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的被捕经历
（节选自秦德君回忆录《火凤凰》）
处变不惊，保全组织
1949年5月7日下午，一个雨后方晴的日子，我精心化装成一个高贵妇女，把头发用火钳烫得蓬蓬松松的，然后梳成个乌黑的大发髻，在雪白的印度绸翻领衬衫外面，穿上一件淡蓝色凡尔丁西装，再配上时髦的玻璃丝袜、黑皮高跟鞋、耳环、钻戒、金表等。再把原来早已不使用的五个化名假身份证取出来，对着壁橱上的玻璃镜子仔细对照，打量。我想，即便那五张照片都给特务拿着，也不会发现原来就是今天我这个贵妇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军到离上海不远的昆山县了。但进攻上海的时机尚未成熟。我原定在下午4：30以前由息村到拉都路1025号，联系当时镇守吴淞要塞海军起义首领杨沧治（四川人，由杨的表妹张国华介绍我们认识的），回头还要到华龙路顾家弄拿重要资料，顺便看看寄养在那里的小女儿秋桓。但临时组织上又叫我先到台拉斯托路去，找孙耀东司机取一件什么情报。我心里顿时迟疑起来，为什么还要和姓孙的打交道，姓孙的原是金蝉介绍给郭春涛开汽车的呀。郭春涛解释说："在一个月前，姓孙的曾经提出在昆山县附近有一支军队要起义，头子叫刘兴汉。今天作总结，还要用姓孙的一次。估计他们不至于对你下手的。"郭春涛还叫我坐在姓孙的司机台旁边，要他开出去溜一圈，向姓孙的了解那支军队的底细。限定我15分钟把情报送回来，然后再去拉都路联系海军起义的事情。
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惟恐又和那姓金的女特务挂上线。但是为了任务，又不能不去，我已走下楼梯，又折回来，把皮包放在暖气管上，重新把自己西装的上下荷包搜寻一遍，什么重要东西也没有。我又顺手掀开浅红色的绸窗帘，凝视着那淡蓝色的天窗和园里斜阳映照着的争艳的百花。我想，姑且冒一次险吧，好在只使用他这一次了。我把脚步放快些，打那白铁围墙边的小门出去，从公共花园里穿出。
我刚刚迈出息村临马路的第一道铁栅门，猛然发现马路对面停放着的四辆黑色小汽车，车头朝向台拉斯托路口，每辆车头都坐有一个司机，后面还坐着两个西装青年。他们都瞪起眼注视着每一个从息村弄堂出来的人。我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当镇静下来再注意看时，还有大大小小的美制吉普车、摩托车，成一字长蛇阵摆在马路旁边。我意识到被敌人包围起来了。简直糟透了！但转念一想，好在息村是个死弄堂，我所住的是在弄底以外，四通八达，包围不了的。再说我已改变了打扮，这群技人皮的野兽大概不至于认出我吧。于是一个念头很快闪过我的脑际：赶快退回去，告诉屋里正在开地下军事情报会议的同学们迅速转移！但又一想，不妥，万一敌人跟踪进来，岂不是引狼入室吗？最后我拿定主意，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大方方地朝着台拉斯托路口走过去。在靠近那长蛇阵汽车的转弯处，停着一辆车号"03．1446"黑色小汽车，姓孙的司机如约已坐在车头上。这时我已提不得接头的事，只想赶紧找个商店借电话通知息村里的同志们从后花园的假山石后的秘密小门离开。
姓孙的以为我还没有看见他，连忙打开车门大声喊："胡小姐！"他那尖叫声很不正常。电话打不得了，只好冒险了，我打算坐进孙耀东的车里再想办法。当我拉开车门正要上去的时候，姓孙的却把车门"砰"的一声关起来，从窗口伸出头来对我说："胡小姐，待会有人问你，你就说我是祖父介绍给胡先生胡君健开车的呀。"说着又从窗口匆匆递出一个用报纸包裹着，用绳子捆好，像一叠线装书籍似的长方形包裹给我。接着把喇叭"咕咕、咕咕"长鸣了两声，便把车一溜烟开跑了。就在这一瞬间，一群西装特务已经杀气腾腾地猛扑过来，包围了我，用美制手铐把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把一支手枪对准我的胸膛，另一支手枪对准我的太阳穴，撕的撕，扯的扯，向我的周身进行搜查。他们兴高采烈地叫嚣着："赶快打电话报告，已经抓到了交通！赶快派队伍来，派'飞行堡垒'（国民党的囚车，红色的）来！总机关就在息村！"
"胡小姐，你是'交通'，你的手枪呢？你欠我们20万美金的债，你的同党胡君健也欠我们的债，你们的领导人矮胖子湖南人（指吴克坚）也欠我们的债。我们盯了你整整4天，你等得我们好苦啊！"
我听到手枪、胡君健、胡小姐、矮胖子湖南人这些词儿，一下儿就联想到准是那个金蝉女特务在作怪。看来我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她当初送手枪给我的时候，曾劝我把小白朗宁放在荷包里作防身之用，实际是准备逮捕我的时候作为记号。我回答说："你们搞错了，我不姓胡，也没有手枪，也从来不欠人家的债，也没有同党，更没有什么领导人。"
他们拿出照片来向我核对，我瞥了一眼，是我的化名"胡亚平"的照片。这就更明白了。因为那是金蝉向郭春涛骗去办假身份证的，而且因为是放大了的，人像轮廓有些模糊。但为了预防金蝉捣鬼，那假身份证一直没有使用过，而且我今天的化妆和那照片完全不同，我抓住这一点就矢口否认那张照片是我。
息村附近一带交通断绝了，在那一段马路两边所有弄堂口的铁栅门都被封锁起来，马路两旁站满看热闹的人。我在人堆里寻找熟面孔，终于看到房主的嫖客（司机）姓潜的也挤在人中间，双手操在胸前。我就装作是被匪徒绑票的样子，拼命往人堆里冲，想暗示姓潜的赶快回去通报，让同志们马上采取相应措施。我大跳大闹，姓潜的果然溜了。在特务拳打脚踢地把我往汽车上拖的时候，我又发现女主人马少荃夫人方慧贞出现了，她咬紧嘴唇，惊惶地望着我。我更大声嚷起来："这狗强盗在绑票哪！他们向我要20万美金，还向我要同党！我又不是美国资本家，从哪里弄20万美金呀！"聪明的马夫人看来理解了我的意图，立刻往弄堂口右手边的皮鞋店里跑，很可能去打电话。她这样做既不会惹特务的注意，又能够立刻把消息传达进去，这使我松了一口气。于是我转而希望敌人快点把车开走，因为老停在息村弄堂口，对于开会的同志来说是很危险的呀！
一个大个子戴黑眼镜的特务坐上司机台前，两个矮个子特务把我夹在中间，推推操操把我拥上汽车。右边的矮小个子用枪抵着我的太阳穴，一口湖北话问我："胡小姐，你们在几号门牌开会？快说！不说就一枪打死你！"他那一双充满血丝的狗眼死盯着我，龇牙咧嘴，唾沫四溅，活像一条想吃人的饿狼。我冷冷地反问他："你这一枪打出来，岂不连累左边的贵伙伴吗？"那矮小特务有些尴尬，只好把手枪里的子弹退出来，"咔嚓"一声，恰好落在我的脚背上，他又大声吼叫："别绕弯子，到底在几号开会？"
我心里又有些紧张起来，惟恐那群恶浪会转而追问左邻右舍，问出我住的那一所洋楼，这所洋楼现在不但有同志们在开地下军事碰头会，并且还有许多文件，如果名册档案、通讯地址、电话号码落到敌人之手，那就不堪设想。我灵机一动，决定来个调虎离山，把他们暂时调到军统的特务机关去，让他们自伙儿狗咬狗。我于是很镇静地说："我姓王，并不姓胡，住在华龙路6号永生大楼25室。'"这时新赶到的"红色堡垒"怪声怪气地吼叫着往息村冲来，我被押在车上，周围被武装特务围得水泄不通。矮小特务听了我的话，似乎怀疑已经提到手的宝贝，是否捉错了人，他挥舞着不拿枪的另一只手，嘶声哑气地吼叫："赶快叫另外一辆车，把姓孙的小子抓回来，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追赶姓孙的汽车飞快地开跑了。湖北口音的恶狗红着一双眼睛，指挥司机快开车，向永业大楼飞驰。在我这辆汽车前后夹着许多小汽车和摩托车，简直天翻地覆。
汽车刚到金神父路广慈医院门前，姓孙的汽车从背后飞驰前来，他大声嚷叫："快回来，把车子快开回来，别上那个女人的当！永业大楼25号是我们的机关呀！她就是胡小姐！胡君健昨晚的电话明明白白指定我在息村附近拐角等她，她既然从息村走出来，她当然是住在息村的呀！"
特务们听了暴跳如雷，又手忙脚乱地把我押到息村的弄堂口来，他们把我从小汽车上拖下来，推上一辆大型的黑色警车。这辆车周围满布铁丝网，在车厢正中间安放着一个特制座位——帆布椅子，椅子两边带有四根一寸多宽的帆布带子，我就被绑在这特制座位上。有一个特务把手枪指着我的胸膛，扳起一副像铁皮般发青的脸孔，追问我："胡君健穿的是西装还是长袍？戴眼镜没有？你们在几号开会？"我根本不理睬。那铁皮脸忽然停顿一下，说："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从息村里走出来的，你还想东推西赖，我一枪打死你！"
我心想，已经和他们拖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息村里的同志们想必已撤走了吧，为了不连累房主人马少荃，我便回答说："门牌号码我记不清，我是从上海市潘公展议长家里走出来的，想不到会闯上你们的码头。"事实上我何尝认识什么潘公展议长，只听说他在息村8号住过，那座8号洋楼也是地产大王的房子。于是这群魔鬼来到8号，一问，潘议长全家早已去台湾，又了解到我并没有到过8号，特务们恼羞成怒，那个铁皮脸小个子冲上大型警车来，用手枪柄狠打我的脑袋。我眼里顿时火花直冒，头上冒出了鲜血，顺着脖子直流，一直流到前胸和大腿上，只觉得潮乎乎的。
那群恶魔把整个息村都翻遍了。他们把居民全都赶到弄底公共花园的台阶前，像对待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派一群特务包围起来。两个特务把我拥进息村的公共花园里，息村居民看到双手反铐，鲜血满身的我站在他们的面前，要大家辨认时，都惊呆了，房主人马少荃一只手扶着拐杖，也站在我面对面的人丛中间。他脸色苍白，身子哆嗦，我为了暗示马少荃抢先说："在这个息村里，我只认识潘议长夫妇，其他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很糟糕，马少荃被吓昏了，没有假装不认识我，他战战兢兢地指了指我，又指着死弄堂底外那座洋楼，说："她，胡小姐，住在那个洋楼里，她是我的房客，是蜀腴川菜馆老板徐鹤轩介绍来的。"
糟了，暴露了，同志们的安全有危险！我的热血一下子就涌上脑门。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马少荃正向特务们交待的时候，那个看上去是围墙的两扇白铁大门忽然轰隆隆一声被打开了。一群野兽怒吼闯进去，把我也死命地往里拖，然后两个持枪的押着我站在假山石面前。
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我的呼吸感到窒息。我仿佛觉得自己忽然轻飘起来，钻进假山的肚脐里，又从绿油油的铁葱树腰间穿过，经那个小竹篱门跑出来，经过平民住宅区飞跃到枫林桥，很轻松地到达沪西愚园路底台湾人李伟光的医院，远远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仿佛还看见郭春涛正在打电话和朋友们说："老太太病重，住了医院。"这句话是我们的密码，指我已被捕。但这不过是幻觉罢了。
特务们把三层洋楼翻腾遍了，一无所获。他们涌出来，驳壳枪都大张着机头，故意弄得"达达"直响，借此显示他们的余威。特务气极了，拼命地在我头上发泄怒火。他们像要把我拖下油锅似的，把我拖到楼下大客厅里，仰面捆在正中间的长条餐桌上，扯着我的血淋淋的头发使劲往下拉。有个特务向房主人家里找水壶，准备拿壶水灌我的鼻子，房主家的人东游西转假装找不到水壶。特务们喊喊喳喳，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突然又咆哮起来，宣称我是"飞贼"，把我夹在原来大型警车的前座上两特务之间，两边仍然排列着摩托车，车子不断发出怪吼，把我送到江西路四马路的上海市警察总局大门前。车慢慢地停下来，引擎也渐渐不响了。
年轻时代的秦德君在日本京都寓所
身陷魔窟，宁死不屈
四马路上海警察总局的圆形大门是花岗石条砌成的，它像吃人的野兽张着大嘴，不知吞啮过多少正直善良的人。当大型警车慢慢开进这个人间地狱停下以后，特务们把我从车上拖下来，好像惟恐我会从那斗方的天井上空飞跑了，死死地把我夹在中间，飞快地押上一座高楼。我只觉得是在腾云驾雾，不知东南与西北。特务们边拖边嚷着："盯了四天，才捉到你这家伙，害得我们好苦啊！"
大约是到了第五层楼。特务们把我推进一间光线微弱的长方形大房间里。房间大窗户下摆着一张两面开抽屉的大型写字台，左边坐的是个贼头贼脑戴近视眼镜的特务，右边坐一个记录口供的特务，手里握着一支笔。他们眼盯着一群魔鬼把我拖到大型写字台前头早已预备好的单人沙发上。左边那个戴眼镜的反复翻阅卷宗，瞪大了眼睛，恶狠狠地问我："据报告，你还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你16岁就做共产党，大学生，还留学日本。"他哼哼怪笑两声，又接下去说："你现在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你被大毛出卖了，你晓得吗？大毛就是给你们开车的姓孙的司机，你晓得吗？"那个特务眼镜片后面的暴眼珠子，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停顿了一下，得意洋洋地又继续说："你知道吗？你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哪！也是个女人，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赶快把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交出来！把胡君健和你的孩子交出来！"
屋内四角站满了面目狰狞的杀气腾腾的魔鬼，其中一个家伙朝着那些数不清的刑具手一摆，眼珠子像要蹦出来似的，凶恶地叫嚷道："我们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我们捉到你们，打死枪毙毫不留情。说！赶快说！"主审的特务重复了一遍前面的问话。还有一个特务站在我的背后，手持一根木棍，每当问我一句，他就往我头上敲一棍，像敲木鱼般，还装腔作势地咕噜着："说！快说！"我的头顶，在被捕的时候，就被特务的手枪打破了，现在又被木棍打得眼睛直冒火花，耳朵嗡嗡的。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这紧要关头，必须坚定，哪管它剥皮挖心，为革命也要抗争到底。
"我从南京逃难到上海来，"我冷静地回答，"一直往在江苏路亦村1号孙以椿家里，第二天孙跃东又把我送到霞飞路1020号金蝉家里，后来又由金蝉送到华龙路永业大楼25室。我初次来上海，人生地疏，除了金蝉外，没有什么熟悉的人。"那近视眼特务怒气冲天地把桌子一拍，唾沫四溅，恶狠狠地骂道："叫你交机关，交人物出来，你为什么东拉西扯，不行！"我很愤慨坚决地反驳："你们并没有交过什么机关、什么人物给我！湖南人中间的矮胖子多着咧，你们需要的是哪一个？姓甚名谁？我也没有开过保管公司，给你们保管过什么机关、什么人物。你们的矮胖子湖南人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写过收据给你们？无中生有，多么无耻！"
恶鬼们一听此言，怒不可遏，他们一拥而上用毛巾把我双眼蒙起来，再剥去我的衣服，又扯下我手指上戴的钻戒和腕上的金表，还冷嘲热讽地问："喂，你们共产党还有这么漂亮的钻戒、金表？是谁给你的？"我气愤地回答："你管不着！"一阵乱棒和耳光，像雨点般落在我身上和脸上。接着我的嘴被塞住了，手脚被捆绑起来。群魔齐声嚎叫："拿电椅来！上电刑！"这确实是文明世界的"物质文明"啊！想不到为人民造福的电，竟然被利用来当刑具摧残正直的人。上了电椅，我只觉得周身发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似万箭钻心，忽然一下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隔了多少时候，我仿佛恶梦初醒，全身都被特务用冷水浇透了，他们去掉了我嘴巴和眼睛上的东西，又给我披上衣服，拖到原来的沙发上坐下来。还是那一套鬼话，硬逼我交出他们所需要的机关和人物。我在朦胧中暗自思量：敌人口口声声称我是"交通"，要我交出关系人，说"你们那里也有我们的人，也是个女人"，他们还知道我16岁就是共产党员，又知道我到过日本……这帮蠢东西，以为如意算盘只有他们才有，以为这样就能唬得住我。他们哪能料到这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事实摆在面前，这是那个女特务金蝉伙同姓孙的司机，向他们的主子献忠诚搞出来的鬼。本来在上海这样复杂的斗争条件下，必须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国民党的内部情况，必须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来分化。动摇他们。可是我们也知道，敌人并没有睡觉，敌人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我们。所以我们在利用他们的时候，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例如我们使用姓孙的开车，在行动时总是半路上车，到达目的地前半途下车。他们虽然一口咬定有35个机关，可是连一个有根据的门牌号码也说不出来。
忽然来了个高大的女特务，对我进行了全身搜查，特别搜查我的裤裆。她把腰里的吊袜带子解下来交给近视眼特务，以为是发现了什么重要东西，近视眼特务连忙用放大镜来反复察看吊带里边的两根小钢条，可是又何尝找出个什么名堂呢？我怒骂他们是糟蹋粮食的蠢动物、狗奴才。特务们毫不羞惭，气势汹汹地又用毛巾把我的眼睛捆扎起来，嘴里也被塞得满满的。衣服剥光，把我仰面绑在一条长木板凳上，使劲地往下拖头发，让我的头挂在凳子一头的下边，将我的肩膀和板凳头扯齐。这时一个特务压住我的肚皮，另一个特务把不知什么水，一壶壶地往我鼻孔里灌。他们不让那些钻进我的肚子里去，而是要那水统统压进我的气管里，正当我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一个特务又把皮鞋尖狠踢我的右肋骨。我只觉得有肋骨被踢断了，好像连肺也被踢烂了。他们用铁钉子钉我的脚后跟，用铁夹子夹我的一双手指头。我感到周身都被横剖竖宰割得稀巴烂，只有一颗跳动的心还在支持着我。忽而，我心也疼痛得难以支持了。
等到我再度清醒过来的时候，全身又是水淋淋的，特务们还是在威逼我，交待什么机关、什么人物出来。但我已经精疲力竭，双眼出血了，我没有力气再骂他们，只是软塌塌地闭着眼睛。狗特务遇着我这个"硬骨头"、"铁嘴巴"，仍不死心，继续折磨我，一次又一次把我剥光后蒙眼捆起来，塞住嘴巴，然后上刑。还把我掀到地板上，用木棍来压我的双脚腕子，再加上一阵鞭挞。他们施尽百般酷刑，也只是白费气力而已，我决不吐露半点真情实话。
1930年秦德君与茅盾在上海
在窃盗科办公室里
当我受刑再度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墙壁上的电钟正指着3点。我的一双大腿已经肿得像一对高腿灯笼，觉得腿骨已被折断，脱了节。据说是为了审讯方便，把我押在"窃盗科"的办公室里。这里是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两个特务架着我在房子里团团打转。我好像从昨晚起，一直在做梦，迷糊中回想起童年时候的家乡，母亲带着我到城隍庙烧香的情景。庙里阎王殿地狱里的那些受难冤鬼们的惨状，不正是和我今天的遭遇一样么？那些狰狞的牛头马面，和今天的这些特务又有什么两样呢？天晕地眩，我感觉这个楼房好像悬挂在半空中旋转。朦胧中我觉得有人在给我盖上什么，还端着一杯热水送到我嘴里，我依稀恍惚地看见那位行医40年的著名医生祝味菊站在我面前。我尽力睁开眼睛看他，他把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前，神色沉重。为什么他也被捕了呢？我这才打起精神来，注意看屋内的环境，看守犯人的特务已经下班，换上了警察人员，因为是深夜，气氛也比较平和一些。
我仍然坐在单人沙发上，在我背后墙壁上挂着电话机，对面墙壁上挂着电钟，还有横摆竖置的几张写字台。电钟底下还站着一堆人，据说都是些扒手小偷，因为普通牢房都给政治犯挤满了，这些人一时无处收容，才暂时羁押在窃盗科办公室里的。祝医生也站在那人堆中间，而我是个政治犯，因此把我和那一堆人隔得远远的。几个看守犯人的伪警人员，虽然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自由自在地出出进进，可也耐不住整夜不眠，加之他们与军统特务分赃不均，就酸溜溜地互相闲扯起来。一个50多岁的伪警说："大毛（姓孙的司机）功劳不小啊！他的姘头金蝉，是军统的红人，也是上海的名交际花。她的名字可真漂亮，但她长得又干又瘦，好像个腊鸭壳子。不知她使了什么魔法，把那个胡君健和这位胡小姐的身份证相片弄到手的。"他吸了一口烟，停一会儿又接着说："这女人真够厉害的哪，就是她把两张相片翻印下来，指定大毛这小子到南京告发了的。"他拼命显示自己是个老资格，对于军统特务的这一次行动含着轻视的口吻："这些从南京败退下来的毛头小伙子太没经验，拿着照片跟着姓孙的司机出去盯人，开起队伍大模大样地去抓人，打草惊蛇！要是交给咱们警察局办，准不会有一个人漏得了网。"他很惋惜自己未能为主子立功，酸溜溜地说下去："既然已经发现了胡小姐，又知道她是交通，那就应多派些人去盯她的梢。准会把经手的线索统统地盯出来，哪怕它共产党怎样高明，也可以钓出几条大鱼来。"另一个警察也起劲地、幸灾乐祸地插嘴说："呸，他妈的那些毛头小伙子，也不过是为那20万美金急红了眼，手忙脚乱地就把这女人抓起来。可是这么一来恰好关上了大门哪，一切线索都给这女人堵住了。他们拿她有什么办法呀！把她打死。枪毙也不顶事。"
深夜，寒气袭人，狂风暴雨打得玻璃窗直响，伪警们七嘴八舌地闲扯着。忽然一个人走到我跟前，把他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我盖上。我睁眼一看，又是祝医生，他口里喃喃自语，其实是说给我听的。他说："昨晚半夜三更的，我们全家都睡了，他们忽然来打门，说是找什么胡先生。据说是花园坊3号姓唐的说的，有个什么胡先生住在我的家里。他们五六个人把我的楼上楼下都搜遍了，何曾有什么胡先生呢？真是活见鬼哟！他们又拿出一男一女两张照片出来，问我认不认识，来看过病吗，我姓祝的在上海行医40多年，看过病的人成千上万，哪能个个都记得清楚呀！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抓起来，简直没有王法！"祝医生的一段话更增加了伪警的谈话资料。"嘿，赵主教路花园坊3号，也是姓孙的小子报告的，他说那个胡君健经常上那儿去，他们又派人在那儿盯了四天四夜了。""南京退下来的这一群毛头小伙子，借咱们警察局来办案子，他们出去抓人，还要咱们的人一起去给他们助威，可油水是一点都沾不上的。谁愿意给他们卖力气呢？只不过敷衍罢了。"这时楼下传来一阵阵汽车喇叭声，一个伪警小声说："喂！他们又大队人马出去抓人啦，格洋钿咱们没份。"
站在电钟底下的那一堆扒手小偷一直没有一个人敢哼一声。
我周身麻木，裤裆里有很多冷冰冰的血块和大小便。我觉得全身的疼痛并不集中在我的肉体上，而是集结在我的心里。远远地弄不清是从哪间房里传来刺耳的"噼拍、噼拍"的拷打声，同时夹杂着惨叫与怒骂。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听得格外清晰，更加激起我对于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的无比痛恨！回忆几十年来，我曾经过数不清的惊涛骇浪，可是昨天这一幕对我来说算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我多么盼望活下去，能够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献出生命，难道不也是一种幸福么！想到这里，我顿时全身充满着力量，我决不怯懦和动摇，一定要坚持斗争下去。这时我的手脚虽已不能动弹，但我感到我的一双流血的眼睛却忽地一下子明亮起来。
我心里不断地默念着亲爱的同志们，亲人们的脸庞一个一个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我默默祝福他们平安地逃过敌人的搜捕。我又想起了小女儿，那即将失去母亲的幼女——秋桓，将来定会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希望你继承我的未竟之志，好好地为革命事业工作，为那些被敌人残杀了的革命先烈报仇。
我越想越兴奋，越发地清醒起来，再也不想睡，只是静静地坐着，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斗争。
5月18日黎明，特务们带着一群为生活而出卖青春的舞女，走进了窃盗科办公室，敌人强迫她们承认认识我，企图从她们身上找到些什么线索。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身穿着大花绸旗袍，她不住地抱怨着说："金蝉太对不起朋友了，害得我也来吃官司。听说她利用一个大亨的关系，认识了个什么胡君健，她说她已经分配给那个姓胡的了……"她说得那么活灵活现，我可知道这又是狗特务们想出的新花招，妄图动摇我的意志。这群舞女花枝招展地在这个五层楼上，自由自在出出进进，时常从皮包里取出胭脂、口红来为她们那惨黄的脸蛋加工。她们尽是些在金蝉控制下的舞女、交际花，既显露出与特务警察很有交情的样子，又表现出一种可怜相。从言谈中得知，她们是姓孙的司机带领特务挨门挨户捉来的。我很自然地想到："姓孙的司机交不了账，只好把金蝉的队伍拉来搪塞责任了。"
这个窗盗科办公室里，又进来一些陆续被抓的人。介绍我到马少荃家去住的蜀腴川菜馆主人徐鹤轩的全家被抓进来了。花园坊姓唐的一对青年夫妇也被抓进来了，姓唐的妻子本是徐鹤轩的女儿。待一会儿，息村的房主人马少荃也被抓进来了。窃盗科办公室被新抓进来的人挤得是满满的，小偷扒手们不得不另挪地方了。
当天大亮的时候，进来三个特务，把我抬到一个小间里。这一搬动使我遍体伤口疼痛难捱。接着进来一个小几岁的小勤务兵，帮我脱下装满屎尿和瘀血的衬裤。由于血肉和裤子粘连在一起，经他这一撕拉，痛得钻心。小孩眼见我那般疼痛难忍的样子，又是一双肿得水桶般的紫黑色大腿"吓得伸长了舌头，很久说不出话来。
这时又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腰里别着手枪。他扶我躺在一条长板凳上，脱下他身上的雨衣给我盖上，又把一个圆形凳放在我面前，将一杯开水放在圆凳上。他假意殷勤地对我说："胡小姐，你要放聪明些，何苦吃眼前亏呢？你若还要顽固下去，苦难还在后头哩！"我不理睬他的花言巧语。他又用威胁的口气说："反正你的那些同党是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干些正经事岂不更好？何必死心眼呢？"我本想不理睬他，但又不愿意听他胡说八道，就反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摇摇手表示不愿意我知道他的职务。我又问他："你哪里人呀？"他居然很感兴趣地回答我："苏北人，我姓乐。""啊，你府上原来是老早就解放了的幸福地方。有一天这里也会解放的，到那时你就可以回老家罗。"我闭上眼不无嘲笑地说。这家伙还是啰嗦地说些什么，我不耐烦了，大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他无可奈何，只好灰溜溜地夹起尾巴走了。
那个小勤务兵告诉我，这人就是办理我的案件的刑警参谋乐震。
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群人，把我抬到另外一间正方形房间的沙发上。右边靠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一个形容枯槁的老特务，双手翻弄一堆文件，继而抬起头来，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又盯在我的脸上，然后慢吞吞地说："金蝉是胡君健的又一夫人，他们合伙把你出卖了。你还蒙在鼓里，像他这样薄情负义的人，你还不肯把他交出来吗？"我心想："敌人是想利用妇女的某种弱点来进攻，可是他们又找错人了，我们革命者的家庭关系，不是他们那些腐朽的灵魂所能理解的。"我有心和他们泡蘑菇，就顺口说："我的丈夫既然如此，那个姓金的就应该负破坏我家庭幸福的法律责任！请你把他们找来，让我和他们面对面，评评理。"
那个脸皮灰暗的老特务，见我故意顺着他的话头扯下去，就东拉西扯地胡说一些问题出来，企图从答话当中找漏洞。最后黔驴技穷，只得把息村的房主人马少荃叫来，在这里，马少荃是惟一认识我的人。马少荃双手捧着肚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假装肚子痛，始终不抬起头来。老特务忽然拉下面孔，拍案大声地说："姓马的，胡小姐和你什么关系？快说！"马少荃抖抖战战地说："胡小姐，她、她是蜀腴川菜馆老板徐鹤轩介绍给我的房客呀！"我说："我不认识什么蜀腴川菜馆的老板徐什么，也不是姓马的房客。大概他有点神经错乱罢。"周围的特务大声吆喝起来："混蛋！吊起来！打死她！"我还是装作不相识地问马少荃："姓马的，你说我是你的房客，多少租金？有租约吗？拿出来看看。"
一群饿狼忽地一声又把我拖到昨晚拷讯我的那间长方形房子里来了。又是那个近视眼特务神气活现地审问我："姓孙的给你们开车到过35个秘密机关。赶快把那些门牌号码和负责人统统交出来！快，赶快！"他又从卷宗里扯出一张四寸照片扔到我的面前。原来这是三年前的中秋节，在我过生日那天，和丈夫孩子在兆丰公园的一张纪念照。只听得近视眼特务追问说："顾家弄的几号门牌？你是知道的啰！把你那孩子的短头发的奶娘交出来！"——短头发奶娘指的是胡兰畦。我心里想，这不过是从姓孙的司机那里弄来的含糊不清的材料而已，说明他们心里并没有什么底，便用轻松的口吻嘲弄起他们来。
特务见盘问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好又用他们的老办法——拷打。我的眼睛、嘴巴又被捆上了、塞上了。我的衣服又被剥光了。特务们这一次把我的一双大拇指绑在一块，用绳子吊起，使劲把绳子往上拉，于是我的脚就离开了地板，整个身子在半空中晃荡。特务用木棍皮鞭朝我身上猛抽乱打。当我被打得又快昏迷的时候，只听得特务们说："打不得了，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哩！不能让她就这样痛快地死了呀！"这才又把我从半空中放了下来，又抬到窃盗科办公室的皮沙发上。特务们想在我身上找到党的地下组织的线索，使用了百般伎俩，结果落得一场空。
窗外轰隆隆的炮声传来，已经能听得很清楚了。陈毅将军的部队已浩浩荡荡逼近了上海郊区。敌人在这时候，更加疯狂地屠杀我们的革命同志。国民党上海市警察总局规定每天固定的杀人时间：上午9时至10时，下午4时至5时。还有在这两种时间以外的，就是把整个人的身体连头一齐蒙捆起来，丢下黄浦江里。
敌人杀人杀红了眼，刽子手们一个个在这窃盗科办公室里进进出出，活象一条条疯狗。有一个青年特务，瘦小的身材，铁青的三角脸，腰里挂着手枪，手里托着一大墩白花花的"袁大头"，得意洋洋地走进来，狰狞地站在屋子中间，鼓起一双贼眼左顾右盼，时而又莫名其妙地发出古怪的笑声。他把"袁大头"哗啦啦一个挨一个地从这只手溜到那只手掌心里，反复地玩弄着，嘴里还嘟噜着一些狂言呓语："他妈的，在我手里只枪毙了五个政治犯。毙一个政治犯的手续费才五个袁大头，他妈的，总共才五五二十五个……"他一边拨弄着手里的银元，一边两只鬼眼不住地向犯人们扫射着。很显然，在他的眼睛里，一个犯人也不过仅值五个"袁大头"而已。
被囚禁在窃盗科办公室的人们，都默默地低着头，阴惨惨的沉闷气氛令人感到窒息。有几个女人在低声啜泣。
过了一会儿，一群特务跑进来，对着关在屋子里的人们大声宣布："胡亚平这一案，准备明天结束！"
几个特务又来把我抬到最初拷问我的那间房里，于是我又遭到一次从鼻孔里灌水的苦刑。衰弱的身体使我难以支持，呼吸微弱到快要停止了，隐约听到有人说："打不得了，快要翘辫子了。"
当天下午，进来的两个比以前那班特务还要凶的人，在他们背后跟着一群武装卫队。走在最前头的是个高大个子，身穿草绿色哗叽军服，肩上戴着四朵黄亮亮的星星，塌鼻梁，金鱼眼，脑袋秃了半个头顶。他一句话也不说，板着脸一只手拿着我那张化名胡亚平的照片，另一手叉着腰，站在我对面，装作郑重的样子，很仔细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几个来回，一言不发，转身走了。跟在他后面的一个穿西装的矮小个子，恶狠狠地在屋里巡视了一遍，特别着重地把我看了几眼之后，才带着那群小喽罗走了。
警察们小声地相互递话说："那个高个子是警备司令汤恩伯，那个矮小的就是他们新上任的警察局长毛森啊！"
同屋被囚的人们听了以后，有的吓得发呆，连气也不敢喘。原来这两个家伙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我心想，现在他们来做什么？又要玩什么新花样？
秦德君194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期
“永不叛党！”
在我被捕以后的第五天，特务们突然换一副面孔。他们假装斯文走进我所在的房里，装出满腔同情的样儿，轻手轻脚地把我扶起来，又小心地将我放在一个青年背上，把我背到另一间整洁的客厅里，扶放在一张柔软的长沙发上，又是献茶，又是敬烟，殷勤极了。
一个穿浅灰色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的特务，嘴里叼着烟，头发油得溜光，用聊天的口吻跟我攀谈：“胡小姐，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学问，又聪明，何不去干一番正正当当的事业呢？"他忸怩作态，坐到我的身边，继续说："我们很同情你的遭遇，你不过是被人利用了。像你这样聪明的人，又何必那样死心眼呢？”
我这几天，太紧张也太疲乏，紧闭着血痕未消的一双眼睛，很想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所以不去理睬他。但是特务不停地换人对我进行轮番"轰炸"，就像苍蝇一样嗡嗡地把我叮着。我很想睡觉，而他们偏偏不让我安静。我忍着疼痛，轻轻地把身子转向里边，把背对着特务们。
我想：我这短短的生命，到了已是作总结的时候了。
由于我幼年时的经历，启发我对革命的认识很早。我不满14岁便流落天涯，所以从小就痛恨旧社会，四处探索新生活，正赶上五四运动的浪潮，接受了新思想。想到这里，眼前不由得浮现了革命前辈吴玉章对我的关怀，给我100块银元，把我从四川送到了北平。又得到了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抚育教养，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历历在目，特别是1923年，在邓中夏培养下，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入党宣誓地点是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庵，入党宣誓的最后一句就是"永不叛党"，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啊！一想到这些，我觉得精神突然振奋起来，决心和特务恶魔们斗争下去，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惜流血牺牲！
无知的苍蝇们见我闭目不语，以为我真的睡着了，便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先前拷问我的那班特务，又像饿狼一样地来把我拖回到原来那间房里，厉声对我宣布："根据中央大员谷正纲的证明，汤恩伯司令的命令，胡亚平就是秦德君的化名。按照叛国罪处以死刑！"这个判决的宣布，使屋子里的其他人都一齐震动起来，不约而同地向我投过一瞥同情的眼光。
我仍然安静地坐着，死，我并不感到意外。遗憾的是我未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目睹这批美蒋走狗的可耻下场。
可是特务们并不就此甘休，继续想办法摆弄我。几天不见的姓孙的司机出现了，只见他在屋角和一个三角眼的特务，交头接耳说了些什么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姓孙的端了一碗面条汤到我面前，厚颜无耻地向我探询胡君健（郭春涛的化名）的下落。我恨不得端起那碗面，一下子打碎他的狗头，可是我连抬手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劈头盖脸地臭骂他一顿。姓孙的一下又不见了。我也懒得再去理他们，仍然静静地歪着残伤的身躯靠在沙发上。特务们暂时没有再来纠缠我。据说毛森大发雷霆，骂他们都是饭桶，花了老大力气，抓一个女人来，什么东西也没搞出来。斥令务必严加审讯，弄到确切口供。还发命令说："在未取得口供以前，谁把这个女人搞死了，就处谁的死刑。"走狗们深怕毛森惩罚自己，一直拖到傍晚时分，才又来折磨我。我这几天不得睡觉，也没有吃东西，委实虚弱得像瘫痪了一样。当特务拖我再一次施刑的时候，我已弄不清他们使用的是什么刑具，只听到嘈杂的人声里说什么"老虎凳"，只觉得一双大腿被捆在木板上，接着便天旋地转起来，失去了知觉……
一陈冰凉的感觉，我又如恶梦初醒，原来特务不断地在我身上浇冷水。我发觉自己已直挺挺躺在地板上，左边是堵墙的墙角。隐约地听到特务们说："死了吗？哇！省下一粒子弹。"又听有人说："赶快签呈申请送警察医院急救，万一救不过来，就报病亡。"我恍恍惚惚觉得好像有人在摸我左手的脉搏。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来到我的身旁，有人用皮鞋尖，一边踢一边自言自语："死了吧！"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子在移动，原来是几个人把我身子底下压着的地毯四角提拢来，像拖行李卷一样直往外拖。拖出门，又拖上电梯。一阵颠簸，我更加恍恍惚惚的了……
秦德君1949年5月出狱第3天留影
歌唱第二次青春
一只细嫩的手老是在抚摸我的嘴唇和鼻孔。我是躺在棺材里吗？当我勉强睁开眼睛，才知道自己躺在一张提架式的软床上，身旁还站着一个美丽的白衣姑娘，头上戴着三角白帽，浓浓的卷发披在肩上。我想问话，但我那麻木的嘴唇却不听使唤，舌头硬得动弹不得。大概是我的疑虑和询问的眼光，使这个白衣姑娘低下头来，凑近我的耳朵，秀秀气气地对我说："这是急救车，我是接你到医院去的人。安静些吧，就要到了。"
急救车发狂似的奔驰了一阵，忽然停了下来。几个人围上来轻轻地把担架抬下来，又转了几个弯，抬进一间有几个白衣大夫的病室里，接着把我搬上手术台。一个年纪稍大的大夫说："上头的命令，限定四天送回活人。赶快打强心针……"
大夫们反复检查了我的身体以后，又把我放回担架上。几个人把我连担架一齐推进电梯，升上了高楼。又把我安放在一间病房里。接着跑进一群女护士，把我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换上一身白布绣有红线号码的囚衣口裤。过了一会儿，又来人给我满身所有的伤口敷上药，盖上纱布，贴上橡皮膏，还往我嘴里灌药水。等我完全清醒的时候，这群护士早就不见了，只有在另一张病床上坐着的一个姑娘，披头散发，面色苍白，约有二十来岁，长得很秀丽，她身上穿的囚衣和我的一样，都破烂不堪。当看见我已经睁开了眼，她就慢慢下床来，充满同情地看着我。我发现她的行动很困难，仔细一打量，原来她是一个将要分娩的年轻妈妈。我问她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她俯下头来，用一口安徽南部的方言对我说："好姐姐，这里是提篮桥警察医院，离四马路警察总局有二十多里路。这里名为医院，实际上就是特种监狱，到了这里，就等于进了鬼门关啦！"这位未来的妈妈，朝着那嵌有柳条形的铁柱、外面又网着铁丝的大玻璃门，用手指着说："我们这里是五层楼，关在这楼上的都是政治犯。好姐姐，这年头做政治犯，死了也光荣。我这是第二次进监牢了。"我这才知道自己是被送到警察医院来了。
黄昏时分，铁门"砰"的一声打开，有个男人给我们送牢饭来了。我已经四天四夜没有见过饭了，确实饿得心慌。这位好心的姑娘急忙端起饭来喂我。但是我怎么也咽不下去。这饭里既有谷子、稗子，又有沙石和糠壳，又霉又臭，令人作呕。那位年轻姑娘眼圈发红，十分关切地说："好姐姐，勉强喝一点稀饭吧，看你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她扶着我挣扎起来，我勉强吞了几口稀粥，又躺下来。两条大腿已由紫黑转变成腊黄色，肿胀的肌肉也渐渐干瘪起来。全身疼痛，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呻吟了一整夜。
天又亮了，一群护士跟随着一个大夫走进来，给我换了一回药又走了。两扇网着铁丝的又厚又大的玻璃门"砰"的一声关上，还加上了大锁。趁着屋里没有看守的时候，我用心地观察周围环境。刚才大夫进去的两扇大门，除了一层玻璃门以外，还有一层柳条形的铁柱子，在铁柱以外还有一层粗铁丝网，三面朝外，都是玻璃窗，窗的装备完全和那两扇大玻璃门是一样的"铁窗风味"。长方形房间里，床头对床头地摆着十八张病床，中间有一条宽宽的走道，床与床之间有一个茶几，茶几上都有一把白瓦壶，一个茶杯，床上铺的白布床单、白布枕头，不但已成灰色，而且又脏又破。还有一床盖的深灰色毛毯，也是如麻袋般掉了色，还发出难闻的臭气。
同屋那位好心的姑娘，把她的枕头、被毯、用具等等，都搬过来，在挨着我的那床上，和我并头躺着。我问她那么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也到了这个人间地狱。她很兴奋地向我谈起她的经历。"我叫丁德华，苏州人。我的丈夫刘俊臣，安徽人，他是共产党员，他本来姓解，在京、沪、杭一带做地下工作，是军事方面的，被叛徒出卖了。三个月前，我从苏州给他送衣服到上海，走进家门，正闯上特务在抓他，结果特务就用一副手铐把我们俩铐在一起，抓进了黄浦第三分局。"她说到这里很难过地低下头，沉默了一阵，又抬起头来说："我的丈夫是在八十多名准备起义的警察人员被集体枪决以后，才提出去杀害了的。他是被几个人抬出去的，因为上过几次老虎凳，两个膝盖骨都还不了原了，不能行走。他临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对我说：'别着急，我还会回来的。'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同号的难友们怕我受的刺激太大会流产，才联合要求把我送到这里来的。"说着说着，她喉咙哽咽，泪珠儿滚滚。
她缓慢地在我们两床中间，双手捧着隆起的肚子踱来踱去。我望着她那因严重缺乏营养而变得蜡黄的脸庞，鼻子直发酸，不由得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是的，这些灭绝人性的家伙，不仅夺去了她的丈夫，也夺去了未出世的孩子的爸爸。
丁德华姑娘端起一壶凉水在嘴边喝了一阵，又斟了一杯凉水来喂我，然后又断断续续告诉我她离开黄浦第三分局前夜的情景："我丈夫被杀害的那一个晚上，特务又把我提出来，要我写遗嘱，威吓我。他们在黑夜里拖着我绕了很多黑巷子、小夹道，追问我还有些什么人与我丈夫有联系，我说不知道。我原以为自己会被他们杀害在黑巷子里咧，谁知道又把我拖回来。天亮以后才把我送到这人间地狱来了。"
我们正在谈话中，远远传来一阵密集的大炮声。丁德华激动起来了，她对我放开嗓子说："大姐姐，敌人欠我们数不清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他们偿还！"对！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窗外又传来阵阵炮声，隐隐约约还夹杂着枪声。在黑暗的魔窟里，我仿佛看见一线亮丽的曙光。
5月25日这一天，是我来医院的第四天了。特务们在这四天不让我死去，为的是继续拷问我，在处决我以前，再从我身上榨取些情报。但是四天过去了，国民党警察局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来要人。好心的丁德华为我提心，暗地里不知已哭了多少场了。
我知道，自己已是被反动派判处死刑的人了，逃脱不了厄运。但是我的心很坦然，很平静。我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我感到光荣。我一生颠沛流离，历尽沧桑，但始终向往着革命。我的引路人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是我的光辉榜样，我要像他们一样，从容就义，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正当我躺在这名为医院实为监狱的病床上，左思右想时候，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终于在24日傍晚进抵上海市区徐家汇。当晚9时占领了常熟路国民党警察分局；午夜1点进入四马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警察总局。25日黎明4点钟，苏州河以南已全部解放。被黑暗笼罩了100多年的上海，现已大放光明！600万上海人民欢腾起来，到处是欢歌笑语。虽然在四川路桥、闸北、提篮桥、杨树浦这些地方还有小股国民党军队企图作最后挣扎，但已是螳臂当车，无论如何也挽回不了他们覆灭的命运了。
25日上午8时，医院里照例送来霉米掺砂石、稗子、糠壳的"八宝稀粥"和夹着泥沙的"雪里红"，份量似乎比往日多了一点。中午时分，警察总局还没有来提人的消息。午饭时的黄豆芽菜里破例漂浮了几点油珠。我仍然勉强地只喝了很少一点稀粥，把那一点点"雪里红"和黄豆芽都省下来给那怀孩子的难友。丁德华今天似乎特别兴奋，竟然增加了食量。
厨房老司务破例自己上来收碗，他热情地把我的床搬到墙角边去，说这样可以免得中流弹。他悄悄告诉我，外面乱得很，苏州河以北到提篮桥一带正在进行巷战。啊！解放军已进入上海市区了！真是神兵从天而降啊！我侧耳细听，果然有一阵阵密集的枪声传来。我的心猛跳起来，这些天来我像个冻僵了的人，现在才又解了冻，重又感到世界的温暖了。
那个往日神气十足的白衣大夫，一出现，就弯腰打躬地向病人道歉说："我姓屠，对不起，因为马路上拥挤得很，所以来迟了。"
那个送开水的工人借添水机会，悄悄地对我说："今天清早4点，上海市区就解放了。警察总局也被解放军接收，我们院长已经接到那边来的电话，但是还有一股从吴淞退下来的国民党败兵，有300多人冲进这个医院里来了，院长不准那些败兵上五层楼。他们是新从台湾调来的，还不知道这五层上有你们'政治犯'呢！"
那一群女护士也进来了，她们变得十分和气，将我们被剥去的衣服都送了回来，还好意地说："警察总局有电话来，请依放心，很快就会有人来接依回去。"
虽然提篮桥这一带还没有最后解放，楼下就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残兵，可是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已经伸展到上海全市了。我周身势血沸腾。丁德华狂喜得把我背起来，让我从窗口眺望这解放了的新上海。原来这五层楼外面是多么辽阔啊！前后左右都是宽阔的大马路。马路上正乱哄哄地走着一些国民党败兵，有的倒背着枪，扯着白旗，有的戴着钢盔垂头丧气地走着，有的把军帽一脚踢出一丈多远。败兵队伍里还夹杂着一些穿军服的披头散发的抱着孩子的女人。马路两旁的市民注视着他们的狠狈相。可就在这五层楼脚下，还有一群至死不悟的国民党败兵架着机关枪负隅顽抗。枪声时起时伏，听来像是绝望的哀鸣。一直到26日晚上，在一阵密集的枪声以后，楼外才完全安静下来。
27日上午10时左右，一大群穿着整齐的医生、护士走到病室的大玻璃门外，像喊口号一样齐声高呼："我们提篮桥，上午9点钟，宣布解放了！"我被喊声激动着，兴奋地猛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忘记了自己的遍体鳞伤，真想大声喊，大声欢呼。这间过去是那样的灰暗的大牢房，今天仿佛都充满了光明和生机。正在这时，丁德华忽然放声大哭："上海解放了，我的丈夫没有了！"是的，胜利的得来是不容易的，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他们曾经作过多么严酷而艰苦的斗争，付出过多么重大的代价！
第二天，接我的人来了。首先走进房内的是胡兰畦和徐鹤轩。胡兰畦一跨进门，便赶快跑来把我抱在怀里，热泪盈眶，说："解放军一到上海，首先接收了国民党的警察总局，我们就知道你还在这里，大概还活着。党的地下组织负责同志立即打电话，要警察医院的负责人保护你的安全。我们原听说你已经被特务打死了，又听说你已经被活埋了，还听说你已经被枪决了，我们正准备来寻找你的尸首呢。"她说到这里，又不禁破涕为笑。接着又有几个同志来了，大家异口同声说："要不是解放大军进具神速，你可真正成了20万美金的牺牲者了！"
死里逃生，迎来解放，这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国民党的监狱、电刑、老虎凳、板子、灌凉水、活埋、枪决……去它的吧！陈毅大军，神兵天降，把我从屠刀下解救出来。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宣布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彻底破产。从我卷进五四运动的潮流起，整整三十年离乱，今天才感到了光明和温暖。胡兰畦把我背在背上，欢天喜地走出"牢门"。
解放初秦德君在教育部工作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