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编辑词条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干，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新法家、翻译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人物关系

孙女严倬云

1人物简介

2生平经历

3思想成就

4主要著作

5个人作品

5.1主要著作

5.2主要论文

5.3创办报业

5.4主要译著

6人物年表

7故居墓地

8人物评价

人物简介折叠编辑本段

严复，出生于名医世家。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毕业后在军舰上工作。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国闻报》成为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他不惜重金聘请了许多翻译家，翻译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他本人也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在《国闻汇编》上发表，在当时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郎官巷中。严复读书处在福州于山，严复之好友陈宝琛家族的后代、当代著名诗人陈运和有名作《诗，留在于山严复读书处》记载此事：“严复在这儿读过书而我在这儿读严复 严复的一生都是新版本 字里行间望得见日落日出 读懂了严复的脸色 读懂了严复的眼光读懂了严复的远大抱负 而朝廷却没人细读品味 才有后来的辛亥革命才有孙中山的脚步 严复爱读的内容子孙爱读的篇目 似相同又似不同此刻 在严复身后确实站着一支发愤读书的队伍”。

生平经历折叠编辑本段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自幼聪颖，又受家学熏陶，有较好的古文功底。长大后师事黄宗彝，对儒家经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十四岁时，因父亲去世，家道败落，不得不放弃科举入仕，转而入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等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现代造船技术。他对几何、代数、水重学、光学、电磁学、地质学、军事学、伦理学、音乐等学科知识都有涉猎。1876年，严复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其间他的兴趣逐渐脱离本行，转移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制和哲学。在这一时期，他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了解非常广泛。他不仅对西欧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尔等有所研究；而且对古代欧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璧鸠鲁、德谟克里特等，也有一定的了解。而这些思想内容对严复影响最巨者，则是当时西欧盛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观点，在英国广泛传播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主观唯心论思想。这些见闻与学习经历，使得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为直接与深刻，比之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仅靠间接得来的认识大不相同，以致郭嵩焘、吴汝纶、梁启超等都交口称自英国归来的严复“中西兼通”。这一学术造诣上的特点，为严复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回国一年后，严复被李鸿章调至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等职。但从政治上来说，由于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方面妥协的本质，李鸿章对严复并不真正予以重用；而与此同时，严复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也不满意。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洋务事业能救中国，认为他们所谓的“富国强兵”之道，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根本无法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始终认为，必须从政治制度与思想观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免于灭种亡国。因为对洋务派失去信心，严复企图通过“仕宦”之途，依靠封建旧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尽管他深为“仕宦之不达”而感慨万千、牢骚满腹，但还是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两次应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借科举来登上政治舞台，以实现政治抱负的愿望也落空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派苦心经营的自强求富的事业毁于一旦，一个泱泱大国不仅败给了一个蕞尔小国，而且还被迫签订空前的屈辱条约，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新的一轮瓜分殖民地的竞赛在列强之间展开。在这种情况下，救亡图存的问题摆到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面前，同时也给严复带来巨大的心灵创痛，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尝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谁其知之！”在没有政治实力、无法实现其救国主张的情况下，严复采取了以译著的方式来达到警世的目的。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他的一种新的斗争手段。

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的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圀�约翰·穆勒：《名学》（1905）、耶方斯《名学浅说》（1909）。它们与《天演论》一起，是严复最重要的八部译著。这八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此后西学的传播才开始具有明确的理论形式和思想内容。这个时期的严复仍以积极向上的工作，影响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担任了几个月的北京大学校长，但基本上过着衰病闲居的生活。同时，他虽然在所著文章及致亲友的书札中还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做鼓吹工作的“筹安会”，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甚至对戊戌变法，也以“轻易猖狂”为由加以否定。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喜读老庄，反对五四运动，走向历史潮流的对立面。1921年，严复病死于故里。

综上，严复的一生，从思想发展脉络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是其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以前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色的资产阶级维新理论家。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以前，他通过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伦理学等方面著作，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反封建斗争中继续作出贡献。但同时受现实政治的影响，思想逐渐趋于保守；辛亥革命后到他去世之前，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政治思想却远远落在时代之后了。严复思想上的曲折变化，既体现出严复本人在社会动荡中思想发展不可避免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

思想成就折叠编辑本段

严复的思想成就，主要包含在两类成果中：一是他自撰的政论文章；二是他所翻译的一系列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其中尤以后者为典型。在严复看来，他翻译西方著作的目的，决不在“汽机兵械”及“天算格致”，而是要直探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脉所在，所以，他不仅翻译和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等，还介绍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这样，严复的翻译，其意义不仅超过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对西方天文水利知识的介绍；同时也超过洋务派、维新派有选择的支离破碎的译书活动。不仅如此，在严复一生所翻译的170多万字的西方著作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内容是他自己撰写的按语，它们或对名物做诠释；或对原书观念做补充与纠正；或对国内外实际问题提出见解，突出地反映着严复的政治倾向，强烈地表现着他的政治态度和主张，体现了严复的爱国热情与思想精华，特别值得重视。

严复具有突出的政治热情。他最主要的著述活动，都可以视为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政治斗争方式。这一点，不仅在他的自撰文章中有表现，就是从他所翻译的著作序言、译例、案语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如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指出：“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丁宁反复，不自学其言之长，而辞之激也。”从他对所译西方著作的取舍中，更能看出他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图。在他的译著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群己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只不过是较长篇的论文；《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进化与伦理》一书的序论与本论两章；至于《穆勒名学》则尚不及原书之半。这种选择反映出，严复一方面要使人们在船坚炮利之外，更多地了解西洋各国之强盛的根本即社会政制思想；另一方面则要将西方学术著作中，他认为最切合中国现实状况者，视其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介绍给国人。

在具体的政治主张方面，严复的思想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主张变法维新。这一认识主要体现于他1895年发表于《直报》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四篇震动一时的政论，以及1898年出版的译著《天演论》中。经过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广泛了解，加上他自己的思考，严复开始对早年信奉的“新政”由模糊的怀疑进而加以明确的否定，认为其结果只能类于“淮桔为枳”，并不能救中国于危急之中。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人们只有认清社会历史的潮流，采取积极的措施，才有可能保种强国，免于覆亡的危险。“呜呼！观今日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论世变之亟》）而当时的统治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局面，依然希望用愚民政策来平息动乱，维持表面上的大一统；用科举制度来牢笼天下，防民造反；用闭关自守的办法来苟延残喘。掌握国家政权的封建顽固派则抱着对外国的成见，一方面狂妄自大，一方面对外国的侵略束手无策，最终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出发，就必须学习西方国家的强兵之术与民主制度，顺从“浩浩成江河”的天下形势，否则，“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论世变之亟》）。严复用以宣传维斄基础上，运用自然科学经验归纳的方法，对“旧学”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旧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等加以全面的否定，同时将西方经济、学术等思想理论大致系统地介绍进来。

第一，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严复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的落后。因此，中国传统的旧学是“无用”和“无实”的。从逻辑思维的角度来看，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是因为它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盲目崇信，他认为，旧学所据以进行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先验的，所以其结论也是错误的。他认为，作为演绎推理出发点的大前提必须是从科学中归纳得出的可靠知识，例如数学中“公论”(即公理)，决不是什么“心成之说”，而是经由“内籀”(归纳法)，研究了个别的、具体的事物而抽出其中的共性所得到的。严复大力宣传自然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要求从古书成训的传统名教下解放出来，这在理论上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而在实践上则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依赖科学去发展工业，并借助于科学去激励自己对前途的信念。

另一方面，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又是有所鉴别与选择的，如他赞同斯宾塞关于自然进化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的观点，但却不同意其“任天为治”、弱肉强食的消极观念。到了晚年，他的中西文化观有所改变，提出了“拿来主义”的重构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我更新的方案，他称之为“熔中西为一冶”，“合一炉而之”，主张对儒家思想学说“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这些具有辩证法精神的观点和方法，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启示，值得借鉴。当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并不全面，更不完全正确，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转向对西学的完全否定，将其概括为“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转而从“泽被寰区”的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寄托，就充分证明他对中西文化的了解并不透彻。但在维新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的上述认识却对开启思维、转变思想观念，从而推动历史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哲学思想方面，严复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宣传进化论，二是提倡唯物论。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主张进化发展，提倡变法维新，无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概念做了根本的否定；与进化论相关的“人定胜天”的认识，也在充实、发挥中国古代哲学积极因素的基础上，具有了更多的唯物主义的倾向。关于对唯物论的阐发，严复则多是结合翻译西方著作时对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梳理而展开的。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其自己，莫或致亡”，“非人之能为存亡也”。就是说，物之存亡都是它自身的精气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所说的“道”就是自然，就是以太，“道即自然”。这就坚持了唯物论的基本立场，从而高于康有为等维新派在“以太”问题上的唯心论。基于这一观念，他还明确区分了中国哲学史上所存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并结合自己的译书工作，对荀况、刘禹锡、柳宗元等唯物论思想家加以推崇，对孟子、韩愈、程朱陆王等唯物心论哲学家的加以贬斥，并引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来佐证唯物论的正确性。

为了推行维新主张，严复还针对清末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提出了“体用为二”的原则。他认为，体与用应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开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从理论上看，严复的这种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但在当时，却在反对洋务派名为新政，实则妥协投降的“中体西用”观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积极的思想基础。

但与此同时，严复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不彻底。当他批判唯心论时，又说外力作用决定着事物的发展，从而陷入机械唯物论；当他自觉地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又往往回避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而以一个超然者自居，采取了中间派的态度，说自己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他尖锐地批判陆、王心学并攻击封建主义的旧学时，他要求人的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而当他声言自己是不可知论者时，便背弃了这个基本立场，说客观实际虽然存在，但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最后能够符合于客观实际，那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了。所以，尽管他坚持着外物是客观的存在，并且是人的感官意识所由发生的原因，即他所谓“有外因，始生内我”，然而，只要他认可“因果同否，必不可知”，就转向了唯心主义。这表现出严复在反对旧学斗争中的软弱性。

第三，在经济学方面，严复是介绍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也是介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于《原富》的翻译之中。在翻译这部书时，他加入了多达300余条，共计数万字的按语，系统介绍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根据这些原理，结合中国进步的经济思想，针对当时的现实，批判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并对中国经济的改造提出了意见，即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并发展工商业。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严复认为必须反对清政府的官办政策及其他经济上的干涉政策，主张“自由平通”，听任民族资产阶级自己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与此相联系，严复反对清政府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腐朽制度。如他认为不裁减兵额，就不能增强战斗力；不整顿官制，就不能提高行政效率；不增加官俸，就不能禁绝贪污。不仅如此，严复还试图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以从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他反对领事裁判权，反对客卿干政（即帝国主义侵略者干预内政，如赫德担任中国要害部门海关的总税务司），更反对关税协定等等。他还认为，在工业方面，最重要的是“大生财能事”，就是拿最少的工力生产最多的物品，但这决不是减低“庸率”（工资）以求工力的减少，而是应该讲求采用新机器。严复的这些主张，一方面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地位，在经济上求发展的愿望，一方面也体现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从他的论述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所借以论证自己观点的论据，有些仍然是从封建经典中借来，有些则不切实际，体现出他思想上的折衷性与软弱性。而他天真乐观的商业资本主义的想法，在中国半殖民地化日益显著后，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产的命运。

第四，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严复对于西方逻辑学最为着意，这就是他所谓“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的科学方法。他在自己的著作及译作中对此均有涉及，还专门翻译了约翰·穆勒《名学》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两部逻辑学专著，并撰成逻辑学著作《政治讲义》。严复认为：“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政治讲义》）。因此，逻辑学才是西方学术的命脉所在。严复在介绍西方逻辑学的过程中，对归纳和演绎同时进行研究，但从思想观念上看，他更重视归纳法，他翻译的《名学浅说》、《名学》，其侧重点也在讲归纳法的理论与方法，他的一些按语与著作中，也明显地表露出对归纳法的赞赏：“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内”（《政治讲义》）。1900年起，严复在上海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首开讲习逻辑学之风，以《易》、《春秋》之旨比附逻辑，并运用实证的方法来批评中国传统的心性哲学。“一时风靡，学者闻所未闻，吾国政论之根柢名学理论者，自此始也”（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所介绍的逻辑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再认识。严复认为，中国的学术尚在混合的阶段，如中国的经学，就包括有哲学、政资产阶级的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满足了渴望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丰富和扩大了中国的文化知识领域。他所介绍的西方逻辑学开我国此类学科研究之先河，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运用科学方法对陆王心学、佛教禅宗所作的批判，鞭辟入里，从思想上终结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进程；他将中西方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融合的方法与观点，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从理论基础到思维模式的全新框架，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体系奠定了基础；他对封建旧学的批判，有着摧陷廓清的作用，对西学的引进与倡导，则有着筚路蓝缕之功。这些给人耳目一新又充满着科学精神的思想，无疑给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仅资产阶级维新派深受其惠，从中找到了与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等人，也从他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救国的道理，学习到了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因此，应该说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起了划时代作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与思想，也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所介绍的科学知识以及民主政治的思想，固然还不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求和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但终究也不能忽视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迪及历史影响。

然而，严复丝毫也不能逾越历史所许可的范围，来发挥他的智慧和才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环境，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不能不在他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这一点限制着严复在近代思想史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暂时繁荣已经过去，严酷的现实把严复早年所幻想的资本主义的设想打得粉碎。与维新派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从前以《天演论》为最高原理，可以得出中国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到了这时，也认为“因天演之利用，则所存在皆劣，顾劣者终亦不存，而亡国灭种之终效至矣”（《学衡》六期）；他把自己早年所讴歌的资本主义文明，总结为“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转而回过头去研究传统哲学，认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改良主义的立场还使他对十月革命持批评的态度，甚至对封建帝制的复辟也持明显的同情立场。这一思想倾向与他早年的战斗性格截然不同，却又有着一脉相承的必然性。这一点无论从他早年对封建帝制的情感上的留恋中，还是从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直至去世前夕，他还留下遗言说：“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由此可见，严复在运用西方思想武器改变中国现状的愿望无法实现，又发现资本主义也不能解救中国的情况下，必然地选择了向传统文化寻求济世良方的道路。[1]

主要著作折叠编辑本段

《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

《群学肄言》，斯宾塞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

《社会通诠》，甄克斯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名学浅说》，耶方斯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

个人作品折叠编辑本段

主要著作折叠

1.《严几道诗文钞》

2.《愈壄堂诗集》

3.《严几道文集》

4.《侯官严氏丛刻》，严复撰，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5.《严侯官先生全集》，严复撰，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6.《严复集》，中华书局，王栻主编，北京，1986年[1]

主要论文折叠

1.《论世变之亟》（天演论序），《直报》，1895年

2.《原强》，《直报》，1895年

3.《辟韩》，《直报》，1895年

4.《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创办报业折叠

1.《国闻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日刊

2.《国闻汇编》1987年11月26日创刊，旬刊

主要译著折叠

天演论序1.《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2.《原富》，亚当•斯密，1901年

3.《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4.《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5.《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6.《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7.《法意》，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8.《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人物年表折叠编辑本段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严复译作《天演论》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3]，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1891年10月8日（光绪十六年）严复获得候选道的官衔。事出有因，李鸿章在“办理海军请奖折”所附清单中提到：“直隶试用道吕耀斗拟请归候补班前补用”，“候补知府马复恒、鲍兰征、严复均拟请免选本班，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前先选用”。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同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

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

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

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

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

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

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

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故居墓地折叠编辑本段

严复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建筑融合了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的风格，2003年故居修缮完毕对游人开放。

严复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严复夫妇合葬于此，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0年代严复墓曾遭破坏；1984年～1988年，得到福建省行政部门的拨款和严复长孙女严倚云的捐款，严复墓得以修复。

人物评价折叠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法意》、《美术通诠》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着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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