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佬 湖北佬九头鸟谁说的

与江西、安徽相比,与河南接壤的湖北更有一种身在中部地区的感觉。虽然它想看到海,目光得越过两个省份,那是何其的遥远,但一个人过日子的时间主要是耗在自己的地盘上,武汉人对此倒也满不在乎。武汉人的幽默不仅表现在能颇为传神地讽刺某些无能无术的官员上,也表现在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大度超脱上,身居武汉的名作家池莉在《武汉人》一文里写道:武汉人穿不过上海人,玩不过北京人,喝不过东北人,打不过湖南人,再剩下令人消魂的吃,又比不过川人与粤人。憋一肚子无奈气,可转眼一想:“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武汉能守着一个‘中土’也相当不错。……武汉人便常说,当年毛主席原是想把国都定在武汉的,只可惜一帮北方人说武汉太热,不去不去。毛主席不怕热,可是为了团结北方人就只好把武汉这么个天生当国都的好地方浪费了。七十年代在珍宝岛跟苏联人打仗时,武汉到处都有人说:首都定在武汉有几好?不管它苏联从哪个方向打过来,毛主席都不消着急,前面有两个省在顶着哩。而在北京,一不小心,就打到张家口,毛主席的家就成前线。那还得了?相传那段时期,武汉好多人都要上书劝毛主席把国都改到武汉来。———这是说笑。”正是在三镇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中,我们感觉到了武汉人文化心理上所积淀的人不醉我我自醉的老庄哲学、道家遗风。但这只是其文化心理的一个层面。以武汉为例,这个城市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作为长江的一个大港,沟通南北的铁路枢纽,从渡口时代到铁路时代,武汉从来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现在发展到海岸时代,武汉与沿海城市如深圳、宁波、厦门等比较起来有些滞后,武汉的竞争性在中国却是最强势的,其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上海,这足以说明,武汉人或者是湖北人本身的商业意识又是非常好的。而且,当今武汉、湖北的情况又有了很大不同,只就一个方面来说,最近五年来,中国各地大兴创业之风,急需各种最新的创业招商项目,人们发现此时湖北人的商业智能如涌泉般喷出,一批代表了湖北最新创业文化的机构迅速崛起和转型,一些具有较好的投资回报、尤其适合中小投资者的创业招商项目纷纷在湖北人手上落地,以至于有媒体将其称之为“湖北创业军团”举国出击!

关于湖北,本观察曾做过一期《白云黄鹤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就一两个话题访谈太深,宏观面便窄了,信息量难以充分释放,事后总觉得没有做透。现再编一期,重心放在文化上,力求读者对湖北与湖北人有个较清晰的印象。刘玉堂:楚文化的精神有这么几点:一是“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筚路蓝缕”是一个成语,现在用的人还比较多,意思就是形容艰苦奋斗,这个成语来自于楚国,说的是西周时期的楚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带领臣民跋山涉水,建设家园;二是“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意思就是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创新精神,只有创新的东西才能一鸣惊人,因循守旧的东西不可能打动人;三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楚国上下奉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意思是说把各个少数民族都安顿好,带领他们共同归属华夏。楚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三种精神,这些精神都非常宝贵,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还有爱国主义精神,这和其它地域的文化是共同的,在屈原的《楚辞》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历史上,楚国无论从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屈原的《楚辞》与北方的《诗经》并驾齐驱,所以有“北诗南辞”之说。鲁迅评价屈原的辞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刘勰对《楚辞》的总体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而且开《汉赋》先河的实际上也是《楚辞》。再从艺术方面来看,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情节性绘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连环画,是在湖北荆门那一带发现的。还有目前认定年代最早、保存得最好的帛画(丝绸上的画)也是在湖南发现的,艺术水平非常高。从音乐方面来讲,目前发现最大的、音质最好的一套编钟是在曾候乙的楚墓中发现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曾经设想用很多乐器演奏《东方红》乐曲,但不论是钢琴,还是其它乐器,都达不到嘹亮而又浑厚。后来用河南信阳出土的编钟来演奏它,音响效果非常好。几十年之后,湖北随州出土的编钟音响效果又更好,再后来又在一个墓中发现了西周时期楚国的编钟。从舞蹈方面来讲,湖南黄土岭的战国墓出土的描摹画上有一些舞蹈动作,就是现代舞蹈当中的高难度动作“三道弯”,现在叫“采桑舞”,这说明楚人很早就掌握了这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楚人在行政建制上也有所贡献,他们最早倡议的州郡体制在我国已基本上没有了,但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我国现在只保留了县的建制。楚人在法律方面也比较先进,我们国家原来一直是搞有罪推定,首先设定一个人有罪,然后带着这个观念去收集罪证证明这个人有罪,西方等发达国家却是进行无罪推定,这两种做法从人性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令人称奇的是楚国当时也这样做,虽然当时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名词,但通过分析史书上记载的一些案例,证明楚国当时事实上做了无罪推定。而且楚国人非常重视法典,有一次吴国的军队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一个大臣跑到宫殿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要把国家的法典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这说明楚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度的国家。可以说,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战国中晚期达到了一个巅峰。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对楚文化的摧残比较严重,这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证明。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

湖北有一个难处就是发展不平衡,光靠一个武汉是带不动的,除了这一个特大城市,再也没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湖北早期发展的落脚点不是在武汉,隋唐时期湖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襄樊、江陵一带。宋代以后直至明代,武汉的发展才比较快,到明清时期已成为天下四镇之一,多数的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四镇是河南的朱仙镇、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现在除了武汉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城市,其它三个镇仍然是小城镇或中小城市。武汉发展的高峰期是张之洞主政湖北,现在武汉一些比较强项的工业、商业、文教、交通都是张之洞时期奠定的基础。像武汉钢铁公司是武汉最大的钢铁公司,最大的有色金属公司是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它们最早的前身就是张之洞建立的汉冶铁厂,当时是用萍乡的煤和大冶的铁到武汉来炼钢。可以说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汉冶铁厂,也就没有现在的武汉钢铁公司。武汉现在一些带有军工、半军工性质的企业像武汉锅炉厂、重型机床厂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当时的基础,或者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武汉现在的防洪大堤叫张公堤,就是为了纪念张之洞而命名的,这条大堤迄今为止仍在发挥作用。武汉和江西的九江一样,天大的事就是防洪,头上都顶着一盆水,如果说荆江湾一旦有危险,首先就是威胁武汉,所以武汉的防洪任务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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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主政湖北的政绩还可以从商业上表现出来,从当时海关的进出口数字统计情况来看,上海的金融和商业的交易量是第一,武汉(汉口)是第二。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在文教方面,武汉大学是1893年建立的,当时张之洞把它叫作“自强学堂”,再往前追溯可以算到两湖书院,武汉大学是全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马上要到110年校庆。张之洞当时开设了两个学堂,一个是方言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另一个就是自强学堂,是一所带有综合性质的学校,所设的课目比较多。可以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全国一流大学之一——武汉大学。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号称四大名校之一,与西南联大(当时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学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齐名。在张之洞之后,武汉在全国再也没有这样辉煌过。解放以后,武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位还可以,曾被称作“武老六”,也就是说在全国排五六位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沿海地区,湖北虽然自己提出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结果经济没有崛起,妇女们的肚子倒崛起了,意思就是说计划生育超标了,这主要和政策导向有关。现在湖北在全国是在九、十位左右徘徊,既不能说退步了,也不能说有进步。湖北人原来有一个玩笑,说北面是河南,南面是湖南,“两南”夹湖北,我们是进退两难,意思说湖北很难发展起来。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湖北是一个好地方,日子比较好过,不是想象中的穷山恶水,但他们只知道江汉平原,京广线经过的地方也都不错,随州、鄂州、洪湖等地方也比较好。如果到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到十堰市的竹山、竹溪等地方,就会发现比较贫穷。还有大别山地区也是如此,但鄂西人们一般不太去,除非到武当山等地方旅游。湖北有一个难处就是发展不平衡,光靠一个武汉是带不动的,除了这一个特大城市,再也没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上世纪80年代曾想建一个以襄樊、荆州、宜昌的金三角发展区域,把一些大工业项目分散到这些地方,避免过多地集中在武汉。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湖北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取代武汉的优势。

“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利有弊,楚文化中最大的负面特点是善开拓而不善守成,就像楚国当年疆土面积最大的时候曾达到五千里,往东北灭了鲁国,边界到了山东;西北到了陕西的白河,西南面到了滇池,最南面到了广东,东面为楚国宰相春申君的封地,为什么上海又叫申城?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后来国土面积逐渐萎缩,最小的时候退到安徽宿县,宿县被攻破以后,楚国也就灭亡了。当时一流的战略家认为,“天下大势非秦必楚,非楚必秦”,齐国虽然也是一个大国,但它的实力不足以和这两个国家抗衡,所以当时的天下大势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两角关系,但最后楚国还是被秦国灭掉了,秦文化有一种后发的锐气,而楚文化已经烂熟。湖北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开风气之先,当时有四大家用电器在全国很有名,即: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按理说在八十年代武汉人能做出这些产品已经是很强了,后来由于不及时改进技术,在技术上没有创新,最后都被淘汰了。外地人的说法是:“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外地人一提起湖北人就比作“九头鸟”,据说明朝宰相张居正为了反对当时日益引起民愤的吏治腐败,选拔了9个人当监察御史,他们在全国各地明查暗访,专门打击贪官污吏,一时间也是海晏河清,老百姓直呼青天。这九个人都是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没有分省,他们不一定都是湖北人,但老百姓认为湖北人厉害,只要湖北佬一出面,没有搞不定的事情,所以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一种赞扬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元朝末年有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刘基(刘伯温),他是朱--元璋的谋士,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成功,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此,刘基在他的一本书《郁离子》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鸟长了九个头,可喂鸟的食只有一把,结果九个头都去争这把鸟食,互相争得头破血流。其实九个头共一个肚子,一个胃,不论哪一个头吃到了鸟食,所吸收的营养都供养着九个头,何必去争呢?刘基把那些农民起义比作九头鸟争食,互相残杀。而朱元璋坐山观虎斗,等别人一番自相残杀之后自己起来了。这个故事中的“九头鸟”是贬义,含有“窝里斗”的意思。有人把这两方面意思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湖北人精明强干,一方面说湖北人喜欢窝里斗。所以“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因为头代表着智能,九个头说明智商高;头也代表着生命,现代医学认为生命的死亡不是心脏死亡,而是脑死亡,有九个头说明生命力顽强。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九头鸟”,在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致欢迎辞时说:“敌人五次围剿砍了你们五次脑壳,可你们还有四个脑壳,九头鸟不得了,要翻天呀!”蒋介石却气得骂“九头鸟”,曾说过“娘希匹,九头鸟难缠!”



用“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还是比较形象的,湖北人确实比较精明强干,也确实有些不好的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他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比如:一个杯子本来只要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骗你就卖10块钱,而武汉人可能一开始8块钱卖给你,但中途可能在你不注意时要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更差的杯子给你。武汉人喜欢不停地做这种小动作,所以别人觉得武汉人很难打交道,而有些武汉人还自认为比较聪明。再有湖北人讲话比较幽默,也敢说。前些年,为了招商引资盖一幢现代化大楼,当时的市政府炸掉了市区中心惟一的展览馆,其实这幢武汉惟一的苏式建筑是一个时代文化的象征,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都反对炸掉。结果被人家骗了,资金没有引来,房子却先给炸了……有几年,武汉的交通整治不是很好,满街都是“麻木”(胡注:即南昌的“拐的”、电动三轮车)乱跑。据此,有市民编了几句顺口溜,最后两句是“前任市长胆子大,展览馆也敢炸;后任市长胆子小,满街‘麻木’整不了”。这些话讲得比较尖刻,带有一些人身攻击……



如果说在北京是谁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听谁的,那么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

湖北有“九头鸟”之称,企业做得好,是因为我们有“九把快刀”,而之所以做不大做不强,则是因为我们有“九只短足”。



许喜林:我本人就是湖北人,我认为湖北商人确实在创业方面的学习能力很强。现在有很多中小型湖北企业,在内地做得不好,到外地却做得不错。有很多企业的基地在湖北,赚的却是全国各地的钱。但是我的一个感觉是,湖北商人小智能特别多,大智能太少,大目标少,把关系看得特别重。武汉市场、湖北市场就是一个特别怪异的市场,很多品牌在湖北就失败,很多家用电器在湖北就卖不出去,而且在很多方面跟东北人一样,关系好我就帮你做,关系不好我就不给你卖,这个关系在当地相当重要。如果说在北京是谁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听谁的,那么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什么时候湖北能够出现几个像海尔、长虹这样的企业,这个目标的实现,首先要湖北人改变一些传统的东西,然后?是做大做强的问题。



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全中国只有三个地方可称大:大上海、大香港和大武汉,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武汉,经济比较发达,现在的武汉或者说湖北经济在全国排行中已经较为靠后了。湖北的企业有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做不大,企业的市场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盈利模式不够强。我总结了一下,湖北有“九头鸟”之称,企业做得好,是因为我们有“九把快刀”,而之所以做不大做不强,则是因为我们有“九只短足”。



第一快刀是理解信息快,有很多的企业家,他们就一只眼睛睡觉;第二快刀是招商极快,他们的市场感觉特别好,我觉得温州人、武汉人、犹太人是世界上商机感觉最好的三种人;第三快刀是学习很快,要做这一行就得赶快去学;第四快刀是调研快,很多的企业都不去做调研,而很多湖北企业真是去做调研,而且准确度比较高;第五快刀是推广快,别人还没有想到他就已经开始打广告了;第六快刀是创新快,第七是策划快,第八是培养网络关系快,有很多湖北企业家,都比较能说,并且有一定的文化底蕴;第九就是准确的预测。



“九只短足”即九个不足,第一是团结性差,团结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分裂成几派;第二就是底子差,多为家族企业;第三是企业持续性差;第四是企业外部环境差,常常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政府环境也比较差;第五是中高级人才比较差,即有战略能力的人才比较少;第六是专业人才差,不愿意掏钱给专业公司来做;第七是战略性差,很少有企业能说得清楚企业的宗旨是什么,企业的核心观念是什么;第八是管理差,没有几个企业专心致志搞管理;第九就是品牌的建设意识差,传播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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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中部地区普遍存在比较浓厚的“官本位”意识,湖北亦如此,人们总是希望在官场谋一个什么职位,很在乎当官。经济不发达,当然是当官最好;经济越发达,给人发挥个性的机会就越多,发展的门道也越多,人们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我有一个熟人本来联系好了要到深圳去,结果没有去成,一问原因是他父亲不同意,理由是湖北再怎么不好也是一个正省级,而深圳不过是一个副省级城市,人要往高处走,你怎么往一个副省级城市跑呢?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摄影家,竟然还如此讲究级别。我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我问他的女儿分配在什么地方?他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省税务局,吃国家饭,收入不太高,比较安稳;一个是私营大公司,收入比较高,但不太安稳。朋友希望女儿到私营公司去,他夫人却认为女孩子要稳定,别在外面拼拼杀杀,赚那么多钱干嘛?结果他女儿去了税务局,但不很开心。内地的大学生如果面临这两种选择,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到省直机关工作;在进不了机关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去公司,在东部地区则恰恰相反。这种观念不仅仅是中老年有,还影响到现在在校的学生。有些中学里,因为学生个个都想当官,班主任摆不平,就乱发官帽子。据报上说,连一些小学生也印制了名片,把自己的职务是班长或者组长写得清清楚楚……



湖北人对前几任主官都不是很满意,但具体到这些人的个人品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他们的任期内湖北的经济怎么都发展不上去。



尽快改变干部的知识结构,从高校物色一批人才,这在今天的湖北已形成了一种共识。武汉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与干部的眼界宽阔有很大关系。



陈昆满:湖北省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前一共出了30万左右烈士,具体的数字说法不一。著名政治军事人物有这么一些:共和国主席有两位,一位是李先念,一位是董必武代主席;军事人才主要集中在红安县,红安县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出了108位将军,其中名气最大的是林彪,还有一个是黄永胜、谢富治,也是林彪集团的;大将有王树声、许光达、徐海东,上将有陈再道、王平;许世友本来是湖北的,后来他的老家划归河南了。还有健在的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洪学智。湖北建国前牺牲的省委书记有8-10位。建国后最知名的省委书记就是王任重了,他本人其实不是什么书生,文化程度也只是高中毕业。但他很爱学习,人也聪明,他读《资治通鉴》,引经据典发表了不少文章,在古典文化方面和毛泽东有很多共同语言,互引为师生。他在那段历史条件下确实是表现得比较“左”,领会毛泽东的意图比较敏感,并很快付诸实践。比如毛泽东说:“要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他就提出“要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跟毛泽东跟得很紧,毛泽东对此很高兴。王任重是当时几个重点培养的省委书记之一,虽然他比毛泽东小一辈,但他们的关系一直比较好。“文革”前,毛泽东多次到武汉,在武汉住的时间比在长沙多,在这里曾三次畅游长江。其次毛泽东喜欢住在杭州。王任重的人品并不坏,但总的思想倾向一直是比较“左”,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大跃进”的时候放卫星,在湖北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初期,湖北省解放思想的阻力也非常大。安徽的凤阳在中国第一个实行土地承包制,最早进行农村改革,湖北大别山地区的黄岗则是最后一个实行土地承包制,比人家起码晚了三年。这时王任重已调中宣部当部长,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否定联产承包制……

当前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完全进入法治社会,人治的因素很大,干部很重要,一个地方发展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官的素质高低。以湖北为例,湖北人对前几任主官都不是很满意,但具体到这些人的个人品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他们的任期内湖北的经济怎么都发展不上去。湖北还有一个怪现象,很多湖北的干部到外省都成了好干部,像原来的省委副书记赵富林到广西当自治区党委书记,在那里很受老百姓欢迎,现在已经退下来了;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到内蒙古自治区当党委书记,也搞得很好,现在也下来了;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到贵州省当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回良玉去安徽、江苏当省委书记,也都搞得不错。为什么这些人在湖北都难有作为,到外面却能搞得很好?这说明一把手的作用很重要,是不是善于团结人,发挥大家的作用,而且也说明环境造就人。我们不妨把前些年湖北的领导班子和上海的领导班子对比一下,上海的几任领导分别是江*泽民、朱金容基、吴邦*国、黄*菊、徐匡迪,常委班子成员也都是高学历,有的甚至是院士,他们都是知识结构型的领导干部。而湖北的一位主要领导小学文化程度,后来在电大拿了一个文凭,其它一些领导也多是工农干部,学历都是党校函授之类的学历。他们的知识结构与上海领导人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武汉市曾有几句百姓中流传广泛的顺口溜:“市委一个乡巴佬(指来自大别山区的领导),政府一个体面苕(湖北话“傻瓜”之意),人大一个胖大嫂,政协一个好好好,武汉怎么搞得好?""

一个地方的发展根本上就是一个人才问题,这几年湖北在用人方面的变化很大,从高校选拔了一批干部进党政机关,有效改变了干部的结构,比如:新一届的省委常委中博士出身的有两个,常委兼宣传部长是管理学博士,常委兼秘书长是经济学博士,这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博士,不像有些领导干部是拿钱买来的文凭。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职历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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