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伟大的文学家鲁迅说过：人生最大的苦痛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在曹禺先生的经典之作《日出》中陈白露的人生悲剧，无不诠释着这样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陈白露是半殖民地大都市中的交际花，一方面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她在精神上又厌恶这种生活。《日出》的悲剧意义在于揭露了金钱物欲世界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使一个美丽聪明的年轻女性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激起人们对金钱社会的憎恶。
陈白露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有着自己活泼、纯真的“竹均”时代，渴望有一个意中人和幸福的家庭，她独自到社会上闯荡，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和聪明才能，能在身会上闯出一条路来，但却不幸落入黑暗社会的陷阱，论为一名交际花，过着寄生的生活。按理，她如果自甘堕落，一直麻木下去，凭她的美貌，她的聪明，即使是潘月亭破产了，也许会有潘月亭及金八爷之类的有钱、有权的人来赖以委身，直到灯枯油尽。可她偏偏是清醒的,每当奢华过后,夜深人静时她就感到一片空虚,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她爱生活,又厌恶生活”。
她厌倦上流社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但又无法抵御这种生活对她的腐蚀；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自己残酷的折磨,但又无法自拔；她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但又离不开这个丑恶的地方；她虽然不能自拔,却还想救人,当她亲眼目睹“小东西”等社会底层的人们被摧残、被蹂虐,痛苦地在生活中挣扎,而想有所反抗，尤其是当她知道小东西打过金八,便连声自语：“打的好！打的好！打的痛快”。陈白露从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所缺乏也希望有的东西。她承认太阳要出来了，但太阳不属于她，她只能沉没在黑暗中，所以，当她赖以寄生的银行家潘月亭破产，巨额债款无法偿还时，她只得在日出前服毒自杀。
陈白露的性格交织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各种因素，各个侧面，有机地连在一起，使他的性格呈现着丰富的内容。这是多么矛盾的性格啊！作为一个交际花，我们看到腐朽的生活给她的性格打上的烙印。她抽烟、打牌、喝酒、嘲弄着男人，以至于有人说她是“玩世不恭，自甘堕落的女人”；但是，她的确厌倦了那“发疯了的生活”，嘴角上总挂着嘲讽，她聪明但又糊涂；她骄傲自负但又软弱，有时看来她对生活的态度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有时做起事来又格外认真。她虽然陷入了“生活的桎梏”，但仍然眷念着青春，心中仍有不熄的诗情……她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这种复杂的性格是搅得人眼花缭乱，有人干脆骂她是“灵魂完全堕落的交际花”，也有人说她是“折断了翅膀的鹰”，各种说法，都有各自的根据。但我们认为，她是“美丽的堕落”、“堕落的美丽”，她的复杂性格的形成是因为有它复杂的现实因素，同时也有它形成的过程。
陈白露，过去叫竹均。出身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从小和方达生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并且有着一个女孩子的纯洁的心灵。她爱霜的洁癖，很能说明她那时纯真而清高的性格。她聪明、爱美、骄傲、任性。她曾经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还当过社交的明星，当过几个慈善机关游艺会的主办委员。她的美丽、聪明、才能都给了她以自信。突然，她的父亲死去了，家庭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个挫折，无疑在她人生道路上划出了一个阶段。如她说的：“我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的一点帮忙，走了就走，走了不死。”这样单枪匹马地一个人闯出来了，获得了成功，无疑使她自负，也使她相信了个人奋斗的力量。恰好在这里，使她产生了误解。当她相信个人奋斗的力量时，实际上是别人利用了她的美丽和聪明。因此，在她的骄傲中，她有对自己聪明才干的自我欣赏。她有一句格言：“我喜欢春天，我喜欢青年，我喜欢我自己”这三者结合起来，是这位自由的女性心灵的自然流露。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自我陶醉的诗。她崇拜她自己了，这里正潜伏着悲剧的危机。
尽管她在影坛上在舞场上曾经风流一时，但她还没有失去一个少女对爱情的天真的幻想。她在追求一个幸福的家庭和一位意中的情人。她同诗人结合了，不久她又与诗人分手了。分手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同诗人的思想、性格乃至爱情观有着分歧。在陈白露看来，“她是个最忠心的朋友，可是个最不体贴的情人”。她对婚后生活觉得“渐渐不新鲜了”，“结婚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妒忌，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为什么陈白露产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是因为她追求的就是一种“盲目的爱情”。是她爱情的幻想破灭造成了他们的分离，这与子君是不同的。所以陈白露的悲剧具有精神悲剧的特点。
但是，在那个金钱统治的社会，生活道路是严峻的。她既然没有同诗人去走追求希望的道路，她自以为凭她的聪明美丽还能“闯”出路来。但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我们在看到她时，她已经不是顶红顶红的交际花了。就其出身、教育、性格和追求来说，她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但是实际上她又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这正是造成她性格复杂性的现实根据。一但在这条路走下去，她就会越陷越深。成为她“习惯的桎梏”，同时也就使她越来越深地陷入内心的痛苦之中。
在方达生没来之前，她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掩盖她内心的痛苦，“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在热闹中解脱寂寞，在享乐中消磨时光。方达生到来，对陈白露来说，是她陷入堕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激起她内心的激荡，使她的精神矛盾突出起来，加剧了她灵魂深处的斗争。他对这个竹均时代的情人流露出不可掩饰的娇态和柔情。她对霜、对春天的赞美，显现着竹均时代的稚气和天真，这是在特定条件下激起的一时的诗意兴奋。
《日出》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35年，是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它暴露了半殖民地大都市的黑暗腐烂面，控诉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1]，《日出》主要以陈白露为中心人物展开描写，通过写她的堕落死亡悲剧来控诉这个社会，控诉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益关系。陈白露曾经也是一个纯情少女，也天真浪漫过，与诗人有着一段美好的婚姻，最终因为无法忍受婚后生活平淡，俩人离了婚。离婚后的陈白露对生活开始失望，走上了影星，交际花的堕落道路，天天跟一帮阔少阔太太们周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方达生的到来唤醒了她的自由意识，使她清醒过一阵。清醒过后，她甘愿选择堕落的生活。小东西的出现让她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她想拯救但心有余却力不足，最终她疲倦了这种生活，自杀了。文中还写了顾八奶奶的矫情，张乔治的做作与富有，潘月亭的生意失败，李石清的狡猾，金八的强大阴险，除了写这些“有余者”之外，还写了黄省三，小东西，翠喜这些“不足者”的生活，“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日出》主要描述陈白露的堕落过程，她曾是一个纯洁的少女，因生活所迫，只身走进大上海十里洋场，成了名噪一时的高级交际花。她终日周旋于潘月亭、张乔治等巨商富贾身旁，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旧时恋人方达生的到来，唤起陈白露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她虽然厌恶和鄙视周围的一切，但已无力摆脱奢侈的生活[2]。然而，方达生的劝说，对陈白露毕竟还是有所触动。她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生活。一日，陈白露从流氓黑三手中救下一个小女孩——小东西，并认她做了干女儿。她竭尽全力保护小东西，但小东西仍未逃出黑三的魔爪，被卖入妓院。在那里，虽有好心的妓女翠喜照应，但小东西终因不堪凌辱，上吊自尽。陈白露和方达生闻讯赶到，见到的只是破席裹着的尸体。面对号啕痛哭的翠喜，陈白露感到恍惚和凄凉。潘月亭做投机生意，栽倒在黑社会头目金八爷手里，李石清家贫儿死，也成为生活的牺牲品。金八帮陈白露还清债务，陈白露有所感悟，最后放弃寄生生活，服毒自杀。
一、《日出》中的陈白露形象
陈白露是《日出》中的线索人物，也是中心人物。她出身名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女性。与诗人结婚，过了一段天真浪漫的生活，有一个诗一般的名字——竹均，父亲的离去，家道中落，迫于生计，来到十里洋场，成为红噪一时的交际花。她的堕落是令人发指的。她热爱生活，她和方达生一起看星星，看风景，去游乐场。她也厌恶生活，厌恶周围的顾八奶奶，张乔治，潘月亭等人。他们虚伪自私，顾八奶奶娇柔做作，张乔治就凭出过国，崇洋媚外，满口半英文半中文的话，潘月亭自私贪婪。生活在这些人之中固然可悲，但她离不开这些人，她需要他们养着，她无法摆脱这种生活。陈白露是善良的，同情弱者，当她看到李太太跟顾八奶奶她们一起玩牌老输时，就设法让她脱身。当她看到小东西的悲惨处境时，便想要帮助她，尽管要得罪势力强大的金八。同时她又是玩世不恭的，她周旋于上层社会，她身边有银行家，商业家。她依赖于上层社会。方达生的到来，使她的内心更加痛苦，她清醒的知道自己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但更可悲的是，她甘愿堕落。陈白露的性格是双重的，始终是矛盾的。心灵与物质的较量使她活在痛苦之中，她是善良的，看到小东西的处境，她想伸手帮助她，她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她是倔强的，想与金八抗衡，想与社会抗衡，却最终没能逃脱社会的束缚。在那种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关系的社会中，她的正直，善良无疑是她悲剧命运的导火索。陈白露也是盲目的，对爱情的盲目，不了解婚后的平淡就盲目的与诗人结婚。她聪明，单纯，任性。知道自己漂亮年轻，便凭借自己的这一优势很快进入上层社会。她还非常自信，近乎于自负，“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这是她的格言，正是她这种自负预示了她的悲剧命运,这种自负是陈白露这样追求自由的女性心理的自然流露，从这一点上我们便不难看出她的这种追求是盲目的!不切实际的！她的这种性格断送了她的未来，她的这些思想上的特点也体现了当时女性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
二、陈白露生活悲剧的原因探析
陈白露的悲剧是多方面的，陈白露过着奢侈的生活，住着高级的宾馆，潘月亭做投机生意破了产，无法供养她，她的欠帐单越积越厚。当她得知金八爷已为她付清了一切债务时，她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已换了主人。小东西的死给了她沉重的打击，看到小东西和翠喜的悲惨结局，她看到了自己的缩影，她清醒了，厌倦了这种堕落的生活，不愿意做上流社会的玩物，在茫茫的黑夜中，她静静的吞下安眠药，悄悄的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她的毁灭不仅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是对人性的控诉。她的悲剧首先是社会悲剧，她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只有金钱利益的关系，如顾八奶奶与胡四之间的暧昧关系仅仅是靠顾八奶奶的富有来维持的，潘月亭跟陈白露之间也是如此，当黄省三下岗后无力养活一家人时，他妻子断然抛下三个孩子，离家而去，人与人之间都冷漠到如此程度，夫妻之情，母子之情，还有爱情都转化为金钱关系。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潘月亭跟李石清之间，李石清的狡猾，潘月亭的机智老成。还有金八与潘月亭之间的暗斗。下层人的不幸生活。陈白露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想自命清高几乎是天方夜谈，她只能堕落，然而她的堕落并非是彻底的，内心仍然受着煎熬，尽管她曾经是多么的依赖于这个她所厌恶的社会，但最终她是觉醒了，她用死亡向社会发出抗议。她的死是社会造成的。陈白露的悲剧还有个人悲剧，她的性格造就她的悲剧。她如果安于和诗人的平淡生活，或许她不会堕落。如果她厌倦了这个社会，跟方达生回乡下教书，她或许也不会堕落而死，但她没有这样做，正如她对方达生说的那样“你有多少钱？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么？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难道不明白？”[4]尽管她向往自由，厌恶周围的世界，但她同时也清醒的认识到，长期的奢侈生活已经磨灭了她独立的能力，她习惯了被人供养。这种习惯她无力改变，她也不想改变。她矛盾，她挣扎，心灵与物欲的纠缠，所以她痛苦。在精神追求与物质享受的较量中,对物质的依恋占了上风,但是毕竟方达生的到来已经使她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屈辱处境。她清醒的知道自己的将来，要么象小东西一样死去，要么象翠喜一样人老珠黄。两条路都是悲剧性的。她如果果断的选择心灵的自由，安于清苦但内心舒服的生活，她也不会死，或者选择豪华奢侈的生活，放弃心灵的自由，任自己堕落，或许她也不会死，但她选择的是既要内心自由又要豪华奢侈的生活，这无疑是不可能的。心灵与欲望难以平衡。她的性格弱点也反映出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弱点。她的悲剧也是她的性格悲剧，热爱生活而又厌恶生活，善良而又玩世不恭，她的矛盾性格是造就她的悲剧的又一重要因素。陈白露的悲剧同时也是一种命运悲剧，如果父亲没有离去，她也不会为生活所迫来到十里洋场，成为交际花，如果女儿没有死，她就不会和诗人离婚，她也不会对生活失望，而选择堕落，如果她跟方达生回了乡下，或许她也不会继续堕落下去，如果潘月亭的投机生意没有失败，她或许会继续安于他的供养，但这一切的如果只是一种假设，命运安排了父亲离去，和诗人离婚，来到都市，被潘月亭供养，又安排了潘月亭的破产，金八为她还债，这一切才是事实，这种命运导致了她的悲剧，她的悲剧也是一种命运悲剧。所以说，陈白露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性格悲剧，还是命运悲剧。
三、曹禺笔下的其他女性形象
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个个性格鲜明，从蘩漪，愫芳到陈白露，都体现了女性的觉醒与反抗。曹禺先生塑造了这三位身处黑暗而渴望光明的女性形象,通过描述这三位女性在觉醒和反抗过程中各自表现出的不同的特点,形象地揭示了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中国女性追求解放的艰难历程。这三为女性都出身良好，繁漪的出身及其家庭状况,通过周朴园抛弃侍萍娶她以示门当户对,可以看出她出身不会低贱[3]。陈白露虽然出身于破落的书香门第,但在其父亲去世前,接受过较好 的教育。愫芳出身在江南的名门世家,父亲也是名士。良好的出身是她们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们也都受过教育，她们比同时代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陈白露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是爱华女校的高才生,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接受过思想教育的她们更加善于思考,而这恰恰是她们觉醒反抗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条件。蘩漪敢爱敢恨，她对周朴园没有爱情，而爱上了自己的“儿子”周平，这中乱伦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被允许的，而她敢于接受，并且实践，她为了留住周平的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选择了大毁灭的结局。而陈白露厌恶平淡的生活，接受了大都市的生活，并很快生活的如鱼的水，凭借年轻和美貌在谋求个人幸福,因此她自然而然地走过了从电影明星到红舞女再到风尘生涯的人生道路,过着既是寄生虫,又被践踏和污辱的双重生活，她的内心深处曾有着对竹均时代美好的回忆,也有着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然而她在享乐中毁灭着自己,包括爱情。当方达生要带她走时，她的回答让方达生彻底失望，也让自己失望。
陈白露：（索性更彻底地）咦，你不要这样看我！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我要舒服，你不明白？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花钱，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你难道不明白？[4]
愫芳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同时也有着惊人的耐心和爱心，她很善良，善良到她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了他人活的更好，她对所有人都付出着爱，包括曾思懿。她温柔而慷慨，牺牲自己的幸福，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的忍耐与博爱并不是懦弱，她与曾文清不同，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的表露出来[5]。这三位女性所生活的环境十分相似,环境是促使她们觉醒和反抗的重要因素。在试图获得自身解放的漫长道路上,这三位女性都历经了一次心灵和思想上的复活,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桎梏中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须解放自己,才能获得重生，但是最终她们走上了不同的反抗之路,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和思想解放的艰难历程[6]。尽管她们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她们已经有了觉醒的意识。
四、《日出》中陈白露的形象意义
作为我国优秀的戏剧大师，曹禺的语言艺术有突出的成就，这表现在多方面：其中诗意化和音乐化使戏剧意境氛围和戏剧音响美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的话剧语言可以说是文学的和舞台的相统一的语言,代表了中国现代话剧语言艺术的成熟[7]。曹禺有较深的诗歌素养,他时常借用我国古典诗词以渲染生活气氛和表达人物心情。曹禺在描写《日出》中陈白露的性格时，不是一味的简单陈叙，而是有时通过朴素而又意味深长的语言来揭示她的内心和性格。如文中描写她跟方达生一起看星星和吃混沌的那个细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少女形象的陈白露。她不仅有玩世不恭的一面，也有天真纯朴的一面，她虽然堕落，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内心还是留着一点天真纯洁的孩子气。曹禺在话剧中还运用富于诗意的象征,以衬托人物的心情,以丰富主题的意义。在《日出》中,太阳冲破黑暗,现出光明。用诗人的话“太阳就要出来了”来暗示光明的到来[8]，文中结尾工人们的夯歌也预示着黑暗必将褪去，光明一定会到来，旧的社会必将瓦解，新的社会即将出现。曹禺暗示工人阶级是光明的象征。同时还用反衬的手法，文中写陈白露热爱春天，热爱光明，但她却只能活在黑暗之中。曹禺还用了对比的手法，“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强烈对比，“有余者”的铺张浪费的生活，通过陈白露的生日可以看出她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奢侈，“不足者”却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翠喜通过卖身维持生计，黄省三辛勤劳动，却终免不了下岗的悲剧命运，他只好毒死孩子，跟他们一起死。这些细节都衬托出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主题，穷者更穷，富者更富！曹禺惯于运用迭字和复沓排比的句式,以加重语气和构成节奏。我们无论从他的带有诗意的语言或针锋相对的语言中,都可发现这一特色。语言的声调和节奏不仅单是形式问题,而且与内容紧密联系,不同性格的人处在不同的情景,说话就各有独特的声调和节奏。曹禺话剧中的语言,都是从日常语言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既传情达意,又明白晓畅,而且颇有韵味。虽是口语而诗意浓厚,虽是散文而节奏鲜明"这样音乐化的语言,足以帮助演员深入角色而在舞台上塑造真实生动的形象,并使观众接触到剧中人物的心灵而保持不易磨灭的印象。
曹禺《日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他的话剧作品虽然不是太多，但每一部都堪称经典，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四部作品，在国内外影响都非常大，《日出》已经译成多中文字流传国外[9]。《日出》中所塑造的“多余者”形象也很有影响，陈白露也成为中国话剧人物走廊中的一颗璀璨星星[10]。陈白露的人物形象也成为许多人研究的对象，曹禺也成为“多余者”和“不足者”的创作者，同时也成为我国一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文学大师！
陈白露是曹禺在剧作《日出》中着力塑造的一个特别的疯狂者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将其划归为一个疯狂者的人物形象，是在于她并不属于那个特定的社会，在那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中并不存在她的位置。她内心的矛盾，情感的纠结，表里的不一，以及最终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都源自于她内心存在的一种疯狂。但是我却又不得不指出的一点就是陈白露的人生悲剧，不仅仅是她性格的悲剧，而更是一种社会的悲剧，是人在社会的环境的产生的必然的悲剧。这也是中国现代戏剧社会性历史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毕竟文学作品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中产生，任何一部作品都体现着鲜明的社会烙印，而中国现代文学更是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陈白露是曹禺笔下众多的疯狂者形象中一个表现的最为温和的一个，相比起在命运的牢笼中大声呐喊的蘩漪以及在内心的纠结中丧失理性的仇虎而言，陈白露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平和、顺从的人物形象出场的。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不能发现，其中又有十分独特的方面，而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她生存状态的一种"中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中间性的生存实际最终导致了陈白露的人生悲剧的产生。毕竟人相对巨大的宇宙而言是及其渺小的，人只有适应这个宇宙才能得到生存，中间的游离必然会被这个社会所摈弃，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陈白露具有"多余者"与"不足者"之间的卑微灵魂。曹禺先生在创作《日出》之初就曾经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损不足以奉有余"来表达《日出》的主题思想。在那个畸形的社会之中，或许只有两种生存状态是正常的，一种是社会一种骄奢淫逸的有产者，例如荒淫无耻的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故作多情、肉麻笨拙的遗孀顾八奶奶；油头粉面、无所事事的市侩胡四；油腔滑调、招摇撞骗的张乔治等等。另一种是在生活的逆流中残喘苟活的无产者，例如，为了养活一家人而不能不出卖肉体的妓女翠喜；不堪凌辱而上吊自尽的小东西；生无希望而毒害死自己孩子的小人物黄省三等等。而陈白露显然处于一种尴尬的中间状态。她过着花天酒地的富人的生活，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高级的交际花，过着有产者的富裕的生活，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又与翠喜，小东西那些低级妓女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可以看出，陈白露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中间的位置，体味这两者各自的艰辛与痛苦，因此可以说，陈白露身上所成熟的是双倍的折磨，双倍的苦难。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或许两种特别的极端的生存状态都具有生存的理由，唯独那个处于中间状态的陈白露是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因此这个也就在社会的生存状态上暗示了这个悲剧的社会历史必然性。
陈白露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无助者。陈白露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因为她就是生活在那个被物质生活所包围，所涵盖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留下或许仅仅是那血肉的躯壳。她热爱的是金钱、是放纵的生活，哪怕去借债，她也愿意去享受那物质生活带来的享受。但是，纵观整部作品，我们又不得不说她同样是是个充满了理想的孩子的形象。例如，她喜欢看窗子上的霜花，而想象偏偏；她自己深处困境却要极力帮助更为卑微的小东西摆脱生命的枷锁等等。就这样，她在理想与现实的摆动中，漂泊不定，时而为现实所困，时而为理想所绕。体会着现实的残酷以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带来的失落感。
陈白露是生活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卑微者。陈白露曾经也是"天真可爱的好女子"，一个"书香门第的小姐"然而最终却堕落成一个生活奴隶，放弃了女性最为珍贵的东西去奔波于生计中。这种前后的对比，今昔的反差也无时不刻的不再折磨这陈白露的内心。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要放弃自己的过去，也很潇洒而高傲的诉说自己现在的人生观--"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的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但是这些话，并不能抹去她内心深处的记忆。作者有意安排方达生这个人物，更多的时候是唤起陈白露对于过去的记忆。他不断用具有诗意的名字"竹均"来反衬陈白露当下可笑的生活状态，让陈白露产生了对于自己当前生存状态的深深地怀疑。在第四幕的时候，陈白露更是用清晰的语言向方达生诉说自己的人生轨迹，恰恰体现了陈白露虽然沉溺于如今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内心始终是不能放下过去，忘记那些曾经的记忆。因此在今昔的强烈对比中，我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这个中间的游离中慢慢的消逝，而最终通过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日出"与"白露"终究不能共同出现，这也是作者在整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一种无奈的主题思想。作为中间状态的露水终究还是会在太阳升起的一刹那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正如戏剧结尾那样。于是，留给陈白露的也仅仅是："太阳升起来了，黑暗在后面。太阳不属于我们，我们要睡了"的呐喊。人生的痛苦往往来自左右不定的摇摆之中，陈白露这个原型意象所要想我们的呈现的就是生活在一种中间状态下的人生悲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陈白露是个年轻、美丽、善良，受过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她阅历丰富、追求个性解放、对人性有着美好的追求，并深深爱恋着心中的诗人。诗人走后，她孤单一人在大都市拼搏，生活的艰辛、无奈，现实的冷漠、残酷无情迫使她在那个时代一步步走向堕落、进入沉睡的梦境。毋庸置疑陈白露活在自己设想的空间里不愿醒来，继续沉睡她就完全可以沉浸于自己的梦境之中，不必那么痛苦、那么无奈。黑夜总会过去梦总会醒来。正如鲁迅提出的知识分子的主题模式一样，陈白露的形象也符合这一模式。知识分子的道路模式——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人生悲剧，无不诠释着这样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给我们留下一抹决绝的倩影，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脱离社会、脱离群众、仅仅依靠自己“闯”是没有出路的。畸形的社会孕育了畸形的人，正是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同化出陈白露这样一个偏执、可怜、可悲的人。陈白露这样一个被社会腐蚀、抛弃，走向沉沦的女性，向我们诠释了，一切不满现实的人，若不追随光明前进，就只有伴随死亡的生活本质。
一、纯真烂漫的竹均
陈白露原是书香门第出身、拥有良好的教育，被新思潮感染的女性，有着自己的理想和爱情。从小和方达生青梅竹马，对爱情有着最单纯的向往、向往着天长地久、幸福美满、与子偕老的爱情。她曾经说过：“我喜欢春天，喜欢青年，喜欢我自己”。看出她是一个纯真而浪漫的花季少女，她聪明美丽、骄傲、任性、热爱生活，对一切都充满了激情。最后她找到了最爱，和一位像自己一样单纯的诗人结合了。可以说那段时光是陈白露最美好的日子，幸福的日子总是最短暂的，尽管爱的短暂，至今想起，她仍兴奋，激动不已。那样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那样热情不已、那样富有诗意。
当方达生再次喊出陈白露原名竹均时，她感到很高兴、意外、亲贴。这说明陈白露很眷恋以前的日子，想到以前的美好时光，她仍保持着一颗纯洁天真的心。那时，他们一起看日出，“每天早上他一天亮就爬起来，叫我陪他看太阳。”他们共同追逐日出，追求希望。
陈白露在充满对爱的幻想、对未来无限憧憬中嫁给了自己爱的诗人。结婚后的每天都是快乐的，都是新鲜的，他们有了属于他们俩的孩子。多年后最终他们还是散了，分道扬镳了。究其分手的原因，自然是孩子死了，使维系的绳子断了。但根本原因在于她与诗人的性格、思想、爱情观，发生分歧。在陈白露看来，“他是个最忠实的朋友，又是个最不体贴的情人”。为什么陈白露会产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这是小资产阶级女性沉浸在自我陶醉、自我欣赏，却不知潜伏着悲剧的所在。她追求的就是一种盲目的爱，这种爱太过不现实、太过幻想，她并不了解真正的爱情。既追求那种海市蜃楼般的爱情，又不懂得爱情的真正意义。她没想到热恋后的平淡才是见证真爱的时候。
纯真烂漫的竹均像是被深林抛弃的小鸟，找不到方向，迷失了自己，在风雨中折断了翅膀。她看淡了生活，一切都是假的，她平静了，一切都无所谓了。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父亲又突然死去，家庭的经济来源断绝了。经历了这次挫折无疑不在她生命中划出一个分割点。她凭着自己的美丽聪明，自以为一个人还可以闯出一片天。
二、堕落、矛盾、复杂的陈白露
当我们再次看到她时，她已经是顶红的交际花。陈白露在这样的金钱社会里堕落了。就她的教育、性格、出身，追求而言，她是不愿意走这条路的，但实际情况她又不得不走这条路。这是造成她性格矛盾、复杂的现实根据。一旦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就会越陷越深，成为她习惯桎梏，又成为她心灵深处的虚幻的梦，她陷入内心痛苦的矛盾挣扎中无法自拔。
陈白露这样一个高级交际花，她曾是红极一时的舞女，而今她依靠银行经理潘月亭，住着高级旅馆，出门小汽车，穿着讲究，过这是一种在男人面前承欢卖笑、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腐化堕落的生活。她“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作为潘月亭的情妇，陈白露只不过是男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根本没有人格意识可言，她只是潘月亭泄欲的工具，主人的附属品而已。她已经失去了自己最真的一面，失去了女性应有的人格与尊严，她的“丰衣足食”不过是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而换来的。再次，女性的容貌和形体成为了女性价值的全部，她成为男人的一种欣赏品，商品。“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旧社会腐蚀和吞噬的一个女性形象，女性的一种异化，女人异化成动物的一种现实。”[1]陈白露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身躯供男人消遣和愚弄，堕落到自身非人格化的身份可悲的女性。
陈白露，当她的朋友方达生看不惯她这样空虚的生活，认为这样弄来的钱不光彩，而劝其和自己一起回家时。她自甘堕落，玩世不恭，金钱就是一切，其他的不再有感情而言，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寄托于他人对自己的定位。
她已经认识到自己已经堕入这个不人不鬼的社会了，她完完全全感到自己已不是人了。表面上在世人面前很风光，很满足自己现在的生活，那么满足，那么快乐，但是内心却是极度厌恶这种生活。想要走出，却意识自己已经没能力再次开始了。这种精神上的沉重矛盾，使自己越来越讨厌自己，讨厌社会。一切现实的社会和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使她的性格很复杂。
三、绝望中死去的陈白露
陈白露虽然已沦落风尘，但却拥有一颗善良正义之心。当一个被黑势力追查下的下层小女孩小东西偶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好这个孩子。得知小东西可怜的身世后，赞赏小东西敢于打大流氓金八的反抗行为，她明明知道小东西背后有很大的黑社会控制着，会得罪金八，危及自身安危，但她还是不顾一切帮助小东西逃离厄运。其实看到小东西就像看到自己一样，不想再让小东西再走自己的路，所以要给小东西自由，温暖。她一直渴望纯洁而合理的人生。所以方达生的到来似乎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让她重新审视自己、拷问自己，并在希望中决定自己的命运。
最能表现她精神悲剧的莫过于救小东西这一事件上，为了救小东西，这个骄傲的女子第一次求潘月亭，第一次谢他。小东西被卖到三等妓院，没有伺候好客人，遭到毒打，不堪凌辱而上吊自杀。潘月亭又中了金八的圈套发生经济危机，失去经济来源的陈白露对生活彻底的绝望了。当管家福升拿出大把的账单，并跟她说“人不能一辈子总住在旅馆里”，这一件件事伤透了她的心。她厌倦了这些自私、虚伪的富人们的逢场作戏。矛盾的精神背后，她向往太阳，向往光明，最终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临死前她顾影自怜，哀伤的、流着眼泪地喟叹自己“这—么—年—轻，这—么—美。”随后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低声地自语：“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一代舞女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绝望的陈白露看透了一切，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会改变什么的。一切的不如意和无奈都使陈白露对一切都沉静了，只有选择在绝望中死去。
四、造成陈白露死亡的原因
既然知道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又为什么不去迎接太阳又偏偏要去“睡”了呢？鲁迅在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到娜拉的离家出走，他认定娜拉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2]娜拉如此，白露又何尝不是这样？造成陈白露死去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个让她憎恶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是她自身的原因。
(一)黑暗的金钱社会
在历史的长河里，妓女既是社会的腐蚀剂，同时又是社会的牺牲品，十足的受害者。从根本上讲，妓女仍是旧制度的牺牲品，老舍名作《月牙儿》中的“我”及其母亲，为生活所迫，几经挣扎，仍摆脱不了沦为风尘女子的命运，这母女的一生就像黑夜里高高悬挂在空中的月牙儿一样那么凄凉、暗淡、残缺。在中外文学史上，还有像霍小玉(唐传奇《霍小玉传》)、杜十娘、茶花女等等，这些妓女形象的出现，是女子从属地位尊严丧失殆尽的明显标志，也是男子性特权无处不在的鲜明特征。出现在文学上的正面妓女形象，都是在冷酷的外界逼迫下所致，她们的对立面是整个上流社会。
“她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她厌倦上流社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但又无法抵御这种生活对她的腐蚀；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自己残酷的折磨,但又无法自拔；她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但又离不开这个丑恶的地方；她虽然不能自拔,却还想救人,当她亲眼目睹“小东西”等社会底层的人们被摧残、被蹂虐,痛苦地在生活中挣扎时，自己真的无能为力了。这个黑暗的金钱社会让陈白露看不到了任何希望，社会抛弃了她，她也选择了抛弃这个社会。
（二）无法调节的自身原因
“子君（鲁迅《伤逝》）中的女性形象，蘩漪（曹禺《雷雨》）一样，他们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新思想的领导，是不能找到自我的，不可能找到一条妇女解放的道路。”[3]依附男性的寄生生活而造成的，她无法走到社会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去呼吸时代的文明气息，也更不可能投身于妇女解放的洪流中去。深入的分析是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尝试一条新的道路，开始她新的人生陈白露醒后找不到一条新的道路，无路可走的悲剧，无法调节，无法自拔。她已认定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多年的锦衣玉食高贵生活，逐渐养成了她懒惰倦怠的性格。她再也飞不起来了，再也回不去了。曹禺称这类“习惯的桎梏”为生活的“自来的残忍”，这也正如鲁迅所言；“已经关得麻痹了的翅膀，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她的醒不是一种真正的醒，而是一种半梦半醒，因此她既厌倦又离不开那种腐朽生活的窘境。在这种矛盾无法纾解的情况下，她只能对这个残酷冷漠的社会发出最后的呐喊。“太阳要起来了，可太阳不是我们的”走向死亡。
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竟然堕落成一个交际花，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点，她接受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个人奋斗的哲学，这既是她悲剧的结果，也是悲剧的缘由。透过陈白露悲剧所给我们留下的深思不但涉及到妇女解放道路，卖淫制度，更深刻的提出那个罪恶的剥削制度是无药可救的。曹禺创作出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形象，就是对腐朽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正面抨击。揭示了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罪恶的实质，对旧制度给予彻底的否定。“她的死是对人的自由生命的自我剥夺，是对这个“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罪恶社会的控诉。”[4]陈白露，以她的死，来祭奠真正自由的生活，来维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这，显示了她女性意识有所觉悟而终未能真正找到可以张扬的精神层次。
陈白露美丽的堕落，在堕落之中，却没能发现那么多的美的因子。曹禺的创作还证明了，人物性格的鲜明和复杂是并不矛盾的，由单一、纯粹的鲜明，也有丰富、复杂的鲜明。成功的形象总是在后者而不是前者。《日出》中的陈白露就是这样一个形象，是一个值得同情又应该批判的充满矛盾的人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政治上重大变动的转折点，旧的社会文化并未随着旧的制度坍塌而瓦解，人们思想上的动乱，观念上的变动，都是一种新旧的挣扎。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明知朝这条路走，结果是悲剧，但仍然不得不还要朝这条路走下去，这实在是悲剧中的悲剧。她从一个“有余者”慢慢地沦为“不足者”这就是把美好的价值撕碎给人看，给人是怎样的悲剧感受。曹禺的话剧以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作为宣传鼓吹民主革命的思想工具，深刻剖析了30年代中国大都市生活，“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罪恶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