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玉”部字与中国古代玉文化
—— 陈丽纯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汉字按义类聚后,每部收字多少可以反映出人们对这一领域认识的深入程度,也可以反映出这一领域与当时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中国古代的宝石和玉石制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厚的东方文化神韵，故在世界上享有“东方艺术”和“ 玉石之国”的美称。相应的，在古文字中包括了大量的“玉”部字以及与玉相关的汉字。
甲骨文中玉字写做“ ”或“”，像一根绳子串着几块玉的样子。在金文和小篆中则省略为“ ”，而同时期的“王”字写为“”。唐代李阳冰解释“玉（）”字“三画正均，如贯玉也”，而“王（ ）”字“中画近上，王者则天之义” 。[1]但是为了避免将“玉”字跟“王”字混淆，战国时候，在“”字里加上一点，成为现在所书“玉”字。
李孝定的《甲骨文集释》中记录的甲骨文为玉字部的有“玉、璞、、”四个。除“ ”指地名外，其余三个字均指玉。容庚主编《金文编》中，金文玉部字有“玉、瑾、 、璧、环、、璋、琱、玗、灵、珈、、、班”十四个。在金文中，“灵”字显示了玉在祭祀中的重大作用，另外还有专门的治玉字——“琱”。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则一共收录玉部字142个，除了琥、珑、瑁、珥、琀这5个是形声兼会意字外，其余的皆为形声字，这些字对于玉的产地、类别、声音、色泽、纹饰、作用等方面都有详细的描述。
许慎的《说文解字》不仅是一部系统归纳分析字形、解释汉字形义关系的字典,也是一部为我们留下许多珍贵资料的文化百科全书。关于《说文》的研究任务，陆宗达先生曾经指出：“文字的形体构造和词义的发展变化，往往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说文解字》里同样蕴藏着很多有关古代社会情况的材料。我们研究《说文解字》，也应当把这些材料发掘出来。”[2]而经本植先生则从汉字文化学出发，认为“从原始人文社会的角度和考古文化的取证上去探索汉字的构形取意和语源意义,提示汉字的远古文化内涵,这是近年来兴盛起来的‘汉字文化学’的正确途径。”[3]
那么，《说文》中收录的142个玉部字，究竟与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发展有何关系？它们蕴含着怎样的古代社会情况？又是否与其它史料相照应、相验证？这些问题引起了包括汉字文化学、语言文化学、宝石鉴赏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的大量学者的注意，并对此各自展开了研究。
一、关于玉石及玉文化的溯源
唐兰从中国汉字偏旁发展出发，认为汉字偏旁“可以指示我们古代社会的进化。因为畜牧事业的发达，所以牛、羊、马、犬等部的文字特别多。因为农业的发达，所以又有草、木、禾、来等部。因为石器时代变为铜器时代，所以又有玉、石、金等部。因为思想进步，所以有言、心等部。”[4]她主张去探讨每部的内容，这将恰似于近代的一本专门辞典。根据唐兰的解释，玉部字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石器时代转变为铜器时代。
张光直先生也认为“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而这种转变在中国币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5]
而湖南省石化厅毛麒瑞则认为“中华民族爱玉崇玉的历史源远流长。用玉琢玉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因为4000一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在良诸文化和大溪文化遗址上就曾发现大量玉器装饰。[6]
在以自然奇石(而非石制品)为对象的活动方面, 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 最早至少能够追溯到3000 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据《周礼•仪礼•礼记》载:“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现焉。”[7]实际上，远在商、周时代(公元前20 世纪)，赏玉的活动就已十分普及。《山海经》和《轩辕黄帝传》指出，黄帝乃我国之“首用玉者”。[8]由于古代玉产量太少而十分珍贵,因此以“美石”代之。
另外，毛麒瑞从我国古代传说、玉字造型、古文献及考古发现等方面说明中国古代玉石之来源于昆仑。据传说，远古时居住在昆仑山一带的西王母曾到中原“献白环玉玦”；周穆王西行巡狩时, 登昆仑山，赞许“惟天下之良山,宝石之所在”。从玉字的造型来看，《尔雅·释丘》云“三成为昆仑丘（昆仑粗略可分三层）,取玉字从三贯一以取其形与欠”，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亦称“密尔岱山三成,下者为麓,上成者巅中成则琼瑶‘一点’示玉呈团块状产于岩石中或山麓洪积物之上函之, 殆非虚语矣。”而《山海经》中列举了产玉之地200多处，也几乎全部集中在昆仑山。明代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也称“凡玉人中国贵重用者, 尽出于 （和田）”。因此他认为, 中国古代玉石料来源于昆仑山这一说法是有其依据的。[9]在《说文》中，表示玉的产地的字有“璠、璵、珣、琨、玗、琪（璂）”等字，其中“璠、璵”两字均表鲁地，“珣”表产于东方，“琨”产于扬州，“玗、琪（璂）”产于夷。
关于古代玉文化的发展初期，有考古学者认为中国史上有一个玉石不分的阶段。考古中出土玉器中有玉铲、玉锛、玉刀等工具，但是玉的质地较脆，容易损坏，而且材料比较少见，因此这种工具会很快被淘汰。随着生产的发展，青铜器取代石器成为主要工具，而美玉作为一种形制被保留到礼器中。但徐中枢认为，“玉器仅为中国特有的产品”。他指出在新石器时代，玉器得到长足发展后，玉就不仅是装饰品，“他们还要把一切用具，从工具到兵器，从食器到乐器，都要用玉来做，或用玉镶嵌起来。”[10]简而言之，徐中枢认为玉是先有装饰作用才有实用作用。而夏鼐先生在《中国古文明起源》一书中认为，玉是我国古代文明区别玉其他文明的标志之一。玉最初是当做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使用的。玉有着丰富的色彩，柔和的光泽，温润的触感，在漫长的石器时代，逐渐培养了人类对它的肯定情感，赋予了玉制品一种珍贵的观念，由珍贵而分为两级：一为原始宗教；一为等级身份标识。前者为礼玉，后者为瑞玉。[11]笔者认为，由于一开始人们对玉的属性不了解，将玉与石混同制作为工具的可能性高，而后随着认识的加深才将玉从石中区分开来。因此玉的工具属性应早于装饰属性。
在汉字上，玉与石的关系也显而易见。“璞”字的本义便是是含有玉的石头。《战国策》载我国有四宝名器, 即周有砥厄, 宋有结绿, 梁有悬黎，楚有和璞。“和璞”, 就是产于楚国的和氏璧。[12]据春秋战国末《韩非子篇》和《山海经》记载，周时楚国有一樵夫名卞和, 居于荆山, 常路遇石室, 且有凤凰飞人石室。一日, 卞和执箭蔽于石室, 待凤凰啄珠归来, 猛箭射之,凤凰中箭远去,和凿取其璞。前后献给楚厉王和楚武王,两王听信玉人的话,以逛君欺王之罪相继砍去卞和的左右脚。后楚文王即位时, 派人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无瑕美玉。此玉因制为“璧”,名为“和氏璧”。和氏璧的来由暗示出：中国古代确有玉石难分的阶段，即便是贵族专用玉人都难以辨认，这也为玉的工具作用早于装饰作用提供了一个依据。同时从凤凰啄珠的故事看来，玉的出现一开始便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而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在《说文》中，许慎也收录了许多与石相关的字，如“璁、琎（璡）、瓒（瓚）、珂、珢、瑀、瑦、瑂、璒、玗、璎（瓔）、琅、瑯、瑊、瑶、珷、瑨、、 、 、 、 、 、 ”皆表“石之似玉者”；“ ”表黑石似玉；“琇、玖、璕、 、”表“石之次玉者”；“琨”表“石之青美者”；“珉”表“石之美者”。许慎在对表示玉的自然属性的文字进行阐释时，多次指出石与玉的关系。这既为我们指出了玉的外形特征——美，又揭示了玉的本质特征——石。同时，玉圭、玉璋等重要的礼器也是由远古时期人们使用的石斧、石铲等石器演变而来。这些都印证了玉出于石。
由于玉出于石，且玉的一开始已经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因此，开采玉的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法苑珠林》卷四十五《白泽图》里描述道：“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状美女，衣青衣。见之云桃尖刺之，而呼其名，则得之。”[13]此段记载又见于《艺文类聚》卷八十三，作：“白泽图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见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则可得也。”[14]从这些描述中可以得知，玉的神秘色彩之源，以及由于这种神秘文化色彩的涂抹和玉矿的稀有,采玉也成为一桩非常艰辛痛苦的劳作。宋应星《天工开物》曾记载了玉石的开采, 他说“ 玉璞不藏深土, 源泉峻急, 激映而生。然取者不生于所生处, 以急湍无著手。 其夏月水涨, 璞随湍流徙, 或百里,或二、三百里,取之河中”。[15]在宋应星的描述中，我们可知其指的应是“不藏深土”的河床玉的开采过程。
玉器产生之初，先民往往要对它们进行简单的加工，先是仿习石器的钻孔法，后来又用磨制方法。对于起装饰作用的玉石，则要加以文饰。甲骨文中已有“琱”字，“琱乃刻为文饰之谓”。[16]《说文》中出现了“琢”、“理”、“琱”、“玩”、、“璪”“瑑”、“”等字，便是制作玉器的方法。其中，“理”指顺着玉的纹理剖玉；“瑑”指玉器上隆起的雕刻花纹；“，琮玉之瑑”，即琮玉的浮雕花纹；“璪”则是表示玉制饰物上像小藻一样的花纹。
夏鼐先生认为“在中国玉器史上,汉代结束了殷商以来的传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汉代以后的各朝代,在中国玉器史上便成为一个新时代了。”[17]汉代之后，不仅其治玉方法改进了许多，在玉器鉴赏方面也更加细致，出现了专门表玉色、玉声的字。如《说文》中“瑛”、“璀”、“璨”、“璟”、“璘”表示玉光；“莹（瑩）”为玉色，“璊”、“琼（瓊）”表玉赤色；“瑕”表玉小赤，“玼”表玉色鲜，“瑳”表玉色鲜白。根据《说文》，玉色大体上分为五种：黄苍赤白玄。此外，还有表示玉的纹理特征的字，如“璱”的本义是“玉英华相带如瑟”；“瑮”的本义是“玉英华罗列秩秩”。
对于玉声的细致区分源于《礼记·玉藻》的“右徵角，左宫羽”。直到汉以后，人们还将玉声的清浊与地域结合在一起来鉴定玉器。《拾遗记》卷九载：“石崇的婢女翔凤善识玉：‘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者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18]但在《说文》中，玉声的区分是根据玉和其他器物相击来区分的，如“玎”、“琤”表玉器相击的声音；“琐（瑣）”表玉件相击的声音；“琮”、“瑢”表佩玉碰撞的声音；“玲”、“玱”、“瑝”表玉石相击的声音。对于玉所发出的美妙声音，潘存实的《妇德玉声如乐诗》里是这样赞颂的：“表质自坚贞，因人一叩鸣。静将金并响，妙与乐同声。杳杳疑风送，泠泠似曲成。韵含湘瑟切，音带舜弦清。不独藏虹气，犹能畅物情。后如为听，从此振”[19]
随着对玉的认识深化，其等级分类也逐渐分明起来。在《说文》中，许慎收录了20多个表不同质地的玉。其中，“瑾、瑜、璇（璿）、琳、瑶、玟、玫、玒、瑰（瓌）”表美玉；“璙、琯、璥、珦、璐、珂、珙、璵、、、”表普的玉；“班、琮、瑞”表瑞玉；“ ”表朽玉；“ （玺）”表 ；“ ”表双玉；“”表三彩玉；而“三玉二石”称为“瓒”。对于玉的质地的区分，可见汉代时玉已经有了好坏的等级区分。而通过《说文解字》中对“瓒”字的解释：“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20]，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玉文化中用玉已有等级的区别。
二、祭祀、丧葬用玉
祭祀玉专指那些用来祭祀天地四方、先祖列宗、日月星辰、山岳河川以及其他神灵的玉器。原始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发现玉石与其他石头在色泽、纹理、质地等诸多方面存在极大差异,对此又无法解释,于是把玉石与神灵联系到一起,认为玉是通灵之物,可达天地鬼神,于是加以崇拜,用来祭祀天地鬼神,以求神灵的佑助和福祉,这就是最初的玉意识。《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21]玉被用于祭祀天地四方神灵,尤其从“灵”“礼”字可以得到证明。
“灵”字在《说文》中也收录在“玉”部，其解释为：“灵巫，以玉事神。从玉，雷声。靈，或从巫。”但在金文中从示；小篆中从玉，或体从巫。刘志基先生认为，“同一个字如果存在不只一个字形，也就是所谓异体字，其形义之间便有了多维的联系，而这种具有多维的形义联系的字形又有更多的机会蕴涵某种文化信息。”[22]“灵”的字形可见玉与“示”、“巫”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示”字甲骨文中作，表示神坛；“巫”解释为“祝也，以舞降神者也”，显然巫师是祭祀的主管，是人神的沟通者，而玉是礼神之物，玉可以与神灵相通。以玉礼神，是为了祈求神的保佑。
《说文解字》中解释“礼”：“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从示从豐，豐亦声”。“豐”是“禮”的初文，甲骨文作“”。王国维认为“豐”“像二玉在器之形”，表“盛玉以奉神人”，其下半部是“豆”字，“豆”是高脚器，祭祀时用来盛放祭品的礼器。[23]进入王权社会,玉石这种珍贵之物由神及人,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即是说此。
《说文》中“玚”字的解说为:以祠宗庙者。可见“玚”可用于祭祀先祖列宗。《说文》中解释“珑”为“祷旱玉,龙纹。从玉,从龙,龙亦声”。大地干旱之时百姓便筑祈雨台,以“珑”祭上天祈雨。这几个字反映了古人用玉祭祀神灵的情况,关于这一点，古书上也有载。《周礼·典瑞》曰：“大祭祀,大旅,凡宾客之事,共其玉器奉之。”[24]这里的大祀是专门祭祀天地和宗庙的活动,按规定必须用玉帛和牺牲。《卜辞通篆》第121片记载：“庚申卜，万、贞南庚，玉又 。”第468片：“癸酉，贞：帝五玉，其三小牢？”[25]《甲骨文字典》解“玉”字，其中《甲骨文合集》第225片也有“戊戌卜，夬贞；王归，奏玉，其伐？”[26]的描写。可见古人用玉祭祀神灵，祈福卜卦在古文献上是有源可溯的。
《山海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神话传说著作，其中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社会信息，对于研究史前时期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山海经》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山经中，都记载有埋玉祭祀山神的礼俗，如《西山经》云：“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牲， 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圭百璧”。[27]除此之外，祭祀其他山神也很少有不用玉的。如：“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还之山,凡四十六山,万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马身而人面者十神……其十四种状皆负身而载玉, 其相之, 皆玉,不压……”[28]这一段文字中有神怪人物佩戴和使用玉器的叙述。因为祭祀带有很大保守性，一般不轻易变更，由此可推断祭祀山神用玉是非常古老的礼俗。
古人还祭四季。《说文·示部》中解释“祠”字，“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词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币。”即春祭时只用玉等物，由此也可反映出古人祭四季的情况。
古人祭神用玉,在为死者举行的丧葬仪式中也使用玉。《说文》中解释“琀”为“送死者口中玉也，从玉从含，含亦声。”古人用琀玉，一说是指“事死如事生”。亲人死了,孝子“不欲空其口”,口中含玉,像永远吃东西似的。另一说是认为玉可以防腐，如葛洪《抱朴子》载有“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29]《说文》中还有另一字“”表“遗玉”。遗玉即是丧事中送给死者的玉。《周礼·天官·大宰》中也有：“大丧,赞赠玉含玉”。赠玉即葬时穿土下棺,用玉加在丝帛上,用以殉葬。从考古发掘看，此习俗出现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时代，在今天中国一些地方仍有遗存。[30]
从古人墓葬出土的玉件中也可以看出古人对玉制品的钟爱。从考古上看，被发掘的古帝王墓，多有玉器陪葬。2006年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了西汉狮子山楚王陵墓出土的金缕玉衣，是至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精美的玉衣。它由4248片和田玉片和1576克金丝串成。同时展出的还有和它一同出土，号称“中国第一棺”的狮子山楚王陵镶玉漆棺，它镶嵌了8.95平方米玉片。可见，当时玉制品成为古代帝王丧葬的重要理念之一。
古人出于自然崇拜意识,把玉看作是“天地精灵”, 对此中国古代典籍和古代哲人多有记载或论述。如《国语》:“玉帛为二精。”孔子:“水之精为玉。”管子:“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 化如神。”《淮南子》:“钟山之玉, 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 得天地之精也。”《玉记》:“玉为阳气之纯精。”“乾坤之灵秀,或郁为休证,山水之精英每凝为宝玉。故凡产玉之区,多在山川之内……”[31]古人把玉视作神异之物,认为它有通灵之功, 因此便用玉祭天地、祀神明、祛邪避凶,祀求赐福降祥,古人对玉的崇拜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玉在这个时期承载的是“神”,具有丰富的原始宗教的内涵。
此外，中国古代的玉文化与外来宗教信仰的流传也不无关系。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以后, 在流传及发展的过程中, 也和中国传统的玉文化发生了一定的联系, 并借此联系加速了自身的发展,巩固了它的地位。佛教用玉的主要方式是用玉造像。佛教摄取了中华民族崇尚美玉的传统观念, 用玉石造像, 主要是投合中国人传统的信玉、崇玉的心理, 以扩大和加深自身的传播, 与其教义无关。刘素琴认为，“作为域外文化向中国的输入,佛教和玉文化的联系只是借形式上的依附和早已深入人心的儒家学说与蓬勃兴起的道教争夺阵地, 以求得自身的发展。”[32]
隋唐以后, 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儒释道逐渐融为一体。儒家思想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而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此后出现的玉文化的高潮是对古代礼玉制度有选择的继承和包括佛、道内容在内的各种新型玉雕工艺的开拓与创新。
三、礼用玉器
礼用的玉器是指那些用来标志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权势和等级,以及用于政治礼仪活动的专用玉器,比如用于表示权力、职官等级、国事礼仪以至宫廷婚聘诸种礼节的玉器。《说文》中很多字体现了在封建社会玉器的这一用途。
对于玉礼器的使用，《周礼》中有“六器”之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珪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33]王国维曾在其专著《释礼》中说：殷墟卜辞中所见的札字初文“象二玉在器中之形, 左右行礼以玉”[34]。
《说文》中“玉”部字也对此作了记录。其中表示玉璧类的玉器就有很多。如“璧”指的是平而圆,中心有孔的玉；“珙”指的是大璧；“瑗”指大孔璧；环（環）：圆形而中间有孔的璧；“玦”指环形而有缺口的佩玉；“璜”指半壁形的玉；“瑄”指古代祭天用的璧；“琰”则指璧上的花纹。
《说文解字》中解释“璧”为“瑞玉环也。从玉,辟声”。璧是用作印信凭证的玉,是以专门的玉材制作的表示大吉大利的信物,平面而正中有孔。璧的造型有三种重要的含义:一是昊天上帝的象征;二是君主和政权的象征;三是吉兆和吉祥的象征。古人相信天圆地方,以圆形的玉璧写意上天是不难理解的。从造字的角度来讲,虽然许慎解为形声字，“辟”表声,但是“辟”本身即有君主和法度的意思，因此“辟”也有表意作用。所以，“璧”代表天命、天子、天授王权最恰当不过了。
与“璧”相关的字还有“瑗”、“环”。《尔雅》中解释:“好倍肉谓之瑗,肉倍好谓之璧”，“肉若好一谓之环”。这里“肉”指璧的边部,即整个玉器的实体,“好”
指璧中间的圆孔,在中间有孔的圆形玉器中,边宽为内孔直径两倍的叫做璧,内孔直径是边宽的两倍的叫做瑗,边宽与内孔的直径相等的叫做环。《说文》指出“瑗”:“人君上除陛以相引,即人君上台阶,侍者用玉璧来牵引人君。”天子升座也需要搀扶,但臣子若要接触到天子的手,则为大不敬。为避免两手相碰,就用一瑗相连,所以瑗的孔径要超过边玉的宽度。
“玦”的造型是在环的基础上打开一个缺口。环和玦都是信物,是用于传递或表达信息的玉器。环表示首肯,而玦因为是“环之不周者”,有个缺口而引申为与人断绝的象征,往往表示拒绝。《荀子》里面讲到:“绝人以玦,反绝以环”。《鸿门宴》中也有“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
琮也是古代很重要的礼用玉器。《说文》:“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从玉,宗声”。郑注《周礼》曰:“八方象地”。琮是一件外方内圆,中间空的立体状瑞玉。琮有三方面的象征含义:其一是琮和璧相对,璧代表大地;其二是琮是“玉”和“宗”的合写,象征着祖宗和宗庙,比附万物之宗聚也。其三是王后和诸侯夫人的瑞玉,是母性的权柄。
四、政治及军用玉器
到周朝，玉不仅用于祭祀、丧葬，也被广泛用于政治生活，比如朝会、军事、外交礼聘等。玉作为礼器，也有政治功能和等级。
《周礼》曰：“天子执瑁。四寸。”郑玄注《周礼》“瑁”字时说：“名曰冒者，言徳覆盖天下也。四寸者方，以遵接卑，以小为贵。”[35]《说文》中释“瑁”：“天子所执之玉，用以合诸侯的圭,覆于圭上”。而诸侯朝见天子，执圭。
《说文》收录的表示“圭”类的玉器有很多。如“瓛”表玉圭；“玠”表大的圭；“珽”表长三尺的大圭，也指古代天子所持的玉笏；“玚（瑒）”指长一尺两寸的圭；“璋”表半个圭；“琬”表示一种上端浑圆而无棱角的圭。从这些字看来，圭应该也是玉，但“圭”字并不是玉部字，而是被归在《说文·土部》：“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珪，九寸；侯执信珪、伯执躬珪，皆七寸；子执毂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楚爵有执圭。”并注：“古之圭从玉，即珪。”这与《周礼·春官·大宗伯》中的记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珪，公执桓珪，侯执信珪，伯执躬珪，子执谷璧，男执蒲璧。”[36]相照应。
《周礼·考工记·玉人》中也有对用玉作出明确规定：“命圭九寸，谓之桓珪，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珪，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珪，伯守之。”这些玉器以形状大小和雕刻纹饰的不同，代表着王侯身份和地位的差别。《礼记·玉藻》中也有记载：“天子配白玉，而玄组绶；公侯配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配水仓玉，而纯组绶；世子配瑜玉，而组绶；士配瑜纹，而縕组绶。”[37]这是以玉的颜色和质地的不同来体现地位的差别。可见，到周代，玉器另一重要社会功用就是作为朝会时所执的瑞信，用以彰显身份和地位。
《说文》中提到的表示与军事有关的玉的字有“瑞”“琥”字。“瑞：以玉为信也，从玉。”把玉作为凭据、信物，称为“瑞”。古代发兵、调兵要凭信物。“琥”就是一种调兵信物。《说文》中解释“琥：发兵瑞玉,为虎文,从玉,从虎,虎亦声。”许慎认为琥是依据玉器上所刻的纹饰来命名的，但是相当多的玉器纹饰是仿自然事物和动物的形态，虎纹在许多器物上都出现了，不能一概视为琥。据夏鼐先生考证：“我以为表面刻虎纹的玉器应依器形命名，前加‘虎纹’二字。至于虎形玉器，有孔的可称为玉佩，无孔的当为玩器或陈列品，可称为玉虎。”[38]《周礼·春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郑玄注：“牙璋，缘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若今时以铜虎符发兵。”可见，牙璋是古代君王用以调动军队的兵符。段玉裁注曰：“《周礼》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不以琥也……汉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遣使者至郡国和虎符，符合乃听受之。盖以代牙璋也”。表明古代先用玉制兵符，到汉代才改为铜制虎符。
古代外交礼聘也要用玉。《周礼·考工记·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聘。”《仪礼·聘礼》中记载：“以圭璋聘，重礼也。”郑玄注：“言国独以此为宝也，四器谓圭、璋、璧、琮。”圭、璋、璧、琮就是外交礼聘用的瑞玉。《礼记·聘义》中记载：“执玉，其有籍者凭，无籍者则袭。”说的就是使臣出示他国行聘礼时执玉的情况。
根据《周礼· 天官·家宰》记载，周代甚至专设“玉府” 这一职能部门。玉府专门掌理王者的金玉玩好, 平常供给王者饰玉,；王者斋戒,则供给玉制的食器；王者死,则供给含玉。
隋唐以后,儒释道逐渐融为一体。此后出现的玉文化的宗教功 能和政治功能越来越呈现出被艺术功能和欣赏功能所取代的倾向。
五、装饰用玉
古人除了将玉广泛用于祭祀、丧葬、朝聘、军事等方面外，还用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礼记·曲礼下》中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这里的“君”指侯。孔颖达的解释为:“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无故不去玉,则知下通于士也。”就是说,佩玉不限于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下层的士也要佩玉。
但《山海经》中有近二十处记载祭神用玉，却仅有两次提及佩戴美玉。书中记录的神话传说中的帝王和英雄，只有夏后启佩玉璜，而那些处在夏后启以前的神话传说人物，却没有任何人以玉为佩饰。可见，在对玉的享用上是先神后人，祭祀用玉先于佩饰用玉。通过对《山海经》的探究，我们还会发现：即便是佩饰用玉，古人最初的动机和目的，也不像后人纯粹是出于审美的需要，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据《山海经·西次山经》中记载：黄帝取山之玉的精华，投种鱼钟山之阳，生出五色发作、以和柔刚的瑾瑜美玉，“君子服之，以御不祥”。[39]可见，最早佩玉的古人，其根本目的在于抵御不祥事物的侵害，而并非是为了审美需要。古人佩玉的心理动机和祭祀用玉的心理动机一样，也是出于逢凶化吉、趋利避害的实用目的。
《说文》中表示玉饰品的汉字非常多。如表示珠子类的就有“珠、、玑（璣）、琅、玕、珍（珎）、璃（琍、瓈）、、、 ”等。其中，“ 、 ”均指明珠，而“ ”指“珠五百枚”。此外还有许多表示玉饰的名称的字，如“ 、”表示玉佩；“璪”表皇冠下垂玉饰,用丝线串玉,形状像水藻；“珥、瑱”表耳饰；“璩”是耳环；“珈”特指妇人首饰；“珰”指华饰；“琚”指的是古人佩带的一种玉,系在珩和璜之间。“珩”在《说文》中解释为“佩上玉”，是一组玉佩中横在最上面的玉器,是用来节制佩玉者的行步的。佩上面由好几种玉组成,人走动时,佩玉互相撞击,发出铿锵悦耳的声音。这声音对人起提示的作用,所以许慎说“珩”的功用是“所以节行止”。“瑬”指垂玉，即帝王冕前垂的玉串,共二十四串,因这些玉串,如徐锴所说“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所以叫做瑬。“瑱”，又叫做“充耳”,是先秦上古时期人们的一种装饰。刘熙《释名·释首饰》里说“瑱,镇也。悬当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或曰充耳,充塞也。塞耳亦所以止听也。故里语曰‘不瘖不聋,不成姑公’”。由此可见“瑱”是象征性地塞耳,把玉悬垂在耳旁,同时也暗示对眼前的是非要装聋作哑。与“瑱”用途相同的还有“珥”。《说文》中解释“珥,瑱也,从玉耳,耳亦声”。
我国古代有很多器具都是用玉件来进行镶嵌装饰,一来是为了求美观提身价，二来是为了通神灵求吉祥，比如、珌、、等。“”指佩刀上饰，而“珌”指佩刀下饰；琫是佩刀鞘口处的装饰,珌是鞘口下方人装饰。“”指剑鼻玉；“ ”指车盖玉。从这些记录玉饰品的汉字中可以看出玉饰品在古代被广泛使用。
除此之外，《说文》中还收录了其他与生活和审美相关的玉部字，如“、 、琯、璈”等，其中“琯”和“璈”都是指古乐器，琯“用玉制成,六孔,像笛”。
六、玉的道德内涵
许慎在《说文·序》中称：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凭证，也是统治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的工具。[40]张兰香和钱振峰认为：“在中国传统玉文化中,影响最深, 并曾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同的恐怕要算是‘玉为灵瑞之物’和‘玉为道德之尊’这两说了。”[41]那么，中国古代玉文化中蕴含了怎样的道德内涵呢？”
对于玉与德的关系，《礼记·玉藻》说得非常清楚：“古之君子必佩玉”[42]“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43]这段话要求君子时刻佩玉，并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礼记·玉藻》篇还有：“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44]要求君子在行走时，使佩玉发出和谐的锵鸣声，从而提醒自己要保持温文尔雅的风范以及无邪僻之心。
对于玉的道德描述最详细的莫过于《礼记·聘义》里的记述：“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慎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旁达，信也；气若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徳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45]在这段话中，孔子用玉比徳于君子，认为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徳、道十一种品质。
除此之外,玉为道德化身之说内容繁简不一, 大同小异。管子论玉有“九德”：“夫玉之所以资者，九德出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智也；坚而不墨，义也；廉而不纠，行也；鲜而不垢，法也；折而不挠，勇也；取适皆见，稿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是以为符瑞。”此外，《五经通义》曰：“玉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于智；锐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挠有似于义；有瑕于内必见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坠有似于礼。”而到了汉代,许慎在《说文》中将玉解释为: “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 仁之方也; 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 义之方也; 其声舒扬, 以远闻,智之方也; 不挠而折, 勇之方也; 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46]实际上指的是玉的色泽、纹理、质地、硬度、韧性五个特性。正因为玉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内涵, 所以君子必佩之, 并且无故“玉不去身”。
《浅谈中国玉文化与儒家思想》一文中，作者认为玉成为君子德行操守的化身和社会道德的象征物。“先人的‘玉德’说,将玉人格化,并使玉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和谐地统一,达到了‘人玉一体’的境界。”[47]
关于古代玉文化中玉的道德内涵，在我国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也多有体现。《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 篇诗歌,其中有不少涉及到玉或与玉有关的名篇名句。如“知子之来之, 杂佩以赠之”,“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白珪之 ，尚可磨也，斯言之 ，不可为也。”[48]屈原也有:“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同寿, 与日月兮同光。”[49]《北齐书·元景安传》中更有：“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的说法。之后,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用“玉”字的句子或题名,还有很多以玉文化素材为创作线索的代表作品。如《李太白文集》中，“玉”字就出现了300多次。可以看出，作为具象的玉、玉器和意象的玉文化，不仅在生活中为诗人李白所熟知，还深深根植于诗人的创作意念之中。
七、结论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负载着独特的文化信息。王玉新先生认为，汉字是汉民族思维的产物，同时也是汉民族特定思维方式的工具，一经产生就必然以其特有的符号形式，“作为一种认知的中介，构成民族思维认知的结果，反映着汉民族认知的历史，形成特定的民族文化形态。”[50]陆宗达先生也认为：“文字的形体构造和词义的发展变化，往往反映出当时的真实情况。”[51]
中国早期汉字的象形程度很高, 发展到小篆时代,其构形大部分还带有理据,不仅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经验,也充分体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说文解字》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是以小篆为主。许慎对汉字进行整理,“分别部居”,据形系联,因义分类,然后分析字形、说解字义。汉字按义类聚后,每部收字多少或反映出人们对这一领域认识的深入程度,或反映这一领域与当时人类生活的密切程度。中国古代玉部字收字较多，可见玉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通过对玉部字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时玉在人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奉正坤先生认为，“语言文字，从根源上或者早期从本质上来说，主要不是任意性而是必然性。”[52]根据语言文字具有必然性的原理，我们可以推论预测某一民族的思想发展史及文化走向。语言符号不仅是一个个音义结合的语词单位，而且是一个体现道统的文化符号。玉部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的玉文化即社会习俗，也映射人们在造字是的认知策略和当时的文化规约。从结构上来看，他们又几乎和所有的玉部字一样，同属于同一个形式范畴。在玉部中，玉作为类化符号，不仅使认知对象有序化，形成一个个类聚体，而且具有象征作用。象征性实际上是借人的某种联想形成的特定联系，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是一种社会习惯。
通过对《说文解字》中玉部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玉文化曾经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玉文化的演绎中，人们赋予玉以道德伦理色彩，使玉成为有德君子的化身。正因为这些思想观念及文化意识，“玉”这一自然之物具有了众多的社会功能，也具有了深层的文化内涵。
另一方面，玉文化意识的充分演绎反过来又促进了玉文化的辉煌。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古代中国的文化是一种“玉的文化”，“中国古代人美感的最佳代表是玉”，“玉和孔子代表美育发达的古代中国”。
2010年01月16日
于康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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