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冀朝铸回忆录：丑剧和闹剧
外交风云—丢人现眼的丑剧和闹剧
大约在我父亲过世一星期后，外交部又遭遇到红卫兵另一波的冲击。这次主力是外语学院一群最激烈的学生，他们要「横扫」外交部的所有「保皇派」。鼓动红卫兵搞事的是姚登山，一个中年的外交官员。他在印尼被驱逐回国，原因是他煽动当地的华人反对政府歧视。
姚登山触犯了所有的外交规则，惹怒了周恩来。但是毛主席和江青（现时已是文革中最有权势地位的人）却公开欢迎他回来。当数以百计的红卫兵包围着外交部的大门，叫嚣着要进来时，我见到姚登山喜形于色。我和并非文革派的同僚决定死守外交部，因为我们知道外交部，像国防部一样，收藏着国家的秘密。一旦红卫兵冲进来的话，凭着他们「打倒一切」的本事，必然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失。此外，我们知道红卫兵还怀有其他的目的，便是搜索档案，以找出不利于刘少奇（已倒台的国家主席）、陈毅（当时的外长），以及周总理的资料。
我和其他几百名的外交部人员一道，用身体顶着外交部的大门，不让红卫兵闯入。但我们人数始终吃亏，给他们攻破大门，并冲散了我们。他们一窝蜂的涌进外交部，受到姚登山一伙的欢迎，其中包括唐闻生。我们已无反抗之力，准备任由鱼肉，可是姚登山等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便是捉拿陈毅，并开会斗争他。陈毅的办公室，和周总理的一起，都在人民大会堂。红卫兵于是重新组织，操往大会堂，而我和我的同僚赶在他们的前头，意图加以阻止。我们手扣着手，在人民大会堂的前面组成人链。红卫兵到达后，高声叫骂，要我们交出陈毅。
在这闹嚷嚷的当儿，大会堂的门突然打开，走出了周恩来总理。他浓密的眉毛交织在一起，面容绷紧，充满怒气，准备和这些学生交锋。他一手叉腰，一手戟指向着学生，眼睛像鹰眼一般锐利，扫过学生的面：「中国是你们管的，还是毛主席管的？你们已经闯进了政府机关，拿走了大批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胡作非为只有让敌人高兴。」学生们停下来，交头接耳，声音沉静下来。但是，他们的首领仍是要求交出陈毅。总理双手抱在胸前，两脚迈开，站在门前，斩钉截铁地说：「你要陈毅，便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吧!」
群众平静了下来。他们在想，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接着总理和学生展开了艰辛的谈判。总理同意学生可以开会申述他们的意见，但他会陪同陈毅一起出席。群众选出了代表进入一个大会议室。在这里，总理坐上好几个小时，听学生对陈毅的批判。最后，学生似乎已宣泄完毕，周总理站起来要上厕所。就在这当儿有几个红卫兵冲上台来要抓陈毅。侥幸陈毅的警卫早料到有此一着，迅速把陈毅推到后台去，从后门离开，那里周总理早已准备好一部车子，把陈毅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周总理的声望很高，但极左派总是质疑他的政治资历。他们批评周总理迎合敌人，对帝国主义者过于友善。然而，在官方文件和报纸社论中，周总理都被认为和毛主席、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同样「清白」。利用他的地位和忠于党忠于国家的声誉，周总理在幕后做了很多事保护政府高层官员，包括那些早已被打倒和受虐待的官员。他把一些部长收藏起来，谁也不告诉，包括江青在内，因为江青是专门找麻烦的人。
外交风暴正在酝酿中，姚登山一伙对外国使馆进行攻击，并鼓动极左分子在香港搞事。
香港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象征。红卫兵攻击苏联、印度和缅甸大使馆，其猛烈程度一次比一次厉害。他们聚集在苏使馆门前叫骂，并把苏使馆所在地的使馆街改名为反修路。他们打破了印度使馆的窗户。
由于受到国内事件的鼓励，以及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姚登山，国外使馆的左派也步国内激进分子的后尘。在伦敦，极左派公开示威，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在仰光，左派的使馆职员和警方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这消息传到北京后，人们群情汹涌，姚登山认为要对缅甸驻京使馆进行报复。
这使我们这些头脑较为冷静的使馆人员大为吃惊，但我们已没有上级可以投报此事。总理去了其他地方「扑火」，不在北京，而外长陈毅和其他副外长都已经成为红卫兵的攻击对象，他们也不敢出头。从上数到下，还可以发号施令的，便只有姚登山了。他的官职是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权力可大可小。我们派出几个人去到他的办事处，要求他叫停学生的行为。学生攻击外国使馆违反了所有外交规则，并可能被认为是战争行为。历史上，1899年义和团攻击外国使馆，我们不希望重现。但姚登山不理会我们，他继续指挥造反派在使馆捣乱。有一个男孩子向他报告，学生开始抢掠。此时姚突然严肃起来，宣布：「不准抢掠!把地方砸乱，但是不准偷抢!」在他的意念里，抢掠属于资本主义行为，而破坏则是革命。
外交风潮在1967年8月达到了高峰。在要求英国归还香港殖民地不遂后，姚登山计划袭击英国在京代办处。红卫兵给予英国代办48小时应允要求，但由于这个要求没有官方正式支持，英方不予理会。 香港的文革派早已跑到街头斗争，大陆的激烈分子也已准备好大干一番。在北京，造反派于最后限期届满不获答复后即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攻入英国代办处属地。
在过去的一些日子里，由于我曾极力反对这些疯狂行为，我已被命靠边站了。我现在是无所事事，因此在火烧英办的当天我很早便回家休息。我的家正就在英办附近。我回家不久，便听到人声鼎沸。我见到数以百计的人，冲到英办所在地。我跑出街外，听到的是一浪又一浪的叫嚣声。约在晚上十一时，我见到了火光。我不相信的事竟然发生了。红卫兵放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世界真是疯了！
消防车到来救火，但是给红卫兵阻止了。警察赶来维持秩序，但红卫兵一样不理，甚而加以殴打。这次姚登山是太过份了。红卫兵不只把英代办处捣得一塌糊涂，还因为英代办霍普逊（Hopson）拒绝低头认错而打了他。此外，英代办处的几个职员也受到了攻击。这次不只周恩来大为震怒，连毛主席也干涉了，宣称负责这事的人是反革命分子，应受惩罚。现在政治风向又变改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将被清洗。一夜之间，外交部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姚登山及其一伙从「真正的革命派」变为反革命派，而像我那样的「保皇派」却因为顶着这些过火行为而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中美关系的启动
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因为边境纠纷而变得愈来愈恶劣。苏联对中共的威胁，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了美国。但是一些细微的发展，似乎对中国有利。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刚上任，他公开表示有意访问中国。美国解开了本国人访问中国的限制。此外，在1969年10月，美国撤走了两艘一直巡逻台湾海峡的驱逐舰。
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一个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瞥见了中国驻华沙代办。他走上前去意图转达一个信息：美国已做好和中国进行严肃谈判的准备。可是我们的怯懦的代办不想和敌人交好，也不知怎样应付这个场面，唯有夺路逃跑，走下了楼梯。代办的翻译避进了洗手间，被斯托塞尔追及。于是在这个洗手间里，美方代表向中方代表（一个惊惶失措的翻译）传达了这个影响中美关系的划时代的信息。
为了证明斯托塞尔这个信息是正式的而非他本人一时的狂想，美国国务部在第二天的中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斯托塞尔和中国代表曾有短暂交谈。
不久后，高级副外交部长罗贵波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中国和美国已经展开秘密接触，只有几个人被选派参与此事，我是其中之一。罗贵波说:「你所有其他的责任都要让路给这项工作。从现在起，你要开始阅读所有提供给你的材料。」
由这时开始，我的工作—即利用我的特别技能给政策服务—变为集中在研究政策本身。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仍是总理的一个全职翻译。今天我可能在一个与非洲某国元首的会议中担当翻译，明天要应酬的客人可能是一个欧洲的大使，而后天我可能陪伴总理访问某一亚洲国家。接受了这个任务，意味我要随时候命。我还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例如我到过哪里或将要到什么地方，包括我的妻子向同在内。
工作小组包括我的韩战老友过家鼎、王海容、（毛泽东的孙侄女）唐闻生和其他少数几个人。领导是章文晋。章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曾在德国留学。他也曾担任周恩来的翻译。
1970年初当美国秘密轰炸柬埔寨以切断北越的援助线之后，中美关系修好的前景变得暗淡，直到下半年才有所改善。该年七月，周总理会见了美国作家斯诺。斯诺是1938年出版的畅销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或译《西行漫记》）的作者，此书把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公开在中国版图上，因此他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并被允许访问中国。在北京的乒乓球赛事上，他和周总理并肩而坐欣赏比赛。周问了很多关于美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周惊奇地发现斯诺认为美国正要从越战泥潭中抽身而出。美国陷于越战中不能自拔，而这情况的造成正是由于我们对河内的援助，以及我们容许苏联利用我们的铁路运送军用物质给北越。
周总理告诉斯诺，虽然来自南方和东方的威胁有所缓和，但来自北方的威胁却没有减少。斯诺问：「哪个较为省力，和苏联谈判修好，还是和美国？」周总理含笑回答：「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周总理的回答令我十分高兴，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及失去了和糟塌了这么多的机会之后，我至爱的两个国家再次找到了共同立场。
隔了一个多月，在庆祝十月一日的国庆典礼上，我被召到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周总理和毛的接班人、国防部长林彪翻译。一如既往，我站在领导人几步之后候命。我瞧见周总理领着斯诺和他的夫人走向毛主席。我立即趋前给他们传话。毛首先对斯诺和他的夫人表示热情的欢迎，并向他们介绍国庆游行的情况。他接着告诉斯诺庆典完了之后，他想和斯诺多谈几句。
毛泽东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和一个美国人表现亲密，这事本身已经非常耐人寻味。但还叫人更加惊奇的是，一直站在毛、斯两人身旁的林彪元帅，当记者开始按动快门拍摄时，突然一言不发地离开现场。第二天所有中国报纸的头版上都刊登一幅大照片，载着一方是态度安详的毛泽东，一方是满头白发的斯诺，而我则站在他们中间。我因此广为世人所知，包括我童时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在内。
这是历史上头一次，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毛主席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个中国最神圣的地方）而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人。
斯诺过去曾在延安山区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相处了一段时期。他明白这一刻—即与毛泽东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一刻—的意义。因此他后来写道：「中国领导人在公众场合的一切表现，都是有目的的。」新华社向全世界发放这帧照片，其信息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再清楚没有了：毛主席对发展中美关系有兴趣。但不幸，正如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后来打趣地说：「我们西方迟钝的头脑完全接收不到这个信息。」
被委派了新的任务之后，我不再是毛泽东的主要英语翻译员了—这角色由唐闻生担负起来。但我仍是周总理的第一英语翻译。斯诺给周做了一个访问，整整用了一个晚上。谈话中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周总理告诉斯诺，中国已准备好和美国讨论美方在保护台湾流亡政府方面的角色。
稍后，毛泽东亲自告诉斯诺，他欢迎尼克松来中国，「以美国总统的身份也好，以旅行者的身份亦好。」中国信息是否到了白宫，我们不知道，但无论怎样，我们间接得到了白宫的回应。1970年11月10日，我为周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做翻译。正如所有类似的场合一样，除了我之外，还有记录员和其他的外交部人员，以及叶海亚汗一方的人员。会谈涉及双方有兴趣的问题，其中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当会谈将近结束的时候，叶海亚汗突然说：「我想和总理私下谈谈，希望只有一个翻译在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要求，但总理立即同意了。他指指我：「小冀，跟我来。」
在一个只有我们三人在场、紧闭着门的僻静的会议室里，叶海亚汗说他最近访问了美国，并在美国椭圆形办公室里见过尼克松总统。总统请他向中国转达一个信息。这时，我感到血脉亢张、呼吸紧迫。美国总统要直接给中国总理一个信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尼克松先生委托我告诉中国，美国人认为改善中美关系是必需的，」叶海亚汗说。「此外，总统先生还说美国不会参加任何针对中国的联盟组织。他愿意派遣一个高层密使来北京，讨论所有两国尚待解决的问题，以期最后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
我不知道周总理是怎样保持冷静的。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好像是梦想成真。就我而言，这是个人问题；而对于周总理来说，我知道他一开始便认为中美应该是盟友。现在总算是有这个可能了。
事隔一个多月后，周总理才作出回答。他的回答是：「中国一向所愿望的，也是经常努力尝试的，是透过和平方式谈判。为了讨论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派遣特使来北京商谈。」周总理还提到了，虽然美国还从不同的渠道传达许多不同的信息，但这是第一次「由一个国家元首给另外两国国家元首传语。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对这个口信十分重视。」
最大的公开的突破发生在1971年春天。那时日本正举行国际乒乓球赛事，中国第一次派出队伍往国外比赛。美国队中一个选手在闲谈中，向中国选手表示有兴趣探访北京。周总理获悉此事，他跟毛主席请示此事是否可以进行。毛初时认为不好，但旋即改变他的看法。于是外交部立即发出邀请。中国向美国选手铺了红地毯，「乒乓外交」成为国际媒介的头条新闻。
周总理亲自在大会堂接见美国运动员，而我是这次会见的翻译。总理告诉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他们正在为中美关系展开新的一页。「我有信心中美友谊的再次开展，必然得到两国人民的欢迎，」他说。美国选手静静地听着，不知怎样回应。周总理逐一观看他们年轻的面孔，然后问：「你们同意我吗？」运动员们报以如雷掌声。这之后周总理还会见了好些美国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他的符合人性的言论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也没有隐瞒中国的问题，例如人口过多。接着的发展涉及到了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我在这里简述如下。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自华盛顿安得鲁斯机场乘机起飞，对外宣布的原因是访问西贡、曼谷和新德里，最后以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马巴德为终站。但他真正的目的是秘密前往中国，进行中美建交前的谈判。在巴基斯坦，基辛格诈作肠胃不适。参与这个秘密任务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公开表示关注，并对媒介说准备把基辛格送到他的山区别墅，以便他能在一个幽静的环境中康复。事实上，在第二天7月9日天刚破晓，基辛格和他的随从乘坐巴基斯坦军车到了查克拉拉机场。一个英国记者凑巧因其他事务也在现场。他看见基辛格，立即打电报给他的伦敦上司。这位上司认为不可能，没有理会，结果白白溜失了一个独家报导的机会。
基辛格登上了一架巴基斯坦波音707客机，这飞机刚从北京回来，机上载有陪伴基辛格前往北京的人员，包括翻译唐闻生在内。至于我，亦已和其他主要官员先期等候在钓鱼台国宾馆。妻子向同并不知道我在这里，还以为我在地球另一面工作。飞机降落后，缓缓驶到机场一个不公开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的代表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到来。叶剑英，政治局的资深成员，和我陪伴基辛格到国宾馆。我们乘坐的是黑色红旗牌轿车，窗帘闭得严严实实。一路上，叶帅对基辛格没有多少言语，只说周总理会在当天稍后接见他。
当天下午，周总理来到国宾馆。由于得到预先通知，基辛格等已在门前恭候。当周总理下车时，基辛格显得有点紧张，但总理的微笑以及从容不迫的态度使气氛缓和起来。基辛格伸出手，总理和他握手，然后两人一起进入客厅。吃过茶和寒喧后，双方连同各自的随从走进隔壁的会议室。会议开始时，周总理先致欢迎辞，然后请基辛格讲话。基辛格从他的公事包拿出一叠厚厚的、早已打好字的纸张，翻了一会，然后开始念。至于总理，则面前只放了一张空白的纸。基辛格顺畅地读了好几分钟，然后念到了这一句：「许多游客来到这个美丽，然而对我们说是神秘的地方。」这时，总理微笑着打断他的话：「当你认识了这地方后，你便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神秘了。」这话把彼此的距离拉近起来。
第一天的会谈，（其中包括一个工作午餐）差不多持续了七个小时。会议结束时，已到了午夜时分，总理照例还要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告。由于毛和周两人都是通宵工作，于是第二天早上基辛格被安排参观紫禁城。
唐闻生和我轮流为这个会议作翻译。当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往外参观名胜古迹时，通常是由我负责翻译。在第二天的会谈中，总理列出中美的所有重大分歧。他问，彼此的分歧既然这么严重，是不是还有需要邀请美国总统来中国探访呢？对此问题，基辛格似乎有点措手不及，但他随即冷静地回答，是否有此需要，由中方来考虑决定。吃午饭的时候，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很详细的介绍。基辛格告诉总理，尼克松总统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但总理说，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在他的长篇叙述中，周总理似乎就不能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批评自己。后来我细心一想，这可能是总理对基辛格暗示，他并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吃过午饭后，会谈继续。周总理告诉基辛格下一年的暑天，即1972年的暑天，可能是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适当时机。基辛格绽开了笑容，他不再担心了，很明显周恩来先前的关于中美分歧的话不是当真的。最后，双方同意把访问订于1972年的春天，这样不会妨碍美国的大选活动。在怎样宣布这个消息的谈判中，有两个主要考虑。第一，尼克松的访问是尼克松本人要求的，还是中国提出邀请的？这涉及一个重大的「面子」问题。第二，而这对中国更为重要，提不提台湾和怎样去提？如果不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公告便发不出；联合公告发不出，尼克松访华便不能成行。
第二天早上，外交部副部长黄华提出了一个新的联合公告文本，以在双方不失面子的情况下解决上述两个困难。基辛格作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便接受了。这个联合公告震动了整个世界：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 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的第一段解决了第一个困难。使用「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接的表达方式，双方很巧妙地避开了谁采取主动的问题。第二段没有提到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退让，因为任何美国改变支持台湾的暗示，都会在大选年中置尼克松于不利的地位：他的对手会乘机攻击他对共产国家不够强硬。自然，「双方关心的问题」在定义上可以包括台湾在内。在外交实务中，任何一个字眼都重要，因此都要计较和争辩。
访华公告发表后，最受这个公告震荡的国家，可能是日本，美国的主要亚洲盟友。然而，虽然日本可能因这个消息而感到不快，但她迅速反应，立即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许多其他国家都不甘后人，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月间，台湾失去了她在联合国的地位。有分参与尼克松访华谈判的黄华，成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三个月之后，基辛格再次访华，但这次是公开的了。他此行的目的，是准备尼克松访华后的联合公报。我参与了联合公报的准备和定稿的讨论。
正当我们的对外发展进行得十分顺利的时候，国内发生了一宗当代中国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事。林彪，国家副主席和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竟然叛逃中国。关于此事有许多解说，但基本事实是林彪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周总理对他亦没有使用价值。根据一个传说，该年较早的时候，林彪曾试图暗杀总理。林彪的儿子，一个空军将官，涉及暗杀毛泽东的不可思议的阴谋。也有传言说，林彪曾意图在广州设立另一个政权。根据我从政府内部和外部所得到的消息，事实是林彪知道他已内定为被清算的对象，而他不想坐以待毙。他的儿子安排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他正在度假的海滨住地。飞机载了林彪、他的妻子和司机。林家计划沿着最短的航线逃离中国，即北向俄罗斯飞行。
林彪的儿子调动飞机的消息，传到了周总理处，周立即告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把飞机打下来。毛说：「让他去吧！」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决定，因为把共产党副主席打下来极可能被视为一宗谋杀，可能引发动乱。然而，命运之神开了个玩笑，飞机烧光了汽油，紧急降落时堕毁在外蒙，机上所有人全部死亡。苏联的法医证明了死者的身份。
经此事后，毛泽东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中。他的老同志和亲密战友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倒为叛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反革命，或被控以各种各样的政治罪名。国家的知识分子在鸣放和反右运动中被搞得遍体鳞伤。文化大革命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以及砸烂了党的体制。仍然对毛泽东保持忠心的人，是那些当过红卫兵的年轻人，以及他的亲信。他的亲信个个都野心勃勃，觊觎权力，并利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气氛清除政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场合，是在电视上会见北越新总理。看到这纪录片的人都惊讶地发现毛泽东老了许多。他的肩膀佝偻着，双腿无力，摇晃不定。1972年1月，我敬爱得像父亲一样的陈毅元帅因癌病逝世。我如丧考妣，哭得像泪人一样。陈毅是文革的另一无辜受害者，死的时候尚未平反。在零度以下的天气中，毛泽东亲临陈毅的丧礼。他看起来举步维艰。根据在场的人所述，毛的情况很坏，非常衰弱。告别礼完了之后，他对周总理说：「我不行了，要靠你了。.....我死了之后，一切都交给你了。这算是我的遗嘱吧。」
周总理说不好，但毛的妻子江青疯了起来。她是一个心怀叵测、专搞阴谋的人，意图在毛死后继承毛的地位，或指定毛的继承人。她认为毛的周围有一个「间谍网」。由于她是政治局成员，她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夜进行，其间她宣称「主席身体很好」，并指责周恩来「强迫主席交权力给你」。其实，自从文革开始，江青便阴谋中伤总理。现在更是关键的时候了，因为倘若毛泽东这时逝世并把权力交给总理的话，江青和她一帮的日子便不好过。因此她竭力打击周恩来及周恩来的人，包括我在内。
在这当儿，亦即在毛的身体发出警号及林彪事件发生仅一个月之后，基辛格来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北京，这时 --1971年秋天—中国的情况十分紧张。美国代表团入住宾馆之后，他们发觉迎接他们的，是张贴在他们房间墙上的反美口号和标语。谁命令张贴这些标语？无人知道，也无人承认。周总理不会这样做，而我相信也不大可能是毛的意思。幕后黑手应该是江青，她现在是进行殊死战，而她不希望基辛格访问成功，因为这会给周恩来脸上贴金。
基辛格明显地因这个耻辱而愠怒，但他把这处理得大方得体，符合他的作风。他命团员把所有的大字报和标语拿下来，集中在一起，送往我们的礼宾处。他并给足我们面子，说这可能是上一团人留下来的。双方的紧张关系，在周恩来当天稍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代表团时立即被消解了。周在这个场合发挥他无比的魅力和亲和感。在接着的酒会中，他致辞欢迎美国客人。这个欢迎辞从未正式发表，它是基辛格第二次访问成功的基础：
「经过了二十二年的分隔后，中美关系现在又展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而这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还必须有一个领路人，这人便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地方。
「中美人民同是伟大的人民。虽然中美两国被辽阔的太平洋所分隔，但是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起来。今年，在接待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我们还接待了好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以新的精神迎接新的时代。
「我建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干杯，为基辛格博士和所有其他朋友的健康乾杯。」
晚宴之后，周总理穿梭宴会厅和基辛格代表团中所有的人碰杯，包括基辛格的各个秘书和飞行人员。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合照，这是美国官员和中国官员的第一张合照。
在公报上、怎样提台湾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还是基辛格有办法。他用了以下的表述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虽然中美公报的其他内容还须修改，但上述聪明的说法成为经典的表达方式。
会谈后，正当基辛格的飞机徐徐驶往起飞跑道结束他的第二次访华旅程的时候，消息传来台湾已被取消她的联合国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我们每人兴高采烈，但是无暇庆祝，因为我们要马上装备几个月之后的美国总统的正式访问。
外交部的两个女人
短短的时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迁!
三年前当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他站在白宫前的石阶上宣称，他的愿望是看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生活在愤怒的隔离中。」那时，人民日报即时作出反应，骂道：「尼克松的头部已套在绳索中，竟然还有心思讲将来的问题。.....他的一只脚已踏进坟墓中，还在自我陶醉，讲天堂的美梦。这是一个垂死的阶级的呻吟和挣扎。」
三年之后，一只脚踏进坟墓的，是毛泽东。那时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在决定他身后谁继承他的大位的问题。有许多年，毛泽东总在谈他的身后事，好像他的末日快将来临一样。我曾经为他在许多会见外国政要和名人的场合中作翻译，这些人都希望和他谈实质性的问题。但毛泽东认为自己是哲学家，而周恩来才是干实事的经理。对于他不想讨论的问题，毛泽东惯用的手法，是摆摆手，说：「哦，我还要担心什么?老天爷正准备给我请帖呢!」暗示他患上不治之症，国家问题不受他控制了。
这是他的政治权术。确实，1971年年末，他真是好像收到了老天爷的请帖，而即使捱过了1971年，他的时日也好像不多了。可是，当尼克松访华的日期愈来愈接近时，毛泽东竟然像打了强心针一样，整个人振奋起来，就像一个过气的、失去状态的拳王要为争标作最后的努力一样。他的心情好了。他同意医生治理他的肺炎和心脏病。他练习站高坐低，并在扶持之下走几步。他对于能够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感觉愈来愈兴奋，因为这又是历史的契机，使他青史留名。像他研究过并加以模仿的古时帝王一样，他的名字会地老天荒而不堕。
但是长时间的压力和抽烟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全身浮肿，想吐痰也没有气力。他对传统医术有戒心，并坚持认为对于患了癌症的人，最好不要让他知道实况。毛说：「不要告诉这个病人病况，不要做手术，这样他可以活得长一些，可以多干活。」基本上，毛的侍从和党的高级官员需要进行重大手术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当康生，毛的老朋友和保安头子，被诊断患上膀胱癌时，毛命令免除他接受手术「之苦」。不论毛此举是出于好意还是意图除掉康生，几年之后，康生一命呜呼了。康生死后，许多人控诉他以毛的名义犯下许多迫害无辜和残害同志的事情。
正当这个时候，我也遇到很大的政治压力。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便已经靠边站了。后来，姚登山冲击外国使馆以及文革中的其他的极左行为，使我得以平反，并升了职。跟我一起平反的，还有许多受尽红卫兵凌辱的老干部和老领导。即使毛泽东自己，也重新召回一些被错误下放或开除党籍的高级官员。
但在外交部内，政治风云仍在激荡，没有平息。一些同我在外交部工作的极端分子和嫉妒我的人，不断批评我对反革命分子太过软弱。可是，我跟我的其他同僚不同，我是不受控制的人，而且不容易被打倒，因为我得到周总理的全面信任。我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日渐加重。在政府里面，没有那一个人像我那样长时间参与周总理和外人的会谈。我对周总理了如指掌，我熟悉他每一个手势，我也知道什么时候他臂弯的旧患又令他痛楚。此外，我还是政府内唯一可以和基辛格闲话家常的人，就像哈佛的学生在饭厅里闲谈一样，而周总理对此完全信任我。这使我成为一个不能缺少的人。还不止此，我成为周总理在外交部的耳目。他经常问我有什么事情发生、谁在背后说谁的坏话、他的敌人现在有什么动作、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是怎样，等等。我时常给他提供消息，并且跟他说现在有什么好人正受到攻击而需要保护。
我在外交部的主要对头人是唐闻生。
唐闻生现在直接替毛泽东工作，因此她属于江青一伙，成为毛的内线的一员。这些人都恐怕毛死后周恩来成为他的继承人。周总理背后抗拒毛的命令，保护一些政治上被打倒的人。而对于江青，他曾当面拒绝透露她要追寻的人的去向。江青攻击周恩来架空毛主席，虽然她内心非常清楚，周恩来完全没有在毛死后取代毛的位置的意思。毛是中国的严父，而周是中国的慈母。可是，周已经七十四岁，岁月的痕迹已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事实上，我和我的同僚已在担心他的情况，因为他的身体日渐消瘦。
另一方面，唐闻生充当了江青在外交部的耳目，协助江青知悉外交部的情况，以及打探周总理一派的活动。（当然包括我在内）
到后来，唐闻生更发展了王海容，外交部礼宾司的负责人以及毛泽东的孙侄女。这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的说话和行为挑骨头。她们两人年纪都约三十岁，在文革这场政治斗争中，竭力为毛、江、康生等人卖力。她俩是死死咬着我不放的可怕的敌人。
生活对我是复杂的，精神压力也是很大的。我现在协助外交部长黄华、副外长乔冠华和周恩来的特别顾问章文晋准备尼克松访华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访问后对外发表的联合公报。（即后来的上海公报）这份公报是到现在为止的中美关系的起点和基础，而其最初的草稿是由基辛格拟定的。
此时，毛泽东仍在锻炼身体以便能够站起来，及和尼克松进行会谈，而周恩来则召集他的团队做好准备，以使这个访问成功。一天，他集合我们，就过去的中美关系给我们作一个长篇的演讲。他说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一开始便是天然的盟友，但是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总是发生了阻滞而让机会溜走了。他希望这次走得正确。他提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将军，这两国将军都曾经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服役于中国。史迪威将军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权并无好感。赫尔利将军是一个吹牛的人，他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突然造访延安。1945年，毛泽东、周恩来曾托赫尔利带信息给罗斯福总统：他们愿意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和罗斯福总统会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到华盛顿去。当时，史迪威正在生病，由赫尔利递信是最方便的选择。苏联那时靠不住，毛、周认为和美国结盟是平衡苏联一个恰当的做法。可是赫尔利强烈反共，他没有转告信息，而罗斯福不久也去世了。
周说，另一个失去的机会是1949年刚刚解放后，那时苏联随同国民党逃走，反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大使留下来。司徒雷登向毛、周转告一个重要消息：美国愿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二十亿美元。这数额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例如中国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司徒雷登没有亲自转述这个消息，而是委托一个中间人，一个可以接近毛、周的中国官员。正当这人动身启程前往北京的当天，恰巧是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毛泽东宣布与苏联结盟，苏联援助中国三亿美元。因此，司徒雷登的信息从没有递交中国。他立即被召回美国，而杜鲁门总统领导下的国务院因「失去」了中国而受到国内强烈的指责。接着是韩战的悲剧，中美在战场上交手。1954年的日内瓦和平谈判，上演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周总理握手的一幕，因而中美关系无法发展。
但这是过去的事了，变化即将出现，而这变化在1972年二月廿一日的一个灰暗阴冷的早上由美国飞机空军一号降落北京机场而启开序幕。在场的人不多，只包括十余个我方人员和一群报馆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然而，这情景全世界都透过电视即时观看了。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他没有忘记一件事。较早的时候，基辛格曾就杜勒斯拒绝与周总理握手一事表示歉意，他也自然向尼克松提到这事。因此，尼克松着意创造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空军一号降落后，缓缓驶往欢迎区。当门打开后，尼克松一个人出现在舱门，步下舷梯。他之前吩咐他的整个代表团，包括他的夫人在内，暂时留在机舱内，直至他和周总理握手为止。这个握手是热烈的和经过刻意安排的。
我站在总理的身后右面。我记得尼克松说：「我这手是从太平洋另外一面伸过来，这是友谊之手。」尼克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意味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总理回答说：「总统先生，中国欢迎你。」然后他询问尼克松旅途是否愉快。接着是介绍第一夫人，此时尼克松的随从鱼贯而下走下舷梯。美国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正式开始。
第二天，全世界的报纸的头版都报导这历史性的时刻，并且登载着我俯身向总理耳边说话的图片。只有中国例外。在中国当时荒谬的政治气氛下，国内所有报章所刊登的图片，都把我抹掉了。而在我原先站着的地方，出现了王海容！
外交部这两个女人真是忙!
正如基辛格来访一样，我参加了所有总理和尼克松的会谈，至于毛主席和尼克松的会面，则由唐闻生做翻译。总理对这次尼克松的访华，照料可称无微不至，以确定这次外交活动的顺利和成功。我们知道尼克松故意隔开他的国务卿罗杰斯，不让他参加重要的会议。他着罗杰斯出席一些无关宏旨的会议，或应酬观光，而由他和基辛格出席和毛、周的会议。国务院和白宫不咬弦，这点罗杰斯也曾当着我的面前抱怨。如果让罗杰斯这样不开心返回美国，这对中国没好处，这将会影响中美未来的关系。总理要改变这个情况，但这样做的同时，又要避免开罪白宫。
在美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总理亲自检查尼克松和他的随从下榻的地方。他不想重复上次基辛格的情况，那时他们的房间贴满了反美标语。罗杰斯在上海逗留时，他的房间原是分配在一座饭店的十三楼，我告诉总理美国人对十三认为不吉利：「许多大厦都没有十三楼。」总理于是吩咐立即给罗杰斯调换。他甚而特别私人邀请罗杰斯午饭，由我陪伴和翻译。总理对待这位国务卿有如尊敬的朋友，并感谢他对促进中美相互了解的贡献和致力于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成功。罗杰斯指出联合公报最后草稿中的一个错漏，让我们得以及时改正。
尼克松访华可称成功落幕，此事可暂时告一段落。然而，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情，对我的健康损耗甚大。虽然我看起来高大健硕，并且发育的时候在美国，营养丰富，但是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却体质欠佳，故此我有时担心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候倒下来。我因此从翻译的位置上正式退下来，只做文件工作，为中美正式建交和中国返回联合国作准备。
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仍然以一个较为隐蔽的方式继续着。那两个女人—她们现在已成为毛主席其中几个最受保护的人了—仍然在外交部工作，并集中火力对付我和其他跟她们不同路的人。她们的动机阴险、手段狡黠，擅于拉一派打一派。她们在总理的眼皮下胡作非为，其能够如此，全赖江青给她们壮胆，而江青已被公认是头脑发疯、难以应付的人。
江青喜欢看西方电影，特别是莎莎嘉宝当主角的电影。当她看这些电影时，有时找我做翻译。我坐在她沙发旁边的一张小凳上，她完全不跟我打招呼或说话，除非批评我太大声或太小声。关于她的古怪、不正常的行为以及她待人的态度，已经有许多故事流传。开罪她可不是好玩，意味流放或坐牢，而外交部这两个女人是她的帮凶。
我早已升了职，成为外交部翻译部门的副主任。有一天，我被通知我需要接受农民的另一轮的教育。我知道谁在背后搞鬼。我将被下放到农村去「清除隐藏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我唯一的希望是地点不要太过偏远。结果，我被派往山西省我原省籍—的五七干校，那是很不错的了。
我在五七干校蹲了不太长的时间，又是周总理救了我。他来到外交部，问：「小冀到了哪里？我要找他!」于是1972年的夏末，我又回到了北京。在返回北京的旅程中，我顺道探访凤阳的老家，那个我在1938年离开的乡间。在凤阳，我受到了党和机关的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他们知道我为总理工作，也从报纸上看过我站在毛泽东右面的图片。我在那家三十六年前逃离日寇之前住过的屋子过了一夜，感觉好像回到家里一样。我回家乡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拜祭我的祖父。他在我们赴纽约前住在汉口时那一年逝世。我的哥哥返回中国后，几经艰辛把祖父的骸骨从汉口迁回家乡去，那是一个近着镇市中心的务农区域。
当我向凤阳县的官员表达我的意向，要到墓地拜祭我的祖父时，他们涨红了脸，抱歉地告诉我，我爷爷的坟墓在文革的早期已给红卫兵砸了。和其他地主的骸骨一起，我爷爷的遗骨被打碎，被风吹掉。他现在已尸骨无存，是文革的另一受害者。我抱着遗憾的心情返回北京。
虽然原则上我在翻译的岗位上退下来，但我仍然继续给周总理当英语翻译。此外，我还是外交部翻译部门主管的副手，协助整理重要文件。在此期间，基辛格多次造访中国，为中美两国的建交商讨细节，包括各在对方首都设置大使馆。周总理和基辛格两人现在是老朋友了。周欣赏基辛格的智慧、幽默和客观的做事方法。基辛格处事实际，不受意识形态所束缚。讽刺的是，基辛格的非美国背景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美国代表。他的犹太父母逃离纳粹德国，来到纽约，比我们为逃避日寇到达同一个城市早一年。我们三个人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开会的时候大家是客气和诚恳的。我们没有像韩战的谈判那样，互相拍桌子漫骂。
1973年春季某一天，当我在一个庆祝妇女节酒会上为总理翻译时，总理趁无人的时候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要派我到美国去，作为在华盛顿建立联络处的先头部队。我私下曾期望有这个机会，但这消息的到来确让我雀跃万分。经过了二十年的分隔，我终能够重回我另一个心爱的地方。还更高兴的是，毛主席同意我的内子随我出发。
（来源：转自冀朝铸自传体英文回忆录，书名是《The Man on Mao'sRight》（《毛的右臂》），美国蓝灯社出版（Random House，Inc．，NewYork，2008））。
