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年下半年，我的右胳膊痛得厉害呢，这是我的相思病病发证之一。我上班时，遇到掰阀门，就只能用左手，可我不是左撇子。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我在偷懒。我觉得我胳膊疼是必然的，会被人认为是偷懒也是必然的。我小时候想做一个数学家，十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膜炎；后来，我想当兵，很快就静脉曲张。于是，我想，要是我再想去做画家，肯定检查出是个色盲。果然如此。我一年四季穿红戴绿。所以，自从我想做个掰阀门的工人，我就料到我的胳膊迟早要坏掉。现在也终于如愿以偿，当然，这不怪别人。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正确的思维方式应该是：如果我想做一个数学家，必然要料定我肯定会得脑膜炎，所以我只好去做军人；如果我想做军人，体检肯定不能通过，只能去做数学家。这便是有趣人生的真理。如果你想好好爱陈书瑶，很有可能你会与别的女人结婚。
医生跟我这样说的，如果我真的跟别的女人结婚，我的胳膊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而且还要一辈子背负偷懒的罪名，迟早精神也会分裂，出问题。所以他给我开的壮骨药，膏药还有火罐也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想根治，就得把陈书瑶娶回家。我想想也是。但是这样，有些人会高兴，但有些人会不高兴。可是陈书瑶放在任何一个不高兴的人的手中，我都不高兴不放心。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想好好爱陈书瑶，也想和她结婚。这种违背人生真理的事情，我只好学伽利略一样去在比萨斜塔上让两个铁球同时落地。
二零一二年一整年，我都没见什么女人，除了做拉面生意的大姐和他十岁左右的女儿。自从我毕业来到连云港，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几年。这段时光在我后来的交待材料里表达为忠贞品质的完全展现。其实，我告别象牙塔时对这种状况就早有预感。事实上，这是社会的大趋势，女工人未来将会越来越少，因为女工人嫁给了男工人就不用来上班。我们单位走在社会大潮的前列，现在已经看不到女工人了，所以男工人只能去找别的工厂的女工人。可我懒得要死不愿出去活动，而且我有生活常识。念书的用处之一是获取生活常识---儿女之间早期的伟大友谊由公公和岳母决定。我不是谁，而且我还爱着小陈。总之，那时的我除了相思，则在解决温饱问题，关心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等待投机倒把的机会。我和我妈说，现在钱都不值钱，还爱，爱能买馒头？可我对陈清扬不敢这么说。但对别的女人敢，不过平时都见不着其他女工人，也说不成。对周围的男工人也敢这么说，还带“他妈的”等脏字。这说明陈书瑶跟别人不一样，我要是跟她呆在一起，会变得一点不明智，甚至有点笨蛋和无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也不想牵强附会的解释它。
你明白，在生活中简单便捷有时候是不被许可的。这是我当工人将近十年的经验之一。越是身处高位，使事情变得复杂化的本事就越大。举而言之，听说有人计划在学校铺柏油路，一般就得先铺层水泥路，干了再用破粹机把水泥路砸掉，改用黄土和煤渣铺成煤渣路，碾平后又用铲车铲掉，再把两层沥青抹在混泥土上，铺成柏油路。陈书瑶住在我宿舍的西南边，我想去看她就要从上海坐飞机朝东北飞，穿过大太平洋和美国，路过格林兰岛的上空和大西洋到达南非，然后经过波斯湾和印度到达那里。我想说的是，复杂的问题总容易交待，在乎的侧重点发生了变化，不在乎过程如何，在乎你闲没闲着。当我跋山涉水走过四万余公里来到陈书瑶面前时，我的爱瞬间就能上档次。不过，说归这么说，可我一次也没做过。要是我做了，我也肯定不会害相思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