条件，这反而成就了她，使得她能够滤去现代都市人的浮躁之气，静下心来，在书斋里一部接一部地阅读，往大脑里填充营养，在襟怀中培育浩然之气； 而现代互联网技术，又使得她可以超越地域的局限，便捷地获得所需要的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资讯……
就是这诸多因素孕育出了现在的何英。如果有朝一日，何英成了京城的名角———各种名目繁多的研讨会、论坛，主办方感觉缺了何英就有些遗憾———而她的书桌、床头则堆满了为赴研讨会需要阅读实际上无暇阅读的“垃圾文字”———那么，何英还会是今天的何英吗？
说起来，我与何英只有一面之交。她获得第二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到上海来领奖，“何美人”终于从书页上“空降”到了我的面前，使我得以一睹芳颜。但由于会务繁杂，实在没有空隙与她就文学批评做一些深度探讨，仅仅是在餐桌上、电梯里遇到了，点点头或三言两语地说些不咸不淡的问候语，此外就再无更多的交流。更何况，我这人天生怯懦，见到才貌兼具的知识女性，总不由自主有一种紧张局促感，要排除这种心理障碍，需要长时间的交往才能消融。可是，未等我的心理障碍消除，何英女士已经登上了归途的飞机。
因此，回到本文的开头。仅凭一面之交和有限的阅读，我对何英女士能留下多少印象呢？只能用“印象很深”、“印象很浅”此类昏话来搪塞。但龚自珍的名句“美人如玉剑如虹”，是可以较为贴切地表达我对何英女士的总体感觉的。“美人”终将老去，“美人迟暮”成为人类永恒的悲伤，但我希望“美人”手中的那柄“剑”能越磨越亮，始终伴随这位天山女侠，闪烁在中国文坛的上空。
来源：文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