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宋太祖是一个具有较高明的政治手腕的人。唯其如此，所以当他取得了军权和财权之后，便将此三者极灵活地予以运用，将残唐五代的局面予以全盘的改革，赵家的统治权遂得稳定;将士以爱憎而废立首脑的事件，也遂以这次的陈桥事件而告了终结。
![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转载]](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125144t01a3275530dd99a1e7.jpg)
倘使赵宋的国祚也和唐代的各个藩镇或五代时候的各个朝代那样，倏然而兴，忽然而亡，则所谓陈桥事件的真象必早已大白于天下后世，不至被称作所谓“千秋疑案”:事实上宋太祖却能于黄袍加身之后，使赵氏一家的统治权不但稳固，而且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使多少善于圆谎的史学家们对此事均多方面加以粉饰，希图蒙蔽后代读史的人，遂使这事件直到如今在人们的意想当中至少还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印象:有些人以为这事件的主动者既然是赵匡胤本人，是他居心要夺取后周的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因而认为这次把戏全是宋太祖一人在幕后摆布妥当了的;另外有些人则由于后来宋太祖之传位于其胞弟太宗一事，断定这事件的发
动和主谋人物，是太宗赵光义和赵普以及一般将士们，而与宋太祖本人原无二涉。陈桥事件之所以成为“千秋疑案”者，其原因即在于此.
不论一般史学家们如何逢迎了宋朝皇帝们的意旨而粉饰掩盖.对这一事件却终于还留下了一些漏洞口从这些漏洞当中，我们得以窥察出一些微妙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对此久悬未决的一桩疑案作成一个定谳。
记载陈桥事件的材料，我们现今所可得见的，以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为最早;而其参合众说，委曲周悉，最称详尽的，则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涑水记闻》卷一记此事云:
建隆元立正月辛丑朔，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太祖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受周恭帝诏:“将宿卫诸里御之。’，癸卯发师，宿陈桥。将士阴相与谋日:“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
甲辰将旦，将士皆撮甲执兵仗，集于释门，灌噪突入释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时为内殿抵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日:“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揽害驻马，谓将士日:“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令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听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贵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众皆曰:“诺”.乃整饰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不终日而帝业成焉。
《记闻》这一段记事，只是笼统地表明陈桥事变乃出于从征将士的拥立，其涉及太宗的，只入自太祖”一书，至于赵普其人，则连姓名也未曾一见。
《长编》卷一对于此事的记载，将记闻中的前段文字全行采入，另外更加进了《记闻》所未载的许多事:
建隆元月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汗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拥戴之意。
壬寅，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时都下灌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
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日:“此无命也。”
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聚谋日:“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匡义时为内殿抵候供奉官都知，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
掌书记蓟人赵普，语未竟，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顺逆晓譬之，日:“太尉忠赤，必不汝赦。”将相顾，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复集，露刃大言日:“军中偶语则族，今已定议，太尉若不从，.则我辈亦安肯退而受祸!”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日:“第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尸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盗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日:“方今政出多门，若俊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亚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政须早为约束。语诸将日;“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己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救军士，勿令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夜遭衙队军使郭延赞驰告殿前都指挥使浚仪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阳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太祖者也。将士环立待旦。太祖醉卧，初不省。
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普与匡义白太祖，诸将已摄甲执兵，直扣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太祖惊起披衣，未及酬应，则相与扶出听事，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太祖固拒之，众人可，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揽R誓诸将日:“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宝也。”众皆下马，曰:准命是听。”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口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众皆拜。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
《记闻》中所泛说的将士，在《长编》的这段记事中已指实为赵普、石守信、王审琦以及赵匡义等人，是则在黄袍加身之前的二切过程，宋太祖概未置身于内，则其未曾预闻，好像是可信的。而且，由赵普与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的场合所举述的事例来看，也更可证成此说。《长编》卷二于建隆二年秋七月载其事云:
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赵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日:“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叙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草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芍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守信等皆日:“何故?”上日:“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日:“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日:“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皆顿首涕泣日:“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日:“人
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口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日:“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涑水记闻卷一亦载此事，较此稍略。
就这段记事看来，赵普和宋太祖所深怀忧虑的。既然是将士欲富贵之起义拥戴和主帅之失掉其自由，则其暗中所引为前车之鉴的，当然就是陈桥事件，深怕将士们再用此故伎而将黄袍硬披在某一主帅的身上去。他们全没有担心于主帅的自行发动。这岂不也正好反映出如下的一件事实，即:陈桥事件当中，身为主帅的赵匡胤原也是个被人逼迫而失去自由的人，所以那次“黄袍加身”的勾当，定非出于他本人的策画吗。如是则《长编》卷一所记赵普、赵匡义等人的种种活动也便应当可信了。
然而间题并不这样简单。赵普和赵匡义之为陈桥事件的出谋划策人物，本为《涑水记闻》所不载，到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中方添加进去，此据前而所引
两书记事己可看到。然则《长编》中是根据什么而添加进去的呢?其所根据的材料究竟可靠与否呢?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考察。
长编记陈桥事，于“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逍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剿劫为戒，诸句下，有附注云:《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
今按:所谓《旧录》，是指太祖死后太宗在位时候第一次所修的《太祖实录》.而所谓《新录》,是指宋真宗即位后重修的《太祖实录》而言。何以太祖的《实录》修成之后，又须重修一次呢?长编卷三五于淳化五年夏四月记有太宗的一段活，可对此问题予以解答: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右谏议大夫.馆修撰张范果同修史。
先是.土语宰相日:“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因言“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当时本末.史官所记殊不然。宜令至等别加缀辑。”故有是命。
这些话已十足地表明了太宗的意思是想把陈桥事件引为己功，而对《太祖实录》中之未曾特别着重此点则深为不满，故于命官纂修国史之初，即明白示以此意，国史既然本此意思修成，则太祖的实录也不能不本此意思改造，以期二者之能以符合。于是到了真宗便再命史官重修，算是完成了太宗的一桩遗志。《宋会要辑稿·实录院;孝宗淳熙五年(1178)所载李焘的章疏中也有云:
五年十二月二十一秘书少监、国史院编修官李焘言:“太平兴国三年初修《太祖实录》，命(中略 松辽按)修，而沈伦监修，五年成书。及咸平元年、真宗渭伦所修事多漏略，乃诏钱若水、王禹、李宗梁颗、赵安仁重加修，吕端及李监修，二年书成。前录文僚业传，流整其阔缪，合成一百四传。凡得姓、受禅、平僭伪、更法制.皆创行纪述，视前录稍详。”〔《职官》一八之六九.)
《旧录》既然也载及太祖被拥上马后约束将士等事，则是对于受禅之事并非略，然而《新录乡却又于此等处“创行纪述，视前录稍详”，则其凡所加详之处，必皆为揣摩着太宗的私意而制造的，当无疑问.太宗之所以极端关心此事，是因为:他之继太祖而为皇帝，本不是以正当手段得来(此事另详拙作《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间题辨析》文内)，为欲掩盖此事实、乃造作了种种证据，以证明太祖早已决意传位一于他，其最好的理由，自然莫如说因他在陈桥事件中之曾立有大功;横竖太祖已死，不能起而反驳。一几是尽量示意二十史臣，使其特别提高他在陈桥事件中的地位，把他描绘为主要策动人物。史臣们既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事项可资补述，窘迫之余，乃设为太宗与赵普的种种谈论，以及其应答·般将士的话语、欲藉这些空洞的语句以混淆天下后世的听闻。一其结果乃至于把太祖自行约束士兵的话也改为太宗马前所献之策了。所以袁桷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
条列事状(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一)说道:
《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 时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所著《建隆遗书》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马一段，后录增入，显是迎合。
《长编》所记太宗在陈桥事变中的诸事，既是完全本之国史及修的《太祖实录》，又岂能让人相信得过呢。
《长编》中关于赵普各项活动的记载，除了依据国史及重修本《太祖实录》之外，另外还参用了赵普自作的《飞龙记》。长编于“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顺逆晓譬之日”诸语一下，有附注云:
赵普《飞龙记》云，〔李〕处耘亦同普晓譬诸将。按《国.》，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即速白太宗与王彦异谋，遂召马仁,李汉超等定议。然则晓譬诸将，独普与太宗耳，处耘必不在也。今削去处耘名。
《飞龙记》一书，现在不可得见，但既出自赵普之手，则其记陈桥事件，也必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特别提高，侈张其攀龙附凤的大功。然因其与国史和重修本的《太祖实录》同样，全缺乏真实的事项作根据，仅凭执笔者之逞臆妄说，遂使各书间不免有所抵悟而不能一致。因知《飞龙记》之不可信处，绝不限于李煮所指陈的一点了。
既然国史、《太祖新录》、《飞龙记》诸书关于赵匡义、赵普二人的记载是不可靠的，则二人为陈桥事件中主要出谋划策人物之说也便是不可靠的了。
然而，主谋的人物虽不是赵匡义和赵普，而有“杯酒释兵权”时候赵普和宋大祖所举述的例证，.则其主动人物应该是"手下之人欲富贵者”，而依然不得说一切皆出于宋太祖本人吧?
事实上也并不然。
《长编》卷四于乾德元年月记另一件解除兵柄的事云:
丙戌，天雄节度使拧彦卿来朝，对于厂政殿，赐袭衣、玉带。欲使卿典兵，枢密使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屡谏不听。《宣》已出，普复怀之请见，上迎谓曰非符彦卿事邓?”对日:“非也，”因别以事奏。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日:“果然。《宣》何得在卿所?”普曰: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
曰:“卿苦疑彦卿何也?联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普 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事遂中止。(案:此事亦先见于一《涑水记闻》，以《长编》系有日月，故用之。)这是赵普和宋太祖两人间私下的谈话，没有任何顾忌和避讳，所以赵普即引陈桥释的往事以为鉴戒，并且和盘托出末太祖当时辜负后周世宗的事，而太祖也绝不再打官腔，说什么:“为六军所逼，一至此”(此宋太祖初自陈桥返都时对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所说的话)等类的话头以自解，则知当时负人之谋，确是先由太祖所发动，而不是部下欲富贵者”所为的。而其于“杯酒释兵权”时向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如彼云云者，乃是因为君臣之分已经确定，既不好明白揭穿往事的真象，更难于当面直指石、王各怀有意夺的野心，所以才缘饰为部下”所为，以资樽俎之折冲罢了。
即单就《长编》所记陈桥事件的文字推求，其字里行间已经大有耐人寻味之处:
《长编》开卷记契丹入寇，宋太祖受命出兵一事，便先己有了“太祖掌军政六年，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拥戴之议”等等的话。所谓“拥戴之议”者，乃是史家惯用的饰词，实则即等于说宋太祖看到后周当时孤儿寡妇的局面而已生了“是可取而代之”的野心了
记述大军出城之后,长编又插入两句云:“纪律严甚，众心稍安”明明是为了抵御契丹的入侵出兵，何以在大军出城之前，人心不能稍安呢?这又可见当时赵匡胤的用心必已等于曹魏末年司马昭的用心，已经是路人皆所周知的事，而因为当时“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对于这支赵家兵自然也深恐其不出城便先谋篡窃，果尔则未必能免于劫掠之厄，所以莫不心怀惴惴。
《长编》又谓:“军校苗训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谓.太祖亲吏楚明辅曰:‘此天命也。’”“此天命也”一句，凭空而出，而说的人和听的人均不以为突兀，也可证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知道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苗训的迎合话语，也不待费词便都可理解了。
除以上各条之外，在《长编》、《谏水记闻》、《龙川别志》和《东都事略》等书中，也还可以找出更为直接、更较积极的证据来:
《长编》卷一于太祖建隆元年八月有记事云:忠武节度使兼侍宁阳曲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方士私为永德言上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将聘孝明皇后，永德出钱金帛数千以助纳采，上甚德之.于是自许来朝，命改镇邓。恩宠优渥.无与比者。
同书卷四于乾德元年十二月又记云:右拾遗浦城杨徽之亦尝言于世宗，以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止即位，将因事诛之，皇弟光义日:“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子是亦出为天兴令。
查孝明皇后乃是宋太祖于周世宗显德五年为殿前都点检时所娶的继室，在那时候便己有人“潜意推奉”，而且已被杨徽之看出了“有人望，不宜典禁兵”(这等于说有不臣之迹)，是知宋太祖之窥窃周室的大位，当周世宗在世时便已开始了。
苏辙的《龙川别志》卷上有一条记事云:
周显德中，以太祖任殿前点检，功业日隆而谦下愈甚.老将大校多归心者，虽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今淮南都园则所献也。惟范质忠于周室，初无所附。及世宗晏驾，北边奏契丹入寇，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陈桥，军变。既入城，韩通以余卫战于闪下，败.死，.太祖登正阳门望城中，诸军未有归者，乃脱甲诣政事堂。时早戴未退而闻乱，质下殿执溥手日;“仓卒遣将，吾济之罪也二”爪入溥手，几血出。溥无语。既入，见太祖，质日:“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
《谏水记闻》卷一有一条记事中云: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遗、直史馆郑起上宰相范质书，言太祖得众心，不宜使典禁兵。质不听。
《东都事略》卷一三《宣祖昭宪皇后杜氏世家》亦有云:
及太祖为群情拥戴。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后日:“点检已作天子。”后日:“一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这三条，和前引《长编》所载张永德和杨徽之事，正可相互证发，均可说明宋太祖要算窃后周帝统的意思蓄之已久，至少在世宗显德中年以后已经有此意了。
《涑水记闻》卷一还有一条云:
周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通愚恒，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屡立战功，由是将士皆爱服归心焉。及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若此，将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日:“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问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
这一条，一方面说明宋太祖早已有了篡周的种种布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北征出师之前，他更是如何地在加紧策动，以使此事能尽早实现。然竟至归而谋诸妇人女子，不也立自败“乃公家事”耶
所谓“千秋疑案”者.到这里。实在已经毫无可疑的地方了。现再简单概括其全部过程，应为:从后周世宗的显德中叶起始，宋太祖因为已经攫得兵权，且已典领禁军，对于后周的天下便已存了觊觎之心，遂即开始取法于王莽篡汉前谦恭下士的办法以收络人心，不唯与武人王审琦、石守信等结为义社十兄弟(见王巩《闻见近录》及李攸《宋朝事实》)，甚至连丞相王溥也“阴效诚款”、可见已经布置得非常周到。只以周世宗毕竟是个英明之人，所以暂时隐忍不发以待机会。可巧又正逢天不祚周，世宗于显德六年以三十九岁的年龄逝世，继位的恭帝年仅六岁.这寡妇孤儿的局面，自然被宋太祖认为绝不可失的良机，遂即于世宗逝世的次年正月藉了出兵的机缘而采取行动了.陈桥驿上呼号拥戴的士兵和将领们，只不过供其驱使的一群傀儡，赵匡义、赵普、石守信，以及张永德、王溥等人，也只是平素预闻.其事的参佐人物而已，其操纵指使之者，却还是宋太祖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