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是激进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右倾是保守主义、投降主义
用“左”或“右”来区别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
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
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盲动(
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反"左左为右")的冒进性。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
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反"左右为中")的保守性。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
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
在法国国会开会的时候,坐左边的都是创新派、坐右边的都是保守派。创新是好的,而保守派是守久派,都是坏人、历史的罪人。后来我们党借用了这2个字,[右]就是守旧,[左]就是向前,所以,[右]是
被批判的,而[左]是被褒扬的,例如[左翼]就是积极进去的意思,是褒扬的;但是,在我们党里,存在过分激进了的人,他们脱离现实的讲求激进,例如大跃进运动,这种思想就是要批判的了,给[左]加一
个引号写成[“左”],就是表示“过分激进 ”的意思,是跟[右倾]同等对待的,而不是一般的激进,一般的激进是褒扬的。所以,[左]是好的,[“左”]和[右]是坏的。此外,“左翼”的好的,“右翼”是
坏的,例如日本右翼分子,明显的贬义的。
“人们的认识超越于或落后于客观实践的发展阶段,都是离开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常常是左的或右的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左”和右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常用的两个概念。但是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人们一直以为,教条主义,思想僵化,保守是“左”。所以反“左”就是要解放思想,要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其实错
了。不管是从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上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思想斗争历史看,“左”都不等于思想僵化和保守。相反地,冒险激进,一味地要求步子再快些,胆子再大些,这个才是真正的“左”。
从国际上看,左与右的区别一般定义为左要求变革,比较激进,右一般不赞成变革,比较保守。最早区分左和右记得是在欧洲的历史上,主张激进改革的议员坐左边,主张维持现状保守的议员坐右边;这样
开始区分左与右的历史。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左”的定义也差不多,“左”是被定义为超越目前的现实与可能,去勉强地做现在的条件还不具备的事情的,所以“左”又常常被称为“左倾”冒险
主义。右,是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也不敢做已经可以做的事。所以又称右倾保守主义。共产党的历史上,吃右的亏时候少,吃“左”的亏的时候多,换句话说,就是吃心急的亏的时候多。例如,历史上党内
几次犯“左”的错误都是如此。人们会说,在党的历史上,“左”不是常常以教条主义为标志吗?“左”的实质就是心急,冒险。至于教条主义还是其它,只是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教条主义有利于他们冒
险主义的观点,他们就用教条,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也不一定利用教条。也可能表现得思想很“解放”。例如,恩格斯就一直反对在工人阶级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与反动阶级进行决战,称这是极愚蠢的想法
。这个在经典著作中是写明了的。王明、博古他们可曾听进去了?他们思想并不保守,都够“解放”的,胆子也够大的。他们在红军力量还很弱小的时候就异想天开地要求红军去打省城,举行中心城市起义
,要求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能说是“保守”、“僵化”吗?其实这两顶帽子倒是他们常常用来戴在毛泽东等人头上,作为“右倾”的标志的。所以后来就把“左”字打上引号了,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革
命,而只会给革命带来损失。在革命胜利以后,也有过犯“左”的错误的时候,就是说也有心急的时候。大跃进是“左”。一大二公是不是“左”?五七公社是不是“左”?也是的。不是说那些做法绝对不
行。而是条件不具备。把当时条件还不具备,只能在将来做的事,提前来做了,这就是“左”。改革开放以后有没有“左”?也有。从上到下都有。也就是片面地理解思想再解放点、胆子再大点,步子再快
点。例如大搞开发区,建设国际大都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市场换技术,牺牲一代XX以发展经济,等等,这些都是“左”。就是毛主席当年批评的,只想在大城市里过舒适生活,不愿意在山沟里打游
击的思想在现代的表现。不愿意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总觉得样样东西都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太难了。总想一个早上就建成发达国家,总是提出一些达不到的,或者即使是达到了也要付出高昂代价的目标
。其结果自然也是欲速则不达。邓小平讲,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