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迁徙，那些人，那些事---我看《知青》随想（二）
作者：唐佩英
人们因为生活所迫，或是怀揣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梦想，离开祖辈生活、生养自己的故乡到他乡去谋生的行为，可以称之迁徙。有个人或举家前往的自由迁徙，如“闯关东”、“走西口”，也有政府为了边疆安全、战略布局或是解决某种危机而发动组织的大迁徙。距今远一点的有清朝乾隆年间锡伯族的西迁，近一点的有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我们看到的则有1960年代近2000万城镇职工回乡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迁徙，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成千上万的人们迁徙到中西部13个省区。我们经历的便是全国2000多万青年学生从城市向农村的大迁徙。规模最小的是1955年98名上海青年到达鄱阳湖，成为共青城的开拓者。在那户口绑定人生的年代，人们不能自由迁徙，每一次大规模的迁徙都由政府策划并有其深刻的背景，复杂的因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等等。回头看，同样的迁徙，不一样的结果，有的创造奇迹，有的只是牺牲而已。有的载入史册成为永恒，有的如同大雁飞过。。。。。。
据史料记载，乾隆年间，为加强西北边防，清政府针对伊犁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向东扩张的情况，乾隆皇帝于1764年下诏从沈阳及其周边城市调集锡伯族官兵1020人携带家眷共3275人前往新疆驻扎，加强兵力。在交通工具非常落后，而且道路险阻、气候多变的情况下，一心效命国家的锡伯族军民仅用了1年零4个月，行程近两万里，比清政府规定西迁3年到达的计划，提前一年多到达了伊犁，胜利地完成了西迁的伟大历程。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大壮举。从此，锡伯族军民在伊犁河谷屯田定居，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这风沙弥漫的大西北，勤劳的锡伯族人民凿山筑渠，修筑了长达100多公里的察布查尔大渠。潺潺的流水使荒漠的原野变成了阡陌纵横，树木葱绿，瓜果飘香，美丽富足的地方。
两百多年过去了，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隆重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并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西迁节。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淡化了自己的风俗习惯。而新疆察布查尔地区是我国最大的锡伯族集居地，居住着2万多锡伯族人，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及浓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我有个来自新疆察布查尔的同事，就是西迁锡伯族人的后代，与他谈起这段历史，他如数家珍，为先辈的壮举而自豪。锡伯族人的西迁载入史册，他们的壮举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察布查尔大渠共存，他们的精神得以传承，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屯垦戍边，后人永远纪念他们，崇敬他们。
回乡职工是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被精简退职，从城市向农村转移，涉及全国范围的大迁徙。
从1958年开始，由于在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长达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1960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中的一项重要调整措施就是实行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止1961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城镇人口2600万。以大量地减少工资开支和粮食销售，度过财政困难。
我就读的小学座落在工人集居地，1961夏天，因各班都有学生随父母回到了爷爷生活的农村而减员，不得不并班，把我就读的班级拆分了。说起回乡职工，有两个镜头记忆犹新。1971年春回沪，在菜场看到了当年回乡的同学“小扣子”，大名钮扣琴，一个漂亮的姑娘正在刮鱼鳞，当她认出我时，眼泪哗的流下来了，交谈后得知，她带着弟弟妹妹已来上海好几年了，幸好叔叔一家接纳了他们，在私房边搭个披住下了，也没有读书，靠刮鱼鳞捡菜皮，帮佣讨粮票艰难度日。她告诉我，死也不回去，我把身上带的几斤粮票 给了她。后来才知道社会上有些回乡职工到了农村过不下去，又回来了，成了倒流户，在城里一无所有也过不下去，又回乡了。最终极小部分坚持下来的解决了户口，小扣子幸运地重新成了上海人，结婚时给我送来了喜糖。八、九十年代，我在企业担任领导，经常有回乡职工找到厂里，诉说疾病困难。一天，一位职工把一乡下老头带到我面前，介绍说是回乡职工，看那弯腰驼背的样子，却刚50出头，说到老婆和自己都有病，没钱治疗时竟然嚎啕大哭起来，那是长期积郁委屈的宣泄。我能怎么办呢？只能给点补助，医务室开点药，买了车票送他回去。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及其同情他们，心中感慨万分。当年他们回乡后很快淹没在乡村的角落，分散存在，没有群体，只能沦为弱者，甚至被遗忘，他们个人乃至家庭作出的牺牲对国家经济的调整发展贡献巨大，但他们不被社会所理解，个人精神得不到肯定。虽然政府也陆续出台了一些补助的政策，但对他们面临的困难而言真是杯水车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何尝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命运呢？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彻底解脱了，尚存者在社保局的补贴发放账上留有一席之地，使后人还知道有“回乡职工”这个名词。那他们的子女后代呢？真是命运无常啊！
60年代回乡职工大迁徙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各地常有上访诉求。依我的了解，我想对回乡职工说可敬！可叹！可悲！
那我们呢？当年锣鼓喧天高调出征奔赴黑龙江兵团，确实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理想。经历过后回头看，才明白没有投入谈什么建设，那里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去保卫。我们的去回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周期的反映。记得1963届和1964届毕业的未能升学就业的高初中生成为社会青年，被动员到新疆去。而1965届毕业的初中生100%升学或就业。当1966年5月下旬最后一班知青专列驶往新疆后，由于我们窝在学校，所有不愿去新疆的“不响应号召者”全部安排在了本市的工矿企业，因为企业的自然减员需要补充，该毕业的又不毕业，他们成了唯一的劳动力来源。这时有谁会考虑去新疆者的感受呢？再看我们，由于停止了招生，从1968至1969短短的二年，积压了6届高初中毕业生需要就业，于是66、67两届弄了个“四个面向”算是解决了，但留城的比例已是后者小于前者。68、69咋办呢，工矿企业容不下了，来了个“一片红”，70届又开始松动了，就是这样起伏左右，摇摇摆摆，老百姓有的“触霉头”，有的“额角头”，其实质就是就业矛盾对政府的困扰，只是当年不承认失业罢了。我们能回来的背景也是很复杂的，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2000万下乡青年波及到高层领导的子女，我们一直没有被遗忘，这是回乡职工不可及的。有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