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游无度用人无方的昏君唐懿宗
唐懿宗李漼,是唐宣宗李忱的长子,曾被封为郓王,不知是不是因为“叛逆青年”原故,素来不讨父皇的喜欢。唐宣宗喜爱的是三子李滋,因为类己,所以打算立他为太子。但废长立次,又担心日后会引起内争,故而一直纠结未定。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唐宣宗病危时,密召枢密使王归长等三人入寝宫,拟立李滋为太子,但还未来得及写好遗诏就驾崩了。手握禁军的宦官王宗实,粉碎了唐宣宗留给王归长的遗愿,迎李漼入宫,立为太子,次日于柩前即位,次年十一月,改年号为“咸通”。然而,唐懿宗却是个“以昏庸相继”(《新唐书》语)的地道昏君。
唐懿宗虽然当了皇帝,但对上朝的热情明显不如饮酒作乐,宫中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每月在宫里总要大摆宴席十几次。除了饮酒,就是观看乐工优伶的表演,哪怕是外出游幸,也都会带上这些人。他仅在宫中供养的乐工就有五百人之多,只要他高兴,就会对这些人大加赏赐,动辄上千贯钱。在宫中腻烦了,他就会随时临幸长安郊外的行宫别馆。由于他来去不定,行宫负责接待的官员随时都要备好食宿,音乐自然也不能缺少。那些需要陪同出行的亲王,也要经常备好坐骑,以便随时可能的行动,搞得大家苦不堪言。据《资治通鉴》记载,唐懿宗每次出行,宫廷内外的扈从多达十余万人,费用开支之大难以计算,这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对于唐懿宗的“游宴无节”,担任谏官的左拾遗刘蜕提出劝谏,希望皇上能够以国事为重,向天下展示出体恤边将、关怀臣民的姿态,减少娱乐。对此,唐懿宗根本听不进去。咸通四年(公元863年)二月,唐懿宗竟将高祖献陵以下到宣宗贞陵,十六座帝陵统统拜了一遍。“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资治通鉴》语)在他的表率作用下,大唐的整个官场都弥漫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风气。“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韦庄),正是对这一世态最好的描绘。
唐懿宗的昏庸,不仅仅在于欢宴游乐,还在于用人上。归纳起来,他是用人如盲,用人无方。即位之初,他就罢免了刚任命不久的宰相令狐绹,而改任白敏中。白敏中虽是前朝老臣,但在入朝时不慎摔伤,一直卧病在床,三次上表请辞,他都不批准。白敏中有病不能上朝,正中他下怀,可以借故不理朝政。和其他的宰相朝会讨论政事也是敷衍了事。右补阙王谱说:“白敏中自正月卧病,已经有四个月了。陛下虽然也和其他的宰相坐语,但未尝有到三刻(古代一昼夜为一百刻)的。这样,陛下那有时间和宰相讨论天下大事呢?”这番话使唐懿宗很不舒服,竟要把王谱贬出朝廷去任县令。给事中郑公舆认为王谱是谏官,论事不应当贬斥。唐懿宗就将此事交给宰相复议,那些宰相不顾国家体制,认为王谱不仅是对皇上劝谏,也涉及到宰相白敏中,竟然同意将王谱贬职。
唐懿宗在位期间,走马灯似的一共任用了二十一位宰相。由于他对政事兴致不高,宰相的事务性权力还是很大,是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但因唐懿宗用人如盲,用人无方,大多数宰相不是碌碌无为之辈,就是爱财如命、为人不堪之辈。譬如,咸通初任宰相的杜悰,就是个尸位素餐,外号叫“秃角犀”的人;又譬如,咸通五年任宰相的路岩,就是个拉帮结派,招纳贿赂,奢肆不法的人。一个叫陈蟠叟的官员向懿宗报告:若抄边咸(路岩的亲信)的家,可佐助国家两年的军费。却被懿宗痛斥了一番,从此更是无人敢言。路岩和稍后任相的驸马都尉韦保衡沆瀣一气,二人“势动天下”,当时人称他们为“牛头阿旁”,意思是像厉鬼一样“阴恶可畏”,宰相的贪污堕落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长安城的居民把其中曹确、杨收、徐商、路岩等几个宰相的姓名编了一首歌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 。商人都不管,货赂(路)几时休?”宰相的尸位素餐,贪污堕落,更加重了大唐王朝的统治危机。
与唐宣宗爱惜官赏,不轻易授人不同,唐懿宗对于官赏毫不在乎。他赏人官职、赐人钱财,常常是兴之所至、随心所欲。伶官李可及,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宛转曲折,听者忘倦,长安市井的商贾屠夫,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一般模仿他,当时称为“拍弹”,如今叫作“粉丝”。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死后,他谱写了《叹百年舞曲》,词语凄恻,闻者涕流,使皇帝的思念之情深受抚慰。唐懿宗因此很宠爱他,把他封为威卫将军。授予伶官朝廷官职,这是唐朝从没有的先例。唐太宗时期,对工商杂色之流的任职做了严格限制,对这些人仅限于赏赐财物,从来不准超授官秩。唐文宗想授予一个乐官王府率的职务,也因为遭到谏官的强烈反对而改授地方官职。唐懿宗授予李可及朝廷官职,宰相也提出过意见,但他根本不听。李可及的儿子娶妻,唐懿宗赐他二银樽酒,其实里面不是酒,而是“金翠”。
随意破坏固有科举取士规矩,是唐懿宗理政昏庸的一个重要方面。科举取士是唐朝以来最为士子看重的入仕之途,尤其是进士科在唐朝享有崇高的声誉,故唐人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本来每年春天由礼部负责考试选拔进士,但是唐懿宗时期,他的亲信则不需要参加礼部考试,可直接以“特敕赐及第”的方式被授予进士出身。皇帝的敕书代替了礼部的金榜,给科举取士带了个“开后门”的坏头。因为皇帝的恩宠而“登龙门”,也因此成为唐懿宗时代人们嘲讽的话题。
唐懿宗的昏庸也体现在他对佛教的崇佞上。在他的倡导下,佛教的发展比唐宣宗时更迅速,大规模的法会空前兴盛,佛寺中的诵经声响彻长安上空。唐懿宗崇佞佛教的高潮,是举行超过唐宪宗时期的法门寺迎奉佛骨活动。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三月,群臣一致反对唐懿宗下达的迎奉佛骨诏书。大臣们认为,此举不但劳民伤财,而且还有宪宗迎奉佛骨后暴死的前车之鉴,是不祥之举。唐懿宗对此充耳不闻,他对大臣们讲:“朕能活着见到佛骨,就是死了,也没有留下遗憾了!”这次迎奉佛骨从京城到法门寺,沿途禁军和兵仗绵延数十里,场面之壮观,规模之宏大,远远超出了宪宗皇帝的规模,甚至超过了皇帝主持的祭天大典。四月八日,佛骨舍利迎入京城,在宫中供奉三天后,唐懿宗允许送到京城的寺院让百姓瞻仰。虔诚的信众不惜点燃自己的手臂或者在头顶上燃香奉礼,富豪之家则举行法会,在法会上,他们甚至以水银为池,以金玉为树,招集高僧大德,又请来戏班子载歌载舞,相互斗法。宰相以下朝廷百官也竞相施舍金帛,数量相当可观。这次迎奉佛骨持续时间相当长,直到唐僖宗即位后,才把佛骨送归法门寺。
唐懿宗如此坚决地迎奉佛骨真身舍利,用他的话说是“为百姓祈福”,实际上是为自己祈求平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佛骨真身舍利并没有给他带来福荫。佛骨迎入京师不久,他又一次病重。七月十六日,懿宗皇帝已经“疾大渐”,无力回天了。难怪有史家评价说:“佛骨才入于应门,龙已泣于苍野。”意思是说,唐懿宗迎奉的佛骨刚刚进了宫门,载着他灵柩的丧车就已伴着众人的哭泣到了墓地。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九日,四十一岁的唐懿宗在咸宁殿结束了他骄奢淫逸、昏庸无能的一生。这时,大唐王朝末世的挽歌已经隐约可闻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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