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识时务者为俊杰
中国有一句格言，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识时务」的「时」，意思就是你对当下所遭遇的问题和处境的判断，你要「识」的不是是非与原则，也不是价值和观念，而是此时此刻的利害。你识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顺时势而為，你就是聪明人，就可以出落成為成功人士，俊杰也。否则，你就可能变成一个倒楣蛋，你就是笨人，说得好听点叫迂腐。
我不知道如此深入人心的智慧格言到底应该怎样翻译成外文，我也不知道是否西方世界也拥有同样的格言，西方人之间是否同样[]存在於如此广泛认同的智慧。我只知道，在中国，识时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政治上，碰到问题你先别管它对和错，要紧的是此时此刻你怎样做才算得上是最上算最合理的。对和错是会随着「时」而变的，你不能太拿公平和正义的原则较劲。所以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很少几个不承认什么「普世价值」的地方。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经历过各种的政治风雨，就是一场持久的「识时务」训练，那些脑子里逻辑性强一点原则性多一点的人，不善识时务，不是在反右中倒楣了，就是在文革中倒楣了，再不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倒楣了。
上个世纪中国流行政治学习，每个单位的人，不管文化程度有多高，经常要一起读报或读档，读完以后还必须发言，轮流说几句，不说不行，就像一种仪式。每隔一段时间还要有书面的政治小结，上面关照一定要写进去某些关键内容，比如「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发展是硬道理」等等。后来我琢磨出来了，这其实就是一场又一场的「识时务练习」。如此训练下来，如果再要搞一次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反右，文革，严打，禁止练功，等等，不管有多荒唐，还是能搞起来，还是不会有多少反对的声音。
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人太聪明，经过这些年，大家更聪明，识时务者太多了。但是拒绝识时务，不甘为俊杰的人，还是有的。十多年前，《黄祸》、《天葬》的作者王力雄，读到作协第五届全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决议后，对其做了一个简单的文字分析，随后公开声明退出作协。
王力雄这样说：「80年代，前辈陈荒煤和好友史铁生介绍我进入作协。虽然我从未指望通过作协得到什麼收益，但那时至少把成為作协会员视為一种荣誉。一般而言我的性格并不激烈，也不苛求，我能理解在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个人与机构的无奈。然而看到上面那些文字，我感觉已经超过了能够容忍下去的界限。那远远不再是无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的摇尾献媚。继续成為这样一个『作家协会』的成员，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只能是一个作家的耻辱。」
「人格、良知与气节」理应是传统文人或现今作家们最讲究最追求的东西，但却恰恰不在「时务」的范围里。中国的作家协会，和中国的其他所有全国性政治和非政治组织，诸如工会、
妇联、青联、工商联、以及眾多某某家协会一样，是按照党的指令成立和存在的一种「垂直结构」，先有一个头，掌控一切，然后从这个头上生长出下面一级一级的身体，而不是像其他国家一般的群眾性专业团体，是同行们先有了自愿结社的「平面结构」，再按照民主程序產生上面的头。
中国这种垂直的协会，完全拷贝自前苏联。前苏联的体制，政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定义，叫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的词根是total，就是「全部」，「一切」的意思，意味着国家要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一切。
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这个定义的政权，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而现在，世界上获此殊荣的最大政权，显然非中国莫属。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起动，因為体制一方太强大，它控制了一切，而民间的力量太弱了。而中国民间力量之所以这麼弱，和我们的作家们教授们知识分子们都太识时务有关。
一个社会要进步，应视不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惜，我们社会不甘识时务的人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