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知识分子论
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第一章知识分子的代表
20世纪对于知识分子最著名的两个描述，……第一个描述来自葛兰西。
葛兰西试着显示，在社会中履行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知识分子，例如老师、教士、行政官吏，这类人代代从事相同的工作；第二类是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s)，……“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在创造自己的11同时，也创造出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新法律系统的组织者等等。”[1]今天的广告或公关专家，设计各种技术来为某家清洁剂公司或航空公司赢取更多的市场，根据葛兰西的说法，这些人可以被视为有机的知识分子……
另一个极端则是班达对于知识分子著名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clerisy)，的确是稀有罕见之人，因为他们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纪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因此，班达对这些人用上了宗教术语——神职人员(clerics)……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乐于寻求拥有非物12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2]
然而，班达所举的例子显示他并不支持这种观念：完全抽离的、超乎世俗的、象牙塔里的思想家，极为孤立并献身于深奥、甚至可能是玄奥的题材。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
根据班达的看法，当今知识分子处境之难在于他们已经把自己的道德权威让给了他所谓的“集体激情的组织”(organizationof collectivepassions)。这是个具有先见之明的词汇，其内容包括了宗派观念、群众情结、民族主义的好勇斗狠、阶级利益等。13
法国哲学家福柯也说，所谓的普遍的知识分子(universalintellectual)……他们的地位已经被15“特殊的”知识分子(类似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摘者)所取代[3]，这些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一个行业中工作，但无论如何都能运用他们的专长。
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16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无意地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17
我在阅读萨特或罗素的作品时，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而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认为藉藉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18
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向社会宣扬的理念或服务，并不意味主要为了强化自我或颂扬地位，亦非有意服侍有权势的官僚机构或慷慨的雇主。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信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23
今天的知识分子代表什 么？我认为这个问题最佳、最诚实的答案之一来自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米尔斯的说法如下：
只有少数人依然有足够能力抗拒、防止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而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正属于这群人。近代传播工具以见解和才智的刻板印象吞没了我们，因此新鲜的感受现在包含了有能力持续地揭穿、粉碎那些刻板印象。这些大众艺术和大众思考的世界愈来愈迎合政治的要求，那也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团结和努力必须集中于政治。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斗争中的真理价值，就不能负责地处理活生生的整体经验。[4]24
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26
第二章为民族与传统设限
对1920年代的班达而言，知识分子的危险在于太过遵从阿诺德的处置方式：知识分子在显示给法国人看法国的科学和文学多么伟大时，也教导公民隶属民族社群本身就是目的……相反，班达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不再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而应该集中于超越的价值，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价值。31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33
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忠诚这个问题的困扰和无情的挑战。38……根据范农的说法，当地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能只是以当地警察取代白人警察，而是要创造新灵魂——此词是他借自赛沙尔的。换言之，虽然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为了确保社群生存的所作所为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并不能因而使知识分子失去其批判意识或减低批判意识的必要性，因为这些都该超越生存的问题，而到达政治解放的层次，批判领导阶级，提供另类选择(这些另类选择在身边的主要战事中，经常被视为无关而被边缘化或置于不顾)。……在这方面，像印度的泰戈尔或古巴的马蒂那样伟大的知识分子都是典范，虽然他们一直是民族主义者，但绝不因为民族主义而减低他们的批评。39
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41
第三章知识分子的流亡
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45
首先我得提出一些初步的论点。
其中之一就是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我对于流亡的知识分子的诊断，来自本讲开始时有关流离失所和迁徙的社会和政治史，但并不限于此。甚至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为所谓的圈内人和圈外人：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
其次，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48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49
阿多诺所表现出的悖论、反讽、无情的批判显示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同样地厌恶、痛恨所有的系统——不管是我们这一边的系统，或是他们那一边的系统。对他而言，人生最虚假的莫过于集体——他有一次说，整体总是虚假的——他接着说，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下列事物的重要性：主观、个人意识、在全面受到掌理的社会无法严密管制的事物。51
……阿多诺指陈：“在自己家中没有如归的安适自在之感，这是道德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悖论的命题导向毁灭，无情无爱地漠视事物必然也不利于人们；反面命题一旦说出，对于那些内疚地想维持自己既有事物的人来说，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错误的生命无法正确地生活。”[5]
换言之，即使对于尝试维持虚悬状态的流亡者，也没有真正的逃脱之道，因为处于两者之间的状态，本身可以成为一个严苛的意识形态立场，一种居所(这种居所的虚假在时间中被掩盖)，而人太容易就对这些习以为常了。但52是，阿多诺继续追逼：“怀疑的探究总是有益的”，涉及知识分子的写作时尤其如此。“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即使如此，阿多诺最后提到不得松懈严苛的自我分析：
要求一个人坚强起来对抗自怜，暗示着在技术上必须以全然的警觉去对抗任何知识张力的松懈，并消除开始使作品(或写作)僵化或怠惰地随波逐流的任何事物……结果，作者不被允许在他的作品中存活。53
流亡的知识分子必然是反讽的、怀疑的、甚至不大正经——但却非犬儒的(cynical)。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如果在体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成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那就成为独一无二的乐趣。56
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集团的成员不悦。57
第四章专业人士与业余者
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以兼顾现实与理想的方式，而非犬儒的方式来探究。王尔德说，犬儒者知道每件事的价钱，却连一件事的价值都不知道。仅仅因为知识分子在大学或为报纸工作谋生，就指控他们全都是出卖者，这种指控是粗糙、终致无意义的。……另一方面，把个体知识分子61当成完美的理想，像是身穿闪亮盔甲的武士，纯洁、高中得不容怀疑会受到任何物质利益的诱惑，这种想法也同样草率。
完全的沉寂或完全的反叛都不可取。……
一位名叫贾克比的不满现状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出版了一本书，激起很多的讨论，其中多为赞同之词。此书书名为《最后的知识分子》，主张的是下述无懈可击的论点：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62
贾克比再三回到他对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63
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professionalism)。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65
(萨特)他的确说过知识分子在被社会包围、劝诱、围困、威吓，要求成为这样或那样时，更成其为知识分子，因为惟有在那时和那个基础上，才能建构出知识分子的工作。
今天的压力是什么？……尽管这些压力66普遍可见，但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这些压力中的第一个就是专门化(specialization)。……没有人会反对专业能力，但如果它使人昧于个人直接领域……之外的任何事情，并为了一套权威和经典的观念而牺牲一个人广泛的文化时，那么那种能力就得不偿失。
如果专门化是各地所有教育体系中存在的一种广泛的工具性压力，那么专业知识和崇拜合格专家的作法则是战后世界中更特殊的压力。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为合格；——些权威指导你说正确的语言，引用正确的权威，局限于正确的领67域……
专业态度的第三个压力就是其追随者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用。69
因此，知识分子的问题是尝试处理我所讨论的现代专业化的冲击，其方式不是假装那些冲击不存在或否认它们的影响力，而是再现另一套不同的价值和特有的权利。我把这些总结在业余的名下，就字面而言，这类行为的动力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隘的专门化。
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此外，身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进入并置换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仅为专业的例行作法，使其活泼、激进得多；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能问为什么做这件事，谁从中获利，这件事如何能重新连接上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想。71
第五章对权势说真话
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便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
我先前即主张，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的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75
打动我的是我能真正选择支持的理念与观念，因为它们符合我所相信的价值和原则。因此，我认为自己并不受限于文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并不因为只有教授欧洲文学和美国文学的正式资格而把自己排除于公共政策之外。
我甚至要说，知识分子必须终生与神圣的幻景(sacredvision)或文本的所有守护者争辩，因为这些守护者所造成的破坏不可胜数，而他们严厉残酷不容许不同意见，当然更不容许歧异。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者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76
若要维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认可的人。80
在我看来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所谓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有争议性；需要老板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想要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84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负责可靠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
最后，要对知识分子介入的模式进一言。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方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是的，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响。85
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86
第六章总是失败的诸神
我们缺乏领土主权，只有小小的胜利以及微小的空间来庆祝这些胜利。也许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不愿像许多人那样完全投入一个运动或政党，在信念与支持上毫无保留。我就是做不到这一点——91宁愿保有局外人和怀疑者的自主性，而不愿具有改信者与真正信仰者的热心所传达出的模糊的宗教性质。92
在我看来，宗教信仰本身既可以理解，又是极个人的事。然而如果完全教条式的体系认定一边完全是善良、一边是完全邪恶，当这种体系取代了活泼的、你来我往的互动过程时，世俗的知识分子觉得一个领域对另一个领域的侵犯是不受欢迎而且不合适的。95
真正知识分子的分析不许把一边称为无辜，而把另一边称为邪恶。99
对我来说有趣得多的是，如何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反讽——最好也是自我反讽。……在今天的世界里，毫不质疑地屈从于权威是对主动的、道德的、知识的生活最大的威胁之一。100
访谈录
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所知不多，但我认为这些传统都有宫廷的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我们的传统中这种人也很多。我一向反对这种情形。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一点是我特别要说的。103
在艰难的时刻，知识分子是支持国家的理念重要，还是批评更为重要。而我采取的立场是：批评更为重要。……老一辈的观念是：你可以既身为知识分子，又与权力挂钩。这是我难以苟同的。104
在很多方面我是个经验主义者(empiricist)。阅读的经验、文本的经验对我而言是首要的。
(我发现“再现”“世俗性”“现世性”“抗拒”“另类”“游牧”“混杂”“对位”“批判意识”等字眼一再出现。你能不能找一条线索把它们串起来？)
是的。其中之一就是复杂性与同时性(complexity andsimultaneity)。那对我来说很重要。也就是说，当你听到一件事时，也听到另一件。这包括了“对位”“另类”和“抗拒”——所以这是一条主线。第二条主线就是强而有力的历史意识，在这方面我回到维科。因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因此，“世俗”就是由人类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事物，而且意识到人类的努力。那可以说明“批判意识”“世俗性”那类字眼。我想，那是两个主要类别。114
[1]葛兰西：《狱中札记》。
[2]班达：《知识分子之背叛》。
[3]福柯：《权力/知识：访谈录与其他写作选集，1972-1922》，PP.127-128。
[4]米尔斯，《权力、政治与人民：米尔斯论文集》(Power,Politics,andPeople: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Wright Mills, ed. Irving LouisHorowitz)(Newyork:Ballantine,1963),P.299.
[5]阿多诺：《道德的最低限度：残生省思》(Minima Moralia: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