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许继慎,被害，还是牺牲？
双百人物里，最近介绍了许继慎，老许一度是徐向前的上司，可因为个性突出，终于不能够见容于张国焘等人，结果被借故杀害。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介绍双百人物时，说他1931年牺牲在河南省光山，但其实他的死与岳飞、于谦相仿，都是被冤杀，规范的用语应该是是被害或者蒙难。
许继慎死后，寂寞多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被隆重列入中共的三十三位军事家之列，后来这个数字又扩招到36人。
以下为老许的被害经过，摘自姚金果 苏杭的 张国焘传。
许继慎，1901年生于安徽六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等职，是北伐时期英勇善战的骁将。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受中央军委委派，赴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任红一军军长。1931年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皖西军分会主席、第十二师师长等职。
张国焘与许继慎相识在大革命时期。当时张国焘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许继慎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据张国焘说，许继慎在当时曾受过他很多熏陶。南昌起义前，许继慎在讨伐夏斗寅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正在九江。当时负责中央疏散工作的张国焘、周恩来认为，许继慎等重伤人员不能参加南昌起义，决定让许继慎去上海疗养。当张国焘受罗明纳兹的派遣前往南昌时，途经九江，见到许继慎，要他往上海去医治。那时，张国焘对许继慎的印象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2页。
张国焘与许继慎之间关系的紧张，始于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张国焘回忆说：他到鄂豫边苏区不几日，便去皖西苏区考察了一番。当他到达皖西根据地首府金家寨时，许继慎曾派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来见他，并转达许继慎的三点意见：其一是许继慎不满沈泽民；其二是许继慎不满旷继勋的领导；其三是许继慎有取旷而代之的野心。张国焘写道：“我再三问明黄同志(即许继慎部之政治部主任——引者注)，知道这些话确系许继盛要他讲的之后，颇为生气。我觉得许继盛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0、62—68页。引文中的许继盛即许继慎。
张国焘所说的许继慎让人代为传话 一事，是否属实还尚待研究，但至少说明张国焘此时开始对许继慎加以注意了。这一注意不要紧，他发现许继慎的确有不少问题：在皖西金家寨地区“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据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是许师长的‘德政’”；“在六安境内，许师长只赞成打击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范围也就缩小了”。“许继盛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③张国焘对许继慎有如此印象，在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显然对许继慎是非常不利的。
如前所述，在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前，这里已有肃反扩大化现象。中央分局成立后，不仅对这种错误予以认可，而且使得肃反扩大化进一步发展。
“东进南下之争”事件发生后，张国焘视之为对他威权的一种冒犯，而红四军召开的鸡鸣河会议和这次会议形成的申明书，更使张国焘无法容忍。在张国焘看来，他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的意见，在红四军军内居然不能得到尊重，那么他将怎样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领导工作，怎样树立起党的领导的威信？况且，红四军对“东出潜太、威逼安庆、威吓南京”的任务可以不执行，那么今后张国焘及至中央分局的其他决定、命令是否还会被拒绝执行?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现在曾许指曾中生、许继慎。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0页。张国焘如是说。
张国焘要拿许继慎问罪。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许继慎极为不利的事情。
写信人曾扩清后来著文说：
约在1929年8月，上海警察局曾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抓捕了黄埔一期同学张际春(与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张际春不是同一人——作者注)及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并派曾扩清到上海将张际春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熊式辉杀害了。“距上述事件不久以后，我认为：在安徽红军中，任军长的第一期同学许继慎，有争取回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可能；我经蒋的特许，写了一封很短的文言信给许，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几个字，信中的大意说明：蒋介石之怀念他，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云云。交由第六期同学钟俊设法派人送交，事被红军查获，将我的信，译成白话，‘继慎兄无恙’几字，译成为‘继慎哥哥好么?’并加以极为尖锐的讽刺，登在当时的《红旗周报》上。”曾扩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9—180页。
曾扩清给许继慎写信一事，充分说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确实动过策反许继慎的念头，并作了一些尝试。此事并不像后来国民党特务冷欣亲口对陈毅吹嘘的那样：“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因为曾扩清写信的目的，并不在除掉许继慎，而在于策反，但结果却使许继慎遭到杀害。
曾扩清策反的目的没有达到。正直坦然的许继慎将信和人一起交给了党组织，这使得今天人们能够得知信的内容：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至极，此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匐匍来归之子，父母惟有热泪加怜或是自伤其落之不周耳，宁忍加省难于其子哉，苍苍此天，于孝行后，分无再见，乃后来归，虽忧千里，心实谨喜，只所领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以给。
校座返京百务等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龙命，并颂
戎安
弟曾扩清志
九月十九《许继慎与蒋介石勾结的一封信》，《肃反专刊》第1期。
当年曾任红四军军长的徐向前回忆此事时说：“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对此，曾中生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作了说明：‘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吾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徐向前元帅分析说：“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156页。
事实尽管如此，但这封信交出后所引起的后果，是使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在红四军“东进、南下”战略问题上的争论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中央分局认为，红四军如不北上，就有被反革命搞坍的危险，所以才坚决调红四军北返。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以红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为起点。
潘皈佛，红十师参谋长，原红二十八团团长，是这场“大肃反”的第一个牺牲者。据王宏坤将军回忆：“早先的肃反并不是公开进行，大家并不知道。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在打了漕家河以后调到师部任参谋长。一天，副营长对我说，师部手枪队绑着一个人到我营驻地附近的山沟里枪毙了，我很奇怪，因为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到团部去问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问。我还是在猜测，到底是什么人?是在外面抓的?没听说呀，外抓的要枪毙也只能交地方，不能带到我们部队上来呀，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出发，从麻埠向叶家集开，叶家集在金家寨以北，属河南固始的地盘。那里是平原，一路上我注意就是不见潘皈佛。后来才知道，枪毙的果然就是潘皈佛。潘皈佛是张国焘‘大肃反’受害的第一个。”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张国焘的专横和政治保卫局的肃反特权，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等组织内造成一片恐怖气氛。
鄂豫皖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根据不可靠的“证据”破获了所谓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潘皈佛等九人委员会，准备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上并于9月15日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从根本上消灭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的案件，并根据该案件指责红四军变东进为南下的作战行动是曾中生继续立三路线、反对中央分局路线，是对于肃反和红四军政治工作不加丝毫注意的必然结果，是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等等，这样便收到了一石二鸟之效：消除了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最大障碍；同时为建立中央分局，尤其是张国焘的个人绝对权威打开了通道。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等挥舞着肃清反革命在红四军中的阴谋这面大旗，确实令许多人不寒而栗。
徐向前回忆说：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159页。
徐向前还回忆说：“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②
徐向前元帅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许继慎一案早已平反昭雪。而在当时，尽管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军军长，也只能是“将信将疑”，不能表示反对。其实，在那时的那种政治空气之下，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都相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是正确的。如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蔡申熙在给徐向前、刘士奇、王树声等人的信中就说：“此次肃反，直革命紧急关键也。彼等正企图置死难阵伤同志之血与命，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之血与汗，所争得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利益，及工农红军之绝境，以求逞其屠杀工农之惯技。观于如首犯之口供(暴动、炸药房、焚医院)及屡次战争中，彼等之延时抗命，便豁然矣!尤其于最近所获彼等于南京政府方面接洽来往文件中，更显其狰狞之兽性，亦更证明不可与彼等共戴天下。兄等能以坚绝之手段，处此稍纵即游之事，不仅挽鄂豫皖苏区前途于累卵，直已建最后胜利之坦途矣……此次虽减少红四军人员数量，不在少数，但对今后工作，不仅绝无损害，反为加强也。兄等应视此之胜利，胜似消敌人兵力三师以上。至干部问题亦不应稍为犹豫，须知彼等虽有才，其才不仅不为我用，而正用其才杀我也。望兄等在培养自己干部上努力，工农干部今日虽弱，忠质之弱腹似狡猾之强百倍也。”蔡申熙的这种看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中，是有代表性的。
这种思想状况也是红四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据记载：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的当天，即开始捕人。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等二十多人；继而在斑竹园又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人；接着又在余子店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