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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大陆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不但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也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厚植基础。
25年前，台湾地区成立“政治革新小组”，正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如今，在许多政治研究者看来，这是华人社会民主转型的一个成功案例。
台湾地区的政体转型经验受到了高度关注。“至少在东亚地区，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
台湾经济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起飞，70年代后期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此后一直高速增长，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主动政治转型？台湾转型有两方面因素。从外部说，1971年尼克松访华颠覆了国际格局，冷战格局发生变化。此前，美国为了确保有效地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鼓励东亚采取高压政策。
从卡特总统开始，美国实行“人权外交”，引导东亚政治更开放。所以，台湾压力很大。
另外，1978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对台政策改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此之前，台湾与大陆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国民党有理由不实施《宪法》所允诺的公民结社自由，国会也不能改选，以维持“正统”的象征。两岸关系缓和，使国民党长期维护的那一套制度安排丧失了说服力。
首先，从内部说，经过战后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台湾内部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私营部门经济成为经济主导，政府不再掌控一切。尽管上世纪50年代台湾没有像大陆那样搞计划经济，但是台湾的公营经济也是经济主干，一直到60年代、7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垄断性的、资本密集的、高技术的、有规模经济的企业，差不多都在政府手里。80年代私营经济成为经济骨干，对于政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
其次，随着台湾高度城镇化，白领阶层、专业人士大量涌现，中产阶级成为社会骨干。中产阶级成立了各种联谊性或行业性的社团组织，这些社团开始逐渐地对公共议题感兴趣。公共议题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有政治性，但最后需要政治来解决。于是，这些社团也逐渐有了一定的政治性。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原有的组织机制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多元变化，国民党当局也不可能完全掌控，只能抓一些对政府依赖性比较大的社团。
台湾有一个概念叫“社会力”，即在国家或政党的控制之下，社会自己崛起了，变成了多元的格局。
然后，社会里又生长出了政治反对力量。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新生代党外力量”开始出现，外部环境也给新生代党外力量某种程度的激励。和早前的反对力量不同，新生代党外力量可以直接在社会里找到自己的基础，因为台湾的政治土壤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面对党外力量的兴起，面对开放政治体系的诉求，最初国民党还是压制的，但是压制的成本越来越高。是用更大的力量去压制，还是做一些温和的回应？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国民党一直在镇压和沟通之间游移不定。
牵制国民党的因素有两个：首先是美国因素，其次是国民党自己在政治上有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国民党感觉到一种合法性危机，就是“政权到底代表谁”遭到质疑。国民党核心结构都是从大陆来的，反对运动指责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而且是“蒋家天下”的垄断性统治体。在台湾，国民党既不民主，在族群上又是少数。
它不敢民主，因为如果实行了民主，执政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国民党也意识到族群社会代表性不足的弱点，如果全面镇压，就会被刻画成“外省人迫害本省人”。所以，国民党在镇压的问题上特别慎重。
事实上，自从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巩固之后，对于本省籍的异议分子基本上没有处死过，以免激化省籍矛盾。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多重新因素逼近，国民党到了不得不作决断的转折点。
随着民主第三波的发展，民主化这把火已经烧到了东亚。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垮台；韩国学生进行了一个月的静坐抗争，全斗焕辞职下台。这些对于台湾地区的党外运动有很大的鼓舞。
国民党的接班人问题也开始凸显。不止蒋经国个人的接班问题，整个国民党高层都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因为1949年跟蒋介石来台湾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都已经老了，这场戏已经唱不下去了。
还有，党外的力量也在一直冲撞，在逼着执政者作选择：是全面镇压、升级冲突，还是回应一部分诉求？特别 是，在党禁的体制下党外力量已经宣布组党，是承认，还是取缔？
三个因素都挤压在一起，蒋经国明白，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调整的历史关头。
当时台湾多数人对于巨大的政治变化仍然有点迟疑。所以，党外运动从来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去组织那么庞大的群众运动去颠覆。
在日渐逼仄的国际环境和东亚民主浪潮的压力下，多数台湾人，包括中产阶级有一个共识，即台湾必须采用渐进的、和平的方式，来逐步调整原有体制，而不是进行一步到位式的激进改革。否则风险太大，大家不愿意承受剧烈的震荡。
另外，国民党过去的高压政策逐步收敛，政治犯较少。台湾经济发展的分配也很公平，大家都是受益者，所以人们也不希望剧烈的变化。
国民党营造了一个主流思想：我们要民主改革，不是革命，而且民主改革不能影响经济发展，不能影响社会安定和台湾安全。
不过，国民党也认识到，必须回应党外运动的冲撞，否则支持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多。
“打江山坐江山”是前现代社会的权力逻辑，现代社会“主权在民”，国家不是一家一姓一党的，人民选谁就是谁，要通过竞选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蒋经国看到了历史大趋势，很清楚如果逆潮流而动，就会积累更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选择政治改革，其实是在顺势而为，趁他自己还能够主导大方向的时候，先启动改革，把台湾推上轨道。
当然，如果没有内外压力，他就没必要这样做。事实上他周围的许多人也不会赞成他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这一步走下去，以后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覆水难收。
所以，蒋经国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但并不是每个坐在他这个位置上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事。蒋经国为什么会这么做？
第一，整个台湾的社会精英都已经接受了民主的价值观，认为民主是该走的路。这也是一个共识，只不过以前总是说暂时还不能走，但从来没有认为民主是不值得追求的。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站在了完全不一样的位置，历史坐标不一样了。
第二，蒋经国面对的是本土社会的政治觉醒，本省籍精英要求平等分配政治资源。如果完全用高压的手段去处理的话，受迫害者会把矛盾转化成外省人与本省人的族群矛盾，进而导致反对力量号召更大的动员力量，对现政权做更无情的反扑。
在台湾民主转型之前，其实国民党政权还没有经受真正的大考验。台湾还没有出现社会运动式的冲击，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现象，但是苗头早已经出现了。
蒋经国曾说，“不向历史交白卷”。在当时的历史关头，作为威权人物的蒋经国如果向另外一个方向转化，会是另外一个局面，政治问题可能会积累得更大。
决心既下，蒋经国准备分几步走进行通盘的体制调整。第一步，从1987年开始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第二步，把国会改选排上日程。还没有走到第二步，蒋经国就去世了。但是他已经把台湾推上了一条新轨道，接下来只能往这条路上走，没有其他可能性。
在台湾地区执政40多年的国民党，为什么能够度过威权体制松动与崩解的危机，而且还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享受民主转型的政治果实？因为国民党上世纪50年代就开放地方选举，70年代末期又扩大了“立法院”的增补选。在大陆时选出的“立法议员”不能动，但是增加一点台湾选众的名额，而且这些名额是定期改选的。所以本省的政治精英可以来参加“立法院”选举，这样既可以满足当地政治精英的政治参与需求，又不动摇国民党的政权。
台湾的“立法院”选举是一个“特区”，越做越大，到后来竞选名额已经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国民党从乡镇开始不断运作，培养了自己的参选人才，运作了30多年，而且经历了几场选战，知道怎么去运作。在党外力量冲撞之下，国民党不能不开放政治体系时，仍然有不失去政权的把握。因为对它来讲，只不过要玩一场更大的游戏而已。
更何况，国民党有各种优势，司法权在手上，经费也很充裕，通过一套利益交换体制，吸纳或拉拢了各种地方力量。到蒋经国时代，很多本省精英在国民党里慢慢已经到了较高的位置，国民党已经开始本土化了。
所以，国民党能在很长时间享受政治体制改革的果实，秘密就在于，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局部性的以选举为核心的民主竞争机制。政治上国民党有操作的条件，另外，总体上来讲国民党的确也为台湾提供了30多年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创造了一批庞大的利益受惠者。
甚至李登辉时期，国民党的绩效都是很高的，所以党外力量想挑战李登辉是不容易的，民众也不觉得民进党可以真正替代国民党。
在实现民主化转型14年后，国民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是因为国民党自身的分裂。李登辉时代，新党分裂出去了，宋楚瑜也分裂出去了。连战和宋楚瑜合起来还是61％的选票，他们鹬蚌相争，让民进党钻了空子。民进党还没有累积起真正的社会基础，就仓促上台了。如果连战跟宋楚瑜没有分家的话，国民党2000年是绝对赢的，而且很可能到今天还在执政。
即使民主化了以后，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国民党仍旧有非常高效的组织根基和资源动员能力，远远超过常态民主下的所谓“政党”。因为它原来是一个以党治“政”的党，现在只是稍微削弱和调整了一点，民进党远非对手。
在这个意义上，当初以党治“政”对国民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但是一旦失去政权，就不一样了。因为国民党原来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对政权机构的掌控。现在台湾的政党回归到正常状态，以选举为核心，政治精英培育也主要通过选举产生。
民主转型和经济发展是非常动态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创造了民主转型的社会条件。国民党的经济发展路线所取得的成果，为台湾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台湾不是在社会矛盾积累很厉害的情况下来面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是在社会分配问题并不尖锐，多数人基本上能够参与分享经济成果的前提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台湾的渐进式改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发展导致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也产生了党外运动的新社会土壤，但是没有严重的社会矛盾可以让反对力量利用。相反，因为渐进改革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让国民党可以有某种主动性来回应改革的要求。
假如经济分配矛盾累积很深，反对力量就可能积累起巨大的社会力量，动员到一定程度，就有政治崩盘乃至内战的危险了。
民主化给台湾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冲击，首先技术官僚不再享有政策自主性，他们过去可以主导中长期经济发展策略与产业政策，现在政治领导结构经常变动。同时，企业可以透过政治献金与民意代表来影响财经政策，原来的规划与协调机制无法有效运作。
民主竞争机制让社会分配议题、劳工议题、环境议题高度政治化，这些议题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更不宜调和。选举的压力也让政治人物倾向忽视财政纪律，一手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另一手大幅减税，导致台湾财政结构急速恶化。
这些都是台湾新兴民主面临的经济治理难题。
政治参与的大门打开了，社会力量就可以通过选举进入政府平台。国民党高层的结构也发生变化，企业界、民营报纸老板等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他们开始影响政府决策与法律制定。这时，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高涨。
民营经济的精英们不断批评国民党的经济管制和公有部门垄断。国民党也意识到经济管制和公有部门垄断不合潮流，技术官僚也主张放松管制，破除垄断。于是开始“市场化”“去管制”，很多特许行业开放了。
这样做削弱了国民党的一些政治手段，多少也动摇到它的基础。因为原有的经济控制体制对于维持国民党政权也有一定的重要性，特有部门里庞大的员工是国民党的巨大票箱，可以左右地方的选举结果。当然，“市场化”的好处也是显见的，因为原来的经济管制与垄断会产生很多寻租，“市场化”消除了寻租的土壤。
在许多学者看来，在全球民主化第三波里，台湾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台湾成功转型的经验是什么？
第一，台湾转型的社会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和破坏。至少在东亚地区，台湾转型的成本是最低的。
第二，台湾转型尽管产生了认同危机，但是并没有真正拖垮民主进步的前行。在有些国家或地区，这种危机可以让民主无法运作，甚至导致政权分裂、社会肢解。而台湾在比较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民主还可以维持平稳运作，经过两次和平交权，很了不起。
第三，台湾在政治转型之前是一个一党威权的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进行民主转型，执政党通常在重大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中崩解，东欧转型就是如此。
而国民党在政体转型启动后的最初14年里，始终能够通过选举来维持政治上的支配性地位，成功经历四次改选均能维持多数党地位，这种和平转型是非常罕见的。
台湾转型经验显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威权体制下的主政团体如果主动推动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会导致很快失去政权的危机，反而有可能让自己的执政地位重新获得巩固。国民党的转型经验也显示，政党有可能在主导民主转型过程的同时，营造一个“支配性一党体制”的出现。而国民党在上世纪90年代所建立的支配性一党体制，如果没有遭遇认同冲突的撕裂性冲击，原本应该具有更高的存续能力。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支配性一党体制的长期存在也不一定阻碍民主政治的巩固。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不应完全排除以“党国体制”为起点的双重转型也可能出现成功的民主转型。
台湾地区的经验里蕴含着一种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另外，台湾经验还蕴含由历史条件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情况，其他社会都没有，因此无法直接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