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邱蔚接掌一分区三团
全文约七千字，请耐心看。
前些天，上个月末，邱蔚的长孙邱晓在密云结婚，新娘是土生土长的密云县人，邱晓大学的同班同学，现在是公务员。他们这对新婚夫妇的证婚人，是他们的班主任，曾任十六军军长的红军战将尹先炳的小女尹频凯。
邱晓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邱蔚已去世多年，所以他从未见过祖父的音容。我不知道他的祖母田池，以及他的父母、两个姑姑、一个叔叔是怎样向他描述自己的祖父的。作为一个多年来一分区的研究者，我也收集了不少邱蔚的故事。我希望我的故事对这个从未见过祖父的孙子能有所帮助。
抗战八年，共产党八路军对日军实行的基本战术就是游击战。而八路军游击战的最高作战单位就是“团”。所以，一个军分区的战果如何，首先要看它所辖的主力团的作战能力如何；而一个团长的基本素质如何，也就决定了这个团的作战能力如何。
为了给一个主力团找到合适的军事主官，军分区首长只能不断调整主力团的主官人选。在战争年代（我这里主要指八年抗战，不包括以后的解放战争），上级主管更换一个团的领导班子，无非有两种情况：正常的或非正常的情况。
正常的情况：比如原团领导的升迁，离开了这个团，这个团更换为新的一届领导班子。比如1944年10月三团团长肖应棠接任一分区司令员、三团政委龙道权接任一分区副政委，新任团长郑三生、团政委郑旭煜就属于正常接任。还比如1945年大反攻，原二十五团团长宋学飞升任一分区参谋长，团长职位由原副团长黄伯峰接任，原团政委邓经纬留任，这也属于正常的接任。
不正常的情况：1940年12月一团领导班子全部被撤换为新人，甚至新任团政委陈海涵是由晋察冀军区直接派过来的，点明接替原团政委朱遵斌，很明显就是非正常的干部轮替状态。还有1940年，赵玉昆叛变后，一分区对原属于赵玉昆五支队属下的二十五团、二十六团，进行领导班子更换，也属于不正常情况下的干部更换。
也有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下的特殊情况。比如，1937年11月，黄寿发让出二团团长的位置给“黑马队”大头领王天存，我至今都搞不清这一举措是“政策性”的还是“策略性”的？另外，1939年12月邱蔚正式取代纪亭榭，成为一分区三团团长，我也始终搞不清这是正常情况下的取代、还是非正常情况下的取代？
1939年12月到1940年12月，是邱蔚担任一分区三团团长的时期。在战争年代里，一支部队的主官是这支部队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政委只是唱配角的，是副职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40年整整一年的一分区三团，实际上都处在具有明显印记的“邱蔚时代”。如果说，在纪亭榭团长时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团长，布置任务，给予表彰，到了邱蔚时代，这一晋察冀军区首长直接打电话给军分区下属团长的指挥方式再没有出现过。
邱蔚是湖南佬，比杨成武大一岁，1913年10月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石港乡邱家老屋。邱蔚和杨成武、黄寿发同一年、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的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第五军——彭德怀亲手创建和指挥的一支部队。所以，湖南佬邱蔚应该与后来在一分区工作的两个湖南佬李志民、徐德操都属于“彭德怀嫡系”的红军干部。其中李志民还是邱蔚的浏阳同乡，紧靠江西的一处地方。徐德操是平江人，比邱蔚晚一年1930年参加的红军。
邱蔚在彭德怀部队，从最底层的大头兵干起，然后是排长、连长、营长，进入到中层指挥员。红军长征中与四方面军会合后，人数大为减少的红三军团已无存在的必要，于是红三军团番号取消，部队归红一军团指挥，整个红三军团缩编为红一军团第四师。邱蔚从第六师的营长改为第四师十一团侦察参谋。红军到达陕北，改编为八路军之前，邱蔚任第一师十三团副团长（团长黄寿发）。
这几天，临阵磨枪，一位朋友非常及时的为我上了红一师组成的这一课，比如“取消三军团番号，把三军团的10、11、12、13团编入到一军团，就是八个团。到了陕北，11月3日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东征的时候，恢复了红二师、红四师，军团直辖1团、13团。后来，征收了大批新兵，为了三三制组建一师，恢复了三团，政委就是指挥金门的那个肖锋，所以一师辖1、13、3团，3团排在后头，二师三个团排列是4、5、2团而不是2、4、5团。”我就是这几天刚刚才知道的。
朋友还补充说：“十三团是陕北籍干部战士组成”。我猜一分区后来的白儒生、李尚德这些陕北籍老兵，都是从这个十三团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都曾是黄寿发、邱蔚手下的老兵。
上面这点知识都是现学的，专利是别人的，我只是现学现卖。讲清这个来历非常重要，为的是首先要滤清这条线索，看看一分区这点家底是怎样形成的，他们之间，比如杨成武、黄寿发、邱蔚这些一分区悍将的关系又是怎样形成的。
下面的故事才是我收集的。
组成独立团后，黄寿发、邱蔚的十三团改编为独立团三营；1937年11月独立团一度升格为独立第一师，黄寿发、邱蔚的这个三营又改编为独立师第二团。就是1939年1月划给了三分区的这个团。但当时黄寿发、邱蔚都已经调出了这个团，曾在这个二团工作过的团政委袁升平、营教导员郑旭煜也先后都调出了这个团。
邱蔚同黄寿发的私交很好。1944年2月底，一分区整风刚刚结束，晋察冀军区传来命令，要一分区政治及素质最好的一团去参加保卫延安。
杨成武当即下令，给一团配备齐全干部战士，更换最好的武器装备，每人一身新军装，出发去延安。一团有一个连驻扎在易县西部山沟里，看守一团的秘密仓库。为接替下这个连，肖应棠从三团驻扎的满城县紧急凑齐了一个连，去替换下一团的这个连。并且集中了自己团最好的武器，供一团挑选。
临出发时，一分区机关所有成员在一团驻扎地满城县刘家台集合，为一团送行。1940年，一团奉命到晋东南参加“反顽”斗争，那一次是在春夏时节，一分区特地扎上彩门，为一团送行。1941年5月为庆祝一团召开党代会，一分区战线剧社上门为一团专场演出，连附近的日伪军炮楼都为之轰动。
这一次一团走，明摆着不再回来，带一团走的是团长邱蔚、团政委王平民。杨成武也专程从易县小兰村赶来，为一团送行。包括地委、行署机关在内的分区司政机关送到村外，然后是曾在一团工作过的干部继续送行。一分区司政机关中，有许多干部都是从一团上来的，或者有着在一团工作过的经历，比如魏巍、蔺柳杞、彭澎。晨光、李青川就更不用说了。
送行的人群中，黄寿发一直与邱蔚并肩走着，黄寿发的眼睛红红的，也不说话。杨成武和所有送行的干部都停住了脚步，但黄寿发不顾邱蔚的劝阻，还是一直走着，走在一团大队的后面。当时黄寿发在一分区虽然没有了任何职务，但“虎瘦威风在”，还保持着首长的威严。1944年2-3月的满城县，山间的道路并不太平，经常有成队的汉奸武装呼啸而过。怕老上司黄寿发出事，李青川、杨浩一直紧跟在黄寿发身后，眼看着这两个老丘八最后都抹了眼泪。
1942年底，黄寿发在平西被罢官，丢掉了十一军分区司令员的职务，黯然回到了一分区。因为知道平西严重缺粮，临回来前，黄寿发还是为平西着想，出面向杨成武的借了一百担粮，让平西的军队度过难关。黄寿发回到一分区，杨成武为人含蓄，没有说什么，他清楚知道人家打黄寿发，是拐着弯打他杨成武的。因为在晋察冀有一股很强的反杨成武势力，双方，也包括聂荣臻都心知肚明。但邱蔚当时就急眼了，要去平西为黄寿发打抱不平。
黄寿发不是饭桶，当一分区参谋长是很称职的，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见解。比如1939年一分区来到易县，杨成武看见背靠雄伟壮丽的狼牙山，高兴地说：有山就能打游击呀。
黄寿发在一边冷嘲热讽：人家孟阁臣是易县土著，他不比你更清楚。他都不用这座狼牙山，我们就用？
看见杨成武发愣，黄寿发又说：狼牙山是孤山一座，四面几条上山路一堵，山上无水无粮，不就像三国中的马谡守街亭一样吗？只能等死。
1940年底邱蔚接任一团团长，1941年5月一分区领导到一团参加党代会，黄寿发突然发现，邱蔚将一团团部放在山上。黄寿发提醒他，山上是绝地，一围就跑不了了，要他小心。邱蔚当时哈哈一笑：我又不驻大部队，顶多一个连，跟鬼子打转转呗。
果然，三个月后，鬼子对晋察冀军区展开史无前例的大扫荡，把狼牙山团团围住。在山上的邱蔚和几万军民几乎都成了瓮中之鳖。黄寿发鼓动杨成武，用三团猛攻松山、二十团夜袭上下隘刹，包围狼牙山的鬼子兵被调动过来，在碾子台闪开一条大空，邱蔚等几万军民这才连夜突围出来。
回过头再说当年。截止到1939年的年中，大龙华战斗打响的前夕，黄寿发已荣任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的这个一分区参谋长也来之不易。从熊伯涛1938年7月调走，黄寿发就一直代理参谋长的工作，杨成武也在为黄寿发争取一分区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但一直都迟迟下不来这个任命。我猜想，这期间聂老总曾提过其他的什么人选过来，但被杨成武给一口回绝了。直到1939年3月，一批青年学生干部来到一分区，黄寿发的任职命令才发下来），而邱蔚上任三团副团长已有半年，此时的三团已经是个什么景象？
在三团负有实权的三个营长肖应棠、赖庆尧、郭延林的拥戴下，三团真正说了算的，是副团长邱蔚。一团团长陈正湘每逢有事同三团协调，为什么要找副团长邱蔚和团政委袁升平，而和不跟团长纪亭榭说？
我的分析，陈正湘是极其温和的脾气，绝不是势利眼的人。他有事情不与纪亭榭直接商量，并不是看不起纪亭榭，而是因为他清楚知道跟纪亭榭商量也是白商量，最终还是邱蔚说了算，不如直接跟邱蔚商量的好。还有，与其跟纪亭榭商量后解决不了问题，徒让纪亭榭的心里难受，还不如不去商量的好。
于是，这就牵涉到一个私人的问题，邱蔚是个什么性格的人？或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打听过一分区的干部，说法不一。一分区知识分子干部很多，评论起领导干部来也很刻薄。比如说邱蔚，跟前后两任参谋长黄寿发、徐德操的作风都很相像，是个“兵”。“兵”是简称，说全了就是“兵痞”作风，说话不多，有时粗野，对念书人不太亲近（这点上与杨成武、陈正湘、特别是李志民截然不同），甚至不抱有好感。自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一分区的知识分子干部们对这几个“兵味很浓”的军事领导人也敬而远之，不太亲近。
尽管许多人的看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邱蔚的主意很大，跟黄寿发、徐德操相似。这个“很大”不是代表主意很多，而是说他的胆子很大。关键时刻敢于突发奇想，也敢于拍板做出决定。这都是纪亭榭不大具有的特点。
邱蔚和夫人田池
邱蔚的家人：夫人田池、长女邱燕湘、二女邱燕平、长子邱燕光、二子邱燕明 名单中的另一个红框者：刘寿鹏（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为一分区政治部秘书
我问，纪亭榭不是也胆子很大吗？在他晋升将军军衔的颁布会上，他就敢于板着个脸，给那些在场的海军、海军航空兵的首长们一个难堪，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老人回答我：那可不一样。纪亭榭的胆子大，是豁出自己，把自己挺出去。邱蔚可不一样，他的胆子大，关键时刻敢把整个三团全团都拿出去……
得，别说了，我明白了。老人们指的，是1940年的百团大战，特别是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涞灵战役。在这场战役中，三团分攻打东团堡。杨成武抗战八年最得意的两次战斗，一个是1939年11月初的雁宿崖、黄土岭战役；另一个就是涞灵战役中的攻占东团堡。
晚年的杨成武，出行已经很不方便了，他最后一次来到一分区故地，你以为他来到的是易县？是他生活了五年的狼牙山脚下吗？并不是。他来到得是涞源县，黄土岭和东团堡一带，那是给他带来一生荣誉的最辉煌地方。研究一个人，只有清楚看到这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才会明白他心中的真正心思。
1939年11月的黄土岭战斗，在时间上标志着三团已经进入到“邱蔚的时代”。黄土岭战斗尚未结束，邱蔚已经将三团拉了下来，提前一步回到了老根据地易县。黄土岭参战的五个主力团，三团是第二个下来的。第一个拉下阵地返回易县的，是由一团团长陈正湘指挥的二十五团（这个团参战的只有两个营，在副团长黄伯峰带领下归一团指挥）。
1939年的8-9月间，赵玉昆部的原冀中河北农民游击军三总队，正式改番号为一分区五支队，原赵侗部队使用过的番号。赵玉昆部队的五千余人，改编成晋察冀军区主力团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以及四百多人的一个便衣大队。
1939年11月初雁宿崖战斗打响的时候，刚成立不久的二十五团、二十六团都留在原地没有参战。只有一分区准备打黄土岭之后，二十五团的两个营在副团长黄伯峰带领下到了易县最西边的寨头村，接受一团的指挥。二十六团留在了易县东部的塘湖地区，防范从易县或满城、保定过来的鬼子偷袭一分区司令部。
雁宿崖战斗结束，黄土岭战斗打响之前，归一团团长陈正湘指挥的二十五团开始逐步参战，担任用小股部队诱敌深入的任务。1939年11月7日午时，黄土岭战斗全面打响，二十五团作为五大参战团之一，正经打得很不错，但仅有两个多小时之后，下午三点，二十五团被调走，离开了黄土岭战场。陈正湘说二十五团走，是因为“另有任务”。
有什么任务，比黄土岭战斗全面歼敌更加重要？我查遍了当年、1939年11月初的一分区的军事形势，没有发现有另一个战事威胁着一分区的安全。
还有要说明的，所谓黄土岭战斗，其实最初的主要战场并不在黄土岭，而在易县境内的上庄子，其次是上庄子和黄土岭村之间的校场村。八路军在上庄子得手，战场才逐渐向校场、然后向黄土岭村移动。
11月的冬天，天黑得很早，下午五点钟天就暗了下来。天黑之后，三团的阵地上没有了动静，陈正湘派侦察员前去联系，很快，侦察员回来说，三团已经撤下阵地回驻地休整宿营去了。
黄土岭战斗，包括在这之前的雁宿崖战斗，除了三团和曾雍雅的涞源支队是本地的部队，在黄土岭附近有自己的驻地。三团驻地在银坊，涞源支队驻地在走马驿，都在涞源县的最南边，距黄土岭说远不远。雁宿崖战斗结束后，黄土岭战斗打响前，银坊村被前来报复的鬼子兵占领，三团将驻地转移到黄土岭以南的银炉-大安一带。这里距黄土岭——校场——上庄子战场不到一小时的路程，已经更加靠近易县，地点偏僻，极为隐蔽。往东南走不多远就是一分区卫生部所在地干河净。当时黄土岭前线的后勤保障设在干河净和更偏僻的大富车村。
在黄土岭战斗尚未结束，就将三团撤下来宿营埋锅造饭，而且不通知一下战场上的各参战团。每当研究黄土岭战斗的这个细节，我都对邱蔚胆大的游击作风感到吃惊——您咋就没一点全局观念呢？
其余的四个团：一分区一团、二十五团，三分区二团，贺龙派来的特务团，都是从远道奔袭过来的，直接就到了战场上设置伏击地点。到黄土岭以前，二十五团的驻地在易县东部的洪城-固城村一带，这个地方在塘湖西边，与塘湖东边的东城阳村-西城阳村的二十六团遥相呼应。而一团的驻地在易县中部偏东的松山-团山一带，雁宿崖战斗结束后有过短时间的轮番休整，所以，最艰苦的是从唐县过来二团和特务团。
这一夜，河北省北部十一月的天气，寒风刺骨。在黄土岭阵地上苦捱了一夜的一团、二团、特务团，“大家咬紧牙关在山头上蹲了一夜”。天色未明，又开始战斗。此时除了一团和特务团的阵地上还有枪声，三团、二团的阵地上已听不见枪声了。从黎明到下午五点钟撤出黄土岭阵地，11月8日的战斗只有两个团，一团和特务团在打。
《杨成武回忆录》中，将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的最后撤退，是由于日军企图包围黄土岭战场，“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把我们的参战部队一网打尽。”“聂司令员得知以上情况后，立即指示部队撤出战斗，注意敌情变化。”
但是看陈正湘在黄土岭一线战场上的回忆录，没有收到过任何来自上级的电话指示，完全是靠自己的判断才及时抽身退出了战场。
我这一次主要讲的是三团的故事，恕我将一团和特务团暂且放下。
1939年的11月8日（应该是中午时分），邱蔚带着三团回到了一分区南管头村，随后到易县南边的南独乐村一带驻防。当天晚上，一团在陈正湘带领下也回到了易县，驻扎在易县西部的桑岗、杜岗一带。一团的团部在桑岗、一团一营驻武家庄子、一团二营驻口头村、一团三营驻扎在距团部最近的杜岗。
今日的狼牙山镇即南管头村，村前那条河即漕河
以往，研究黄土岭战斗的人只关注到了黄土岭战斗的过程之中，却往往忽视了黄土岭战斗之前和之后。雁宿崖战斗之前，一团是从易县东部的松山连夜冒雨奔赴涞源战场，在易县西部的集结地点（一团是以连为单位分村居住地）就是口头村。从黄土岭战场撤下，一团再次集结口头村，但不能马上就回到易县东部。因为保不准黄土岭的鬼子兵会东进易县一分区所在地，一团驻扎在口头村一带，会抵挡一阵，让在南北管头的分区司政机关有时间紧急转移。
最后一个从黄土岭战场下来，但没有时间休整，又盯在鬼子兵东进的必行路中间，这就是当时一团的处境。
八路军主力撤离黄土岭之后，干河净因为太靠近黄土岭，被一分区卫生部放弃，卫生部改驻在桑岗；靠近干河净的七峪也被放弃，原驻扎在七峪的一分区供给部改驻到水泉。
鬼子的报复，是在三四天之后，11月12日夜间开始的。这一次鬼子报复一分区的细节我不讲了，以前都讲过了。我只讲与这一节有关的三团。
11月12日这一天的傍晚，杨成武预见到鬼子很可能将对一分区司令部采取行动，所以一边指挥驻扎在南北管头村的分区司令部、政治部连夜转移到满城县的慈家台；另一边打电话叮嘱驻扎在口头村的一团二营营长宋玉琳，要他特别在这夜提高警惕，严防日军从口头村旁边与一营之间的那条小河沟摸过来。宋玉琳偏偏这一夜没当回事，被鬼子连夜摸了上来，偷袭南北管头村。
二营当夜也行军转移，和偷袭的鬼子兵走的是一路，双方撞在了一起。因为二营穿的都是雁宿崖、黄土岭战斗中缴获的鬼子兵黄呢大衣，所以一路同行的鬼子兵居然都没有发现。还是二营先发现了同行的是鬼子兵，于是悄悄撤下来，让鬼子兵先走。幸好几小时前一分区指挥机关刚转移离开了南北管头，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转移到满城县慈家台的分区机关，并不是万事无忧了，偷袭一分区的这股鬼子，是从保定出来的。这些鬼子几处扑空之后，最终还要在周围搜索，最后在满城县城汇集，然后再回到保定去。于是，杨成武率领一分区司政两大机关，继续向南，从满城县进完县，今天的顺平县，然后又进入唐县，最后停留在花塔山一带。随同一分区机关的保卫部队，杨成武指名要三团跟随。
1939年11月黄土岭战斗结束后的河北省易县一分区形势图
老人们给我讲这段往事的时候，反复说了一个地名“百花山”，说11月的天气，这个地方美极了。我查对《杨成武回忆录》的这一部分，上面也写的是“百花山”。
百花山我去过，在房山与门头沟交界的地方，当年盘山公路就修到半山腰的史家营，再往上走就是山间的沙石路。难道唐县、完县之间另有一座百花山？我怀疑老人们将地名给记差了，应该是“花塔山”，不是“百花山”。因为这一次花塔山之行非常顺利，没有遇见一个敌人。两年后的1941年9月底，鬼子兵再次对一分区大扫荡，那一次出现的狼牙山五壮士。杨成武故伎重演，再次带领一分区队伍重返花塔山，但这一次，陷入鬼子的重围之中，于是才有了著名的“梯子沟突围”。
总之，在花塔山，杨成武为三团更换团长举行了并不繁杂的手续，纪亭榭正式卸任，邱蔚正式上任，成为这个三团的第二任团长。团政委没有更换，依旧是袁升平。以后，1940年来到，年初，随着陈正湘、袁升平、纪亭榭的离去，一分区开始了新的篇章。
但那就是以后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