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这次“读书月”中，读到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并由此延伸到了与之同时发表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读后浮想联翩，写下此篇，与网友交流，并将《野百合花》原文附后。
《野百合花》读后感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在1942年3月13日、3月23日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是以连载方式发表的。全文共分五个部分，分别加了小标题。作品对当时延安革命根据地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揭示，概括起来主要有：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特权，虚伪，冷漠，缺乏人情味等。
从目前揭示的当时情况来看，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野百合花》的文风虽然有点像鲁迅，但是远不及鲁迅犀利，更读不出“骂”的意思。非但如此，从题目到内容都明显可以看出，王实味是本着希望党改变自身的一些缺点从而更加完美的态度。
然而，当时的当权者连这样的作品也是不允许的，在他们看来，对领导人的言行只能说“是”，不能批评，更不能揭露，否则，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当时，王震等人对《野百合花》都很反感，他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耄这时已经实权在握，更不满意延安思想界的状况，正在为整治寻找突破口，王实味便撞在了枪口上。
耄听了王震的汇报后，当晚挑灯看了壁报后说：“我们的思想斗争有目标了”，“《野百合花》有文章”。于是，掀起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并且迅速升级。“左棍”康生秉承主子旨意，采取卑劣手段制造假案、冤案，把王实味等五人打成“反党集团”、“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相继被开除党籍、隔离、逮捕，并在1947年延安保卫战开始后的一次转移中，被秘密绑押到一座破庙后边砍了头，弃尸于一眼枯井里，年仅四十一岁。
王实味成了耄文字狱的第一位受害者，也是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椅子上的第一个冤魂。
过去，都是把中国当代文艺的分界定在1949年，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在延安时期就已经为中国当代文艺定好了基调。这不仅反映在“延安整风”中，也写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从那时起，并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今天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由于规定了文艺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从而否定了文艺自身的规律；由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一贯的反智主义思想作怪，在强调工农兵方向的同时，倡导了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由于强调作品通俗化，文艺发展格局中本应具有的高雅优美部分被忽视。在此基础上，还派生出了许多清规戒律，并随着左倾思想的泛滥，紧箍咒越来越紧，使中国丧失了真正的文艺，变成了畸形文艺，楔合在了政治这一厚重的板块上。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使文艺批评无法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被无形取消。因为对于一切的建议、批评都被视为反党反人民的“毒草”，一切真正的文艺学术活动都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中国的文学艺术及其知识分子的悲剧性也就在这里。在这种情势下还谈论中国进军诺贝尔文学奖，真无异于痴人说梦。
该文之所以以“野百合花”为题，是因为作者认为：“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麟状球茎，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由此可见“野百合花”的含义是多重的，深刻的，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表白了作者对党、对事业的忠诚。
该文分成五节对延安存在的问题进行揭示与探讨：“前记”中通过对李芬烈士的追忆，暗示了延安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理想，也还存在着肮脏与污秽，从而提出了问题，定下了这篇杂文的总基调。
在接下来“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一节中，提到了“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的问题，并通过两位女青年的低声谈话来揭示延安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冷漠、隔膜、上级对下级的漠不关心、下级对上级的不满、群众工作开展不利、领导的趋炎附势、社会的世态炎凉，以“镜子”来启示人们进行反省。
在“碰《碰壁》”一节中，作者对《碰壁》一文中的错误论调进行了抨击，指出了这些青年是经历了艰难和痛苦满怀热情和希望投奔延安的，然而他们发觉这里也存在着“丑恶和冷淡”，以引起领导人的注意，来消除这些阴暗面，使延安变得更美好。
在第三节中，作者通过对“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的分析，指出了一种危险性，任凭其发展，将会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害。
第四节是对分配制度和等级制度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做了揭示与批判。
正因为该文所揭露和批评的都是客观实在，这就戳在了小鸡肚肠领导人的痛处，使他们感到不快，进而引发来自各方的攻击就成为必然。在他们看来，他们“代表人民”（古今中外所有当权者都如是说），就只能“歌颂”而不能“暴露”，即使有黑暗面也不能讲，只能忽悠。这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实质性内容，是文艺的“社会政治效用第一”的原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
这个“文艺思想”很容易被所有人（包括“大老粗”）掌握，因为无论是“歌颂”和“暴露”还是歌颂和暴露的主体，也无论是“香花”还是“毒草”，都被简化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值判断”，即不是“歌颂”，就是“暴露”；不是“香花”就是“毒草”，而歌颂和暴露的主体不是“人民”就是“敌人”，中间形态都是不存在的。显然，这种直线单向的简单思维是既违背唯物论又违背辩证法的，这就使文艺批评的政治化和阶级斗争化成为必然。
在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同时发表的，还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它虽然没有《野百合花》那样尖锐，但是却遭到了与《野百合花》同样的命运，也遭到了高层的否定。即使丁玲用一时的对权势的低头换来了暂时的安全，但在王实味被杀十年后，丁玲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右派”。他们的作品还是没有逃脱“毒草”的命运，他们也没有逃脱“反党反人民”的罪名。像丁玲这样的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不管选择怎样的道路，最终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束缚。这是为什么？确实是值得深思和猛醒的。
王实味、丁玲的悲剧决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是整个民族的悲剧。这种悲剧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彻底清算文革的同时，彻底批判作为文革“纲领性文件”和“指路明灯”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耄“文艺思想”，是迎来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鲜活局面的必由之路，文艺百花园的万紫千红才会份外娇艳。
【附录一】：
野百合花王实味
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爱的生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奸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具血腥，丑恶，肮脏，黑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里便一直燃烧着最狂烈的热爱与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缚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环的更有力！（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底利益，我们并不愿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要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的总标题。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 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却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不也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底作用。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
二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12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骚满腹，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地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脸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的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题。但青年如果真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吧。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底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吧。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的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但每个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需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驱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原载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
【附录二】：
王实味冤案梗概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3年，17岁的王实味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1924年因经济所迫考取邮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他说："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与李芬相识、相恋。1927年因经济所迫辍学。1930年在上海与北大同学刘莹结婚。两人向往延安，因刘莹堕胎未成功，1937年10月王实味只身抵达延安。在延安，王实味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
王实味对于看不惯的人和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之分，王实味属暴露黑暗的作家。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批评边区的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冲撞了延安的氛围。
1942年3月23日《野百合花》刊发完毕的当天，中央研究院举办了以言论为主题的壁报《矢与的》，副院长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范文澜陪王震看壁报的时候，王震很不满意地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当晚，王震向耄汇报，耄早在1936年就在关注这个问题，当即挑灯来看壁报，看后他对陪同人员说："我们的思想斗争有目标了。"他要从王实味下手了。
耄先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然后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蒋南翔、范文澜、艾青、丁玲等数篇文章对王实味展开了批判。丁玲在自我批判之时，是第一个说王实味反党的人。毛泽东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使批判不断升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被定为“托派分子”、“五人反党集团”、“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王实味对这种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的做法非常气愤，不但拒绝接受，而且提出退党声明，声称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在这场对王实味的围剿中，只有两个人为他说话。温济泽说王实味是思想问题，非政治和反党问题，结果被康生扣上“温情主义”帽子。与王实味不相识的萧军是公开站出来为王实味打抱不平。萧军还到耄那里为王实味求情，耄不让他管。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萧军与反王实味的人进行激烈辩论。会后，还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论战，大骂围剿王实味的人。
1943年4月1日，康生又给王实味扣上“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帽子，并下令逮捕。
1945年七大时耄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7月1日，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为减轻负担，将王实味秘密砍杀后弃置一眼枯井里。时年41岁。
反右斗争中，1957年9月周扬发表文章批判王实味、丁玲、萧军反党，引起了耄的共鸣。
1958年1月，耄亲自指示发配丁玲到北大荒。接着发起对王实味、丁玲、艾青等人延安时代文章的再批判。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1950年4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1978年的一天，刘莹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早被处决。守候了41年，72岁的刘莹，一阵天旋地转，人事不知。接下来，刘莹与儿女踏上了艰难的申诉和上访之路。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案的建议，直到1991年春天才获彻底平反，公安部派人到刘莹家，送去为王实味平反的复查决定，并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时年85岁的刘莹。刘莹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