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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本观察曾做过一期《白云黄鹤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就一两个话题访谈太深，宏观面便窄了，信息量难以充分释放，事后总觉得没有做透。现再编一期，重心放在文化上，力求读者对湖北与湖北人有个较清晰的印象。刘玉堂：楚文化的精神有这么几点：一是“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筚路蓝缕”是一个成语，现在用的人还比较多，意思就是形容艰苦奋斗，这个成语来自于楚国，说的是西周时期的楚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带领臣民跋山涉水，建设家园；二是“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意思就是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创新精神，只有创新的东西才能一鸣惊人，因循守旧的东西不可能打动人；三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楚国上下奉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意思是说把各个少数民族都安顿好，带领他们共同归属华夏。楚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三种精神，这些精神都非常宝贵，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还有爱国主义精神，这和其它地域的文化是共同的，在屈原的《楚辞》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历史上，楚国无论从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屈原的《楚辞》与北方的《诗经》并驾齐驱，所以有“北诗南辞”之说。鲁迅评价屈原的辞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刘勰对《楚辞》的总体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而且开《汉赋》先河的实际上也是《楚辞》。再从艺术方面来看，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情节性绘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连环画，是在湖北荆门那一带发现的。还有目前认定年代最早、保存得最好的帛画(丝绸上的画)也是在湖南发现的,艺术水平非常高。从音乐方面来讲，目前发现最大的、音质最好的一套编钟是在曾候乙的楚墓中发现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曾经设想用很多乐器演奏《东方红》乐曲，但不论是钢琴，还是其它乐器，都达不到嘹亮而又浑厚。后来用河南信阳出土的编钟来演奏它，音响效果非常好。几十年之后，湖北随州出土的编钟音响效果又更好，再后来又在一个墓中发现了西周时期楚国的编钟。从舞蹈方面来讲，湖南黄土岭的战国墓出土的描摹画上有一些舞蹈动作，就是现代舞蹈当中的高难度动作“三道弯”，现在叫“采桑舞”，这说明楚人很早就掌握了这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楚人在行政建制上也有所贡献，他们最早倡议的州郡体制在我国已基本上没有了，但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我国现在只保留了县的建制。楚人在法律方面也比较先进，我们国家原来一直是搞有罪推定，首先设定一个人有罪，然后带着这个观念去收集罪证证明这个人有罪，西方等发达国家却是进行无罪推定，这两种做法从人性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令人称奇的是楚国当时也这样做，虽然当时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名词，但通过分析史书上记载的一些案例，证明楚国当时事实上做了无罪推定。而且楚国人非常重视法典，有一次吴国的军队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一个大臣跑到宫殿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要把国家的法典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这说明楚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度的国家。可以说，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战国中晚期达到了一个巅峰。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对楚文化的摧残比较严重，这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证明。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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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利有弊，楚文化中最大的负面特点是善开拓而不善守成，就像楚国当年疆土面积最大的时候曾达到五千里，往东北灭了鲁国，边界到了山东；西北到了陕西的白河，西南面到了滇池，最南面到了广东，东面为楚国宰相春申君的封地，为什么上海又叫申城？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后来国土面积逐渐萎缩，最小的时候退到安徽宿县，宿县被攻破以后，楚国也就灭亡了。当时一流的战略家认为，“天下大势非秦必楚，非楚必秦”，齐国虽然也是一个大国，但它的实力不足以和这两个国家抗衡，所以当时的天下大势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两角关系，但最后楚国还是被秦国灭掉了，秦文化有一种后发的锐气，而楚文化已经烂熟。湖北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也是开风气之先，当时有四大家用电器在全国很有名，即：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按理说在八十年代武汉人能做出这些产品已经是很强了，后来由于不及时改进技术，在技术上没有创新，最后都被淘汰了。外地人的说法是：“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外地人一提起湖北人就比作“九头鸟”，据说明朝宰相张居正为了反对当时日益引起民愤的吏治腐败，选拔了９个人当监察御史，他们在全国各地明查暗访，专门打击贪官污吏，一时间也是海晏河清，老百姓直呼青天。这九个人都是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没有分省，他们不一定都是湖北人，但老百姓认为湖北人厉害，只要湖北佬一出面，没有搞不定的事情，所以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一种赞扬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元朝末年有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刘基(刘伯温),他是朱--元璋的谋士,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成功，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此，刘基在他的一本书《郁离子》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鸟长了九个头，可喂鸟的食只有一把，结果九个头都去争这把鸟食，互相争得头破血流。其实九个头共一个肚子，一个胃，不论哪一个头吃到了鸟食，所吸收的营养都供养着九个头，何必去争呢？刘基把那些农民起义比作九头鸟争食，互相残杀。而朱元璋坐山观虎斗，等别人一番自相残杀之后自己起来了。这个故事中的“九头鸟”是贬义，含有“窝里斗”的意思。有人把这两方面意思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湖北人精明强干，一方面说湖北人喜欢窝里斗。所以“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因为头代表着智能，九个头说明智商高；头也代表着生命，现代医学认为生命的死亡不是心脏死亡，而是脑死亡，有九个头说明生命力顽强。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九头鸟”，在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致欢迎辞时说：“敌人五次围剿砍了你们五次脑壳，可你们还有四个脑壳，九头鸟不得了，要翻天呀！”蒋介石却气得骂“九头鸟”，曾说过“娘希匹，九头鸟难缠！”
用“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还是比较形象的，湖北人确实比较精明强干，也确实有些不好的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他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比如：一个杯子本来只要５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骗你就卖１０块钱，而武汉人可能一开始８块钱卖给你，但中途可能在你不注意时要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４块钱的更差的杯子给你。武汉人喜欢不停地做这种小动作，所以别人觉得武汉人很难打交道，而有些武汉人还自认为比较聪明。再有湖北人讲话比较幽默，也敢说。前些年，为了招商引资盖一幢现代化大楼，当时的市政府炸掉了市区中心惟一的展览馆，其实这幢武汉惟一的苏式建筑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象征，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都反对炸掉。结果被人家骗了，资金没有引来，房子却先给炸了……有几年，武汉的交通整治不是很好，满街都是“麻木”(胡注:即南昌的“拐的”、电动三轮车)乱跑。据此，有市民编了几句顺口溜，最后两句是“前任市长胆子大，展览馆也敢炸；后任市长胆子小，满街‘麻木’整不了”。这些话讲得比较尖刻，带有一些人身攻击……
如果说在北京是谁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听谁的，那么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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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部地区普遍存在比较浓厚的“官本位”意识，湖北亦如此，人们总是希望在官场谋一个什么职位，很在乎当官。经济不发达，当然是当官最好；经济越发达，给人发挥个性的机会就越多，发展的门道也越多，人们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我有一个熟人本来联系好了要到深圳去，结果没有去成，一问原因是他父亲不同意，理由是湖北再怎么不好也是一个正省级，而深圳不过是一个副省级城市，人要往高处走，你怎么往一个副省级城市跑呢？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家，竟然还如此讲究级别。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我问他的女儿分配在什么地方？他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省税务局，吃国家饭，收入不太高，比较安稳；一个是私营大公司，收入比较高，但不太安稳。朋友希望女儿到私营公司去，他夫人却认为女孩子要稳定，别在外面拼拼杀杀，赚那么多钱干嘛？结果他女儿去了税务局，但不很开心。内地的大学生如果面临这两种选择，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到省直机关工作；在进不了机关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去公司，在东部地区则恰恰相反。这种观念不仅仅是中老年有，还影响到现在在校的学生。有些中学里，因为学生个个都想当官，班主任摆不平，就乱发官帽子。据报上说，连一些小学生也印制了名片，把自己的职务是班长或者组长写得清清楚楚……
湖北人对前几任主官都不是很满意，但具体到这些人的个人品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他们的任期内湖北的经济怎么都发展不上去。
尽快改变干部的知识结构，从高校物色一批人才，这在今天的湖北已形成了一种共识。武汉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与干部的眼界宽阔有很大关系。
陈昆满：湖北省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前一共出了３０万左右烈士，具体的数字说法不一。著名政治军事人物有这么一些：共和国主席有两位，一位是李先念，一位是董必武代主席；军事人才主要集中在红安县，红安县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出了１０８位将军，其中名气最大的是林彪，还有一个是黄永胜、谢富治，也是林彪集团的；大将有王树声、许光达、徐海东，上将有陈再道、王平；许世友本来是湖北的，后来他的老家划归河南了。还有健在的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洪学智。湖北建国前牺牲的省委书记有８-10位。建国后最知名的省委书记就是王任重了，他本人其实不是什么书生，文化程度也只是高中毕业。但他很爱学习，人也聪明，他读《资治通鉴》，引经据典发表了不少文章，在古典文化方面和毛泽东有很多共同语言，互引为师生。他在那段历史条件下确实是表现得比较“左”，领会毛泽东的意图比较敏感，并很快付诸实践。比如毛泽东说：“要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他就提出“要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跟毛泽东跟得很紧，毛泽东对此很高兴。王任重是当时几个重点培养的省委书记之一，虽然他比毛泽东小一辈，但他们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文革”前，毛泽东多次到武汉，在武汉住的时间比在长沙多，在这里曾三次畅游长江。其次毛泽东喜欢住在杭州。王任重的人品并不坏，但总的思想倾向一直是比较“左”，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大跃进”的时候放卫星，在湖北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初期，湖北省解放思想的阻力也非常大。安徽的凤阳在中国第一个实行土地承包制，最早进行农村改革，湖北大别山地区的黄岗则是最后一个实行土地承包制，比人家起码晚了三年。这时王任重已调中宣部当部长，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否定联产承包制……
当前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进入法治社会，人治的因素很大，干部很重要，一个地方发展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官的素质高低。以湖北为例，湖北人对前几任主官都不是很满意，但具体到这些人的个人品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他们的任期内湖北的经济怎么都发展不上去。湖北还有一个怪现象，很多湖北的干部到外省都成了好干部，像原来的省委副书记赵富林到广西当自治区党委书记，在那里很受老百姓欢迎，现在已经退下来了；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到内蒙古自治区当党委书记，也搞得很好，现在也下来了；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到贵州省当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回良玉去安徽、江苏当省委书记，也都搞得不错。为什么这些人在湖北都难有作为，到外面却能搞得很好？这说明一把手的作用很重要，是不是善于团结人，发挥大家的作用，而且也说明环境造就人。我们不妨把前些年湖北的领导班子和上海的领导班子对比一下，上海的几任领导分别是江*泽民、朱金容基、吴邦*国、黄*菊、徐匡迪，常委班子成员也都是高学历，有的甚至是院士，他们都是知识结构型的领导干部。而湖北的一位主要领导小学文化程度，后来在电大拿了一个文凭，其它一些领导也多是工农干部，学历都是党校函授之类的学历。他们的知识结构与上海领导人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武汉市曾有几句百姓中流传广泛的顺口溜：“市委一个乡巴佬(指来自大别山区的领导),政府一个体面苕(湖北话“傻瓜”之意),人大一个胖大嫂,政协一个好好好，武汉怎么搞得好?""
一个地方的发展根本上就是一个人才问题，这几年湖北在用人方面的变化很大，从高校选拔了一批干部进党政机关，有效改变了干部的结构，比如：新一届的省委常委中博士出身的有两个，常委兼宣传部长是管理学博士，常委兼秘书长是经济学博士，这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博士，不像有些领导干部是拿钱买来的文凭。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职历来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