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三皇的时代区间据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 三皇五帝分别是谁

三皇的时代区间（据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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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三皇
 
1.三皇所指及其并称的出现年代
关于三皇的说法“三皇”具体是指哪三位人物，歧说颇多，计有以下几种：
其一，《世本》、皇甫谧《帝王世纪》、孔安国《古文尚书序》等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
其二，《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天皇、地皇、泰皇为“三皇”（《索隐》：按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而《封禅书》云：昔者太帝使素女鼓瑟而悲。盖三皇已前称泰皇。一云，泰皇太昊也）；
其三，《白虎通·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
其四，《补史记·补三皇本纪》、《风俗通义·皇霸·三皇》引《春秋纬运斗枢》作伏羲、女娲、神农；
其五，《风俗通义·皇霸·三皇》引《礼纬含文嘉》作：伏羲、神农、燧人；
其六，《资治通鉴外纪》作：伏羲、神农、共工；
其七，《补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作天皇、地皇、人皇。
本书采用第一种说法，即所指的三皇是：伏羲氏、神农氏、黄帝，他们既是确实存在过的部落首领或君王，但是我们这里用他们代表一个时代，而不仅仅是他们自己所当政的年代区间。按照《三皇五帝时代》，伏羲氏时代（不包括前伏羲氏时代）自7724-5008年B.C，共计有23代帝王；神农氏时代自5000-4513年B.C，包括炎帝氏族（19代帝王）、神农氏族（8代帝王）、蚩尤氏族（7代帝王）；黄帝时代自4513-4050年B.C，包括少典氏黄姬氏天鼋氏族期（轩辕氏时期，4代帝王）、姬姓黄夷氏族期（10代帝王）、黄帝氏族期（24代帝王）。
“三皇”之并称是何时出现的呢？据《三皇考·童序》中转述的顾颉刚与杨向奎两位先生的研究结果是：
“皇”字在战国以前只当它形容词和副词用，偶然也用作动词，或是有人用它作名字；绝没有用作一种阶位的名词的。战国以后，本来用以称呼上帝的“帝”字已用作人王的位号，便改用了训美训大而又惯用作天神的形容词的“皇”字来称呼上帝了。在《楚辞》里我们首先看到“东皇太一”和“上皇”“西皇”“后皇”等名词。到战国之末，“皇”字又化为人了。《吕氏春秋》和《庄子》告诉我们一个人帝的“三皇”。秦王政统一天下，命丞相御史等议帝号，臣下奏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这就是我们最先知道的“三皇”的名号。“天皇”之名，就是从“皇天”转来的；“地皇”之名，就是从“后土”翻译来的；“泰皇”或许就是《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到了汉代，《淮南子》道“二皇”，“二皇”是界于人神之间的人物。董仲舒道“九皇”，“九皇”不是一个固定的人物，是一个跟着朝代递嬗的位号。西汉时“三皇”说消沉，其原因，一：西汉是阴阳说极盛的时候，武帝时，以太一为天的异名，泰皇即可与天皇并家；又泰一与后土对立，天地之神既定，可以不需要再有别的。二：西汉是极注重历法的时代，在天象里有大帝星，有五帝星，所以祭祀之神也只能有太一与五帝，古史中也只能有泰帝与五帝了。到西汉末年，“三皇”说又显现了。王莽自居于“皇”，所以他又拾起“三皇”这个名词来应用。他在《经》（《周礼》）传》（《左传》）里插进了“三皇”的根据，从此“三皇”这个名词就长存于天地间了。董仲舒的朝代次序的学说只是“黑”“白”“赤”三个统。到了刘歆，把它改变成“天统”“地统”“人统”；因有了这新三统说，《纬书》里便有天皇、地皇、人皇的“新三皇”。于是人皇便占据了泰皇的地位了。天、地、人“新三皇”说既出，他们更把伏羲、神农、燧人、女娲、祝融等与“三皇”并合起来。自从郑玄把少昊正式加入“五帝”中，“五帝”成了“六帝”；《伪古文尚书》就把本来为“五帝”之首的黄帝升作了“三皇”，“三皇”之说便确定了。后人又把泰皇、九皇、人皇合并成一人，天皇、地皇、与《淮南子》里的“二皇”也并了家；于是“后三皇”在西汉前期的书中也各有着落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4页)
这个研究结果对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影响极大，因此其对人的毒害也就极大！在这里，好象“三皇”是出现很晚的，到战国后期才有，并且用法也不确定，直到汉朝的《伪古文尚书》才确定了“三皇”的具体人选。这种说法是建立在把《周礼》看作伪书（王莽改窜）的基础之上的。而把《周礼》认定为伪书本身就不合乎史实，这是其不可取处之一；其目的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思想的需要，尽量否定传统而接受“西学”，不合乎学术研究的要求，这是其不可取处之二；当时的论证资料限于传世文献的记载，考古成果极少，并且对那些文献的真伪也存在许多的错误判定，所以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就难以令人相信，这是其不可取处之三；当时顾颉刚出于否定所谓“旧文化”的需要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又有点不负责任，这是其不可取处之四。对第四点，陈立夫先生曾经指出过：
那还是抗战时期，我担任政|府教育部长，被中国工程师学会推为会长。有人告诉我说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考证出历史上没有大禹其人，大禹是条虫，因为他名气大，居然有人相信了，我听了非常呕气。我想难道离孔子一千几百年的大禹，孔子对他尚且非常赞美的人，反不及四千年后的顾先生所得的文献为更可靠？何况孔子一向重视证据，无可靠的文献他不写作的呢！于是我请他考据大禹诞生的日期，他不晓得我是什么意思，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某年六月六日为禹的生日。我就根据他的信随即在工程师联合年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大禹不再是条虫了，这是顾先生负责考据出来的，有信为据，与会者皆哄堂大笑，我这是救了顾颉刚先生，现在每年六月六日举办工程师节就是这样来的，以纪念夏禹王治水之精神。
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因为一般人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知道要同仇敌忾，但对文化入侵就不易看清了。文化侵略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使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明白或怀疑自己的光荣的历史，对于不光荣的部分史实则扩大宣扬，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如果他们能谩骂祖先，定可得到名誉学位。弄到自己承认没有什么历史，为一劣等民族，然后他们就利用达尔文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天演论来施展侵略，使人心悦诚服甘做奴隶。至今还有少数人，以甲骨文的残片只字来作修订历史的证据，其求真的精神固然可佩，其只信古物不信古人的办法，其所得是否可偿失，尚待研讨。历史毁了，我们还有什么自信，我门固然不必依赖祖先而靠自己努力，但是毁灭祖先是否可以换取他人的尊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陈立夫、陈秀惠《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陈立夫空中访谈录》摘录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1期）
据此，我们可以说，顾颉刚先生自己说历史上没有大禹这个人，又自己考证出来大禹的生日是六月六日，其做学问的态度本来就不合乎学术的要求，其结论就更难以令人相信了，

实际上，在西周、春秋，最晚在战国时期，“三皇五帝”的并称就已经出现了。
《周礼》中不仅有“三皇五帝”的并称，并且说到了“三皇五帝之书”但是，没有明确“三皇”究指何人：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春官·外史》）
后来《荀子》也说到三皇五帝，也没有说到具体所指是谁：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贵公》）
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用众》）
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楚基》）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孝行览》）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也说：
德隆乎三皇，功美于五帝。
既然他们把“三皇五帝”并称而又不讲明具体人名，按照常规理解，这表明人们对这一并称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认识，就象“四书”“五经”一样，当人们可以用这种极为简略的并称方式称道它们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形成共识。如果《周礼》是经过刘歆等人篡改过的，那么，《荀子》、《史记》也被他们全部篡改了？
那么作为有具体所指的三皇是否他们所说的“三皇”呢？我们来看一看《周易·系辞下传》中的表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在此，伏羲氏（包牺氏）、神农氏、黄帝的名号与顺序跟《世本》、皇甫谧《帝王世纪》、孔安国《尚书序》等所说的无丝毫不同。虽然其中未提“三皇”两字，但是其数目、顺序恰好与孔安国所说的完全一致。此段话在《帛书系辞》中也有。《帛书系辞》出土于西汉马王堆墓，关于此墓的墓主，“据随葬木椟记载，应为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入葬，至今已有2100多年了。”（参见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4期）当时刘歆（约前50-后23年）、王莽尚未出生，如何改窜？总不会到坟墓之中去改吧？
再看《史记·封禅书》：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
如果我们把“无怀氏”去掉，把“神农”和“炎帝”合并，则与《周易·系辞传》之说法与顺序完全相同。
如果按照古人所说，《系辞传》是孔子口传，而由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下来，则又可以说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的说法；若再进一步按照孔子“述而不作”来理解，孔子所讲的乃是前人之说，那么，此说在西周甚至更前的时候大概就产生了。
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把其他说法加以归并：天皇亦即太昊伏羲氏，地皇亦即炎帝神农氏，人皇或泰皇亦即黄帝轩辕氏；女娲本与伏羲氏属于同一时代，不必将女娲单独列出；燧人可以看作是前伏羲氏时代；至于祝融与共工，按照王大有先生的说法，都是兴起与黄帝之后的民族，本来不够资格列入三皇之中，如果从其兴起开始算则可以列入黄帝时代。这样，三皇系统也就明确了。

2. “皇”字的由来与含义
古人常说“三皇五帝，三王五霸”，那么，“皇帝王霸”中的“皇”究竟从何而来呢？是什么含义呢？
何金松先生《汉字形义考原·释皇》汇总了各家意见，并说明了其字形、字义的发展过程：该字未见于甲骨文，而金文始见，召卣作，蔡姞簋作，本义为“日出土则光大”（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象光芒出地形”（林义光《文源》）、“上部构件象太阳放射光芒，下从土。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光焰辉煌，是煌的先造字”（何金松）。
汪荣宽、郭沫若、单周尧等认为是冠冕象形，朱芳圃释作“灯之初文”，均不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伏羲、神农、黄帝并非当初就被称为“皇”，而是后世对他们的尊称。在尊称当中，“皇”的意义已经引申了。如《诗·小雅·采芑》“朱芾斯皇”和《诗·小雅·皇皇者华》“皇皇者华”中的“皇”字都是辉煌之意。《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穆将愉兮上皇”，则以“上皇”指天神，《离骚》“朕皇考曰伯庸”以及西周金文中的“皇上帝”、“皇考”、“皇母”、“皇祖”都表示“伟大”，《离骚》“陟陞皇之赫戏兮”则指“天”。可见其中都有崇敬之意。
在中国文化中，从伏羲《连山》的“崇山君”开始就把君王比作辉煌伟大的太阳，因此，“皇”字自然又被引申出了“君王”义。《离骚》“恐皇舆之败绩”的“皇”指的就是“君王”。为了使字形切合君王之义，就改“土”字底为“王”字，如秦公簋的、王孙钟的 、诅楚文的。到秦始皇，大概为了适应“始皇”这一名称的需要，在篆文中又把“皇”字的“白”字改为本义为鼻的“自”，这样一来，“皇”字就带有了专制政|治的烙印。
然而，在人们称呼“三皇五帝”时，“皇”字并无专制之意，而是表示能够无为而治、道德与天相通的最早的、最伟大的君王。如《管子》云：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兵法》第十七）
《庄子》云：
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外篇·在宥》）
《白虎通》云：
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者，不为皇也。”（《号篇》）
《说文》的解释：
皇，大也。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
总之，太阳是照亮人间的光源，从此引申出另外一个意思：中国最初的三位“王”（即三皇）就象灯火一样，给天下带来了光明；至于说“皇”是指与“天地合其德的伟大人物”，说他们是“明一”者（即懂大道的王），称之为“太君”，则是明显地表现出后人对他们的尊崇，同时也体现着后人的政|治理想。所以，三皇也就是三位开创中国文明的太古人物。明了这一点，也就不必怀疑为什么古人对“三皇”的说法不同了——在一开始，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的人的认识不同，所以把不同的远古帝王称为“皇”，都含有极度尊崇之意。
3.三皇存在的可能性及其所对应的历史时代
这三位人物是否真正存在过呢？近代以来，一般的看法都是把他们当作神话传说人物，同时又认为神话传说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虚构，有的把他们看作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人物而不时实指的人物。谢维扬先生说“三皇说也不能认真地当作历史来看待”，我们姑且把他们当作“对人类文化进步中的一个阶段的人格化的称呼”（《中国早期国家》第90页）。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很值得商榷的。
翦伯赞先生的《先秦史》中曾经把现代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历史传说相对照，认为有巢氏时代相当于蒙昧时代下期、燧人氏时代相当于蒙昧时代的中期、伏羲氏时代相当于蒙昧时代的晚期，而且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时代的生活状况与考古的发现完全吻合；在论及神农氏和黄帝的时候，他说：
传说中谓神农是中国最初发明陶器的神人。《绎史》卷四注引《周书》云：“神农……作陶。”以后自少皞至黄帝时代，陶器的制作便成为一种专业，并有专司。这种最古的陶器，近来已发现于甘肃宁定之齐家坪，安特生称之为齐家期的陶器。
传说神农做瓮和瓶。在齐家期的陶器中，曾发现一种安佛拉式之薄肉高领瓶，其色灰黄，形式极为秀丽。传说黄帝作碗碟。在齐家期陶器中，曾发现碗形器。
传说中又谓神农是中国最初发明斧斤的神人。《周书》云：“（神农）作斧斤。”而在齐家期的遗址中，已经发现磨制石斧。
传说中又谓神农是中国最初发明农具的神人。《易系辞》下云：“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上引《周书》云：“神农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太平御览》七八引《礼纬·含文嘉》云：“（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其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齐家期的遗址中已发现石镰及各式尖锐的骨器。这些石镰，当然是用于垦草莱的。至于各式尖锐的骨器，是否有些是作为耒耜而使用，尚待考证。考原始种植所使用的工具，系由原始采集经济中之掘土棒转化而来，即转化为附有木柄之骨质、角质、蜃质、石质之鹤嘴锄。此种原始锄亦有完全用木制的。在这一时代，应该有此种原始锄的存在。
传说中谓黄帝时，已有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易·系辞下》）而齐家期遗址中，已发现村落遗址。
传说中谓黄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易·系辞下》）同时，伏牺氏时代所发明的网罟，到黄帝时，更为进步。即因弓矢与网罟之普遍的应用，因而使当时的人类有了拘兽骨以为畜的可能。
由于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之开始，又造成了织物出现的前提。传说中谓“黄帝造衣裳”（《越绝书》卷八），又谓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这正是暗示当时或者已有织物的存在。但当时的织物，诚如《淮南子·氾论训》所云，不过“[纟+炎]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而已。
据此，吾人因知在传说中之神农、黄帝的时代，在今日甘肃西南一带之美丽的川谷中，已经布满了诸夏之族。他们在那里建筑了许多村落，开始了“时播百谷草木，化鸟兽昆虫”之植物栽培与动物驯养的定住生活。（第75-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翦先生这段论述虽然不能完全证明“三皇”的存在，但是，最起码可以说明我国古代的关于“三皇”的历史传说并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确有其事，并且与历史的真正发展进程相吻合。现在，考古发现的新资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古代传说的真实性和疑古派许多“结论”的荒谬。有鉴于此，我们就不能断然否定“三皇”的存在。

如今，王大有先生的考证就更具有说服力了。他不仅论证了“三皇”的存在，而且划定了具体存在的年限：
作为前伏羲时代的燧人时代在5万——1.5万——7724年B.C，“燧人氏是古羌戎的一支，祖居昆仑山。古羌戎发祥于青藏高原羌塘。大约4——3万年间的晚更新世中期，全球变暖，古羌戎在康羌藏高原昆仑山地区渔猎游牧，这里有很好的高原草甸和天池湖泊、盐池，利于避风寒。”（《三皇五帝时代》，第23页）
伏羲时代在7724——5008年B.C，大约在第四期冰期过后，生活在康青藏高原的古羌人分南北两路向东西发展，这两路可以总称为燧人伏羲族团，而“伏羲时代是指伏羲氏和女娲氏作为氏族首领个人与氏族群体，所创的舍饲、半牧半农的大山扶木圭表八卦纪历的上古文化时代。”（同上，第49页）
炎帝、神农、蚩尤时代在5000——4513年B.C，“距今约7400年，黄河下游发生海浸，……这次海浸，带来空前灾难。华北地区临海的伏羲——太昊——少昊东夷民族，被迫南迁、西迁、北迁至山地。……燧人——赫胥——伏羲氏仍然留在古昆仑山、祁连山、赤水、不周山和甘肃秦安大地湾一带的裔民少典氏、有[虫乔]氏等，在距今7400年前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西部山地洪水泛滥，大地湾沦为湖泽（5400——5000年B.C），他们离开大地湾——老官台地区，向南迁徙到秦岭常羊山（常阳山），重新建立了观天祭祀中心，并在这一地区繁衍了炎帝氏族和黄帝氏族，创造了继承大地湾文化的仰韶文化”。（同上，第128-129页）
轩辕黄帝时代在4513——4050年B.C，“轩辕黄帝自公元前4515、4514、4513年击杀蚩尤、夸父，分流少昊、昌意，合符会盟釜山之后，开辟了中国史称的玉兵时代（玉器时代）；继伏羲氏、炎帝神农氏第三次统一上古中华，改朝换代，以武功建立了以轩辕氏族为王族的四方万国诸侯共尊一主的松散联盟分封制中央政权；开启了武功文治时代，不同于伏羲、炎帝神农两代（两朝）文治天下，不攻伐而治的天道无为而治时代。（同上，第241页）王先生的这段论述，有理有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详赡程度，基本可以说明“三皇”存在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因为本书毕竟不是讲中国上古历史的，所以，笔者对有关历史方面的资料多直接或间接采用。王先生的论述有理有据，虽然还不可能是完全合乎史实，但是在我们当前资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能够搜集如此多的资料、得出这样具有参考意义的成果，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下面我们就以此“三皇”系统（笔者未完全采用王大有先生关于“三皇”的说法，王先生以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包括炎帝、蚩尤氏族——为三皇，笔者是把“黄帝”作为“三皇”之一）来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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